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拉姆·库姆，英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改革家。库姆是欧文主义的热心追随者，也是早期合作运动的积极倡导者，1785出生于爱丁堡的一个啤酒酿造者家庭。高中毕业后，先在附近一家制革厂做学徒，后在伦敦、格拉斯哥做过鞣皮匠。1807年回到爱丁堡，继续靠制革谋生，闲暇时间喜欢做一些机械发明，也喜欢写作诗歌、剧本和讽刺作品。自身生活的拮据及周边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让他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平等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1820年，库姆结识了欧文并参观了新拉纳克，为欧文的理想及其事业所折服。回到爱丁堡后，库姆建立了合作协会，积极宣传欧文的思想。1823年，他出版了一本批判竞争、倡导合作的通俗性小册子《新旧制度概览》。1825年，他同汉密尔顿（A.J.Hamilton）等人一起在格拉斯哥附近的奥比斯顿（Orbiston）建立了一个欧文主义的合作新村。这是欧文派在英国第一次真正开辟住宅区的尝试。但这个公社人员非常复杂，管理也极其混乱。由于操劳过度，库姆于1827年8月病逝。库姆死后不久，奥比斯顿新村也瓦解了。

约翰·格雷，英国19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乌托邦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他曾同情和支持欧文主义，后来与欧文分手，逐渐蜕变为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格雷大约生于1798年或1799年，年少时曾就读于莱普顿中学。因为家境不好，辍学后便到伦敦的工厂里做工。生活的艰难使他对经济制度的弊病深有感触。他读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对各种社会改革方案比较感兴趣。他与托马斯·霍斯金（Thomas Hodgskin）、约翰·弗朗西斯·布雷（John Francis Bray）等都是李嘉图学派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格雷曾是阿布拉姆·库姆的崇拜者和好朋友，参加过奥比斯顿共产主义新村的试验。1826年，曾专门发表《就奥比斯顿人目前活动应遵循的原则忠告奥比斯顿人》，对库姆的实践提出建议和批评。1823年，格雷首次同欧文通信，认为自己的研究同欧文的主张不谋而合。在访问新拉纳克之后，他对欧文的主张公开表示了支持。1825年出版《人类幸福论》，从李嘉图经济理论出发，谴责了现实制度，认为利息、地租和利润都是对劳动的剥削，提出了应当改造社会的任务。格雷曾公开表示，这本小册子是专门为捍卫欧文的计划而写的，所以，书中对欧文的计划颇多溢美之词。到1836年，格雷与欧文发生了公开争论，在其1831年出版的《社会制度》中，用大量篇幅对欧文的理论提出了批评。格雷还对欧文在新拉纳克的实践也提出了批评。格雷参加了早期工会运动，同伦敦的合作协会保持着联系，还是宪章运动的支持者。一般认为，格雷死于1850年，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格雷一直到1883年才去世。

乔治·穆迪，英国早期合作运动和工会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欧文主义者。穆迪1788年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1820年，穆迪在熟悉欧文的学说和社会理想后，正式成为欧文主义信徒。利用自己《太阳报》编辑的有利条件积极撰文宣传欧文的思想和社会改革计划。1821年，他组织了第一个欧文主义协会。同年1月，他联合一些同行组织印刷工人公社并创办了《经济学家》周刊，这是第一个专门宣传欧文主义的杂志。它的宗旨是既要讨论欧文派公社的建设原则，又要记述其实践的过程。在它存在不足两年时间里，发表了不少英国各地各种合作社的文章。1821年底，公社建成。公社成员开始过集体生活。他们租了一些房间，在那里建了公用的厨房和餐厅，公用的音乐室、阅览室和娱乐室，以及为孩子们开设的公用育婴室等。这是最早按照欧文思想试办的工人阶级公社。由于公社工作负荷过重，穆迪无力兼顾《经济学家》杂志，杂志于1822年3月停刊。1824年，他被迫放弃了公社。不久，穆迪又倾其所有参加了库姆在奥比斯顿组织的公社，但之后又同库姆发生意见分歧，并于1827年离开了奥比斯顿。在此期间，穆迪出版了《为工人阶级辩护》一书。穆迪是英国合作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欧文的学说，并积极组织实施欧文的社会改革方案，是欧文学派的重要成员。19世纪40年代后，穆迪住在伦敦，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卒年不详。

威廉·汤普逊，著名欧文主义理论家，英国工会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汤普逊于1775年出生于爱尔兰科克市的富商兼地主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汤普逊熟读孔多塞、杰利米·边沁、詹姆斯·密尔、威廉·葛德文、托马斯·马尔萨斯等人的著作，并深受其影响。汤普逊与边沁交往颇深，1821—1822年造访伦敦期间曾在边沁的家里盘桓数月之久。汤普逊也熟知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著作。与格雷从欧文主义逐渐转变为私有财产的辩护者相反，汤普逊则是从功利主义出发，通过研究社会问题，逐渐转向了欧文主义。汤普逊先后于1824年和1827年出版了《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和《有报酬的劳动》两部重要著作。前者从边沁的功利主义出发，利用李嘉图的经济理论，着重研究分配问题，得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后者则进一步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出发考察分配问题，认为合作运动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汤普逊在欧文领导的合作运动中表现积极，他是伦敦合作社组织的重要领导成员，也经常在《合作》杂志上发表文章。不过，汤普逊并不赞成欧文依靠统治者和政府建立大规模共产主义公社的主张，而是强调无产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从建立小规模的公社开始起步。二人在1832年伦敦召开的第三次合作大会上爆发公开争论。不久，汤普逊于次年3月底病逝。逝世前，汤普逊立下遗嘱，把巨额遗产全部赠给欧文主义组织。汤普逊在把欧文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约翰·弗兰西斯·布雷，1809年出生于北美的俄勒冈，1822年举家返回英国里兹。由于回国不久父亲即病逝，布雷先是寄居在亲戚家里，后到约克郡西区印刷厂当学徒。1832年，布雷回到里兹，供职于一家地方报纸。布雷积极参加了里兹的工人运动和宪章运动。1837年，参与创建立里兹男工协会，主管协会财务。其间他给协会会员做了许多报告，并利用这些报告写成了《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一书。该书出版于1839年。布雷在这部著作中继承和发挥了欧文的理论，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曾称布雷是“英国共产主义者”，并称赞他的这本书是一部“出色的著作”。1842年，布雷回到美国。在美国，布雷积极参加了那里的民主运动和劳工运动，被誉为美国工人的“本杰明·富兰克林”。

此外还有一些著名的欧文主义者。如威廉·金（William King，1786—1865），著名的医生和慈善家，贸易协会的主要创始人。在欧文离开英国前往美国后，他仍然积极践行欧文的合作思想，推动合作运动的发展。1827年，金在布莱顿建立了一家合作商店。1828年又办了一张名为《合作者》的报纸，为合作运动提供理论和舆论的支持。该报坚持了差不多两年时间，在当时的合作运动中颇有影响。约书亚·沃伦（Josiah Warren，1798—1874），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发明家、音乐家和作家。1825—1827年间，在欧文新和谐思想的影响下，积极参与了欧文所领导的北美移民区试验。罗伯特·戴尔·欧文（Robert Dale Owen，1801—1877），苏格兰裔美国社会改革家、政治家，罗伯特·欧文之子，1825年移民美国，积极协助罗伯特·欧文经营印第安纳的新和谐公社。

（二）欧文主义者的主要贡献

在理论方面，欧文主义者在宣传和实践欧文思想的过程中，对欧文的观点进行了阐发和引申，进一步充实、丰富、补充、深化和发展了欧文的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

在批判资本主义方面，欧文的整个共产主义是以李嘉图为依据的。同欧文一样，汤普逊、布雷、格雷等欧文主义者也都是把李嘉图的价值学说作为武器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他们从各自的角度立论，大大丰富、充实和深化了欧文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分析和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著作，都堪称“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用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器来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173]的重要文献。

作为欧文主义重要理论家的汤普逊反对欧文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和政治的身上，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出解放自己的道路，这不仅在理论上比欧文前进了一大步，而且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也更有加有效。他主张以工会运动为基础，按照欧文主义的原则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工会应当在新社会中起领导作用。汤普逊这种更为切合实际的主张无疑更加有利于欧文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布雷在权利平等方面的观点对欧文主义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针对工人运动中有人提出美国已经实现权利平等的观点，布雷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想象，因为权利的平等，永远不能与劳动的不平等和财富的不平等并存，只要存在着富和贫、贵和贱、主和仆的时候，总是没有权利的平等。美国也不例外，那里也分成为富人和穷人，分成为资本家与生产者。

布雷主张按照合股制度的原则，按行业把劳动者组织在各个合股公司内，实行财产公有、权利平等、普及劳动、平等交换以及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等量的劳动应该得到相等的报酬等原则，每个成员都能获得他自己的全部成果。这是对“按劳分配”原则更为明晰的表述。布雷还认识到，建立共产主义新制度，要想一下子把千百年来的私有制度和阶级压迫的恶果彻底消除干净是不可能的，人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具备实现共产主义的性格和品质，因此需要一个过渡阶段。

在实践方面，欧文主义者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扩大了欧文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促进了欧文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推动了英国早期工人运动特别是工会运动和合作运动的发展。

欧文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制度，同情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工人阶级处境，把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看成自身的使命。欧文在新拉纳克的试验，欧文主义者在各处所进行的种种尝试，对于当时劳动条件普遍恶劣、苦难深重的工人来说，犹如黑暗中的一盏灯，给他们带来了些微的希望，工人阶级理所当然也把欧文主义视为自己的斗争武器。欧文主义盛行的时期，正是英国工人运动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的时期。欧文主义的组织和宣传活动，适应了早期工人运动的需要。所以，英国早期工人运动深受欧文主义的影响。

欧文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工会运动的发展。一方面，由于欧文主义的积极宣传，欧文的思想在许多工会领导人中很有影响；另一方面，许多著名的欧文主义者本身就是工会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如穆迪、汤普逊、布雷等。欧文本人在美国试验失败回到英国时，正赶上英国工会运动进入一个高涨期。欧文直接投身于英国工会运动，很快便成为工会运动的领导者。这更进一步推动了欧文主义者在工人中的组织和宣传活动。所以，这一时期的英国工会运动带有强烈的欧文主义色彩也就不难理解了。

欧文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另一个重大影响表现在组织和发展合作运动方面。工人合作互助并非始于欧文派，但消灭竞争、提倡合作是欧文主义的基本主张，它直接把理想主义和建立公社的思想引入了合作互助中来，从而引导了大规模合作运动的出现。虽然欧文本人所倡导的是生产合作社，而现实中大量出现的却是消费合作社，但合作运动的发展却与欧文主义有着不解之缘，欧文主义者大多都是合作运动的组织者和倡导者，他们建立的各种公社都实行合作生产、合作消费甚至合作经营。如库姆等人的奥比斯顿新村就是靠爱丁堡实践协会经营的合作商店筹集的资金支撑起来的。威廉·金不仅自己开办了一家合作商店，还出版《合作者》报纸为合作运动造势。穆迪、沃伦等人也都是合作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欧文从美国回来时，英国伦敦等地已出现许多消费合作社。虽然这与他的本意不同，但他仍然热情地支持了这个运动，站到了运动的前列，从而进一步带动了欧文主义者参与、组织和领导合作社运动的热情。欧文主义者与欧文一起组织和领导了英国早期的工人合作运动，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播下了合作社的种子。

（三）欧文学派的式微

欧文主义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渗入工人群众，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逐渐扩大。到30年代，欧文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英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1833年10月，欧文领导成立了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用以指导全国工会运动和合作运动的发展。联盟成立后短短数月之间，联盟成员就发展到几十万个，工人运动迅速高涨，罢工浪潮此伏彼起，合作工厂和合作社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834—1835年，欧文又组织了各民族各阶级协会，创办了周报《新道德世界》。通过协会和报纸，欧文及其信徒积极开展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团结了一批向往社会改革的工人和中、小资产阶级人士。

就在欧文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如日中天之时，欧文主义学派内部的分化也在日渐加剧。历史地看，所谓欧文学派，本身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组织，而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群体。这个群体从一开始人员就非常庞杂，观点也有很大差别，只不过在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接受欧文的主张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其主张的意义上，他们才被称为欧文主义者。如摩根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社会改革主张始终没有离开他的宗教立场，而沃伦则是一个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威廉·金则更倾心于合作商店的试验。格雷虽然公开支持过欧文，但从一开始就对欧文的主张有所保留，进入19世纪30年代以后便从不坚定的欧文主义者逐步退到了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随着30年代工人运动的高涨特别是宪章运动爆发之后，欧文主义者又出现了更大的一次分化。

以詹姆斯·摩里森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欧文主义者根据英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实际，对欧文主义的观点逐渐产生怀疑，进而开始批判欧文的一些观点。他们主张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反对劳资合作。这些人后来脱离了正统派欧文主义。宪章运动爆发后，以威廉·洛维特（William Lovett，1800—1877）、亨利·赫瑟林顿（Henry Hetherington，1792—1849）为代表的一部分欧文主义者积极投身于宪章运动，成了著名的宪章派领袖。他们中的一些虽然并没有完全摆脱欧文主义的影响，但他们强调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甚至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实现欧文主义的先决条件，逐渐离开了欧文主义的队伍。一部分欧文主义者则追随老师欧文，竭力抵制宪章运动，宣称工人通过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来改善自己的处境是不会产生什么效果的，更反对工人罢工和群众革命运动。他们对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和越来越剧烈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持消极态度，仍然醉心于宣传自己和平改造社会的主张。

随着队伍的不断分化，一批激进分子与欧文主义渐行渐远，“正统的”欧文学派日渐式微，逐步蜕化成了一伙纯粹的宗派主义分子，欧文主义也完全失去了其原本的革命意义。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苏]阿·列万多夫斯基：《圣西门传》，孙家衡、钱文干译，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1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6] 包诺姆（Bonhomme），意即“庄稼汉”“老百姓”。

[7]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30页注4，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圣西门选集》，第3卷，董果良、赵鸣远译，1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6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3]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1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4]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27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5]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188页。

[16]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191页。

[17]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190～190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30～5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2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1]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181页。

[22]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236页注1。

[23]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2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4]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2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5]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286页。

[26] 《圣西门选集》，第3卷，董果良、赵鸣远译，2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7]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25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8]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256页。

[29]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13～14页。

[30]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2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1] 《圣西门选集》，第2卷，董果良译，80～8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2] 《圣西门选集》，第2卷，董果良译，300页。

[33] 《圣西门选集》，第2卷，董果良译，29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4] 《圣西门选集》，第2卷，董果良译，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5]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6]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12页注1，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7]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19页。

[38]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2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9]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243页。

[40]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246页。

[41]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169页。

[42]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2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3]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188页。

[44] 《圣西门选集》，第2卷，董果良译，3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5]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19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6]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7]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91页。

[48]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2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0]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1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1]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8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2] 《圣西门选集》，第2卷，董果良译，3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3]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16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4] 《圣西门选集》，第2卷，董果良译，29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5] 《圣西门选集》，下卷，何清新译，19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56] 《圣西门选集》，第3卷，董果良、赵鸣远译，1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57]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2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8] 《圣西门选集》，第2卷，董果良译，2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9] 《圣西门选集》，第2卷，董果良译，302、301页。

[60]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29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61]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303页。

[62]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192页。

[63]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304～3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64]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3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65]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12页。

[66]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303页。

[67] 《圣西门选集》，第2卷，董果良译，1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29页。

[70]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2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1] 《圣西门选集》，第2卷，董果良译，1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2]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1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30～5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30页。

[7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684页注（24），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8]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1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6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1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2] [苏]阿·鲁·约安尼相：《傅立叶传》，汪裕荪译，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8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6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84] 《傅立叶选集》，第1卷，赵俊欣等译，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5] 《傅立叶选集》，第1卷，赵俊欣等译，1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6] 《傅立叶选集》，第1卷，赵俊欣等译，113页。

[87] 《傅立叶选集》，第3卷，汪耀三等译，2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6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6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0] 《傅立叶选集》，第1卷，赵俊欣等译，1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91] 《傅立叶选集》，第2卷，赵俊欣等译，2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92] 《傅立叶选集》，第1卷，赵俊欣等译，1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93] 《傅立叶选集》，第1卷，赵俊欣等译，1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94] 《傅立叶选集》，第3卷，汪耀三等译，26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95] 《傅立叶选集》，第1卷，赵俊欣等译，17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96] 《傅立叶选集》，第3卷，汪耀三等译，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97] 《傅立叶选集》，第3卷，汪耀三等译，93页。

[9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9] 《傅立叶选集》，第1卷，赵俊欣等译，1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00] 《傅立叶选集》，第1卷，赵俊欣等译，120页。

[10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03] 《傅立叶选集》，第3卷，汪耀三等译，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4] 《傅立叶选集》，第3卷，汪耀三等译，2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5] 《傅立叶选集》，第3卷，汪耀三等译，135页。

[106] 《傅立叶选集》，第2卷，赵俊欣等译，28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07]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08] 《傅立叶选集》，第2卷，赵俊欣等译，1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09] 《傅立叶选集》，第3卷，汪耀三等译，1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6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658页。

[112] 《傅立叶选集》，第2卷，赵俊欣等译，1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13] 《傅立叶选集》，第1卷，赵俊欣等译，1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14] 《傅立叶选集》，第2卷，赵俊欣等译，1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16] 《傅立叶选集》，第2卷，赵俊欣等译，3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17] 《傅立叶选集》，第1卷，赵俊欣等译，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32页。

[1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1] 《傅立叶选集》，第1卷，赵俊欣等译，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249～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699页注29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31～532页。

[1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6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0] 《欧文选集》，第2卷，柯象峰等译，9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5] 《欧文选集》，第3卷，马清槐等译，1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7～1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37] 《欧文选集》，第2卷，柯象峰等译，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38] 《欧文选集》，第2卷，柯象峰等译，2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39] 《欧文选集》，第2卷，柯象峰等译，107页。

[140] 《欧文选集》，第2卷，柯象峰等译，5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5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3] 《欧文选集》，第2卷，柯象峰等译，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44] 《欧文选集》，第2卷，柯象峰等译，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45] 《欧文选集》，第2卷，柯象峰等译，153页。

[146] 《欧文选集》，第2卷，柯象峰等译，131页。

[147] 《欧文选集》，第2卷，柯象峰等译，15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48] 《欧文选集》，第2卷，柯象峰等译，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556～5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0] 《欧文选集》，第2卷，柯象峰等译，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2] 《欧文选集》，第2卷，柯象峰等译，1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53] 《欧文选集》，第2卷，柯象峰等译，150页。

[154] 《欧文选集》，第2卷，柯象峰等译，1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55] 《欧文选集》，第2卷，柯象峰等译，110页。

[156] 《欧文选集》，第2卷，柯象峰等译，111～112页。

[15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1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6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2] [法]巴札尔、安凡丹、罗德里格：《圣西门学说释义》，王永江等译，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64] [法]巴札尔、安凡丹、罗德里格：《圣西门学说释义》，王永江等译，1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65] [法]巴札尔、安凡丹、罗德里格：《圣西门学说释义》，王永江等译，126～1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6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7] [法]巴札尔、安凡丹、罗德里格：《圣西门学说释义》，王永江等译，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69] [苏]阿·鲁·约安尼相：《傅立叶传》，汪裕荪译，1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7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72] 转引自[苏]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3卷，郭从周、北京编译社译，13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17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