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各有众多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他们对老师的学说进行了系统化和通俗化的阐释，并在一些重要观点上有所发展。这些众多的信徒和崇拜者分别形成了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和欧文派，各树一帜，各有千秋。这一时期的法国，与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争相辉映的，还有试图恢复巴贝夫革命传统的巴贝夫主义者。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巴贝夫派和欧文派群星璀璨，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社会主义史上留下了虽然短暂但却不失绚烂的一页。

一、圣西门主义者

（一）圣西门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

圣西门生前就已有一些信奉其学说的人团结在周围，去世后又有许多人成了他的社会主义学说的追随者。圣西门学派的著名成员包括雅克-尼古拉-奥古斯丹·梯叶里（Jacques-Nicolas-Augustin Thierry）、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奥伦德·罗德里格（Olinde Rodrigues）、巴特尔米·普鲁斯比尔·安凡丹（Barthélemy-Prospe Enfantin）、圣阿芒·巴扎尔（Saint-Amand Bazard）、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等。

奥古斯丹·梯叶里（1795—1856），复辟时期法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早年追随圣西门，热衷于圣西门的社会主义。1814年，19岁的中学历史教员梯叶里成为圣西门的秘书。因为政治倾向不同，二人于1817年分手。但两人关系没有破裂，表面上仍然维护着良好的关系。梯叶里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孔德曾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816年被综合技术学校开除，一度生活十分困难。从1817年到1822年，孔德给圣西门做了五年秘书，成了圣西门的学生和朋友，也是圣西门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圣西门的《实业家问答》一书第三册即由孔德执笔写成。这是孔德的第一部署名著作。圣西门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孔德也很高兴地自命为圣西门的学生。孔德离开圣西门之后仍然维持着同老师的友谊。孔德参加了圣西门的葬礼，还曾在圣西门主义者主办的第一份刊物《生产者》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不过，1824年孔德再版其《实业家问答》第三册时已把书名改成了《实证政治体系》。圣西门去世后，孔德完全转向实证哲学的研究。1826年，孔德正式同圣西门主义者决裂。

奥伦德·罗德里格（1794—1851）是一名金融家和政论家，擅长数学，在银行和信用方面著述颇丰。他在综合技术学校讲授数学多年，后担任抵押银行的经理。1823年5月，年仅29岁的罗德里格结识了圣西门，并借孔德放弃圣西门秘书职位之机接替了他的工作，直到圣西门去世。罗德里格是圣西门的亲信门徒，圣西门主义的坚定卫道士。在圣西门逝世后，他曾公开声明自己是“圣西门主义者”。罗德里格是圣西门学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搜集并整理了老师的著作，于1832年出版了《圣西门全集》。

巴特尔米·普鲁斯比尔·安凡丹（1796—1864），是一个破产银行家的儿子，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复辟时期曾因拥护拿破仑而被开除。后来辗转进入罗德里格任经理的抵押银行工作。罗德里格把他介绍给了弥留之际的圣西门，安凡丹由此成了圣西门去世前最亲信的门徒之一。安凡丹是圣西门学派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他把圣西门学说中的宗教成分提到首位，致力于建立圣西门主义的教会，加强了圣西门主义的宗教神秘主义倾向。

圣阿芒·巴扎尔（1796—1832）曾是法国密谋组织烧炭党（Carbonari society）的组织者之一。该组织成立于1820年底至1821年初，旨在推翻波旁王朝。巴扎尔是一个私生子，有过苦难的童年。22岁时参加过国民自卫军，并因作战英勇而获得过勋章。复辟时期积极投身反对波旁王朝的斗争，组织了烧炭党。1821年起义失败后被缺席判处死刑，开始四处逃亡。结识罗德里格后，参加了圣西门主义者组织的活动。巴扎尔深入钻研圣西门的著作，积极阐发圣西门的思想，把圣西门的思想系统化和条理化为一个严整的体系。他同安凡丹一起共同领导圣西门学派，是圣西门主义的首席理论家。

皮埃尔·勒鲁（1797—1871）出身于巴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1814年，因为父亲去世，17岁的勒鲁为了赚钱养家，被迫放弃上技术学校的打算，当了一名印刷工人。复辟时期，勒鲁曾参加烧炭党的活动。1824年，勒鲁创办了《环球》杂志，该杂志对社会问题极为关注。1825年，因《环球》杂志引起圣西门的关注，勒鲁得以同圣西门相识。1830年10月，勒鲁改组《环球》杂志，把它变成圣西门主义者的刊物。他积极宣传圣西门主义，在比利时以及里昂和法国南部一些城市都讲过学。1831年11月，勒鲁同巴扎尔一起同安凡丹决裂。巴扎尔去世后，勒鲁自认为是正统的圣西门主义者，主张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圣西门主义。1848年革命期间，勒鲁当选国民会议成员。六月革命中，他强烈抗议政府的屠杀行为。路易·波拿巴政变后，勒鲁逃亡国外，直到1869年大赦后才回国。1871年4月，勒鲁病逝。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比较著名的圣西门主义者，例如，米歇尔·舍瓦利埃（Michel Chevalier，1806—1879），工程师，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曾热心宣传圣西门主义，后来成为自由贸易论者，1851年十二月政变后积极支持和宣传拿破仑·波拿巴的经济政策。阿贝尔·艾蒂安·路易·特朗松（Abel Etienne Louis Transon，1805—1876），数学家，采矿工程师，1823年就读巴黎综合技术学校，曾积极宣传圣西门主义。茹尔·莱舍瓦利埃（Jules Lechevalier，1800—1850），经济学家、政论家，曾热烈鼓吹圣西门主义，后转而追随傅立叶。菲利浦-约瑟夫-本杰明·毕舍（Philippe-Joseph-Benjamin Buchez，1796—1865），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共和党人，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曾经是圣西门学派的骨干成员。拉扎尔-伊波利特·卡诺（Lazare-Hippolyte Carnot，1801—1888），政论家，共和党人，曾经是圣西门学派的骨干分子。圣西门派活动最盛时期是1830年前后，参加者曾达数百人之多。

（二）圣西门学派的兴衰

1825年6月，罗德里格、安凡丹、巴扎尔联合圣西门的其他一些朋友，合股创办了第一份圣西门主义杂志《生产者》。该杂志于10月在巴黎出版，但由于资金困难，一年后停刊。杂志的宗旨是向读者，特别是那些可能给予赞助和支持的读者介绍圣西门的观点。《生产者》的发行对于促进圣西门主义的研究和增进圣西门派的团结起了积极作用。

在编印《生产者》杂志时，圣西门派内部就已出现分歧，以巴扎尔为首的一部分人强调首先发展老师的社会观点，而以安凡丹为首的一部分人则主张更多地关注宗教和情感问题。罗德里格支持安凡丹。最后，安凡丹一派占了上风。由于罗德里格的努力，分歧没有公开。但在杂志停刊时，一部分昔日的战友借机脱离了圣西门主义者的阵营。

《生产者》停刊后，安凡丹通过同杂志老订户通信和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的形式阐释圣西门主义，进一步强化了圣西门主义的宗教化倾向；而巴扎尔则通过搜集、整理和研究导师的遗著，通过撰写讲义和公开演讲的形式把圣西门思想条理化、体系化。在巴扎尔讲义基础上，学派高层经过认真讨论和集体校订，于1829年正式出版了《圣西门学说释义》。《释义》出版时没有署名，其基本思想来自圣西门，但也根据导师的思想发挥了许多东西，对社会主义思想史有其独创性的贡献。

1829年12月底。在圣西门义者的集会上，罗德里格以“直到现在仅存的”唯一的圣西门的学生身份向“信徒们”发表纲领性的长篇演说，宣布把学派的领导权移交给安凡丹和巴扎尔。这次集会标志着以安凡丹和巴扎尔为首的圣西门主义教阶制度正式建立。为避免分裂，巴扎尔在罗德里格的劝说下再次做出让步。但是，以《生产者》原编辑部成员毕舍为首的一批主张圣西门学说应具有社会目的性的人在公开申明自己的立场后，离开了会场。

1830年，巴黎爆发七月革命。圣西门派在革命一开始曾把革命看成是现代社会盛行的无政府状态的象征，号召其拥护者不要卷入斗争。但仍有一些著名的圣西门主义者如卡诺等人积极投身于革命，参加了巷战。7月30日，圣西门主义者发表宣言，改变了先前的观点。宣言痛斥靠别人劳动过活的游手好闲的人，赞扬人民破坏封建旧秩序的行动，号召巩固胜利，永远废除特权。宣言把革命斗争视为社会改革的一种手段，并把七月革命视为18世纪以来伟大革命斗争的顶峰。

虽然圣西门主义者很快便对革命的结果感到失望，但他们利用革命积极宣传自己主张的工作却做得非常出色。1830—1831年是圣西门主义者宣传工作最活跃的年代。勒鲁的《环球》从原先自由派的论坛变成了宣传圣西门主义的重要阵地。他们还通过印刷各种小册子和宣传材料、举办各种群众集会和报告会宣传自己的主张。正是借助七月革命的有利时机和成功的宣传策略，圣西门主义者一度发展到数百人，除了巴黎和贝桑松，蒙彼利埃、图卢兹、麦茨、里昂、波尔多等地都有他们的基层组织。国外也有人在议论圣西门主义，甚至像匈牙利钢琴家费伦茨·李斯特、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也都曾对圣西门主义发生过兴趣。

圣西门主义的发展也引起了傅立叶的关注。傅立叶甚至还去听过巴扎尔的演讲。傅立叶虽然瞧不上圣西门，讥讽其为“经济学家和商人的科学辩护人”，但圣西门主义日益扩展的影响力还是引起了他的不安。他把自己的新著《新世界》送给安凡丹，并写信劝其投到自己门下。安凡丹婉言谢绝了傅立叶的要求，并随信寄去了几本圣西门的著作。傅立叶写长信批判圣西门的学说，安凡丹则回信批判了傅立叶。怒不可遏的傅立叶于1831年发表小册子《承认协作和进步的两个谢克塔——圣西门教派和欧文教派的骗局》，对圣西门主义者和欧文主义者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抨击。

不过，圣西门主义者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

这时圣西门主义的教会化倾向进一步发展，定期的学派集会日益变成了教派的聚会。全体成员都领有一套统一的制服。他们在巴黎有五个聚会点，从1831年初开始每天聚会。安凡丹和巴扎尔俨然成了教会的教父，出场时所有的人都要站起来向他们鞠躬。在一个高台上，最高等级的人即主教会成员围坐成半圆形，其余的人挤满大厅。信徒们被分成好几个等级且等级森严。

圣西门主义者越来越脱离无产阶级的实际，尤其是他们对1831年爆发的里昂工人起义表现出的漠不关心态度，使得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失望情绪大大增长了。

对圣西门派最致命的打击来自内部的再次分裂，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分裂。1831年11月，巴扎尔因最终无法接受安凡丹日益痴迷的宗教化倾向及其有关婚姻家庭的观点而正式宣布退出“教会”，并宣称自己才是圣西门主义的唯一领袖。第二年，巴扎尔病逝。一批极具才华的圣西门主义者如卡诺、勒鲁、特朗松、莱舍瓦利埃等也都随巴扎尔退出。不久，莱舍瓦利埃、特朗松、卡诺等相继皈依傅立叶门下。

在巴扎尔与安凡丹决裂时，罗德里格再次站在安凡丹一边，坚称安凡丹是独一无二的“最高教父”。然而，当1832年1月安凡丹向信徒们公开他的新教义的时候，罗德里格才恍然大悟。一个月后，他也离开了安凡丹，并发表声明，自称为“圣西门主义的首领”。1832年4月，安凡丹及其追随者前往巴黎近郊的麦尼尔蒙坦建立劳动公社。8月，安凡丹等人以破坏法律、践踏道德的罪名被提交法庭审判。圣西门派遭到最后致命的一击，完全解体了。

（三）圣西门主义者的主要贡献及历史局限

圣西门主义者在整理和宣传圣西门思想的过程中，对圣西门一些主要的和潜在的观点进行阐发，引申了其中的积极因素，提出了圣西门所没有提到或者发挥了在圣西门那里只是萌芽状态的思想，把圣西门社会主义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对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

首先，在历史观方面，圣西门主义者把协作和对抗看成人们相对关系的两种主要形式，认为人类历史就是协作的不断扩大而对抗逐渐减弱的过程。虽然这种解释仍然不科学，但它已经认识到无论是社会之间还是社会内部关系都存在对抗，人类历史就是阶级对抗的历史，而人剥削人则是对抗的基础。在他们看来，迄今为止的历史，一直存在着人剥削人的现象，所不同的只是剥削形式的变化：“人一直剥削人。主人剥削奴隶；贵族剥削平民；领主剥削农奴；土地占有者剥削佃农；游手好闲者剥削劳动者——这便是到目前为止人类进步的历史。”[162]

“圣西门主义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对现存制度的批判”[163]。圣西门主义者从他们的历史观出发来解释现存制度，触及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在他们这里，劳动者已不再是圣西门所说的实业家阶级，而主要是指工人阶级。他们注意到，工人在物质、精神和道德上遭受剥削的悲惨处境，一如过去的奴隶，他们就是奴隶和农奴的直接后裔，所不同的只是今天的工人不再完全是主人的财产，他们是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下订立契约出卖自己的劳动的。他们的这一认识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资关系的本质，比他们的导师大大前进了。

其次，圣西门曾提出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石的思想，但没有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而且他并不主张公有制。圣西门主义者则提出，“在剥削中起主要作用并构成剥削的直接依据的是所有制结构，在家庭范围内以继承的方式转让财产”[164]。所有制是政治制度的基础。但是，所有制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与所有其他社会现象一样，也是由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因此它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规定和不同的调整。也就是说，所有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它是一切社会的物质基础。

圣西门主义者初步把财产区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他们认为，资本家的财产是由不直接用于消费而可以取得利润的财富，即包括土地所有权和资本构成的，并指责他们从年产品中作为工资取去的份额太大。这说明圣西门主义者已经意识到资本家拥有的财产是可以用来剥削工人获得利润的生产资料，这与圣西门把资产者的资本和利润都看作他们“劳动收入”的认识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

圣西门主义者还注意到，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地区间、部门间和企业间所进行的生产资料分配是很不合理的。为此，他们提出了正确分配生产资料的三个条件：“（1）生产手段必须根据每个地区和每个工业部门的需要来进行分配；（2）生产手段的分配应根据个人的才能，以使每个人的才能最大限度地投入到事业中去；（3）最后，生产应当这样组织，不管在任何一个生产部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生产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危险。”[165]显然，圣西门主义者提出只有按比例分配生产资料才能避免生产不足和生产过剩，这在认识上也是一大进步。

圣西门主义者还发挥了圣西门关于实业制度下每个人的收入和地位都应当同他的才能成正比及废除一切特权的思想，引申出通过废除继承权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结论，克服了圣西门的实业制度仍保留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缺陷。不过，把废除继承权作为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改造的起点，是同结果而不是同原因作斗争，是同法律这种上层建筑作斗争而不是同形成这种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作斗争，“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166]。

再次，圣西门强调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取决于他的出身门第，而取决于他的才能。圣西门主义者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全世界的协作制就是我们的未来。按才能计报酬，按功效定才能就是代替征服权和出身门第特权的新权利；人不再剥削人；他们将彼此通力协作地开发归他们所统辖的世界。”[167]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圣西门主义者考虑到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认为按需分配无法实现，而平均分配则是对懒汉和勤劳者不加区别，这会消灭竞赛，破坏真正的平等原则，因此提出了“按能力计报酬，按功效定能力”的分配原则，强调每个人的地位将取决于他们的才能，每个人的报酬将取决于他们所做的事情，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是对不劳而获和剥削的否定。

最后，圣西门主义者进一步发挥了圣西门关于重视银行作用的见解，发展出一套完整的银行与信用理论。他们认为，银行是在无政府混乱状态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物质劳动组织，起着需要生产工具的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占有者之间中介的作用，它可以完成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不能很好地完成的分配职能。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银行的这种作用却得不到充分发挥。在未来社会里，银行组织将会得到进一步完善，那时它将会根据全社会的利益管理整个工业部门，担负起分配生产资料的职能，通过对地区、部门和企业的投资，实现生产资料在地区间、部门间和企业间的合理分配，并通过对有才能的穷苦劳动者的贷款，实现生产资料分配同个人的才能相适应的原则。

按照圣西门主义者的设计，在未来社会，首先要建立中心银行负责管理所有财产、生产基金和生产工具，然后在中心银行之下设立二级银行同主要地区保持联系，以了解这些地区所需要的生产能力，在二级银行之下还要设专业银行，掌握更小一些地区和工业分支。他们希望通过银行的这种作用实现每个人都能按其职能得到报酬，最终达到消灭剥削的目的。

圣西门主义者关于银行在未来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见解及其设计的发挥作用的方式的见解，是圣西门关于政治将为经济所包容，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废除国家思想的具体化，在社会主义史上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企图通过银行来为整个社会生产作计划，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已经公开化以后就更不能实现。

此外，圣西门主义者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对圣西门的思想有所发挥。如圣西门提出男女平等，圣西门主义者进而提出了“解放妇女”的口号。再如，他们发挥了圣西门的教育思想，提出教育是使新的一代适应上升的社会制度的一切努力的总和，是达到正义和有益社会秩序的手段，认为搞好教育是实现全世界联合的最重要的手段，是一切方法中最强有力的一种方法等。

不过，圣西门主义者在宣传圣西门主义、引申和发挥它的一些积极因素时，也发挥了它的最坏的东西，特别是把其中的神秘成分和宗教因素提到了首位。按照圣西门主义者的设想，最高主教即“天父”是未来社会的领袖，是整个社会道德、科学和实业的领导者；学者分管知识和宗教；实业家负责地球的开发。未来社会就是一个由天父、学者和实业家组成的等级森严的教阶制社会。圣西门主义完全变成了一种宗教信仰，而圣西门学派也变成了一种具有森严宗教等级制度的教派，并最终走上了违背圣西门意愿的极端神秘主义甚至荒诞的道路。结果，“圣西门主义像一颗闪烁的流星，在引起思想界的注意之后，从社会的地平线上消失了”[168]。

二、傅立叶主义者

（一）傅立叶派的兴衰

同圣西门一样，傅立叶在世时，就有一批信徒团结在他的周围，形成了傅立叶派。这个学派的形成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其成员也比较复杂。

尤斯特·缪隆是贝桑松的一个小官吏，双耳失聪，但却酷爱读书。1814年时偶然读到傅立叶的《四种运动论》，旋即为该书所吸引，并对该书的作者倾慕不已，想尽办法四处寻找作者本人。1816年，缪隆同傅立叶建立通信联系，1818年在柏恩市同傅立叶见面。缪隆是傅立叶的第一个信徒。

由于缪隆的努力，傅立叶的同乡拉莉斯·薇古尔成了他的虔诚信徒。傅立叶主办的杂志后来曾称薇古尔是“第一个懂得傅立叶学说的妇女”。薇古尔痴迷于傅立叶所描绘的和谐美景，毕生致力于傅立叶学说的宣传，不惜一切力量和金钱。薇古尔与缪隆在贝桑松建立了第一个傅立叶主义小组，为傅立叶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到20年代，傅立叶的信徒已达数十人，其中有协助其《宇宙统一论》出版的罗塔里耶的格列阿、治安法官高登、地主伽贝等，年仅17岁的维克多·孔西得朗也是这时加入进来的，他后来成了傅立叶学派核心成员，也是傅立叶主义最杰出的宣传家。

傅立叶的信徒虽然人数不多，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周围非常虔诚地传播着老师的思想。如缪隆于1824年在贝桑松出版的小册子《简评工业方法》，第一章批评了现存的经济制度，第二章谈到了保障制度，第三章则描述了和谐社会。缪隆是第一个用文字普及傅立叶协作理论的信徒。伽贝曾在1825年从第戎致信傅立叶，热情洋溢地向老师介绍了自己向周围的人们宣传其傅立叶思想的情形。1829年3月《新世界》出版后，信徒们通过发表评论文章和组织研讨会等形式进行了宣传。

七月革命的爆发进一步激发了傅立叶主义者的宣传热情，分布在各地的傅立叶主义者更加卖力地宣传老师的思想，积极吸收新的成员。正在梅斯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孔西得朗甚至在自己的同学中组织了学习小组，每周两次聚会，共同研究协作理论。

在伽贝、孔西得朗等人的共同努力下，1832年6月，傅立叶主义者出版了一份周刊《法伦斯泰尔》，后改为《工业改革，或法伦斯泰尔》。这份刊物成了巴黎、贝桑松、第戎、南锡等地的傅立叶主义小组以及散居全国各地的傅立叶主义者的联络中心。新旧傅立叶主义者，包括傅立叶本人，都是该杂志的撰稿人。

不过，当圣西门派在法国还有较大影响的时候，傅立叶主义的传播在客观上受到阻滞，发展比较缓慢。圣西门派的分裂和瓦解为傅立叶派的发展及傅立叶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著名的圣西门主义者茹尔·莱舍瓦利埃在他还是一个圣西门主义者的时候就同傅立叶主义者缪隆、薇古尔、伽贝、孔西得朗等人有来往。他不仅认真钻研过圣西门的著作，也悉心研读过傅立叶的作品。1831年11月，圣西门“教派”发生严重分裂，莱舍瓦利埃对圣西门学派彻底失望。1832年1月，他写信给傅立叶，宣称自己是傅立叶的信徒。数日后，莱舍瓦利埃的好友、著名圣西门主义者特朗松也宣布加盟傅立叶派。受他们的影响并在他们的积极劝导下，许多圣西门主义者纷纷皈依傅立叶门下，并在5月至8月间达到**。

圣西门主义者的加入使傅立叶学派短时期内得到迅速发展。虽然从傅立叶的第一批信徒出现时起，广义的傅立叶学派就已存在，但实质上，傅立叶学派只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初才在组织上形成和巩固下来，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正是在圣西门学派瓦解后，傅立叶主义才真正成为一个学派。

傅立叶派除了出版杂志外，还印发了单行的宣传书籍以及登载各种讲演和发言的小册子。孔西得朗、莱舍瓦利埃、特朗松等学派骨干还前往里昂、马赛、土伦、第戎、波尔多、卢昂、南锡等地举行定期讲演，积极宣传协作理论。学派的成员各显所能，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宣传，或举行集会，或召开座谈会，或招募新成员。到1833年底，傅立叶主义者达到了200人左右，包括国外的一些拥护者。

新加入的傅立叶信徒中有不少知识分子，主要是一些年轻的工程师、医生、律师和军人。傅立叶主义也得到了部分工人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例如，在里昂的《工厂时代》《工人时代》《常识》等接近工人的报纸上就时有傅立叶主义者的文章发表，甚至还有像钟表工人贝朗瑞这样的工人现身说法，以个人的经验来论证傅立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繁重和枯燥这一见解的正确性。

随着傅立叶学派的建立，傅立叶同傅立叶学派之间的矛盾也日渐暴露出来。学派虽然是以傅立叶为中心发展和成长起来的，却并不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领导权不在他的手中，一切事务和组织问题不经他的手就解决了。傅立叶感觉到信徒们似乎都不再听他的话，还常常以批评的态度对待他，对他的著作说三道四，劝他不要涉及某某问题，建议他写什么和怎么写等。结果，学派人数愈多，他愈感到精神孤独。傅立叶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常为此郁郁寡欢。

傅立叶与傅立叶派之间的矛盾，主要是他同新加入的信徒之间的矛盾。学派的早期成员对傅立叶是衷心爱戴的，他们称傅立叶为首领，承认他是“协作理论的创始人”，有时还写信、写诗表达对他的敬意。但30年代初参加学派的人却没有老信徒那样的朴素感情，虽然表面上也会同样称赞他是“天才的思想家和新伽利略”“认识社会命运的预言家”“救世主、社会学中的哥伦布、世界命运规律的发现者”等，实际上并不怎么尊敬他，特别是过去的圣西门主义者，一点儿也不掩饰他们对待傅立叶学说和他本人的批判态度，有时还表现出他们的深刻的不满。他们只愿意接受傅立叶学说的某些方面，并常常对傅立叶“恶毒攻击”圣西门耿耿于怀。在他们看来，圣西门的许多思想，是可以同协作理论结合起来的。

不过，傅立叶同傅立叶派之间的分歧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表面上看是一些学派的成员不满意傅立叶著作的古怪文体，认为傅立叶的“反臭虫”“反狮子”“行星**”一类玄妙奇谈给学派事业带来了损害，实质上是傅立叶学派的一些人试图从傅立叶的激进立场后退，他们激烈反对傅立叶对现存制度的尖锐批判，责备他度量狭窄。不仅有些人力图把傅立叶的理论同圣西门主义调和起来，更有一些人甚至要把傅立叶的理论同占统治地位的“公认”思想和观念调和起来。正如缪隆1836年致孔西得朗的信中所说：“希望您对一些占统治地位的成见和世人公开或暂时默默尊敬的东西的抨击能多带一些外交权术。”[169]不仅如此，一些傅立叶主义者也在日渐放弃傅立叶的终极理想，越来越满足于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组织几个生产—消费合作社，也就是说，老傅立叶的手段逐渐上升为傅立叶主义者的目的，而老傅立叶的目的在傅立叶主义者那里却变成了越来越模糊的远景而不愿再提起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他们的信仰是正统的，但他们是与傅立叶根本相反的人，是资产阶级的空论家。”[170]

1832年傅立叶及其门徒在康迪试验的失败以及由此产生的失望情绪给傅立叶学派的发展带来了极严重的影响。1834年初，由于同傅立叶发生意见分歧，莱舍瓦利埃和特朗松离开了傅立叶，随他们一起离开的还有其他许多过去的圣西门主义信徒。不久，《法伦斯泰尔》也因缺乏资金而被迫停刊。

在经过一个短暂的低潮之后，在孔西得朗等人的努力下，傅立叶主义者在1836年再度活跃起来，还创办了新杂志《法朗吉》，1842年又创办了《和平民主日报》，用以广为传播傅立叶主义。贝桑松的傅立叶主义小组还曾提出组织“法伦斯泰尔同盟”的设想。

1837年傅立叶逝世后，由于内部分歧，一些傅立叶主义者再次分裂出去，另一些人在孔西得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继续宣传傅立叶的学说，并在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出现了一个新的**。但是，这时的傅立叶主义者已日趋保守，他们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者，而且反对一切政治运动，甚至连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主张也表示反对。他们鼓吹阶级调和，企图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劳动权。在1848年革命中，他们不仅没能积极地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反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绊脚石。1848年的革命风暴终于埋葬了傅立叶派。

（二）孔西得朗的贡献

孔西得朗是傅立叶主义者中最杰出的代表，也是傅立叶派最有感召力的领袖人物。恩格斯在谈到圣西门派时曾说：“傅立叶派的人数并不多，可是当今在法国起作用的知识界中，他们占了相当大的数量。维克多·孔西得朗就是其中睿智卓绝的作家之一。”[171]

维克多·普罗斯波·孔西得朗（Victor Prosper Considerant），1808 年10月12日出生于法国汝拉省萨兰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孔西得朗早在中学时代就对傅立叶的著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梅斯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期间，曾组织学习小组，每周两次讨论傅立叶的著作，成为一名颇有影响的傅立叶主义者。他的妻子也是傅立叶的忠实信徒。在梅斯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孔西得朗担任过军事工程师、新闻工作者，立法会议员。傅立叶去世后，作为《法郎吉》的主编，孔西得朗把绝大多数傅立叶主义者团结在自己周围，继续宣传傅立叶主义。

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就任法国总统后，孔西得朗预见到波拿巴可能发动政变，他同赖德律-洛兰等联合发表告人民书，揭露波拿巴的政变阴谋，号召武装起义，并组成“新山岳派”，准备参加1849年5月的议会选举。运动失败后，孔西得朗逃往国外，被法国高等法院缺席判处流放。

孔西得朗经比利时前往美国得克萨斯。19世纪40年代正是傅立叶主义者在美国进行狂热宣传和试验的高峰期，那里先后建立了四十多个法郎吉试验区，如布鲁克林地区的手工业者在波科诺山区建立的农业合作社、西韦尼亚协会、社会改革联合体、麦基恩镇协会、瓦斯特诺·弗兰克斯月光屋联合会，以及马萨诸塞州的霍浦代尔合作社、威斯康星的合作社、里士满的法兰克斯港和杰斐逊镇工业合作社等。这些法郎吉合作社试验短则数月，长则十多年，人数从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孔西得朗参与组织了得克萨斯达拉斯地区留尼旺协作区试验，最后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1869年，孔西得朗返回法国，并从此退出了政治生活。1893年12月27日，孔西得朗在巴黎去世。

孔西得朗是傅立叶派中出类拔萃的领袖，他不仅在组织方面才能出众，而且在理论方面也颇多建树。孔西得朗的主要理论著作有《社会命运》三卷、《社会主义原理》、《所有权和劳动权理论》、《解决问题还是直接的人民政府》、《资本主义的封建主简史》等。通过这些著作，孔西得朗完成了对傅立叶学说的系统化，在宣传傅立叶的社会主义思想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积极尝试用傅立叶主义的原则解释新问题和新现象，丰富和发展了傅立叶的社会主义学说。

首先，孔西得朗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认识比傅立叶更为明晰。傅立叶除少数场合使用“工厂主阶级”和“一无所有的阶级”这样的表述外，一般更喜欢使用“富人”和“穷人”这样的字眼。孔西得朗生活在法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资产阶级已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统治的时代，面对七月王朝时期劳动和资本对立的严酷现实，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两大对立阶级即无产者阶级和资产者阶级的现实。孔西得朗指出，在工业界首先分成两种人：一种是拥有资本和劳动工具的人，一种是只有体力和脑力，用手和脑劳动的人；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产业主和劳动者的利益是完全敌对的。资本和劳动进行着残酷的斗争，而工场这个生产和分配财富的地方就是从未停止过战斗的场所。傅立叶曾提到富有阶级、中产阶级和贫穷阶级。孔西得朗则认为，除无产者阶级和资产者阶级外，其他阶级或阶层都只是中间的、中等的阶级，它们必定会遭到资本的排挤而趋于灭亡。

其次，孔西得朗对无产者阶级和资产者阶级内涵的认识也比傅立叶要明晰得多，他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无产阶级”概念。在孔西得朗看来，资产者阶级是拥有资本与劳动工具的雇主，而无产者阶级则是被剥夺了资本和生产工具、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傅立叶曾经使用“一无所有的阶级”或“肩负全部劳动重荷的阶级”这样的概念，孔西得朗则明确指出无产者阶级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阶级。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无产者是“自由人”的说辞，孔西得朗反驳说，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无产者及其家属处于饿死的威胁之下，不得不每天寻找新的主人，他们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资本主义工业组织就像一部运行有力的强大机器，每时每刻都在生产着人数越来越多的无产者阶级。

最后，孔西得朗深化了傅立叶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认识，进一步发展了傅立叶关于垄断和竞争关系的观点。他根据傅立叶关于积聚和集中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竞争一方面积聚着财富，另一方面积累着贫穷，在把国民财富集中到少数新贵族手中的同时也制造出了穷人和无产者的饥饿大军。孔西得朗指出，资本主义造成了特种奴隶制，这种奴隶制不是直接的个人奴役，而是间接的集体奴役，即阶级的奴役，是资本家阶级即机器和生产工具的所有者对备受压迫的阶级的奴役。他指出，在自由竞争制度下，工业和商业变成了真正的战场，每一方都千方百计想搞垮对方，自己独霸地盘，为经济学家所吹嘘的这种竞争，纯粹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激战，每天都有人遭到破产和各种各样的灾难。而垄断则不过是和无政府状态相对照的一种弊病，垄断同自由竞争一样可憎。

孔西得朗在丰富和发展傅立叶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时，也继承并发展了傅立叶学说中的一些消极成分，甚至抛弃了它的精华。例如，他不像傅立叶那样关心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命运，从而背离了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目标，热衷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劳动权。他主张阶级调和，在19世纪30年代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新历史条件下仍然鼓吹改良主义，公然宣称“社会改良是目的，共和国是手段，一切社会主义者都是共和党人，一切共和党人都应当是社会主义者”[172]。在1848年革命中，他甚至公开站在资产阶级政府一边，呼吁“不要剥夺、不要暴力、不要流血、也不要野蛮和仇恨心理”，强调社会问题只能通过科学和温和而渐进的试验去解决，成了地道的“资产阶级的空论家”。

三、欧文主义者

（一）欧文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

欧文在他逝世之前很久，即从19世纪20年代，就有一批信徒聚集在自己周围，逐渐形成欧文主义学派。这个学派的人数很多，著名的有约翰·明特·摩根（John Minter Morgan，1782—1854）、阿布拉姆·库姆（Abram Combe，1785—1827）、约翰·格雷（John Gray，1798—1850）、乔治·穆迪（George Mudie，1788—？）、威廉·汤普逊（William Thompson，1775—1833）、约翰·弗兰西斯·布雷（John Francis Bray，1809—1895）等。

约翰·明特·摩根，约1872年出生于伦敦的一个商人家庭，在继承了父亲的一大笔遗产后，热心于慈善事业。摩根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又是欧文主义的热心追随者，是欧文最早一批信徒之一。早在欧文于1817年提出建立劳动新村计划时，摩根就热烈地接受了欧文的社会改革主张，并于1819年发表《论欧文先生计划实现的可能性》的小册子，积极宣传欧文的思想和社会改革方案。此后又先后出版《蜜蜂的反叛》（1826）、《十九世纪的汉普登》（1834）等著作，继续宣传欧文主义。《蜜蜂的反叛》集中阐述了摩根的教育思想，《十九世纪的汉普登》一书采用问答体的形式，文字优美，富有诗意，在当时颇受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人的青睐。该书于1837年再版时做了增补，书名也改为《关于宗教和宗教教育的对话》。1854年12月，摩根病逝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