历史意识并不是史学家所独擅的。在文明时代，史官、史家或因其职责的专长，或因其有崇高的使命感与浓厚的兴趣，在自己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中，以及在继承前人思想遗产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培育起更高层次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在他们的著作和言论中反映出来，便转化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这是史学家对于社会的特殊贡献。人是在社会实践中生活、生存和繁衍的，社会实践对于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社会实践的观点来看，人们的历史意识只有反作用于社会实践时，才会由精神财富转化为物质财富，从而获得更大的价值。因此，历史意识同社会实践的结合，也就不只是史学家的任务，而是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思想家、教育家以及一切拥有历史知识的社会成员的共同任务。前引《尚书·盘庚》中盘庚关于为什么迁殷的谈话，可以认为是这方面较早的一个实例。盘庚迁殷自有种种客观原因，但他在说明这一重大决策时，历史意识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商鞅变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过程中发生在秦国孝公时的一个重大的决策。这个决策是经过激烈的辩论才确定下来的，史载：秦孝公任用了卫国人商鞅（原称卫鞅），商鞅主张变法，孝公有些犹豫，于是同商鞅、甘龙、杜挚等讨论是否变法之事。商鞅同甘龙、杜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卫鞅曰：“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智]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孝公曰：“善。”

经过辩论，秦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41]。商鞅是这场辩论的胜利者。从上述的辩论中可以看出，商鞅用以支持自己主张“变法”“反古”，反对“缘法”“法古”“循礼”的一个重要根据，是他对历史的解释，即“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这是说的夏、商、周至春秋时期的王、侯，都不是实行完全相同的“礼”“法”而统治天下或称霸诸侯的；所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就是对这一根据的理论概括。

尊重历史而又不为历史所拘，并从历史的启示中获得指导社会实践的智慧，这就是人们的历史意识同人们的社会实践结合的真谛。

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后来商鞅本人虽遭车裂而死的悲剧，而秦国的历史却演出了成功的喜剧。

秦国的历史发展，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废分封而立郡县时，达到了极盛时期。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这是秦始皇巩固统一的重大决策之一。这个重大决策的确定，也是经过一番辩论的，也反映了历史意识同政治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积极作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军在灭燕后一举灭齐，最终削平东方六国，统一天下。于是丞相王绾提出建议：请立始皇诸子为王，以治燕、齐等地，理由是“不为置王，毋以填之”[42]。这是要恢复西周的分封诸侯的旧制。秦始皇让群臣讨论，群臣都赞成王绾的主张。这时，廷尉李斯出来反对，他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这是看到了历史上分封制所导致的后果，提出在统一后的全国范围内确立自商鞅变法以来开始实行的郡县制。听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后，秦始皇发表了一段很精彩的谈话，他说道：“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43]秦始皇深知统一事业的艰难，从政治上看到了“天下共苦战斗不休”的历史根源，因而采纳了李斯的建议。郡县制的设立，从此确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历代虽有异议和局部的反复，但没有根本的改变。而当时李斯对形势的估量和秦始皇的雄才大略，跟他们对历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

深刻的历史意识也并非为高层的统治人物所专擅，一个普通的人也会因有深刻的历史意识而提出对重大政治决策有价值的建议。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即帝位于汜水之阳，同年建都于洛阳，群臣无异议。恰在此时，有一个叫娄敬的戍卒，从齐地前往陇西戍守，途经洛阳时，停了下来，解下拉车的辂子，提出要面见皇帝。刘邦召见了他，并“赐食”。饭后，刘邦问他因何事求见。娄敬说：“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刘邦说：“然。”于是娄敬很详细地向刘邦讲述了周朝兴起的历史，以及营建东都洛邑（即洛阳）的原因，认为洛阳这个地方为“天下之中”，“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周朝兴盛时可以作为都城，后来衰落了，朝廷也就不能据此而控制天下。娄敬进而指出，现在汉朝刚刚建立，天下形势尚不安定，不应“比隆于成康之时”。因此，他建议刘邦建都关中，他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刘邦问群臣有什么看法，“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后来刘邦于犹豫之中听到张良“明言入关便”，便毅然采纳了娄敬的建议，“即日车驾西都关中”。司马迁非常感慨地评论这件事情，他写道：“夫高祖（即刘邦）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即娄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44]司马迁所说的“智”，包含对客观形势的估量，也包含从历史中汲取的智慧。

像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真是不胜枚举。由此可以看出，人们的历史意识对于社会实践是多么的重要。

历史意识同社会实践的结合而产生积极的作用，通常表现为历史知识的运用和历史观点对于社会实践的影响。这主要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一方面是对社会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的分析、解决产生作用，如上文所举秦朝政治体制的确定和西汉都城的选择，是属于这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是对社会实践中所遇到的一般问题即带有普遍性问题的分析、解决产生作用，如上文所引商鞅说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这就是从丰富的历史知识中总结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认识了。历史意识同社会实践的结合还有一个方面的作用，就是历史的社会教育作用。中国古代人们很早就有了这样的认识：“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45]这里说的“德”，应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概念，它应包含知识、智慧方面的因素，但品德仍应是其基本的内容。从个人品德修养来说，明是非、别善恶，是基本的要求；从社会道德的培育来说，这就是后来史学家说的“树之风声”。随着文明的发展和历史知识的积累，“前言往行”也越来越具有丰富的内容，历史教育的范围更广泛、形式也更加多样了。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本书在后面还要作专门阐述。

中华民族所具有的深刻的历史意识，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对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我们考察这一问题的时候，会极其自然地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代中国人应具有怎样的历史意识？这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首先，要对前人的历史意识有所了解，有所认识，这不应只是外国学者所关心、所研究的问题，这首先应是中国人所关心、所研究的问题，并从中获得更多的教益。

其次，要以当代的认识水平、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人类历史首先是中国历史做进一步研究，提出更多新的、科学的认识，这是当代中国人在历史意识上得以超越前人的前提。

最后，要从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中，估量我们的国家、民族所面临的任务，增强对于历史前途的信心。

[1]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110页。

[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中译本序，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ⅹⅲ页。

[3]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作者序，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ⅹⅵ页。

[4]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作者序，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8页。

[5] 郭沫若认为，商代甲骨文已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在此之前当有更早的文字存在。近些年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中，也有提出寻找夏代文字和炎黄时代古文字的认识。这些判断和认识，尚有待于更多的新发现和艰苦的研究加以证实。

[6]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7] 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09～450页。

[8]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页。

[9] 参见马克思：《路易士·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5页。

[10] 参见茅盾：《神话研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3～4页。

[11] 《韩非子》卷十九《五蠹》，王先慎集解，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39页。

[12] 《韩非子》卷十九《五蠹》，王先慎集解，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39页。班固等：《白虎通》卷二“号”，陈立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2页。

[13] 《周易·系辞下》，《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6页。

[14] 班固等：《白虎通》卷二“号”，陈立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1页。

[15] 《商君书·画策》，严万里校，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1页。

[16] 《淮南子》卷十九《修务训》，高诱注，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31页。

[17] 《左传·昭公元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10页。

[18] 《论语·泰伯》，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4页。

[19] 《淮南子》卷八《本经训》，高诱注，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18页。

[20] 《诗经·商颂·玄鸟》，《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22页。

[21] 《国语》卷四《鲁语上》，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6页。

[22]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页。

[23] 《论语·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28页。

[24] 《孟子》卷五《滕文公上》，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8页。

[25] 《尚书·盘庚》，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2页。

[26] 《诗经·大雅·**》，《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54页。

[27] 《尚书·召诰》，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8～190页。

[28] 《尚书·酒诰》，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9页。

[29] 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5页。

[30]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19～1520页。

[31] 《左传·昭公十七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91～1392页。《左传·昭公十八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94～1395页。

[32] 《论语·述而》，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2页。

[33] 《韩非子》卷十九《五蠹》，王先慎集解，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39页。

[34] 以上所引均见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

[35] 扬雄：《法言》卷九《君子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页。

[36]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六百二《文部》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709页。

[37] 王充：《论衡》卷二十九《案书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3页。

[38] 陈寿：《三国志注》卷六《魏书六》，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80页。

[39]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40]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88～3292页。

[41] 以上均见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29页。

[42]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9页。

[43]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9页。

[44]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16～2726页。

[45] 《周易·大畜》，《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