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要在两个方面做出新的努力。一方面是要有新的世界眼光，另一方面是要更加自觉地彰显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将会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并使其以更大的步伐迈向世界。

史学工作者的世界眼光和彰显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关键在于史学工作者高度的自觉意识。

（一）关于世界眼光。依我的肤浅认识，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加以强调。

首先，中国史学家的世界眼光，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司马迁著《史记》，写张骞通西域，到达大夏、康居、乌孙[204]；又写到张骞见到身毒（天竺）的物品，并打听其所在地等[205]。范晔著《后汉书》，涉及域外史事甚多，他关于“倭国”的记载，成为今人研究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欧阳修、宋祁撰写的《新唐书》，在《西域传》中写到天竺、师子、波斯、大食等域外风貌等。[206]正史如此，即使是私人撰述，也多有涉及域外史地的。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杜佑《通典》中引用杜环的《经行记》[207]，以及元代徐明善撰写的《安南行记》、周达观撰写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撰写的《岛夷志略》（原称《岛夷志》）等，都广泛地涉及域外的历史地理面貌。

近代以来，史学家们的世界眼光有了新的发展。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王韬的《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都是史学家们在自觉的世界意识下撰写的世界史和国别史著作，成为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标志之一。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可以说是面向世界的史学。西方的欧美史学，东方的日本史学，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史学，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其次，主体意识的变化。从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来看，史学家们的世界眼光，虽有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但总的说来都是在“以我为主”的历史视野下发生和发展的。而20世纪的中国史学，尽管面向世界的规模扩大了，但“以我为主”的视野却发生了变化，太多以他人为主，即以我们自己的史学去适应他人史学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得与失兼而有之。所得者，在历史观、方法论方面，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失者，中国史学的历史传统和民族风格未能得到相应的发扬，优秀的史学遗产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也有值得后人反思的问题和空间。

最后，什么是新的世界眼光？当世界历史进入21世纪的时候，尤其是中国史学工作者在经历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巨大变革的今天，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世界眼光势必有新的发展、新的取向和新的视野。是否可以认为，这种新的发展、取向和视野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一般性的引进和模仿，走向合理的引进和理性的借鉴。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史学家们在更高的层次上“以我为主”的自觉的世界眼光的反映。换言之，中国史学家已经走过了“拿来主义”的阶段，从而走上择善而取之的路向。这是对于“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更深刻的认识。

第二，在对外国史学的借鉴过程中，中国史学家在世纪之交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辨析能力，越来越显示出其高水平的学术含量，从对外国史学的一般性介绍走向研究和判断的层面，从而提供了中外史学家真正“对话”的可能和前提。

第三，中国史学家将更加意识到，在考察外国史学的历史和现状时，应当把中国史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为参照物；反之，在考察中国史学的历史和现状时，应当尽可能地把外国史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为参照物。这种互为参照物的方法和视野，才是真正的世界眼光。在这方面，中外史学家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发展的空间很宽阔。应当强调的是，对于中国史学的历史和现状，外国同行和公众确有进一步了解、认识的必要。这是外国同行所要做的工作，而中国史学家也应为此提供准确的信息和必要的条件。在这里，所谓“世界眼光”，更能表现出一种平常的心态和实事求是的学风。

第四，新的世界眼光，还反映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即关注世界史学发展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写出了《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就关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探索新概念和新方法、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历史学的新领域，以及国别史、比较史学和“元历史学”等问题做了阐述和分析。20世纪80年代，此书被译成中文在中国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足以表明中国史学家对世界史学发展趋势的关注。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家对“趋势”的关注与日俱增，其具体表现在对“全球史”问题、环境史问题、后现代思潮对历史学的影响问题等许多前沿问题上，都敏锐地做出反应，提出了中国史学家的独立见解。这种对“趋势”的高度关注和学术热情，必将促进中国史学家以更大的步伐参与到对“趋势”的认识和把握的行列，并发挥应有的学术作用。

（二）关于中国特色。诚然，当中国史学家以新的世界眼光看待当今世界史学的时候，势必也会以同样重视和严谨的态度对待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史学，追求历史的真相和发挥其社会功能方面，是其普遍的本质和品格。但由于各国、各民族历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都是具体的或特定的，且又多有自己的传统，故而必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风格。就中国史学来说，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的连续性，是中国史学最突出的特点。就目前考古学成果所确认，甲骨文记事是中国现在所知最早的历史记载，《尚书》中有的篇章大致与此时代相仿佛。西周时期，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出现了“国史”的撰述，虽其名称各异，但从《春秋》《左传》《礼记》等文献来看，“国史”记事与撰述原则当大致相同。“国史”出于官修，而自孔子据鲁史作《春秋》，则首开私人撰史的先河。此后，官修、私撰连绵不断，相得益彰，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两大脉络。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著史蔚为风气；而唐初设史馆撰写前朝史与本朝史，则把官修史书推向**并进而形成制度。这种重视修史的传统，直至明清而不曾中断。史家的层出不穷和史著的丰富积累，为中华文明之连续发展的历史，留下了翔实的记录，成为世界史学史上的宏伟奇观和伟大创造。中华文明的发展不曾中断，记述中华文明发展史的中国史学两千多年来不曾中断，这是世界文明史上所仅见的。

中国史学在两千多年前确立了人本主义传统，这是中国史学之民族特点的又一个突出表现。中国古代史学重视天人关系的探讨，人们在关于“天命”与“人事”、“天道”与“人道”之关系的漫长的思考之后，到了司马迁撰写《太史公书》即《史记》时，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的基础。《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综合而成，史学上称为纪传体。纪传体史书的特点，是以人物为记事的中心。《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行事，表明司马迁不仅认识到而且在历史撰述中充分反映出人在历史中的中心位置。其后，历代“正史”都以纪传体为撰述宗旨，从而贯穿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可以认为，在历史撰述中写出了成千上万的各阶层代表人物的历史活动及其作用，中国史学的这一特点在世界各国史学发展上是罕与其匹的。

内容的丰富性和体裁的多样性的结合，也是中国史学民族特点之一。中国有三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自秦朝以后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内容非常丰富。对于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中国史学在历史编纂方面有广泛的创造，以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从历史内容来看，唐初成书的《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史部书，按内容分为13类。从史书体裁来看，《春秋》《左传》开编年体史书之先河，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是纪传体史书的前驱，杜佑的《通典》创制度史规模，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立纪事本末体史书之体例，都是源远流长，传承不断。此外，民族史、学术史、传记、史论、史评、史注、史考、长编、笔记等，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构成了中国史学遗产的宏伟的宝藏。举例来说，如关于纪传体史书，刘知幾这样概括它的内容，指出：“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208]又如，关于不同体裁的通史所记述的历史内容的特点，章学诚做了这样的概括，他写道：“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至于高氏《小史》、姚氏《统史》之属，则撙节繁文，自就隐括者也。罗氏《路史》、邓氏《函史》之属，则自具别裁成其家言者也。范氏《五代通录》、熊氏《九朝通略》，标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李氏《南北史》，薛、欧《五代史》，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其余纪传故事之流，补辑纂录之策，纷然杂起，虽不能一律以绳，要皆仿萧梁《通史》之义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别，不可不知也。”[209]由此可见，把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多样的史书体裁结合起来，以反映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国史学家显示出可贵的创造才能。

中国史书的文字表述，不论在语言艺术方面，还是在文风传承方面，更是鲜明地反映出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春秋》在遣词造句上的用例，《左传》的擅长写辞令，《史记》的写历史场面和种种人物的特征，《资治通鉴》的写战事过程及胜败之机等，都是准确而凝练，真实而生动。用晦、尚简、两两对照、寓论断于序事之中，是这方面的几条基本经验。[210]

中国史学还有一个突出的民族特点是应当予以重视的，这就是它的理论成就。在历史理论方面，中国史学重视天人关系、古今关系、时、势、理、道的探讨，同时在国家职能、民族关系、人物评价标准、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之关系等方面，都有许多真知灼见。在史学理论方面，唐人刘知幾所著《史通》、宋人编纂的《册府元龟·国史部》、清人章学诚撰写的《文史通义》等书，提出了几十个史学方面的范畴或概念，显示出了中国史学发展中对于自身反省和总结的自觉性及理论上创造精神。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家不离事而言理和对于重大理论问题的连续不断的探讨，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家的思维方式、语言风格和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特点。[211]

在21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怎样以新的世界眼光看待史学的发展，怎样使中国史学带着自身的民族特点参与21世纪世界史学的建设和创造，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就世界眼光来说，是一种开放意识；就民族特点来说，是一种主体意识。应当强调的是，在当今中国史学的发展中，如何在世界眼光的视野下合理地彰显中国史学的固有特点，既使中国史学的特点有其连续性的新发展，又使外国同行对中国史学的特点之本貌有基本的了解，这对于中外史学的交流和对话，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