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学开始走向世界的历程[155]

在中国近代史学萌生过程中，中国史家关于边疆史地的研究和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可以说是同步展开而又互有交叉的。鸦片战争前夕，出于民族危机的预感，龚自珍已着手于边疆史地的研究，而林则徐则倡导对外国史地的认识与研究。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固已涉及对外国的历史与现状的考察；而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则往往联系着对当时中国前途的抉择和命运的估量。这两股史学潮流的奔腾、激**，都同时代的脉搏发生着共振。

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有一种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迫切感，乃命人翻译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亲自润色，编订刊刻，定名为《四洲志》。这是一本简略介绍世界各洲30多个国家地理、历史的书。此书虽只1卷，但开风气之先，对后来中国学人研究、撰述外国史地之风，有倡导的作用。这也表明林则徐作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对近代史学萌生所起的作用。继林则徐之后，魏源写出了《海国图志》，王韬写出了《普法战纪》《法国志略》等书，黄遵宪则有《日本国志》的撰述。这些关于外国史地的著作，在当时的中国，尤其在日本，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史学发展的观点来看，它们反映了在近代史学萌生中，中国史学开始走向世界的历程。

一、魏源与《海国图志》

魏源（1794—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28岁中举人，50岁才中进士，仕途不算通达。但他在三四十岁时，政治经历丰富，著作繁多。鸦片战争时，为两江总督裕谦幕僚，参与浙东抗英之役，与龚自珍、林则徐、姚莹等关系密切，思想相投。他痛感英军入侵，撰《圣武记》一书，以激励时人，并希望朝廷重温历史，振作武功，以坚御侮之志。此书共14卷，前10卷历述清朝武功及用兵成败之道，兼及有关军事制度；后4卷为作者论议，阐述了他关于练兵、整军、筹饷、驭夷的见解和主张。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界潮来看，这书在史学上的价值，其论议部分远在记事部分之上。魏源在《圣武记·叙》中写道：“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搜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可见作者认为，肃清政治是御侮的基础，而人材又是其中的关键。这实际上是指出了当时的政治腐败，造成了侵略者有可乘之机。他在叙中特意说明此书“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即《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又引用《礼记·哀公问》篇中“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156]的话，都是寓有深意的。

魏源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又撰写了《道光洋艘征抚记》上下篇。这一长文，详细记载了鸦片战争的经过和《南京条约》签订前后的清朝政治和中外关系，记事起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黄爵滋奏言鸦片输入之害，迄于咸丰元年（1851年）“特诏奖雪林则徐及姚莹、达洪阿之尽心竭力于边，而斥耆英畏葸骄敌之罪，中外翕然钦颂”。它阐述了当时有识之士关于英人鸦片贸易对中国危害的认识，伸张了禁烟之举的正义性，揭露了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的昏聩和琦善、耆英的无能、误国，肯定了林则徐、邓廷桢等主战派的主张和措施并为其所蒙之冤辩正；它歌颂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阐述了作者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是关于鸦片战争的一篇信史。作者在本文末了论道，“尽转外夷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乃是“富国强兵”的关键之举，又指出：“时乎时乎，惟太上能先时，惟智者能不失时，又其次者，过时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补过于来者。”[157]这是他希望朝廷能从这次事变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此文流传甚广，名称亦多，它同稍后夏燮所撰《中西纪事》一书在当时都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从《圣武记》的撰述到《道光洋艘征抚记》的撰述，尽管时间相距很近，但却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即后者把“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作为“富国强兵”的重要问题提出来。作者的这个思想，在其所撰《海国图志》一书中，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近代史学萌生过程中，《海国图志》是第一部系统的研究外国史地的巨著。对于魏源来说，这不仅跟他早年辑《皇朝经世文编》及经学研究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跟他的上述两种著作在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这部书，是确立了魏源在中国近代史学上之突出地位的代表作。此书原刻为50卷，后增为60卷，复又增为100卷。据咸丰二年（1852年）古微堂重刊定本所载，有魏源写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60卷本《原叙》和写于咸丰二年的100卷本《后叙》。[158]《海国图志》是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并受到林则徐的鼓励而撰述的。魏源《原叙》一开始就写道：“《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以《四洲志》为基础，博采中外文献，尤其是最新的一些西人论著、图说，编撰一部系统的世界史地及现状的著作，的确是开创性的前驱工作。魏源又明确指出此书同以往的“海图之书”的区别是：“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这是中国历史撰述上的一大变化，是近代史学萌生的特点之一。

魏源在《原叙》中郑重指出了撰述《海国图志》的目的，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59]有很高政治声望的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时，“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160]等做法，影响了一大批注重世务的士人。鸦片战争的经过及其结局，魏源进一步认识到，要富国强兵、有效御侮，不仅要内修政理，还要学习外国长技。从历史观点来看，这是中国史家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获得的新认识。这个事实进一步证明，中国历代的优秀史家，总是能够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回答历史和现实所提出的迫切问题。

《海国图志》60卷本包含18个方面的内容，魏源《原叙》对每一方面的内容均有概括性说明，后增为100卷，亦大致未超出这些方面。它们是：《筹海篇》（卷1至卷2），《各国沿革图》（卷3至卷4，咸丰二年本总目作《海国沿革图》），《东南洋海岸各国》（卷5至卷10，总目作《东南洋海岸之国》），《东南洋各岛》（卷11至卷18，总目作《东南洋海岛各国》），《西南洋五印度》（卷19至卷32，总目作《西南洋诸国》），《小西洋利未亚》（卷33至卷36），《大西洋欧罗巴各国》（卷37至卷53，总目作《大西洋》），《北洋俄罗斯国》（卷54至卷58，总目作《北洋》），《外大洋弥利坚》（卷59至卷70，总目作《外大西洋》），《西洋各国教门表》（卷71，总目作《南、西洋各国教门表》），《中国西洋纪年表》（卷73，总目作《中西纪年通表》），《中国西历异同表》（卷72，总目作《中西历法同异表》，编于《纪年表》之前），《国地总论》（卷74至卷76），《筹夷章条》（卷77至卷80，总目作《筹海总论》），《夷情备采》（卷81至卷83），《战舰条议》《火器火攻条议》、《器艺货币》（卷84至卷100，这3个方面，总目无分类标目，卷目上亦无“货币”字样，但在卷94《西洋技艺杂述》中引《澳门杂录》有关外国货币及其与中国白银比值关系的文字）。以《原叙》中所概括的这18个方面，同咸丰二年刊本总目相比较，一是可以看出100卷本大致保持了60卷本的结构，二是可以看出作者增补、修订的情况（有些卷目之下，注有“原无今补”字样）。

在中国史学发展上，《海国图志》有3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作为一部系统反映世界地理、历史和现状的著作，是前所未有的。作者从亚洲、澳洲、非洲、欧洲、美洲依次展开叙述，反映了东方学者的世界眼光，这跟欧洲人之以欧洲为世界中心大为迥异。第二，当中国史家真正从具有近代意义“开眼看世界”时，便首先面临着“御侮”的问题，这在中国历史学的撰述主旨上，是一个重大转折。因此，《海国图志》开卷就是“筹海”之议：议守，议战，议款。作者在《筹海篇》起首写道：“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这里讲的“自守”“攻夷”“款夷”，跟古代史学上经常讲到的皇朝与皇朝的更迭、皇朝自身的盛衰得失有所不同，它讲的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即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是中国生存的环境，所谓议守、议战、议款，都以此为出发点。本书卷77至卷80为《筹海总论》，系作者所辑有关撰述、章奏，可与卷首《筹海篇》3卷比读、参照，益见作者撰述本书之主旨。第三，《海国图志》中，讲科学技术的卷帙，占了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这在以往的历史撰述中也是罕见的。本书从卷84至卷100，其卷目依次是：《仿造战船议》、《火轮船图记》、《铸炮铁模图记》、《仿铸洋炮议》（含《炸弹飞炮说》、《炮车炮图说》）、《西洋用炮测量论》（上下篇）、《西洋炮台记》、《西洋自来火铳法》、《攻船水雷图记》、《西洋技艺杂述》、《西洋远镜作法》、《地球天文合论》（五篇）。这些，虽多属于攻守之器，但都与近代科学技术相关，是作者之“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重要方面。

但是，作者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撰述思想在本书中的反映，不论其自觉认识程度如何，当不限于科学技术方面，这在卷81至卷83作者所辑《夷情备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辑内容，涉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等，其中多有中西比较的言论。如卷83所辑《贸易通志》，其中有这样的话：“中国以农立国，西洋以商立国，故心计之工，如贾三倍。”同卷所辑伯驾翻译的《滑达尔各国律例》第292条中有这样的规定：“英吉利国王，不与大臣行事，虽用钱银，不逼迫百姓守兵械。他们为打仗，据实是必议大臣同行，与索军粮。”[161]在作者看来，“夷情备采”的范围，原是很广泛的。道光二十八年（1845年），徐继畲撰有《瀛环志略》10卷，也是讲世界历史、地理、现状的著作，但其在“御侮”“自强”的意识上，比《海国图志》逊色得多。

《海国图志》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传入日本，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明治维新运动的发展，从而在中国东邻的历史上扮演了喜剧的角色。它在自己的故乡，虽也产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但毕竟未能成为历史喜剧的角色，这说明史学之反作用于社会，仍然要受到社会条件所容纳的或所提供的限度。

二、王韬的多种撰述

王韬（1828—1897年），原名畹，字利宾，号兰卿，后改名韬，字子潜（紫诠），号仲弢，晚年自号天南遯臾，江苏甫里（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直镇）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成了秀才，次年应闱试，不中，遂绝科举之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在上海受英人麦都思之邀，至其所办墨海书馆参与编校工作，历时13年。同治元年（1862年）因上书太平军而为官军所察，以“通贼”论，乃更名而逃亡香港，开始了漫游生涯，逐步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思想。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发表政论、史论，宣传变法自强的主张，成为中国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之一。他先后游历了英、法、俄、日等国。

王韬晚年回忆起他的“逍遥海外作鹏游，足遍东西历数洲”的情怀说：“于是登宗悫引风之筏，乘张骞贯月之槎。将东泛乎扶桑，西极乎阿兰。”“经历数十国，往来七万里，波涛助其壮志，风雨破其奇怀，亦足豪矣。而尤足以快意肆志者，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先路之导，捷足之登。”[162]他在当时，确是罕有的“曾经沧海，遍览西学”的中国学人。他的这种经历，使他有可能写出《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扶桑游记》《漫游随录》等书，从而在中国近代史学上成为研究外国史地的先驱之一。

在王韬的这些撰述中，《法国志略》是最重要的。此书初撰于同治十年（1871年），是他漫游欧洲回到香港时所作，凡14卷。光绪十六年重订刊刻时增补为24卷。据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重订法国志略》卷首《法国志略·原叙》（下称《原叙》）所说，初撰14卷的内容和编次是：法兰西总志3卷；法京马黎斯志1卷；法兰西郡邑志2卷；广述8卷，含法英婚盟和战纪2卷、拿破仑第三用兵记2卷、普法战纪3卷、琐载1卷。其书原有凡例10条，第4条中有“今上自美罗万氏，下至首领麦马韩，上下一千五六百年，历代治乱兴废之迹，尽括之于十数卷中，挂漏之讥，知所不免，见者幸无讥焉。”这是指初撰14卷本说的。《凡例》第10条又说：“此书甫经属稿，即授手民，未经删削，故字里行间，时多疵颣，知不免为识者所诃。客俟异日译事稍暇，尚当重为更定，俾法国自古迄今之事，采摭靡遗，而成一代信史，庶几大快于厥心。”[163]由此看来，作者于初撰成稿时，便有“重为更定”的打算。《重订法国志略》不仅在内容上增补了约三分之二，在体例和编次上也有不少变化。卷1至卷10，是纪事本末体和编年体相结合的事目编年，首叙“开国纪原”，从“纪元前二千年，始移于高庐”讲起，依次叙述法国历史变化、王朝更迭与复辟、普法之战，直至19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议会的各种活动和政策，纲举目张，详近略远。卷11至卷14，是纪事本末体，依次叙述了“法英婚盟和战纪”（上下）、“法英助土攻俄记”、“法奥战和始末”等。卷15是“摭遗”，记难为专篇的一些军政大事。卷16至卷17是“广志”上下篇，略如纪传体中的志，志目有名号、统系、职官、国用（附国债）、税务、国债、银肆（附国债）、商务、国会、民数、礼俗、学校、学术、教会、兵籍、车路、邮政、刑律、水利等。卷18是“广述”，所记略同于“摭遗”而兼及社会风俗。卷19至卷24，略同于地理志，依次记述了“法兰西疆域总志”（上下）、“法京巴黎斯志”、“法兰西郡邑志”（上下）、“法国藩属附志”。以初撰和重订《法国志略》两两比较，前者详于地理，约占14卷的三分之一，后者详于史事和制度，地理部分只占24卷的六分之一左右，在内容上和体例上都比前者丰富、完备，其记事尤详于19世纪70年代，有的还涉及法国议会和政府关于80年代的预算。又因作者另外著有《普法战纪》一书，故《重订法国志略》中简记了这方面的记载，卷目亦不再予以反映。此外，从初撰到重订，近20年，可见作者在这期间对法国历史和现状的关注，表明了作者撰述思想和旨趣所在。

《法国志略》初撰本，作者取资于日本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参考《西国近事汇编》，“不足，则复取近时之日报，并采辑泰西述撰有关于法事者”。作者对于冈千仞所译法国人所著的3本法国史《法国史要》（1866年），《近古史略》（1869年），《法国史》（1870年），亦曾披阅，认为其“尚属简略，摭拾他书以补之”（详凡例第1条、第3条）。可以看出，作者在法国史的研究上视野的开阔和采辑的丰富。作者撰述《法国志略》的目的，在《原叙》、《凡例》和《重订法国志略·序言》中都反复予以说明。在《原叙》中，他说：“两经法都，览其宫室之雄丽，廛市之殷阗，人民之富庶，兵甲之盛强，未尝不叹其外观之赫耀也；及徐而察其之风俗之侈靡，习尚之夸诈，官吏之骄惰，上下之猜忌，亦未尝不虑其国不可以为国，而初不料一蹶不振如是之速也！”“吾愿欧洲诸国以法为鉴焉可也，特余志法之意。”可见他的撰述目的，是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他又指出：“更有进于此者，法通中国已三百余年，于泰西诸国为独先，名流硕彦接踵而来，无非借天算格致以阴行其主教，其势几至上动帝王、下交卿相，有明之季，靡然从风，实足为人心学术之隐忧，流弊至今，亦缓通商而急传教，中外龃龉，率由此起。”他认为宗教之于法国起了消极的作用，“法不自知，而尚欲强行之于他国，不亦慎乎！”这些话，对于当时中国、法国的情况，都是切合实际的。20年后，作者在重订本《序言》中，除进一步从国际关系方面指出了法国历史的变迁外，还突出批判了路易十四的“据无上之尊，肆无限之权”，以致“国人愤郁，渐至放恣。此所谓川决而堤溃，其势使之然也”。这反映了作者对君主专制政治的批判态度。此外，作者尤其强调了这样的见解：“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又说：“欧罗巴列邦于明万历年间已来中国，立埠通商，聚居濠镜。逮《明史》作传，犹不能明法兰西之所在，几视与东南洋诸岛国等，是其于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尚未寓目，况其他哉？宜其为远人所致诮也。”作者从欧洲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中国人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紧迫性，“固陋自安”则人无以自奋、国无以自立。他联想到清初修《明史》时，人们甚至说不清楚法兰西位于何处，不禁感慨万千。这是王韬撰写《法国志略》的更深层的原因。

《法国志略》突出地反映出作者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态度。作者在卷5《波旁氏纪》卷末以“逸史氏王韬”的名义发表议论，指出法国国王所以祸国、亡身者，“顾迹其祸之由来，不能和众而得民心，自恃居民之上，而好恶不与民同，怨之所积，足以亡身。故厉王监谤，卒流于彘。法之失政，履霜坚冰，非一朝夕矣。路易至是，遂受其殃。法人弑王，而叛党旋覆；英人弑王，而高门士亦随灭。不独天道好还，而亦可以观世变矣。然则为人君者，其可逞欲而妄为哉！”这些见解并不都是正确的，但他对君主专制是持否定态度。这从作者在本卷中对路易十四的专横、路易十五的奢**的记载中看得很清楚。作者对“路易十六新政”表示赞赏，说他“大矫旧政之弊”，而对路易十六之“从容就死”，深致同情。这又表明作者是称道君主立宪而不赞成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行动。作者向往君主立宪制度，还表现在他对拿破仑第一和拿破仑第三的评价上。他引用日人野口之布的话说：“古今英雄规模宏远者，往往不留心于细务，独仑帝攻略之暇，用心吏治，定五法、创诸学，精到周详，各国奉为模范。仑帝洵高出他英雄上哉。千百世下，犹令人闻风兴起焉。”[164]作者以极大的兴致记述了拿破仑第三之被“公举为总统”和“终升帝位”，记述了他的种种作为，对他在“普法交兵”中招致失败颇致惋惜之情，并历数他的许多“政绩”，说是“其所措施，裨益于人世者，不暇枚举”[165]。作者在《凡例》第9条中指出：“法兰西素以文明称，制度文物之备，宫室衣食之美，诸国莫能及焉。拿破仑出，更定法律，其精审为欧洲冠。”可以说，向往、宣扬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是《法国志略》的主要历史观点。

本书卷16至卷17“广志”上下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近代法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面貌，反映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作者赞美法国的国会制度说：“国会之设，惟其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欧洲诸国，类无不如是。即有雄才大略之主崛起于其间，亦不能少有所更易新制、变乱旧章也。”他还称道上下两院议员的“公举”之法，认为“其进身之始，非出乎公正则不能得。”[166]作者在《志车路（附电线）》中，叙述了欧洲各国铁路交通和电报通信的情况，惊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迅速变化，他写道：“车路之建不过五十年，电线之行亦不过三四十年，而甚已如此，飚发风驰，遍于各国，抑何速也！”他认为这两项技术的发展，“必相辅而行，互为表里”，“而藉以觇国势之盛强焉”[167]。作者还记述了1878年5月法国巴黎博览会的盛况[168]，记述了1253年路易第九派人“始通中国”的情形[169]等。《法国志略》以不少篇幅叙述了法国的外交、贸易、通商、殖民等活动。

《法国志略》不同于《海国图志》，它详细记述了一个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现状，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当时取得的进步，也反映了作者的进步的历史观点和社会理想。

王韬在完成《法国志略》初撰本的同年，还编撰了《普法战纪》一书。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刚刚结束，王韬随即“摭拾其前后战事，汇为一书，凡十有四卷”[170]，刊行于世。他如此关注这次战争的记载，无疑是他有志于法国史研究的继续。他指出：“观夫普法战争之际，而求其盛衰升降之故，成败胜负之端。”[171]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已陷于多事之秋，民族危机日甚一日。所谓“盛衰升降之故，成败胜负之端努，他想到的自然不只是“欧洲列邦”，还有“中原天地”[172]。这跟他在《法国志略》中反复强调“君民共主”。以国宪定君民之分，宣扬“欲其国之永安久治，以制国宪定君民权限为第一义也”[173]，是同一个道理。光绪十二年（1886年），王韬根据继续搜集到的有关文献，重订《普法战纪》，增为20卷。《普法战纪》初撰本在19世纪70年代传入日本，受到日本学人的重视，这是他后来应约东游扶桑的一个重要原因[174]。

《扶桑游记》和《漫游随录》二书，是游记性质的著作。前者是关于日本的游记；后者所记不限于外国，但主要是记作者游历欧洲的见闻。这两部书，在反映外国历史和现状方面，也有一定的价值。

《扶桑游记》3卷，作者记其光绪五年（1879年）的日本之游，日记体，起闰三月初七，迄七月十五，有作者七月八日写于日本的自序。当年（即明治十二年），日本报知社印行上卷，翌年出版中卷、下卷。书首有重野安绎序和中村正直序，书末有龟谷行跋、平安西尾跋和冈千仞跋，语多论及王韬《普法战纪》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作者《自序》说，此行是应日本友人“以为千日之醉，百牢之享”之邀，“敢不维命是听"。故在日期间，“壶觞之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日所游历，悉纪于篇，并汇录所作诗文附焉”。与王韬所交游者，多是拥护明治维新的一派人物。他们所讨论的，除诗文、撰述外，就是时势、西法。四月初二记冈鹿门（千仞）的话说：“方今宇内形势，以俄为急。时人比俄于战国之虎狼秦，而实为今日亚细亚洲之大患。”四月十九日记与西尾鹿峰论及中西诸法，王韬认为：“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合之道矣。”五月二日记其评论冈本监辅所著《万国史略》，认为“有志于泰西掌故者，不可不观”。又不无所指地发表议论说：“余谓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时值中国洋务派活跃时期，此言当有所指。这从四月初二记与重野、鹿门笔谈看得十分清楚：“重野谓予曰：‘或序先生之文，谓为今时之魏默深。’”“余曰：‘当默深先生之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惜昔日言之而不为，今日为之而犹徒袭皮毛也。’鹿门曰：‘魏默深血性人耳，得先生继起，而后此说为不孤矣。’”所谓“壶觞之会，文字之饮”，实关乎兴衰、改良之旨。在日本友人中，冈千仞可称得上是王韬的知心之交，他跋《扶桑游记》说：“盖先生慨欧人耽耽虎视，亲航欧洲，熟彼情形，将出其所得以施之当世，而未有所遇。”“以有为之才，处多故之世，一朝风会，去泥土，冲云霄，霈然膏雨，使万生仰苏息之恩，先生盖其人也。”这话，道出了王韬的漫游与撰述之旨。

《漫游随录》3卷，凡记51事，每事以4字为目。诠次、编订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原有图80幅。所记，由故里而他乡，由中国而欧洲，约起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止于同治九年十二月（1871年1月）自苏格兰回至香港，首尾20余年。其中，三分之二是游历英、法两国的见闻。此书所记，虽有不少琐闻细事，然于英、法两国文物制度、科学技术、社会风貌多有实录，并往往联系到中西比较，发其感慨。卷2《制造精奇》记：“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为实学，弗尚诗赋词章。其用可由小而至大。如由天文知日月五星距地之远近、行动之迟速，日月合璧，日月交食，彗星、行星何时伏见，以及风云雷雨何所由来。由地理知万物之所由生，山水起伏，邦国大小。由电学知天地间何物生电，何物可以防电。由火学知金木之类何以生火，何以无火，何以防火。由气学知各气之轻重，因而创气球，造气钟，上可凌空，下可入海，以之察物、救人、观山、探海。由光学知日月五星本有光耀，及他杂光之力，因而创灯戏，变光彩，辨何物之光最明。由化学、重学辨五金之气，识珍宝之苗，分析各物体质。又知水火之力，因而创火机，制轮船火车，以省人力，日行千里，工比万人。穿山、航海、掘地、浚河、陶冶、制造以及耕织，无往而非火机，诚利器也。”作者仅以数百字，几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及其功效概括无遗，其观察思考之深，可以想见。当然，这些都是“诗赋词章”所不能达到的。卷3《游博物院》记英国所铸大炮性能之佳后，作者写道：“倘我国仿此铸造，以固边防而御外侮，岂不甚美？惜不遣人来英学习新法也。”又同卷《苏京琐记》记参观一印书馆，“浇字、铸板、印刷、装订，无不纯以机器行事”，“苟中国能仿而为之，则书籍之富可甲天下”。王韬在英国曾多次发表讲演，“宣讲孔孟之道”，吟诵唐人诗文，听众为之倾倒，使其也颇有“吾道其西”之慨（《英土归帆》），反映出中西文化交会、互补的意识。

《扶桑游记》多论及形势、时政，《漫游随录》多谈到科学技术，它们是对《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之撰述宗旨的饶有兴味的补充。这4部书，集中反映了王韬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察和研究外国历史、地理、现状及科学技术之应用的成果。在当时，能够取得这些成果的人，在近代史学上确乎是凤毛麟角。

王韬东游日本时，曾会见了当时正在日本的黄遵宪，多次“剧谈”，志为同道。恰在王韬《漫游随录》诠次成书之年，黄遵宪写出了《日本国志》一书。

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黄遵宪（1848—1905年），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州市）人。黄遵宪在光绪二年（1876年）乡试中举，此后的20年中，他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同光绪朝的历史同起同落的。光绪三年，黄遵宪作为中国驻日使馆参赞东渡日本，居留近5年。头两年中，所见所闻，寄以诗篇，名《日本杂事诗》。这两年中，他“稍稍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开始了解日本的历史、文化，尤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近十几年的巨大变化所吸引，约在光绪五年（1879年），乃发凡起例，着手撰写《日本国志》一书。经过3年，书稿未就，于光绪八年（1882年）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他携稿赴任，但“无暇卒业”。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美回国，谢辞他任，闭门编纂，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卒成此书，首尾费时8年。

《日本国志》“为类十二，为卷四十”，“以其体近于史志”[175]，故名。作者之所谓“类”，是以事类区分，采用纪传体史书中志的体例。12类是：《国统志》3卷、《邻交志》5卷、《天文志》1卷、《地理志》3卷、《职官志》2卷、《食货志》6卷、《兵志》6卷、《刑法志》5卷、《学术志》2卷、《礼俗志》4卷、《物产志》2卷、《工艺志》1卷，凡40卷。又卷首另作《中东年表》，系中日纪年对照表，“以便观者”。作者在本书《凡例》中说：“日本古无志书，近世源光国作《大日本史》，仅成兵、刑二志；蒲生秀实欲作氏族、食货诸志，有志而未就（原注：仅有职官一志，已刊行）；新井君美集中有田制、货币考诸叙，亦有目而无书。此皆汉文之史而残阙不完，则考古难。”但自维新以来“礼仪典章颇彬彬矣”，故作者较易采辑。据薛福成《日本国志序》称，黄遵宪所采之书至200余种之多。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自叙》中说到了他撰写此书的初衷，他写道：“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他援引《周官礼》所载“外史”之职，乃撰此书，并自比“外史氏”而发论议，只是为了说明；“今之士夫亦思古人学问，考古即所以通今，两不偏废。”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从这些话中，反映出作者对于研究“外事”的强烈的自觉意识，对于中国当时的士大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的狭隘眼光何等不满，何等忧虑！3年之后，即光绪十六年（1889年），黄遵宪在改订《日本杂事诗·自序》中，叙述了他对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形势的认识过程。当其“拟草”《日本国志》一书时，意在“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而后，“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作者这个认识，表明他是站在历史发展潮流前头来观察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同时也是以此为镜来观察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而“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这几句话，则集中地概括了《日本国志》的主旨。它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肯定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国统志》系志名而纪体，记载了自古代至明治十一年（1878年）八月的历史。于明治时期，则逐年逐月详其维新改良措施。元年（1868年），记明治“以二条城为太政官代裁决庶政”，并“亲临会公卿诸侯，设五誓：曰万机决于公论，曰上下一心，曰朝幕一途，曰洗旧习、从公道，曰求智识于寰宇”。[176]其后，种种“革故取新”之举，均由此开始。八年（1875年），记明治废左右院，置元老院、大审院的诏敕说：“中兴日浅，未臻上理”，在“五誓”之誓的基础上，“乃扩充誓文之意，更设元老院以定立法之源，置大审院以巩司法之权；又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图公益，渐建立宪政体。”又记次年明治命栖川亲王“斟酌海外各国成法”，起草立宪“条列”。作者论道：“立宪政体，盖谓仿泰西制，设立国法，使官民上下分权、立限，同受治于法律中也。”[177]作者在《国统志》卷末发表长篇评论，分析了当时各个阶层、各种政治势力围绕着政体所展开的激烈的争论，“喧哗嚣竞，哓哓未已”，但朝廷下诏“已以渐建立宪政体，许之民论”。当作者在驻英使馆改订《日本杂事诗》时，他在《自序》中写道：“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政从西法”，这是作者撰写《日本国志》所最关注的问题，故有此论。作者在《职官志》序中，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围绕官制而展开对于《周礼》的争论，认为这是很可悲的。他说：“古人有言，礼失而求诸野。则曷不举泰西之政体而一证其得失也？日本设官，初仿《唐六典》；维新之后，多仿泰西。今特详志之，以质论者。”作者首叙官制的一般原则，如等级、俸禄、勋位、章服、黜陟，而于黜陟一项尤详维新以来的重大变化；次叙设官分职，作者自注说，“维新以来，设官分职，废置纷纭”，“今专就明治十四年冬现有之官，分条胪举，其仿照西法、为旧制所无者，特加详焉”，故于元老院、大审院、文部省、府县等地方政权，叙致尤详，反映了“政从西法”在官制方面的变化。

注重富国强兵、科技实学。《食货志》序称：“日本维新以来，尤注意于求富。然闻其国用则岁出入不相抵，通商则输出入不相抵，而当路者竭蹶经营，力谋补救，其用心良苦，而法亦颇善。观于此者，可以知其得失之所在矣。”[178]在作者看来，求富之路，并非可一蹴而就，维新带来的阵痛是难以避免的。《兵志》序又称：“今日之列国，弱肉强食，耽耽虎视者乎。欧洲各国数十年来，竞强角力，迭争雄霸，虽使车四出，槃敦雍容，而今日玉帛，明日兵戎，包藏祸心，均不可测。各国深识之士，虑长治久安之局不可终恃，皆谓非练兵无以弭兵，非备战无以止战。”结合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来看，作者对当时世界形势的估量可谓明澈而清醒。作者认为：“日本维新以来，颇汲汲于武事，而其兵制多取法于德，陆军则取法于佛（法），海军则取法于英。故详著之，观此亦可知欧洲用兵之大凡。”虽言日本，而意亦含欧洲。作者进而指出：“今天下万国，鹰瞵鹗视，率其兵甲，皆可横行。有国家者不于此时讲求兵制，筹一长久之策，其可乎哉！”[179]他在讲到英国海军之强以及日本欲效英国之法时，又强调指出了上述见解[180]。黄遵宪认为，富国强兵之道，固与“政从西法”密切相关，但绝离不开工艺实学的发展。他在《工艺志》序中论道：中国古代原有重视工艺实学的传统，可惜“后世士夫喜言空理，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以致“实学荒矣”。他慨然指出：“今欧美诸国，崇尚工艺，专门之学，布于寰区。余尝考求其术，如望气察色、结筋搦髓、破腹取病，极精至能，则其艺资于民生；穷察物性、考究土宜，滋荣敷华，收获十倍，则其艺资于物产；千钧之炮、连环之枪，以守则固，以战则克，则其艺资于兵事；火轮之舟、飞电之线，虽千万里顷刻即达，则其艺资于国用；伸缩长短，大小方圆，制器以机，穷极便利，则其艺资于日用。举一切光学、气学、化学、力学，咸以资工艺之用，富国也以此，强兵也以此：其重之也，夫实有其可重者在也。”这一段议论，同前文所引王韬《漫游随录·制造精奇》中所描述的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谓同曲同工，识见相谐。所不同的是，黄遵宪对“今万国工艺以互相师法，日新月异，变而愈上”的趋势，更有紧迫之感，而对中国士大夫“喜言空理，不求实事之过”，尤有切肤之痛。他后来成为改良主义的推行者，绝不是偶然的。

主张汉学、西学兼西用之。黄遵宪在《学术志》中提出了汉学、西学兼而用之的主张，这是从观念形态上提出了更深层的认识。黄遵宪首先叙述了汉学在日本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认为它在日本有久远的渊源和深厚的基础。人们“耳濡目染，得知大义”。他举例说；“尊王攘夷之论起，天下之士一倡百和，卒以成明治中兴之功，则已明明收汉学之效矣。”他希望“日本之治汉学者，益骛其远大者以待时用可也！”[181]同时他又指出，明治维新之前，西学也在日本传播，“今之当路诸公，大率从外国学校归来者也”，他们成了推行维新政治的得力人材。而“维新以后，壹意外交，既遣大使巡览欧美诸大国，目睹其事物之美、学术之精，益以崇尚西学为意”。明治四年（1871年），设立文部省，“寻颁学制于各大学区”，全面推行西方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一方面“争延西人为之教师”，另一方面有大批公费、私费学生“留学外国”。同时兴建其他各种文化设施，等等。“由是西学有蒸蒸日上之势”，虽然也存在着“异论蜂起，倡一和百”的情况，但“国家政体，多采西法”，已成大势所趋。作者进而著论批评在中国存在着对于西学的保守、狭隘看法，“恶其异类而并弃之；反以通其艺为辱，效其法为耻，何其隘也！”他进而分析说：“彼西人以器用之巧，艺术之精，资以务财训农，资以通商惠工，资以练兵，遂得纵横倔强于四海之中，天下势所不敌者，往往理反为之屈。我不能与之争雄，彼挟其所长，日以欺侮我、凌逼我，我终不能有簪笔雍容坐而论道之日。则思所以扞卫吾道者，正不得不藉资于彼法以为之辅。以中土之才智，追之数年，即当远驾其上，内则追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上：吾一为之，而收效无穷矣。”这一段，显然是针对当时中国士大夫说的，颇有循循善诱之意，故在论西学之长时，口气多有缓和，不似他处激昂，足见作者良苦用心。当然，黄遵宪并不主张“尽弃所学而学他人”，但他毕竟是了解世界、面对现实的，他提醒人们注意到这样的道理和事实：“器用之物，原不必自为而后用之。泰西诸国，以互相师法而臻于日盛，固无论矣。日本，蕞尔国耳，年来发愤自强，观其学校，分门别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182]他是以此反复说明，不可盲目排斥西学，以致陷于“不达事变”之境。

总的来看，黄遵宪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证明汉学、西学兼用的必要性，这也是言为日本而意在中国。而他所说的“西学”，非仅指器用而言，而是同他说的“政从西体”的主张相表里的。他虽然还没有完全跳出中国士大夫传统的窠臼，但他毕竟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效法西学实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尤为可贵的是，他在推重西学的同时，已朦胧地觉察到西方国家所潜伏的弊病：“尚同而不能强同，兼爱而无所用爱，必推而至于极分裂、极残暴而后已。执尚同、兼爱以责人，必有欲行均贫富、均贵贱、均劳逸之说者。吾观欧罗巴诸国，不百年必大乱。”[183]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欧洲史和世界史证明，黄遵宪的预见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自魏源、王韬到黄遵宪的外国史地研究，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19世纪后半叶中国史家爱国图强的时代精神，以及他们开阔视野、研究外国历史的自觉意识。《海国图志》作为当时的世界史著作，《法国志略》和《日本国志》作为当时的国别史著作，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是近代史学萌生过程中的代表性著作。它们在体裁、体例和详近略远的撰述思想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对今天的世界史研究和撰述，仍有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