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一个具体的评价说起

中华民族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的民族。中国古代史学历数千年而绵延不绝，史家、史著代有新出，史观、史法不断进步，至近现代而有更大的变化与飞跃，正是这种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的民族特点的反映。

在西方思想史和科学史上，有两位名声显赫的学者曾惊叹于中华民族所具有的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一位是德国思想家黑格尔，他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1]另一位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

李约瑟，这位与20世纪同庚的学者，以其辉煌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7卷本和其他许多论著而享誉全世界。他对中国科学文化的热爱和卓识，博得了全世界科学工作者和所有中国人的尊敬。正如著名的中国科学家卢嘉锡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序文末了赋诗所吟的那样：“颂我古兮不薄今，烛微知著为求真。辉煌七卷科学史，天下谁人不识君！”[2]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引用李约瑟的一段话，看看他是怎样高度评价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的。李约瑟写道：

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在古代和中世纪科学、技术和医学史上的作用，在过去30年间，经历过一场名副其实的新知识和新理解的爆炸。对中国人来说，这确实应该是一个理所当然值得自豪的巨大的泉源，因为中国人在研究大自然并用以造福人类方面，很早就跻身于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了。[3]

所谓“新知识和新理解的爆炸”，是指李约瑟和他的同事们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这一“知识王国”的奥秘的全面揭示；为此，人们不得不重新看待与评价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这一点，确实是中国人“理所当然值得自豪的巨大的泉源”。李约瑟对于科学的**极大地感染着中国人的民族**。

我们这里要讲的“一个具体的评价”，指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导论》的第5章中，讲到司马迁关于商代历史的撰述时写道：

一般认为，司马迁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一千多年以前的史料来写历史。可是，当人们从无可争辩的真迹——安阳甲骨文——中清楚地找到商代30个帝王中的23个帝王的名字时……大家可以想象，许多人该是何等地惊异。由此可见，司马迁一定拥有相当可靠的史料。这一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也说明商代是完全应予承认的。[4]

李约瑟在说明商代历史是否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时，根据充分的事实而提出了“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这个观点。他这里说的“深刻的历史意识”，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中国人拥有古老的文字记载，具体所指即“安阳甲骨文”[5]。因为这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所以他称之为“无可争辩的真迹”。安阳甲骨文也称殷墟卜辞，是商代王家贞卜的记录，其记事年限从盘庚迁殷到殷商晚年。所记短则几个字，长则几十个字，最多的有一百几十个字。因刻于龟甲和兽骨上面，故近人称为甲骨文；又因其出于贞卜所得，故称卜辞。甲骨文所记内容，多与生产、戎事、祭祀有关，包含了时间、地点、人物及其活动。尽管甲骨文在当时来说，还不是有意识的历史记载，但它反映了王家的一些情况，且又具有后来历史记载的基本形式，因而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之一。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当甲骨文被作为文书档案而集中保存时，无疑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历史意识。

第二层含义，中国史学家拥有可靠的史料来写历史，具体所指即司马迁对商代历史的撰述。司马迁写《史记》，态度是极严肃的。他对于所叙述的历史，大多说明史料的来源。具体说来，他在《史记·殷本纪》后论中指出：根据《商颂》写商代始祖契至商王汤的事迹，而根据《尚书》《诗经》记汤以后史事。他在《史记·三代世表》序中指出：《谍记》这部书，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但与其他古文典籍不符，故不可取；于是乃根据《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而作《三代世表》。集世，是编次世系。共和，指西周国人赶走周厉王，由周公、召公共同代行王政（一说系共伯和代行王政），史称“共和”，这是中国历史有准确纪年的开端，时为公元前841年。在这篇序文中，司马迁还称道了孔子对于历史年代“疑则传疑，盖其慎也”的严谨治学态度。司马迁在《史记》的其他许多篇中，也是这样做的，有时他还运用从实地调查所得来纠正前人记载或传闻的讹误。他对待历史撰述的这种认真精神及其所著《史记》，受到后人很高的评价，称他“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6]。司马迁对待历史撰述的态度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史记》则当之无愧地成为历代史家著史的楷模，而“太史公”则成了后人对司马迁景仰、崇敬的专称。正因为如此，李约瑟从司马迁写商代历史中升华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这个认识，不仅指出了中国史学上的一个优良传统，也道出了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一个特点，具有非同寻常的认识价值。

至于李约瑟说的“清楚地找到商代30个帝王中的23个帝王的名字”，他是依据《史记·三代世表》所记自汤至纣30个王说的；找出23个王的名字，则是主要根据近代史家王国维的考证成果说的。王国维的考证成果，见于他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两文。[7]王国维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同《史记·殷本纪》《史记·三代世表》《汉书·古今人表》结合起来考证，文末附有《殷世数异同表》。甲骨文最初出土于今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被发现，在地下掩埋了三千多年。这是司马迁不曾见到的古文字记载，王国维据此经过考证而与《史记》所记商代历史相印证，这确是令人惊异的事情！王国维是近代新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了中国古代考据学尤其是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优良传统，并把近代考古发现同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进行历史考证，从而把传统考据学推进到新的阶段。他对于殷和西周历史的考证成果，在中国近代史学上占有重要位置。王国维的考史成果表明，中国考史学派以其独特的方式即对于历史事实和历史文献的缜密考证，从一个方面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史家的深刻的历史意识。这可以用乾嘉时期考史学派大师钱大昕的两句话来概括，他说：“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8]求真、求美、求善；把历史撰述视为千载之业，视为史学家对历史承担的崇高责任，这是何等深刻的历史意识啊！

从李约瑟对司马迁所写商代历史这一具体评价中，我们不由得产生许多联想、许多思考：

——作为一个民族，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说明这个民族懂得珍惜自己的历史，“彰往而察来”，在认识历史的基础上创造未来。

——从精神世界来看，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说明思想发展的历程始终带着鲜明的世俗性质和人文性质，重人轻天的思想和孔子的“人”学思想，是这方面的最古老的优秀遗产。

——从史学发展来看，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说明史学家历史观点的进步、社会责任的意识、自我修养的要求等，除了社会历史的种种原因推动之外，还有思想传统的深刻影响。

正因为这样，我们把李约瑟关于“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这一具体评价，列于本书开篇加以阐述，以表明它对于本书撰述宗旨的重要性。

从唯物的观点来看，人们的意识是由人们的存在产生出来的，存在是意识的本原。人们的物质存在的发展，推动了人们意识的发展。历史意识的发展，也同样遵循这一客观规律。

在以下各节，我们将简略地考察中国古代人们历史意识的发展历程，以及它对于社会实践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