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意识的民族。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伟大的精神力量，同时也转化为伟大的物质力量。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深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它的现实的生命力。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之一，也是它的优点之一。

在远古时代，先民的历史意识通过传说反映出来。在文明时代，人们的历史意识的发展，蕴含在史学发展中。史学对于人们具有不可缺少的重要性，这是根本的一条。古人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1]，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通过史学，人们可以认识过去，审视现实，观察未来。作为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历史运动，过去，现实，未来，是一线贯穿下来的。史学作为人们对它的认识和记载，通过世世代代的积累和发展，也是一线贯穿下来的。历史运动决定着史学活动，史学活动反映着历史运动。如果没有史学活动的存在和发展，那么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将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人们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也将是茫然的；人们对于自己的历史责任、社会责任、人生价值，也就难以得到正确的说明和自觉而积极的实践。唯其如此，史学“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的思想传统，确乎是今天我们应当继承、发扬的。

中国史书，源远流长，积累丰富，为世界各国所罕见。7世纪成书的《隋书·经籍志》，以经、史、子、集四部著录历代典籍。其中，史部书分为13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18世纪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亦以四部著录群书，其史部则变化、增益为15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不论是《隋书》还是《四库全书》，在经、子、集各部中，也还有为数不少的史书或与史书有关的书著录在案。过去，人们常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形容史籍的丰富，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如此丰厚的史学遗产，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隋书·经籍志》借用《礼记》上的两句话“博闻强识”“疏通知远”来说明史官、史家的功底和器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援引《易经·系辞》中说的“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这两句话来概括古今史籍的特点和作用，认为“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2]。这些认识，包含了古人历史意识中的某些真知灼见，而从史官、史家的历史意识到史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意识，则表明了历史意识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影响的扩大。如果说“博闻强识”主要是指人们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的话，那么“疏通知远”就反映了人们认识历史的器局和对于历史知识、历史智慧的运用。所谓“记注藏往似智”“撰述知来拟神”，也是指这个意思。简言之，人们主要通过史学“疏通知远”，“藏往”“知来”，以求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社会作用。尽管古今历史面貌、时代特点已有变化，但这个道理却是古今相通的。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学家们越能对历史的进程做实事求是的描述和科学的解释，使人们对历史前途充满信心，确立乐天奋进的历史观和人生观。在这方面，历史科学承担着别的科学门类所不能代替的任务。这应是现时代的新的历史意识。

有一种观点叫作“克服历史”，认为“我们一切困扰就在于我们有历史的负担”。这是关于历史与现实之关系的一种看法。我本人不认为这种看法是可取的。因为：第一，历史并不只是指的过去，它是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任何人都在历史中活动，都不可能去“克服历史”。第二，已经过去的那一部分历史所留给人们的，并不全是“负担”；而任何时代的人们的任何新的创造，都只能以其所接受的历史遗产为前提。我们的任务是正确地认识历史，有效地利用历史遗产中那些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的积极因素，让它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

现代化建设是全方位的社会改革活动，无疑应有全方位的决策。历史学所提供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种种经验教训，对于这全方位的决策来说，是重要的、宝贵的。世世代代的历史学家从前人的得失成败中总结出来的思想和智慧，有些在今天仍具有新鲜的活力。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并不会因为其他科学的进步而黯然失色；相反，它因得以同其他科学的配合而显示出新的魅力。

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是要培养一代又一代具有更高认识水平和道德水平的现代公民，历史学在移风易俗、树之风声方面的作用，实在是具有战略的意义。

这本小书，依据中国古代丰富的史学遗产，试图通过深入浅出的叙述和阐释，来说明史学在人们思想历程的发展上所占有的位置，说明史学同社会、文化、人生的关系，从而说明史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现实、人生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对于促进社会进步所具有的特殊功能。

“彰往而察来”这个古训，也正是这本小书的撰述宗旨、作者的拳拳之意。

[1]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周振甫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9页。

[2]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