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社的基本原则和组织形式

欧文指出，劳动公社是根据联合劳动、联合消费、联合保有财产和特权均等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根据欧文的设想，在合理组织起来的社会里，私有财产将不再存在，正确组织起来的和有科学根据的财产公有制度将构成未来理想社会的基础。劳动公社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不过，劳动公社实行的财产公有制，主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纯粹个人日常用品”是用来满足人们“消费欲望”的产品，即“生活必需品和享用品”，是归个人所有的。显然，欧文的劳动公社方案既不同于圣西门和傅立叶保留私有制的改革方案，也不同于以往许多乌托邦主义者把消费资料视为公有财产的主张，这是欧文公有制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

欧文指出，公社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公社成员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物质与精神的需要，而不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因为劳动公社废除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阶级、特权、剥削和压迫，当然也不会再有资本家和工人，不会再有贫富差别。现有制度下的工厂主、商人、银行家、经纪人、收租者、食利者等寄生虫，在合理组织起来的社会里都不会再有存在的余地。

在劳动公社，人人都受同样的教育和处于同样的生活环境，人人都将形成与旧世界的人完全不同的新思想、新情感、新精神、新道德、新习惯、新语言和新的行动方式，人人都将获得最大的幸福和康乐。欧文认为，“这种新制度一旦完全实现，就不是使少数人、一个民族或地球上一部分居民永久幸福，而是使全人类世世代代永久幸福，并且使幸福一代代地提高，永远不会倒退”[144]。这种新制度必将受到人们的热情拥护。

按照欧文设计的方案，劳动公社是独立的政治经济组织和社会单位，是崭新的人类社会组织的基层单位和人类社会整个组织的基石。每个公社都“像一个独立共和国或国家一样实行自决，由自己的成员依照神圣法则进行管理”[145]。每个公社都是“由农、工、商、学结合起来的大家庭，在矿业区或渔业区，这种秩序可以因地制宜地加以改变”[146]。公社的每个成员各尽其智能彼此团结互助，公社与公社之间也用同样方式联结起来。公社里没有独立的工业城市和独立的农村，它把城市和农村的一切优点集中在一起，却又摒弃了城市和乡村的任何害处，形成了一个城乡和谐的完美整体。

（二）公社的经济生活

公社是工农结合的新村，主要经营农业，同时兼营工业，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组织集体生产。公社实行义务劳动，没有享受脱离生产劳动特权的人，也没有游手好闲者。公社要求每个人在农业上和工业上尽可能多地调换工种，并且相应地训练青年从事尽可能全面的技术活动。

按照欧文的设想，每个公社成员都要担负适应其年龄和特长的工作。公社成员在7—10岁时便开始参加家务劳动或其他轻便劳动。从12岁开始，他们每天都要抽出几小时的时间从事一些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15—25岁的社员是公社中最主要的劳动力。

公社是一个农、工、商、学结合的组织。在这里，公社社员实现了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结合，每个人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工业生产；公社社员还实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儿童从七岁开始就要循序渐进地学习生产技术，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公社还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

在公社里，由于实行公有制和大规模的集体生产，每个人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生产劳动变成了轻松愉快的活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生产力将会得到无限发展，产品也将会极大增加。

欧文特别强调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他主张劳动公社广泛采用大机器和技术发明，以代替手工劳动和笨重的体力劳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家务劳动也要机械化。在他看来，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机器生产给社会带来的后果也根本不同。在公社制度下，机器将变成节约劳动、时间和资金，增加财富，为人类谋福利的手段。

公社在统一计划下组织生产和发展经济，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直接满足全体成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丰裕将不会再产生贫困，笼罩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也将会得到根除，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将不会再重现。

公社实行每个成员各尽所能、按需要分配的原则。公社设立公共仓库或货栈，产品生产出来之后按照品种分别送进有关仓库或货栈保存。公社中负责分配的人向公社成员分配所需要的物品。由于公社成员通过简易、正常、健康和合理的工作，生产出满足其消费欲望还有余的为数极多的剩余产品。因此可以让每个人都随便到公社的总仓库领取一切生活必需品。同时，公社还有丰富的物资储备，即使遇到空前歉收的年景也不会出现物品的匮乏。这样，每个公社成员都不会超过自己的需要而积累财富，也不会产生这种贪欲观念。在公社制度下，财富的分配将变成一切生活问题中的最简单的问题，变为分发每日都要使用和消费的物品的简单工作。

由于实行按需要分配产品，公社不再存在商品和商品交换。货币也成了多余的东西，因为货币对于生活在有组织的理性社会和受理性原则管理的有理性的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公社与公社之间仍需要进行产品交换，因为各公社之间由于自然条件和生产状况不同，必须通过交换调剂余缺。公社之间根据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交换剩余产品，交换工具也不是货币，而是代表一定数量劳动的凭证。

（三）公社的政治生活

公社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社员大会，公社的一切重大问题均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社员大会选举产生总理事会和各种专业委员会。参加社员大会的是在本公社接受教育的十八岁以上的公民。社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在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

总理事会是公社的常设领导机构，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向社员大会汇报工作，接受全体会员的监督。如果发现总理事会有违法行为，会员大会就会行使罢免权，剥夺其权力。欧文非常重视理事会成员的素质的培养和训练，“倘若他们在体、智、德方面有了疾病，理事会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把他们送到治疗体、智、德方面缺陷的医院去，直到在温存的护理下治愈疾病，恢复健康为止”[147]。

总理事会分管理内部事务的总理事会和管理对外事务的总理事会。管理内部事务的总理事会的职责是：调整公社内部的一切生活条件，组织生产和分配，培养人的性格，消灭一切不利于居民康乐的条件，代之以能想到的或从其他公社学到的最完善的条件等。由于公社成员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公社内部不存在斗争和竞争，加之政府工作大大简化，每个年龄在30—40岁之间的社员都能够而且应该参加管理内部事务的总理事会的工作，直到年满40岁解除职务。欧文认为，这样可以把更多的青年人的活力和中年人的经验结合在一起。

管理外部事务的总理事会的职责是：接待其他公社来访的客人或代表，同各个公社保持联系，互相访问，共同拟定修筑道路的措施，交换多余的产品，组织旅行，交换有关发明、发现和改进的信息，交流各种有用的知识，协助建立新的公社，参加公社联盟的工作等。管理对外事务的总理事会的成员在年满40—60岁的社员中产生，直到年满六十岁解除职务。

公社的最基层组织是“组”，它是按照人们的年龄和经验的不同来划分的融社会管理、劳动分工和教育为一体的基本社会单位。欧文认为，按年龄不同进行社会划分，可以使每一年龄组的人所从事的职业，最适合这一组人的本性。

欧文把公社成员分为九个组：第一组为5岁以下的儿童，他们住在保育室和幼儿学校，吃最有营养的食品，接受良好的抚养和教育，为产生正确而合理的思想、优良的习惯、自然而善良的作风、高尚的志向以及为获得有用的知识，打下稳固的基础。第二组包括5—10岁的儿童。他们在得到充分的营养和照顾的同时，开始学习文化和一些生活方面的实践技能与简单的生产技能，并在7岁以后开始参加某些家务劳动和园艺劳动。第三组是10—15岁的少年。他们除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外，前两年还要帮助领导第二组的小朋友，从12岁起要学习各种生产知识和技能，学习从事各种工作的一般方法。在不损害德、智、体的前提下，每天要抽出几个小时从事一些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第四组是15—20岁的青年。他们在德、智、体方面都将变成全新的人，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还负责指导第三组中年龄较长的少年的学习。第五组是20—25岁的青年。他们是公社中年龄最大和经验最多的生产者，是生产劳动的基本队伍，还是一切生产和教育部门的领导者和指挥者。第六组由25—30岁的人组成。他们从事生产劳动的时间很少，主要负责保管和分配社会财富以及进行视察工作、科学研究和艺术活动。第七组是30—40岁的人。他们主要负责公社的管理工作，维持社会的和平秩序和仁爱感情。公社内部如果发生争端，由这一组里年龄最大的人全权处理。第八组由40—60岁的人组成。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公社的对外事务。第九组是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除负责保卫公社的宪法外，就是颐养天年，按照本人的成熟的思想，自由地利用自己的时间和才能。

欧文设计的这种管理体制，既体现了公社成员权利与义务平等的原则，也体现了公社的管理人员为公众服务和全体社员当家作主的原则。全体成员参与社会管理工作，人人都是生产者，人人又都是管理者，当全体居民都能胜任一般的行政工作以后，就不必再选择或选举任何人来担任政府职务了，这时，政府的工作大大简化，以致人们很快就可以理解它的原则，学会它的业务。结果，虽然行政管理被大大简化了，但一切工作都会做得切实有效。也就是说，“在完全按照理性建立起来的联合家庭中，不再需要行政管理机构”[148]。这里，欧文实际上像圣西门一样预见到了国家的消亡。

（四）公社的教育与文化生活

欧文十分重视发展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把它看成建设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重要条件。所有的人一生下来就要在科学、生产、品德等各方面接受良好的教育、训练和指导，以便很好地培养他们的体、智、德、行方面的品质，把他们教育成全面发展的人。

欧文把体育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人的幸福只有在身体健康和精神安宁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所以，首先必须保证每个人都能够身强体壮、生气勃勃。要使孩子们有强壮的身体，就必须尽量使他们待在室外，因为户外活动对儿童身体的发育是有益的。学龄期儿童要进行体操练习、游戏和舞蹈。年龄稍长，还要进行军事训练。军事训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抵御外敌，更重要的是强健体魄，并养成精神集中、行动迅速和遵守秩序的习惯。

欧文提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他看来，教育不仅同生产密不可分，而且生产本身就是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应当让公社成员在实践中进行学习，接受教育。儿童从七岁起就要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进行，循序渐进地学习科学文化，学习生产技术，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马克思认为欧文的教育方法“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49]。

在智育方面，欧文主张以有用的科学知识武装青少年，让每个儿童从小都能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培养他们正确的推理能力，学会辨明真理和谬误，发展思维能力，这样他们才能务正业，走正道，成为社会最有用的人和最能享受社会生活的人。

学生的文化课科目包括语文、算术、地理、历史等。全体学生都要学习自然史，包括幼儿。自然史分为动物、植物、矿物三部分，从儿童家庭生活中见到的动物学起。地理先教地球的形状、陆地和海洋的划分，然后介绍世界上的国家及其自然特征和风俗习惯。历史分为古代史和近代史，都是进行直观教学。一个国家的历史用一种颜色描绘，包括历史上的主要事件。学习一个国家的某一历史事件时，尽可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学生不仅要学习阅读、书写和计算，还要学习舞蹈、唱歌、乐器等知识，以便让他们能够得到丰富多彩的纯正的娱乐。

作为共产主义新人的每个公社成员，不仅要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在欧文看来，人人具备良好的道德是社会秩序、和谐友善、幸福不可缺少的条件。德育就是要培养人们仁爱待人的情操，去除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企求，以促进别人的快乐和幸福为人生目的，并在周围一切人得到高度康乐和幸福的基础上，保证自己也能得到快乐、幸福。欧文强调培养儿童的集体精神和社会精神，并以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和劳动习惯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欧文认为，一个治理得好的国家，应该具有最优良的教育制度。早在新拉纳克期间，欧文就曾向政府提出过这种教育制度的要点：指派德高望重、才具过人的人掌管教育部门；建立讲习所，凡将担任教师工作的人都应当在讲习所里学好教学法与教学内容；国内遍设讲习所，地点方便，并有足够的规模，可以容纳一切需要学习的人；给讲习所供应必需的开办费和维持费；订立计划，计划中的教学方式应该是最优良的教学方式；给各讲习所指派适当的教师；讲习所中关于身心两方面的教材应在实质上有利个人和国家。

按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设计，欧文具体规划了劳动公社的学校：每一个方形新村必须设有两所学校，必须有宽敞的运动场和游戏场，其中一所学校接受2—6岁的幼儿，另一所学校接受六至十二岁的儿童。欧文还详细描绘了公社对人从出生到成年的各个阶段所进行的教育和实践活动。

在公社制度下，每个社员不仅从事生产劳动，而且也从事科学研究。在这里，科学技术将十分发达，并且会被广泛地应用到生产过程中。欧文预言，“利用百年来的发明和发现，根据科学原理组织起来的、采取简单而合理的平等和正义原则进行管理的社会，可以在每天不到四小时的有益而愉快的劳动条件下，拥有丰裕的质地优良的产品”[150]，增进每个成员的幸福。

（五）公社的社会生活

按照欧文的设计，劳动公社的规模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从三五百人到两三千人不等，他在有的地方又说由几十家、几百家或几千家联合起来。公社根据组成人数的多寡占地从800英亩到1500英亩不等，分成若干个150英亩至300英亩大小的农场。公社刚创办时，每个社员平均拥有一至二英亩土地，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可以减至1/2或1/3英亩。

公社的住房建筑统一规划，设计精美、舒适。整个建筑布局按照平行四边形结构安排。公社的主要建筑物集中在中心地区，呈正方形。正中是会议厅、图书馆、食堂、学校、幼儿园等，周围建筑住宅、入学儿童的集体宿舍、托儿所、医院、招待所、贮藏室或仓库。住宅主要供已婚夫妇使用。住宅分为平房、两层楼房、三层楼房和四层楼房等各个不同种类，但每套房子都包括四间房，每间房足够容纳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集体宿舍主要供每户超过两个孩子的一切儿童或者三岁以上的儿童居住。这些建筑群外围是花园，花园外面是农场、牧场和各种工厂。公社周围用篱笆围起来，篱笆里面栽种果树。

公社各种住房的设计都非常讲究。室内空气清新，温度可随时调节。舒适的卧房对着乡村的花园，大小适当的起居室面对着广场，此外还有许多公共的安排，这些安排可以最大限度地为协作耕种者提供一切实用的和理想的居住条件。

欧文设计的公社，布局合理，环境优美，既有现代化生产和生活设施，又有农村的自然风光，兼有大城市的一切便利条件，却没有大城市的无数祸害和不便，还将保持乡村的一切优点，是一个和谐完美的理想乐园。对于欧文所设计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恩格斯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在欧文“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对各种技术上的细节，包括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在内，都作了非常内行的规划，以致他的社会改革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挑剔的”[151]。

公社就是一个大家庭，全体公社成员就像是一家人，集中在公共食堂用餐。公共食堂向他们提供便宜、优质的食品，并且以非常周到的服务方式，将食品送到清洁、宽敞、阳光充足和空气新鲜的房间里，让大家分享。由于公共食堂非常方便舒适，所以家庭里根本没有必要再另建厨房。这样不仅有利于卫生，也有利于服务的社会化。欧文主张最大限度地把人们从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只要是能够实行社会化的就不要放在家庭里，而且家庭劳动也要实现机械化，用机器代替人力。

公社采用最好的服装样式和质地最好的衣料做衣服。公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缝制衣服，不需要个人为之操心费事。公社的服装并不追求时髦，也不只是为了保暖。服装的设计首先要有利于穿衣人的健康，其次要有利于展示穿衣人的形体美，同时还要考虑到民族特点。

在公社制度下，男女两性享有同等权利，实现了完全平等。男女恋爱自由、结婚自由、离婚自由。爱情和婚姻完全摆脱了旧社会的人为的障碍，除了互相爱慕之外再没有别的动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持久而幸福的。如果出现双方不再相爱的情况，就应当在不破坏彼此友谊的条件下允许他们离婚。如果一方反对离婚，则应要求他们继续同居六个月，期满后如果仍有一方坚持离婚，就要办理离婚。离婚后任何一方都有权另行择偶。结婚和离婚手续非常简单，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簿上签名就表示成婚，在离婚登记簿上签名就算完成了离婚手续。在公社制度下，父母的离异不会对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也不会影响孩子对父母的感情，因为孩子是由公社照管的，公社已经基本上用社会教育取代了家庭教育。

（六）公社的对外关系

劳动公社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它既要向尚未实行公社原则的地方的人民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向他们宣传公社制度的优越性，还要同那些按照同样原则建立起来的其他劳动公社建立联系。这就需要建立一个专门负责对外事务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公社的对外关系部或外交部。

公社的对外工作十分重要，必须把它交给那些见闻广博、经验丰富而且一直积极活动的社会成员来主持。具体来讲，就是由公社中全体年龄为40—60岁的居民组成。他们的职责包括：接待到访的其他公社的代表，访问其他公社，与其他公社保持各种联系；考察道路工程，与其他公社一起拟订修筑道路的措施，组织共同修建公共道路；运输和交换多余产品；发送和接受有关发明、发现的情报，交流各种可能有用的知识；调整为繁衍的人口而建设新的公社工作并给予必要的协助；派遣代表参加本公社所加入的公社联盟；组织到各地参观旅行，在旅行中获得最有价值的知识，与一切有交往的人经常保持友好而诚挚的关系，以使各地区的居民都能自由享有全世界积累的知识和成就所带来的利益，使世界任何一部分都不会停留在无知或野蛮的状态。

欧文认为，各民族之间同人与人之间一样，应当精诚团结和合作，以广泛的联合代替竞争和分裂。在他看来，竞争和分裂是极其缺乏理智的，而广泛的联合则有无限的优越性，所以广泛的联合将到处被人接受，而竞争和分裂则要完全被人摒弃。只有人与人联合起来，民族与民族联合起来，人类才会获得高度而持久的繁荣和幸福。

公社实行和平外交政策。欧文认为，经过试点，建立模范公社，然后逐步推广建立公社联盟，公社制度必将普及全世界。他深信，“在人们看到最初一批新村的全部活动以后，这种新村毫无疑问就会像铁路那样，由一个国家通到另一个国家，直到扩大到整个地球”[152]。“随着新村数量的增加，应由几十个、几百个以至几千个新村结成联盟，直到联盟普及整个欧洲，随后再普及世界其他各洲，最后把全世界联合成为一个只被共同的利益联系起来的伟大共和国。”[153]在欧文看来，一切人的个人利益都要求这样来推广新村制度；对外关系部的重大职责就是制定达到这些理想目的的措施，并促其实现。

五、实现新社会制度的途径

欧文认为，由“现在的虚伪、贫困和不幸的恶劣制度”向“真理、富裕和幸福的优良制度”的过渡“只有用和平的方法并依靠英明的远见才能完成”[154]。而要用和平和合理的方式，用大家感到最小不便和得到最大好处的方式来实现这个过渡，“就必须由现有的政府开始实行，而不管这些政府现在的政体怎样”[155]。也就是说，为了在过渡时期合理地施行实际措施，现存的政府应当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就像在建筑铁路时期保留那些将被代替的旧有大车道一样。

欧文所谓“通过和平方式逐步实现的改革，具体来说就是呼吁当权者建立模范合作公社，建立合作社组织生产和消费，建立公平市场组织分配和交换。

欧文虽然揭露了资产阶级政府的虚伪性和残暴性，也主张消灭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他明确反对用暴力的方式推翻现存制度。在他看来，现在的当权者掌握着政府机器，已习惯于统治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在管理方面已经驾轻就熟，因此，“让这些人去进行有利于各方面的任何一项所要求的、所希望的改革，要比让新人去进行为好，因为新人要夺取现在统治者的地位，而采取的办法不是引起仇恨和恶意的斗争，就是引起天下大乱的暴力和战争”[156]。

这样，欧文便把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希望寄托在了统治阶级身上，企图用劝说、示范的办法去开导当权者接受他的理想制度方案。为此，他曾向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美国总统、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执政府以及神圣同盟的君主们发出呼吁，幻想由他们来改造现存社会。只要这些人能够接受他的方案，先行试点，建立模范公社，然后就可以逐步推广到一个地区，进而推广到一郡、一国，随后普及到各大洲乃至全世界，最终建立世界一体的全球公社联盟。

劳动公平交换市场是欧文提出的用以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和向未来理想社会过渡的一项重要措施。欧文认为，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劳动是自然的价值尺度，货币是人为的价值尺度。正是货币的存在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使资本家能够剥削劳动者。因此，他主张用自然价值尺度代替人为的价值尺度，即用直接劳动时间代替货币作为交换的价值尺度，这样就可以免除由货币带来的危害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欧文提出了建立劳动公平交换市场的主张。在这市场里，交换不用货币，只用注明代表一定劳动时间的劳动券，或称劳动货币。工人和其他劳动者把生产的产品拿到劳动交换市场，市场估价员按产品所耗费劳动时间加上原料价格，确定产品的价格后，发给生产者载明生产该产品所需要劳动时间的劳动券，然后又可凭券向市场领取等价的其他劳动产品。这种劳动券不是货币，就像戏院门票一样，只起凭证作用。市场只接受合作社和个人的劳动产品。劳动券只在劳动市场内部使用，如果需要到外面买东西，须向市场办公处把它调换成通用的货币。

劳动公平交换市场是欧文改造流通领域的尝试。1832年，欧文在伦敦建立了第一家劳动公平交换市场，随后，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都建立了类似的交换市场。劳动交换市场建立之初，一度经营得非常红火，也深受广大工人和个体劳动者的欢迎。但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受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冲击，市场的内在矛盾很快暴露出来，1834年，劳动交换市场宣告破产。

合作社是欧文设计用来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和实现向未来理想社会过渡的又一重要措施。合作社分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两种，都是劳动者根据合作原则组织起来的经济组织。欧文希望用合作社来对抗资本对劳动的占有，掌握社会生产管理权，最终达到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公社制度的目的。

为了指导全国合作运动的发展，欧文于1833年10月领导成立了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按照欧文的设想，联盟应当把各部门生产管理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且按照合作社原则来组织各部门、各企业的生产，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改造，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去。

马克思对欧文开创的合作运动，曾给予过极高的评价：

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没有那个雇用工人阶级的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157]

恩格斯也指出：“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158]

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实际上是英国历史上最早的全国总工会。联盟成立后短短数月之间，联盟成员就发展到几十万个，工人运动迅速高涨，罢工浪潮此伏彼起，合作工厂和合作社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合作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慌，资本家千方百计予以阻挠，政府则宣布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为非法。1834年8月，联盟被迫解散。欧文试图通过合作社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的良好愿望再次落空。

六、欧文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

欧文是同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齐名的英国伟大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与圣西门和傅立叶一起把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推向了高峰。欧文的社会主义是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通过亲身参加英国产业革命的条件下形成的，比圣西门和傅立叶更加激进，更富实践性，在社会主义思想史和运动史上有着的重要地位。

首先，欧文是社会主义史上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矛盾和弊病、论证共产主义合理性的第一人。欧文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以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依据，结合自己管理工厂的实践，得出了与李嘉图相对立的社会主义结论，并反复论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优越性。通过对资本家以利润形式攫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产品的分析，欧文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缺陷和它的全部基础，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初步探索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理应为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的结论。同傅立叶和圣西门相比，欧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加彻底，立场更加鲜明，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欧文已经“猜到了文明世界的根本缺陷的存在”[159]。

其次，欧文明确提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改造资本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的卓越见解。欧文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产儿，他亲眼目睹并亲身体验到了生产力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并准确地预见到了这种“新奇的生产力”无限广阔的前景。他把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直接联系起来，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趋势阐明改造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正当性，提出了强大的生产力为改造资本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的论断，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见解，也是一个重大理论贡献。

再次，欧文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认识到了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重要性。欧文反复强调，工人阶级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资本家的利润、社会的进步、国家的繁荣，都有赖于工人阶级所创造的财富。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曾经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实现对现存社会的改造。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欧文认识到，散兵游勇式的斗争是很难奏效的，工人阶级只有组成工会并且联合起来，才能实现对现存社会的改造。

又次，欧文关于未来理想社会方案的设计，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主张和天才预见。如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同现代化大生产联系起来，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大生产将使生产力迅猛发展，使共产主义公社有坚实基础的思想；如关于消灭阶级对立和旧的分工制度，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主张；如明确提出“各尽所能”和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在过渡时期和理想社会分别实行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思想；如关于全体公民参加政权管理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思想，以及预见到随着公社民主制度的发展，国家将逐渐失去作用的思想；如关于对青少年进行全面教育、直观教育、生产实践教育和品德教育，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和主张天才地预见了未来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都是十分有价值的。

最后，欧文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实践家，同圣西门和傅立叶相比，他的学说更富实践性。为了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他身体力行，积极进行共产主义的典型试验，虽屡遭挫折，却始终矢志不移，不屈不挠，百折不回。恩格斯指出，“欧文不仅宣传了‘明确的共产主义’”，而且还在移民区实行了共产主义，“那里的共产主义就其明确性来说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160]。欧文还力图把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把改善工人阶级当前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视为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第一个准备步骤，为此，他组织和领导了英国工人合作社运动，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播下了合作社的种子。

同圣西门和傅立叶一样，欧文的乌托邦共产主义理论和社会改革方案也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

首先，欧文把理性看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把人类历史归结为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以为依靠理性的力量就可以消除违反理性的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性时代，他甚至把自己理想的公社制度称为“理性的社会制度”。理性社会的到来，是由于人的性格形成的伟大真理已被发现，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必须消灭在无知和愚昧基础上建立的旧社会。这样，在欧文那里，个别天才人物发现真理便成了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其次，同圣西门和傅立叶一样，欧文也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幻想通过和平道路实现社会改革。欧文宣称，富人与穷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实际上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要用“合乎理性的政府”代替“没有理性的政府”，只能用和平的方法。这种和平改革不仅会使穷人解除灾难，获得幸福，对富人也有利，所以，必将得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完全赞同。对此，恩格斯指出，欧文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很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以很不公平的态度对待无产阶级”[161]。

最后，欧文虽然对无产阶级的疾苦抱有深深的同情，主张把他们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力量，但总体上看，他同圣西门和傅立叶一样，仍然没有把无产阶级看成是一个具有历史主动性的阶级，反对他们起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样，他只能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少数人的身上，寄托在统治阶级的身上。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欧文经常向统治者和有产者发出呼吁，幻想得到社会上层的支持。仅在1825—1837年间，他就做过二百次以上的宣传旅行和上千次的演讲，发出过大约五百次的呼吁，给报刊写过二千篇文章。他还曾向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沙皇尼古拉一世、美国总统、法国临时执政府、英国议会以及神圣同盟的各国君主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协助建立共产主义，最终无不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