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活动是沿着理论创新、批判谬见、建立政党这几条线索进行的。他们在巴黎见面后，便开始了系统清理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联合行动。他们先后合作或分别撰写了《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重要著作，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初步但却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思想，批判地吸收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科学成分，把社会主义由乌托邦阶段推进到科学阶段。《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一、马克思恩格斯清算自己的哲学信仰

马克思与恩格斯于1844年8月在巴黎见面后，便开始了系统清理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联合行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参加过青年黑格尔运动，并在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过程中，同青年黑格尔派逐步决裂。为了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9月至11月第一次合作，共同撰写了《神圣家族》。这部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始。《神圣家族》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兄弟及其追随者的批判和清算，从哲学和经济学等方面阐述了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的作用，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

在两人共同完成《神圣家族》之后不久，1845年3月，恩格斯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这是恩格斯1842年以来关于英国状况所发表著述中的最高成就。恩格斯在书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作了全面剖析，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马克思高度评价了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认为这是当时社会主义文献中几乎完全符合他的思想的唯一一部书，标志着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同他一样得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从黑格尔出发，经由费尔巴哈走向新世界观的。在清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之后，他们的思想发展同费尔巴哈思想影响的矛盾日渐凸显，因此，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当时德国意识形态的清算，便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重要一步。这重要的一步是在布鲁塞尔迈出的。

1844年2月，马克思举家迁往布鲁塞尔。4月，恩格斯从巴门移居布鲁塞尔，同马克思会合。到布鲁塞尔不久，马克思就开始对费尔巴哈的思想进行清理，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便是这一工作的最初一步。在这个提纲中，马克思完全抛弃了在《神圣家族》中对费尔巴哈的过高评价。1845年9月至1846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下了第二部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书中，他们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出了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他们把共产主义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认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以及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4]《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他们对唯物史观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阐述。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开始接触到经济问题，与恩格斯交往更进一步推动了他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1844年3月，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系统研究经济学，他阅读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萨伊、西斯蒙第、詹姆斯·穆勒、威·舒尔茨、麦克库洛赫等人的著作，并做了摘录笔记。这一时期研究的重大成果，集中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部著作力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证共产主义，在历史观和认识论方面已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比《莱茵报》和《德法年鉴》的文章前进了一大步。到布鲁塞尔之后，马克思继续了自己在巴黎开始的经济学研究。为此，他阅读了毕莱、麦克库洛赫、罗西、布朗基、佩基奥等人的著作，并做了读书笔记，后来又研究了萨伊、西斯蒙第、西尼尔、施托希尔、倍倍尔、尤尔、加尼耳、维尔加尔德尔、瓦茨等人的著作。为了研究英国的经济文献，同时也为了更进一步熟悉英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英国的工人运动，1845年7—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到伦敦和曼彻斯特旅行，在那里阅读了配第、托马斯·图克、库伯、科贝特等人的著作。虽然由于集中精力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暂时中断了政治经济学的写作计划，但他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得到了深刻的反映。在随后的《贫困的哲学》《雇佣劳动和资本》等著作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又有了长足进展，二十年后《资本论》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在这里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出现了。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一系列著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等重大理论观点，虽然只是初步但却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思想。

二、批判地吸收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

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哲学，由康德创始，经费希特、谢林，最后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黑格尔是德国伟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巨大历史功绩在于，他在哲学史上第一次以唯心主义的形式完整地、系统地表述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5]。黑格尔认为，矛盾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自然、历史和精神世界都是一个永远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而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都在于其自身的矛盾之中。在他看来，事物内在矛盾的斗争是发展的源泉，发展通过量变转化为质变。黑格尔精辟地说明了量变质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这是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不过，黑格尔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之前就存在一个神秘的“绝对精神”，这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源和发展动力。辩证发展的主体不是客观的物质世界，而是这种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他的方法和体系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是德国伟大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是黑格尔左派中最杰出的人物，他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费尔巴哈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时，恢复和发展了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抓住哲学的基本问题，认为黑格尔哲学从根本上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的关系。他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自然界不依赖于意识而独立存在；人和自然是统一的，人的意识和思维都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相反，精神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样，费尔巴哈就从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立场，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做了与黑格尔截然不同的回答。费尔巴哈肯定并论证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原理，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可知论。费尔巴哈对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这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

但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虽然击中了要害，却把它连同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一起抛弃了。而且，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带有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性质，他在解释某些自然现象时坚持了唯物主义，但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却又陷入了唯心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创立了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并把唯心主义从社会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繁茂芜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有着自身规律性的进化过程。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阶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在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发展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即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的基础，而每一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该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过程来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阶级社会最终将会为更高阶段上的无阶级社会所取代。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具体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所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具体表现为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其经济上的表现便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持续不断的爆发，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后果。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发展，表现在阶级关系上便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仅无法调和，而且越来越激化。作为社会的主体力量，社会的绝大多数，面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给社会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无产阶级有权利也有责任使用包括暴力手段在内的一切社会变革手段，摧毁这个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解放自己并最终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再被看成是某个天才人物的偶然发现，而是被看成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现在，社会主义理论的任务不再是去苦思冥想出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的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过程，并从由此造成的经济状态中找出解决冲突的办法。

三、批判地吸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华，创立剩余价值理论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完成于19世纪初的产业革命完成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和科学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配第（1623—1687）、亚当·斯密（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他们分别代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阶段、发展阶段和完成阶段的最高成就。

古典政治经济学科学地论证了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即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规律。他们提出的劳动价值论，论证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阐明了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源泉。他们还比较正确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认为工人、地主和资本家是构成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基本阶级，并区分了与之相适应的三种基本收入：工资、地租和利润，认为这三者构成了全部的国民收入，其他的收入都是由这三个阶级的收入派生的，而这三者中只有工资是劳动收入。他们从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规律出发，指明了工人的劳动是资本家的利润和地主地租的源泉，初步了解到一部分产品的价值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工人劳动成果。他们进而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筑在各个阶级经济利益对立的基础之上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人们研究和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揭露资本剥削的秘密和剩余价值的来源提供了有益的材料。马克思认为，斯密“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16]，而“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17]。马克思在批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本质，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提出了著名的剩余价值学说。

剩余价值学说认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先决条件。资本家在市场上按劳动力一天的价值购买了这种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商品后，强迫他整天做工。假如工人在一天中某一段时间的劳动中就能创造出补偿其生活费用的产品，那么他在这一天其余的时间里生产的就是资本家不付报酬的“剩余”产品即剩余价值，这部分价值完全被资本家无偿地拿去了。这就是剩余价值的来源，这就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来源，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

在这里，马克思完全摈弃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纯粹道义的谴责，而是用纯粹经济学的方法说明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并找到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革命阶级即现代产业无产阶级，同时也提出了“剥夺剥夺者”这一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途径。

对于剩余价值学说创立的意义，恩格斯后来曾明确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的”[18]。

当然，在科学社会主义初创时期，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还没有后来在《资本论》中表述得那样完备，但是，马克思这时“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和1847年在布鲁塞尔所作的……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讲演，可以得到证明”[19]。

四、以欧洲19世纪先进文化为依托，批判地吸收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科学成分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20]时代的需要同时也就孕育着可能。问题本身往往包含着问题解决的因素。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历史条件解决了乌托邦社会主义所无力解决的两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这个任务由什么力量来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矛盾的尖锐化以及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就孕育着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能超越他们的先驱者，除了他们个人的智慧而外，更主要的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给他们提供这种超越所必需的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于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21]

成熟的理论是和成熟的社会关系与阶级关系相适应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就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当时已经充分展开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阶级关系进行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的结果。它们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块基石。

不过，任何一种新学说，尽管其根源深藏于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但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文化的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材料。

在自然科学领域，以能量转化学说、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和成果，不仅直接或者间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唯心论、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观点，为辩证唯物论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依据。正如恩格斯所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22]

马克思、恩格斯敏而好学，知识渊博，广泛涉猎过各种部门的学问，如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历史，希伯来文学和历史等，特别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所高扬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以及理性主义等都成了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思想文化背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认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23]。继之而起的则是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批判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24]。

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近代欧洲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对从莫尔到欧文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探索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清理，剔除了其中的陈旧与玄想的部分，保留并进一步发展了其中积极合理的成分，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严密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最终完成了从乌托邦到科学的飞跃。对于这个飞跃，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25]“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6]

五、批判形形色色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新理论过程中，同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潮进行了斗争，一方面更彻底地、直接和公开地批判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则借机把自己的理论进一步推向前进，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传播了自己的思想。这些主要斗争包括：批判正义者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魏特林，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应当而且必须首先和资产阶级一起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批判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真正的社会主义”，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宗旨是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通过社会革命废除私有制而代之以公有制的思想；批判蒲鲁东和海因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

如前所述，魏特林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在正义者同盟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马克思曾对魏特林曾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一度对其寄予厚望，热切期待他能够用唯物史观审查自己旧的信念，代之以科学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正是基于这种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虽然对德国凡是自诩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派别都进行了抨击，但在仅有的两三处简要提到魏特林时，却没有进行任何的非难。但魏特林固执己见，拒绝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和帮助。通过对魏特林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能够组织起来实现共产主义之前，必须同资产阶级一道获得充分的资产阶级民主。德国革命的首要任务不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所以，德国共产主义者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离开这个现实斗争，共产主义必然堕入空想。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845—1847年间在德国非常流行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其代表人物有格律恩（1817—1887）、赫斯（1812—1875）和克利盖（1820—1850）等人。他们把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同英法乌托邦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宣扬社会主义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大肆鼓吹“爱”的哲学，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试图用人道主义消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其哲学基础进行过批判，但这一思潮在1846—1847年间又有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捍卫了共产主义思想原则的纯洁性，阐发了争取民主制与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辩证关系以及共产主义的基本宗旨。1846年8月，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同格律恩为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辩论时“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27]。恩格斯的这个定义，涉及当时争论的各要点，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

蒲鲁东是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蒲鲁东曾因发表《什么是财产》提出“财产就是盗窃”的名言而声名大噪。他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宣传改良主义观点，在法国工人运动中有相当大的影响。1846年，蒲鲁东出版了两大卷的《贫困的哲学》，试图论证他的“新社会主义体系”。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这部著作“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28]。1847年7月，马克思专门出版了批判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对蒲鲁东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对立，从而也就消灭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国家政权。列宁曾称《哲学的贫困》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马克思自己也认为，“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29]。

卡尔·海因岑是德国激进派理论家，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海因岑攻击共产主义是从某种原则出发得出的结论。为了反驳海因岑对共产主义的攻击，恩格斯在1847年9—10月写了总标题为《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两篇文章。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大工业发展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作为理论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必然表现。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30]。恩格斯还特别指出，在民主革命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要并肩作战，民主主义者的利益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各种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不断充实、完善和论证自己的观点，使得建构新的理论体系的条件日渐成熟。

六、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活动是沿着理论创新、批判谬见、建立政党这几条线索进行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世界观的转变之后，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清理自己的思想，完善自己的理论，清算形形色色的反动的、保守的或空想的社会思潮；另一方面则需要让更多的人接受自己的理论，直至这一理论成为工人运动的理论武器。而对于工人运动来说，要把自发的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变成自觉的斗争，则需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新的理论与工人运动之间的结合是由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政党来完成的。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31]

由于19世纪40年代活动在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工人和革命者的政治组织无力担负起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重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自觉地把自己的理论运用于工人运动的实践，积极进行了建立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新的理论经受了考验，而工人运动和建党活动的实践则反过来又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184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以便加强各国社会主义团体之间的联系，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建党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通讯委员会同伦敦、巴黎和德国的爱北斐特以及威斯特伐利亚、西里西亚地区的一些城市的战友建立了联系，先后在英、法、德三国建立了几个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或共产主义小组。

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对各地工人政治组织和共产主义团体具体情况的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改造正义者同盟上。还在1846年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时，他们工作的重点之一便是尽一切可能争取正义者同盟的盟员。这时的正义者同盟在英、法、德、瑞士等国都建有支部，还通过它领导的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吸收了包括更加广泛国别的先进人士为会员，如荷兰人、波兰人、俄国人、斯堪的那维亚人、南斯拉夫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同盟的主要骨干都有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更重要的是，同盟的领导人积极响应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号召，迅速成立了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魏特林、克利盖、格律恩和蒲鲁东等的批判，极大地提高了同盟的思想水平，增强了同盟对马克思科学理论的认同性。

在从思想上完成对正义者同盟的改造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着手从组织上改造正义者同盟。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和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派约瑟夫·莫尔到布鲁塞尔商谈正义者同盟改组事宜。莫尔当面听取了马克思对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问题的阐释后，诚恳邀请马克思，随后又到巴黎邀请恩格斯，连同他们的团体一起加入正义者联盟，并领导改组同盟的工作。考虑到同盟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工人政党组织，其领导人也已表示接受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便同意参加改组正义者同盟，把它变为共产主义政党。

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了改组大会。恩格斯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威廉·沃尔弗作为布鲁塞尔支部的代表参加了大会。马克思因为严重的经济困难未能出席，但他为大会的召开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包括对提交大会讨论的新的章程草案提出了原则意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大会将正义者同盟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取代了“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

1847年11月底至12月中，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最终完全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新理论和新原则，并委托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一个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纲领。会后，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充分酝酿，最后由马克思执笔完成了纲领的起草工作。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