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姚莹和夏燮史学的一点启示[184]

姚莹（1785—1852年），安徽桐城人，字石甫，号明叔、展和，晚称幸翁。夏燮（1800—1875年），安徽当涂人，字谦甫（一作嗛父），又字季里，别号江上蹇叟、谢山居士。他们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史学发展新趋势中的两位杰出的皖籍史家。

姚莹和夏燮的史学之共同的特点是：审势察几，据事直书，寄深忧于硕画，存信史于纪事，饱含经世之旨，洋溢爱国之情，在中国近代史学起步之时，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此，学界多有评论，本文不再重复。这里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姚莹和夏燮史学的一点启示。

一、鸦片战争与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趋势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事变，极大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中国史学的发展，由于历史的剧变而出现了新的趋势。强烈的时代特色和鲜明的民族意识，是这一新趋势的主要内涵，而救亡图强的爱国精神则是其核心。

从史学思想和历史撰述来看，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趋势的主要标志是：

第一，重视鸦片战争史的撰述。对于鸦片战争及其结局，史学家们痛定思痛，乃纷纷记述其经过，评论其因果，为的是有助于人们总结经验教训，增强忧患意识，“防患于未然”，“补过于来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魏源撰写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撰写的《夷氛闻记》、夏燮撰写的《中西纪事》。这三部书除有共同的旨趣外，也有各自的特点。《道光洋艘征抚记》重在用历史事实说明，欲求自强御侮之道，必须“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并指出尽快做出抉择的紧迫性，强调“时乎时乎，惟太上能先时，惟智者能不失时；又其次者，过时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补过于来者”[185]。魏源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战略原则及其紧迫性。同《道光洋艘征抚记》从政治和军事着眼不同，《夷氛闻记》一书着眼于从经济上揭示出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鸦片战争的深层原因，并根据英国殖民主义者攻据印度海口“凡租地开花取液出口，四征其税，所以资于鸦片者甚厚”的历史事实，论证其“争市侔利，倾国以求尝试”之侵略中国的方针不会改变，驳斥主和派、投降派的种种谬说，歌颂了主战派和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中西纪事》以纪事本末体记述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史实，这是它在内容上、形式上不同于《道光洋艘征抚记》和《夷氛闻记》之处；在撰述思想的侧重点上，它是要达到反映出“中西争竞之关键”以备“异日史家之采择”[186]的双重目的。

第二，重视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鸦片战争的结局与《南京条约》的签订，国人无比震惊；国土意识、中华民族之整体的民族意识，都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有了新的觉醒。史学家们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孜孜于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正是这种觉醒的有力表现之一。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姚莹的《康輶纪行》是这方面的几部杰作。《蒙古游牧记》一书，以方域为骨骼，以史实为血肉，记述了内外蒙古自古代迄于清道光年间的地理沿革和重大史事，“尊宠命”“志形胜”“贵朝宗”，尤其“详于四至、八到以及前代建置”，其主旨是“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187]。《朔方备乘》一书，着重考察东北、北方、西北的边疆沿革、攻守形势和中俄关系的历史，作者的撰述宗旨是“旁搜博采，务求详备，兼方志外纪之体，揽地利戎机之要”。作者认为，“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188]。《康輶纪行》是一部关于西藏历史、地理、政治、宗教、戍守的札记体著作，对于外国史地、政治以及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领土亦表示关注和忧虑。因作者有抵抗英国侵略军的实际经历，故于“留心世务”反复致意。这三部书所关注的边疆史地诸问题，均可谓远见卓识。

第三，重视外国史地的研究与撰述。鸦片战争使国人感到震惊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以外的世界，竟有能够制造坚船利炮的国家，中国的士大夫们确有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之悲了。于是先进的中国人产生了了解世界的要求，而林则徐则是较早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他主持编写的《四洲志》是中国人关于外国史地撰述的先驱。此后，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先后问世，蔚然大观，影响所及，超出中国，成为中国近代史学走向世界的开端。《海国图志》按亚洲、澳洲、非洲、欧洲依次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反映了东方学者的世界眼光，而“御侮”的撰述宗旨和科技所占的分量，都十分突出。魏源在《原叙》中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叙》中说；“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他认为这是中国士大夫的悲哀，强调了了解外国历史、现状的必要。魏源、黄遵宪的这些认识，反映出了当时史家关于外国史地撰述的基本宗旨。

以上这几个方面所汇聚起来的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趋势，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的时代特点和志士仁人救国图强的愿望，在中国史学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姚莹史学的近代意识

姚莹和夏燮，都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史学发展新趋势中的优秀史家。他们的史学，在其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都反映着这一新的趋势。同时，他们的史学，也都有自己的特点。

姚莹史学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近代意识。

首先，姚莹较早地意识到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野心和危害。他自述道：“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著论于《识小录》矣。”[189]这是指嘉庆十四年（1809年）姚莹作为百龄的幕僚相随入粤，目睹英军屡屡在广东海面武装挑衅；姚莹为协助粤督防备英军挑衅，乃购求外国书报，了解“夷情”，其《识小录》便是此时所撰，而内容则多涉及边防与外事。后来他到台湾任职，并于道光九年（1829年）撰成《东槎纪略》一书，反映了他对台湾事务的关注。鸦片战争期间，他又直接率军抵抗英军的入侵，捍卫了祖国的领土。这些亲身经历，使姚莹对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领土，始终抱有极大的敏感和深切的忧虑，而以英国殖民主义者对西藏的窥伺最为关注。可以认为，他的《康輶纪行》一书，主要即为此而作。诚如他在《〈西藏外各国地形图〉说》中指出：英吉利在“东印度全境已据其七八”；“先是哲孟雄与披楞隔界有大山，甚险阻，无路，有一线道可容羊行。近为英人所据，屯兵其上，凿宽山道，可以长驱抵藏矣”；“近年英、俄二夷，在西北二印度之间构兵，盖俄罗斯之垂涎印度，亦犹英吉利之垂涎前、后藏也。今为此图，俾吾中国略知其形势云。”[190]从19世纪40年代起，这始终是姚莹最关注的问题，并贯穿于其论著之中。

其次，姚莹出于对外国侵略者的深刻认识，故而十分重视边疆事务，重视对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他在鸦片战争前撰写的《东槎纪略》，详述台湾的防务、关隘、里道、开发及治台方略，显示出对国家东南之海上屏障的重视和远见。书中《筹建鹿耳门炮台》一文，系转录道光四年（1824年）观喜等人“上议建炮台于鹿耳门”文。其文开宗明义写道：“台湾孤悬海外，屏幛四省。郡城根本重地，设险预防，尤为紧要。”[191]在《台湾班兵议（上）》中，姚莹写道：自康熙朝管辖台湾以来，“于今一百三十三载。设立重镇，总摄师干，俾以专杀之典，为东南延海数十郡外藩。日本、荷兰无敢窥伺者，台湾之功也。”[192]这两段话，有力地表明了“台湾”在国家防务上的重要地位。姚莹在本书《自序》中说：“余以羁忧，栖迟海外，目睹往来论议区画之详，实能明切事情，洞中机要。苟无以纪之，惧后来者习焉不得其所以然，设有因时损益，莫能究也。乃采其要略于篇，附及平素论著涉台政者，而以陈周全之事终焉。世有审势察几之君子，尚其有采于兹。”十余年后，鸦片战争爆发，姚莹在台湾率军抗击入侵英军，功劳显著，其《东槎纪略》一书的远见卓识和经世价值，受到了严峻而有效的检验。姚莹友人吴德旋序其书曰：“石甫（姚莹字——引者）方以高才硕画，见重当世，造物者盖将有以大用之，非仅于此书为足自表见也。然即此而观，后之从事台湾者，必取其言以为鉴，岂非不朽之盛业也哉！”此论可谓知人知言。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姚莹的边疆意识和关于边疆史地考察之重要性的认识更加鲜明、更加深刻了，又以极大的热忱和深切的忧患撰写了《康輶纪行》。《康輶纪行》凡16卷，内容很丰富，姚莹自己概括说：“大约所纪六端：一、乍雅使事始末；二、刺麻及诸异教源流；三、外夷山川形势风土；四、人藏诸路道里远近；五、泛论古今学术事实；六、沿途感触杂撰诗文。”其中：一、二、四，多论西藏的历史、地理、宗教、戍守等；三，多论外国史地；五、六，多是学术与杂感，亦往往与西藏事务相关涉。姚莹对西藏史地、事务的研究，在认识上确有深入于《东槎纪略》的地方，如他在《诸路进藏道里》一文末了写道：“中国舆地，历代文人学士多详考之，本朝一统无外，殊方异域，皆我版图，况今夷务纷纭，岂可不于此加之意乎！”[193]“况今夷务纷纭”这6个字，足以反映这位史家深刻的忧患意识。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边疆史地的研究首先是为着时务的需要，不应仅仅视为书斋里的学问。他真诚地说：“疆域要隘，通诸外藩形势，尤为讲边务者所当留意，不仅供学人文士之披寻也。”[194]这些话，不仅反映了他本人经世之学的宗旨，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边疆史地研究潮流的宗旨。姚莹在此书的《自叙》中还写道：“昔苏子瞻在海南，杨升庵在滇，皆多所论著。莹何敢望前贤，庶贻同志明所用心而已。”这是他的谦辞，从时代意义和经世致用的价值上说，他已经超过“前贤”了。

最后，姚莹认为，要有效地抵御外侮和加强边务，必须认真了解外国、认识世界。这是姚莹从19世纪初开始几十年中所追求的。《康輶纪行·自叙》说：“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骛，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著论于《识小录》矣。然仅详西北陆路，其西南海外，有未详焉。及乎备兵台湾，有事英夷，钦奉上询英地情事，当时第据夷酋颠林所言，绘陈图说，而俄罗斯距英地远近，莫能明焉，深以为恨，乃更勤求访问。适友人魏默深贻以所著《海国图志》，大获我心。故乍雅之役，欣然奉使，就藏人访西事，既得闻所未闻，且于英人近我西藏之地，与夫五印度、俄罗斯之详，益有征焉。”这是他对自己几十年中所作努力的简要概括，这种意识，确是前人所没有的。他说《海国图志》“大获我心”，反映了他的欣慰之情。《康輶纪行》一书中，十几处提及《海国图志》，绝非偶然。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察边疆事务的过程中，致力于询访“西事”，正是姚莹治学的特点。故书中撰有《俄罗斯方域》《英吉利》《佛兰西》《英吉利幅员不过中国一省》等诸多篇目，以及外国地图的解说等篇目，涉及到描外夷山川形势风土”。姚莹认为，要了解外国、认识世界，当从留心外国文字入手。他从“外夷留心中国文字”的事实，论证这一必要性，从而语重心长地写道：“及秦、汉以来，天下一统，则昔之所要荒者，今皆吾接壤，直侯、甸耳，岂勤远略哉！谓固我屏藩，不劳师于异域可也，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平居大言，谓一事不知为耻，乃勤于小而忘其大，不亦舛哉！观英吉利、普鲁社、耶马尼之留心中国文字，日本、安南、缅甸、暹罗之讲求记载，是彼外夷者，方孜孜勤求世务，而中华反茫昧自安，无怪为彼所讪笑、轻玩，致启戎心也。然如西洋士罗所印，说英吉利留心中国史记、言语，亦不过十二人，礼拜庙中尚无坐位，岂叶公好龙，中外有同慨耶！余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今老矣，愿有志君子，为中国一雪此言也。”[195]这些话，反映了姚莹之史学的世界意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具有启发后人之价值。除文字外，姚莹还强调“详考外域风土”的必要性。他说：“习其山川，则知形势之险易；习其人物风土，则知措施之所宜，非如文人词客，徒资博雅助新奇也。故留心世务者，皆于此矻矻焉。”[196]他热忱希望人们致力于外域状况的考察，在“夷务纷纭”的年代，这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吴德旋称颂姚莹说：“石甫尝谓余：有志立言之士，遇所闻见，美恶皆宜据事直书，以寓劝惩之旨，乃克扶树教道，而有补于人心。读石甫之书，足以知其识之宏，而志之所存者远矣。”[197]经过历史的积淀，回首细察，我们从姚莹的“识之宏”“志之远”中，确能真切地窥见他的史学的近代意识。

三、夏燮史学的世界意识

夏燮的史学也具有近代意识，而其近代意识的突出之点即近代的世界意识。

同样是记载鸦片战争的历史，夏燮为自己的著作取名为《中西纪事》，这跟《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比较起来，其特点极为突出。它的思想倾向虽不如后者鲜明，但却显示出恢廓的视野。具体说来，夏燮是从中西关系这一大背景下来认识和撰述鸦片战争这段历史的。魏源著《海国图志》、梁廷枏著《海国四说》，也都是具有世界意识的史家；但在鸦片战争史的撰述上，夏燮是独具特色的。

其一，把鸦片战争放到中西关系中来考察。夏燮认为：“猾夏起于通番，漏卮原于互市，边衅之生，由枿于此。”[198]故《中西纪事》开篇即记“通番之始”。此篇详叙欧罗巴洲及其主要国家东来的始末，文中屡屡提到《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说明夏燮是深受它们影响的，但夏燮却是运用它们的某些材料来揭示鸦片战争的世界历史背景。

其二，从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传教和通商，揭示了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的必然性。夏燮以丰富的史实揭露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妄行传教”的活动，以至于传教士“皆与大吏分庭抗礼”[199]。而在通商活动中，西方国家亦往往提出非分之要求，动辄“连兵”入侵，以武力相威胁，以达到它们在通商中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尽管夏燮还不可能认识到这正是近代资本主义野蛮掠夺的强盗行径，但他客观上已从世界范围内揭露出这种野蛮掠夺的事实。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夏燮驳斥了所谓“中西之衅，自烧烟启之”的论调（这实际上是把鸦片战争的责任推到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禁烟派身上的论调），指出：“今载考前后，乃知衅端之原于互市，而非起于鸦片也。夫互市者，实中西交争之利，而关胥牙侩必欲专之。外洋因利而得害，乃思以害贻中国而阴收其利。”从“互市”即通商来揭示“中西之衅”即鸦片战争的深层原因，确是夏燮的卓见。“外洋”为了逐利而采用非法手段也是势在必然。当然，夏燮对“外洋”与中国通商本质上是为了“利”的认识，也还是有局限性的，因此他不免夸大了“关胥牙侩”在“中西之衅”中的作用。正如他在另一处所说：“即使鸦片不入中国，亦未能保外洋之终于安靖而隐忍也。且鸦片之来，亦为货物之亏折起见耳；货物不得其利，乃思取违禁之物以补偿之。”[200]夏燮一方面看到“外洋”之来中国通商，绝不会安分的，目的是为了“利”，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他认为“外洋”以走私鸦片求得“补偿”似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不对了。英国鸦片贸易史的本质，是不择手段地对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进行掠夺，“补偿”一说，不免失于幼稚。正因为如此，夏燮在鸦片走私的“源”与“流”的判断上，亦陷于失当。他认为：“西人之言曰：‘若想印度人不栽波毕（即罂粟——引者），除非中国人不食鸦片。’是则中国之害虽自外洋贻之，而外洋之利实自中国启之。”[201]其所引“西人”之言，恰是“西人”自我开脱之词。以此为据辨别“源”“流”，岂不谬哉。这是夏燮的局限，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局限。这里所要肯定的，是夏燮从中西通商、“夷人惟利是趋”的世界眼光来阐明鸦片战争爆发的必然性，显示出他对“外洋”的深刻认识。

其三，注意到从复杂的国际关系来分析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一致性。夏燮在《四国合从》篇中，先是一一阐述了“英法和战之始末”“英弥（美）和战之始末”“英俄交恶及中西构衅之始末”，继而阐述英、法、弥（美）、俄“四国联盟而合纵称兵”一齐侵略中国，以武力攫取种种特权，直至咸丰十年（1860年）英军“入寇京师”而“上狩滦阳”。篇中，夏燮对英、法、美、俄四国的侵略野心颇有揭露和抨击，尤其对俄国强迫清廷割让大片领土表示极大愤慨，显示了一个爱国史家的明确立场。他还引用《西人月报》的评论，指出：“中西相持，俄人又将从中窥衅，以收渔人田父之利。此不可不虑者也。”[202]不幸的是恰被他言中了。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国际关系还比较简单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国际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和险恶了。这是《中西纪事》给予今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夏燮正以一种在当时是至为难得的世界意识，把两次鸦片战争置于中西关系总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叙述，指出鸦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从深层次上揭示了“外洋”之“惟利是趋”的侵略本质。夏燮史学之世界意识的价值即在于此。

同姚莹比起来，夏燮没有直接参与抗击列强入侵的斗争，也缺少同主战派人物的交往，故对林则徐销烟抗敌的气概，对魏源师夷制夷的战略，在书中缺乏足够的评论，甚至还有误解之处。当然，此是枝节，不必苛求。夏燮还著有《明通鉴》等书，因不在本文论题讨论范围之内，兹不赘述。

1997年是安徽建省330周年，又欣逢香港回归祖国之世纪性的历史大事，重读前贤之著作，阐扬他们作为爱国者的时代精神和作为史学家的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对我们做好今天的史学工作是有深刻的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