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圣西门生平与著述活动

圣西门，全名克劳德·昂利·德·卢夫罗阿·圣西门伯爵（Claude Henri de Rouvroy，Comte de Saint-Simon，1760—1825），19世纪初叶法国伟大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

1760年10月17日，圣西门出生于巴黎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祖上可以追溯到查理大帝。圣西门幼年生活优裕，受过良好的宫廷化和军事化的教育。他还是著名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学者达兰贝尔的学生。少年圣西门性格倔强、意志坚强，并深信自己负有伟大的使命。据说，15岁的时候，他曾让仆人每天早晨用这样的话叫醒他：“起来吧，伯爵，伟大的事业在等着您！”[4]圣西门17岁时被父亲送进军中服役，任骑兵连少尉并于1779年随军赴美参加北美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他曾非常自豪地把自己看作“合众国自由的奠基人之一”[5]。早期启蒙思想的教育和北美独立战争的经历促使圣西门由封建贵族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

1789年秋，圣西门回到母亲的故乡皮卡迪，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平等和自由思想，坚决要求废除贵族和僧侣的一切特权，组织群众拥护国民会议。他自己还主动到市参议会声明放弃伯爵爵位，并通过正式手续把自己的名字由圣西门伯爵改为“公民包诺姆”[6]。大革命爆发时，法国的贵族纷纷逃往国外，而圣西门却积极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为革命奔走呼号，表明他已经完成了从封建贵族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转变。不过，圣西门从内心深处对暴力革命是持否定态度的，所以，不久便退出了革命活动。

由于圣西门家庭的财产在革命大潮中遭受重创，为了谋生，圣西门与人合伙从事投机活动，在短时间内迅速跃升为富豪。他在巴黎华丽高雅的私邸里举行盛大宴会，挥金如土，解囊相助初出茅庐的科学家和作家，同法国思想界特别是自然科学界的著名人物建立并保持着密切联系。圣西门曾于1794年被雅各宾派逮捕，关押了十个月左右。在监狱里，他的脑功能一度失常，经常发出呓语，说查理大帝来到他眼前，提醒他关心自己的崇高使命，预言他将在哲学方面取得荣誉，如此等等。获释后他继续从事投机活动，一直到1797年与合伙人分道扬镳为止。

这时，革命**已经过去，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法国大革命的结果表明，所谓第三等级的胜利只不过是这一等级中少数人即资产阶级的胜利。所谓“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所谓“自由”“平等”不过是资产者雇用劳动者的自由和平等。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广大无产者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却越来越重。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与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再次吸引了圣西门的注意，他“拟出了为人类的理智开辟新的里程——物理政治学里程的计划”[7]。为了这个计划，圣西门开始沉醉于自然科学的学习与研究长达四年之久。为了求学，他先后迁移到工业大学、医科大学附近居住，并不惜重金广交学者名流。他还前往瑞士、英国和德国游历。圣西门最后得出结论，认为除了他自己，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实现他的理想，为改造欧洲社会开辟新的道路，即开辟走向人类幸福的大道。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旅行的时期”是“圣西门生平中的一个最主要的时期”[8]，这一时期的活动，不仅使他成为“当时最博学的人物”[9]，而且对他的哲学思想和乌托邦社会主义学说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

1802年，圣西门在日内瓦旅行时写出了他的处女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并于1803年在巴黎匿名出版。在这部著作中，圣西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已初具雏形。

这时，圣西门已经花光了全部积蓄，几乎到了身无分文的地步。有一个时期，他不得不到一家当铺去当缮写员，每天工作九个小时，晚上仍然坚持写作，累到咯血，仍坚持不辍。

1805年，圣西门偶然遇到过去的仆人迪亚尔并得其资助，生活状态略有好转。圣西门又得以集中精力从事写作。1808年，圣西门完成了两卷本的《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比较详尽地发挥了他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的基本思想。该书由迪亚尔赞助印刷了一百部，分赠给最著名的学者，希望他们提出批评和建议。随后他又出版了《给经纬度测绘局的信》（1808）和《新百科全书》（1810）。不过，这些著作都没有得到圣西门所期望的反应。

1810年，迪亚尔去世。圣西门失去资助，生活每况愈下。求告无门之下，这位贫病交加的昔日贵族曾一度流浪街头，饱尝了人心冷暖，阅尽了世态炎凉。后来得到亲属的帮助，每月可以得到少许的生活费用，还在巴黎租了一间小屋，总算可以勉强度日，但仍时常遭遇食不果腹的窘境。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圣西门于1813年又连续写成两部著作，即《人类科学概论》和《论万有引力》，总结自己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探讨新的科学原则，提出了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见解。这两部著作都没有付印，只是抄写了几份清稿，分赠给权威学者，希望得到他们的审阅批评，并期待能同他们一起合作。他的希望再次落空。

这时，圣西门租住在以自由主义精神闻名的综合技术学院附近，并同该校的一些大学生和教授建立了友谊。在他周围很快出现了一个人数虽然不多但十分团结的小组，其中包括数学家阿舍特和物理学家贝克勒，他们都尊他为老师。由于贝克勒牵线，1814年，圣西门结识了年仅19岁、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雅克·尼古拉·奥古斯丹·梯叶里（Jacques Nicolas Augustin Thierry，1795—1856）。梯叶里是圣西门的崇拜者，从此成了圣西门的文书和伙伴。在梯叶里的协助下，圣西门于该年底出版了《论欧洲社会的改组》，提出通过成立全欧议会的办法在政治上把欧洲各国联合起来以摆脱普遍的危机，并提出这种联合首先应从结有宿仇的英法两国开始。他把这部著作分赠给各国君主。这部既表现出勇气又表现出远见的著作一举成功，很快就出了第二版。该书的出版受到社会人士的关注，圣西门的学说开始为一些人承认，也出现了一批信徒。他的物质生活状况也得到了改善。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复辟时期，法国的工商企业和银行发展迅速。圣西门敏锐地感受到法国经济生活的脉搏，日益看重“工业家”“实业家”的作用，认为他们是法国经济建设的领导者和参加者，所以应当占据优势地位。他的相当一批著作都是在围绕着“实业家”做文章。

1817年，梯叶里离开圣西门，时年20岁、后来成为社会学家的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来到圣西门身边，接替了梯叶里的秘书工作。这时的圣西门也进入著作高产期，几乎手不停笔。1817—1818年，圣西门出版了四卷本选集，总书名为《实业，或为献身于有益和独立的劳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讨论》，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给一个美国人的信》和《论财产与法制》，前者宣布政治即关于生产的科学，后者提出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石，还提出了“一切通过实业，一切为了实业”的口号，表示要用“实业制度”改造现实社会。1819年发表《寓言》即《关于组织者》一文集中批判资本主义，提出了实现未来社会的目的和手段问题。同年还出版了十二册文集《政治家》，并利用文集的材料出版了单行本论文集《论蜜蜂与胡蜂的不和或生产者与不事生产的消费者的彼此地位》。1819—1820年又发表了书信和论文集《组织者》，并因其中的《关于组织者》一文被控“冒犯皇族宗室”，后被宣告无罪。

这一时期，他的周围也逐渐聚集了一批新人，不仅有著名学者、诗人、美术家、演员、书籍出版家，还有著名的企业主和银行家。他们都对圣西门感兴趣，因为他们都是圣西门笔下的“实业家”，而且是“实业界的领队们”。当然，这些人一时间并没太弄明白圣西门学说的真谛。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圣西门著作中号召改善工人遭遇的那部分理论，而是允许实业家享有权力的那部分理论。圣西门在他的著作中已向他们发出呼吁，计划在最近的将来建立他们的统治。他们对圣西门的著作爱不释手，有一段时期，他们甚至为这位哲学家的“狂想”不惜花费重金。圣西门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时髦人物。人们争相邀请他去沙龙。他本人又设置了一间沙龙，也成了名流荟萃之地。圣西门的个人生活也安定了下来。白天他同秘书一起工作，有时口授，有时长时间交谈，有时激烈争论。晚上写作时则由夫人茹利安陪着充当秘书的角色。

1820—1822年间，圣西门周游了法国的一些城市，考察了许多纺织和制造企业，旨在实地体验一下他的“实业家”的生活。但亲眼目睹的残酷现实却让他极度失望：“实业家”们并不想按照哲学家为他们规定的规则生活，企业主只想着如何发财致富，根本不会去考虑改善工人的生活。工业繁荣的背后掩盖着的是劳动者越来越糟糕的生活，工人们的惨况与当年他流浪时亲眼所见的贫民区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他发表第一部著作那天算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想着自己为了理想忍饥挨饿、饱尝艰辛，而眼前的情形却异常严酷地告诉他：这一理想在他有生之年恐怕是难以实现了！人们却依然像过去一样对他的预言不理不睬，有权势的人照样压迫弱小者。这让圣西门失望到了极点。

这也让圣西门愤怒，他向企业主们发出了抱怨甚至警告。然而，抱怨和警告换来的是当初热心支持和赞助他的那些资本家们的不快和疏远。工厂主和银行家们对他越来越冷漠，赞助也陆续停止了。自1822年起，圣西门又开始为生计操劳。虽然境况较之当年的困窘要好得多，但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而言无疑也增添了不少烦恼。

于是，圣西门想到了解脱。1823年3月9日，圣西门开枪自杀。但自杀只是导致右眼失明。他很快摆脱了意志消沉状态，重新振作起来，继续从事写作。

19世纪20年代上半期是圣西门创作活动的高峰期，他的具有代表性的成熟著作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1821年出版了《论实业体系》，其中的各篇论文、意见书、书信和呼吁书系统阐述了他对未来实业制度的设想。同年发表的短文《无产阶级》对无产者失业的痛苦深表同情。1822年发表的《以促进欧洲社会改组为目的的哲学、科学和诗学研究》一文，提出了西欧的工人，特别是法国的工人，已有足够的能力在社会中自己处理本身的事情。《实业家问答》是他自杀未遂后写的第一部著作，出版于1823—1824年。这部著作是《论实业制度》的继续和发展，全书共分四册，以问答形式阐述了实业制度学说，其中第三册由孔德执笔，圣西门只对这一册写了一篇序言，其中阐述了他同孔德之间的意见分歧。1825年，圣西门又出版了《论文学、哲学和实业》，书中附有充满乐观精神的题词：“直到目前，人们都盲目地传说黄金时代是属于过去的事，其实它还在将来。”这本书表明圣西门对无产阶级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他指出无产阶级有充分的远见和管理财产的能力。

1823年5月，29岁的罗德里格来到圣西门身边，二人一见如故。罗德里格继孔德之后成为圣西门的助手，直到圣西门去世。圣西门与罗德里格合作，写下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新基督教》。1825年4月，《新基督教》出版，这也是圣西门最成熟的一部著作。他在这部著作指出，“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这个原则经过修改以后，将具如下的形式：宗教应当引导社会走向最迅速地改进最穷苦阶级的命运的伟大目的”[10]。马克思认为，圣西门在最后一部著作中“直接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出现”，表明他“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11]。《新基督教》的问世，标志着圣西门乌托邦社会主义体系的最终完成。

《新基督教》一书出版的第二天，圣西门就病倒了。5月19日，圣西门与世长辞，享年65岁。

二、圣西门的社会历史观

圣西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学说是建立在他独特的社会历史观基础上的，而其社会历史观又是以他的自然观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一）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是受人类理性支配的，哲学家和天才是人类理性的化身

圣西门一生对哲学情有独钟。在其科学研究中，哲学始终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15世纪以来特别是17至18世纪的唯物主义传统，认为实证方法不仅应当运用到自然科学的研究，而且也应当运用到人类科学的研究上。真正科学的哲学体系，应当建立在不仅对自然而且对人类社会历史的事实进行精确、周密的考察即实证的基础上。

圣西门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万有引力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万有引力规律”支配下的运动着的物质构成的。“万有引力规律”乃是支配一切物质和整个宇宙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它不仅支配自然界，而且也同样支配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有规律的。

同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一样，圣西门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是人类理性的发展，因此，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理性的发展史。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研究人类理性至今走过的道路，向人们指明人类理性在科学活动和幸福道路上还应该迈出哪些有益的步伐。圣西门按照理性发展程度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伟大的历史时代”即准备工作时代、臆测体系的组织时代和实证体系的组织时代。准备工作时代，是先驱者为人类开创科学体系准备必要条件的时代；臆测体系的组织时代是圣西门一个人开创的新的科学体系的时代；实证体系的组织时代，则是完成圣西门科学体系的时代。

圣西门把天才人物视为人类理性的化身，认为只有天才人物才具有最高的理性，只有他们才具备充当领导所需要的优秀品质，才能给人们指明前进的方向，人们才可以改造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使历史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但大自然非常吝啬，它给全人类提供的天才人物非常少，包括他本人在内不超过21个。圣西门以最高的天才人物、伟大的哲学家自居，认为只有他才能肩负起为人类造福的使命。而下一个天才人物的出现，将是二十至二十五个世纪以后的事情，那时将会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伟人来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即完成他的科学体系的时代——实证体系的组织时代。

（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上升的和进步的过程，每一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都是历史的进步

在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上，圣西门认为，在万有引力的支配下，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是偶然事件的联结和堆积，它就像整个宇宙一样也是有规律的，是一个连续的、上升的和进步的过程。他把人类历史的全过程比作数学上的“数列”，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比作数学上构成级数的“项”，认为“已经发生的一切和将来要发生的一切，形成一个数列，数列的前几项是过去，后几项是未来”[12]。在他看来，每一个趋于衰老和灭亡的旧的社会制度都是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产生的前提，而每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都是以往全部历史的必然的结果和延续。

他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人类开化初期、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中世纪神学和封建社会、从15世纪开始的破坏神学和封建体系的时代以及未来的实业制度等五个阶段。在他看来，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比其之前的社会制度进步。

判断人类社会进步、社会制度优越的标准是：首先，它尽可能使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过着幸福的生活，拥有最多的资料和便利条件来满足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其次，在这个社会制度中，最有才能和最有德行的人，拥有最多的机会居于社会的前列，而不管他们出身于什么家庭；再次，这种社会制度能把数量最多的人团结在一个社会里，使他们拥有最多的手段来抵御外敌；最后，这种社会制度能鼓励劳动，因而可以出现重大的发明，导致文明和教化的最大进步。

按照上述标准，由开化初期进入奴隶社会应该是一个巨大进步，因为它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减少了对劳动力的摧残和杀戮；它还促进了教化的进展，使统治阶级有了从事发展自己智力的工作的可能。同样道理，中世纪建立的神学封建社会比希腊人和罗马人建立的奴隶社会更为优越。例如，这时“奴隶”被固定在土地上，只是间接地属于土地所有者，而不像过去奴隶主对奴隶有生杀予夺大权，因而他们的命运比以前有所改善。封建社会到15世纪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在物质力量方面强大无比，在精神方面也名列前茅。显然，圣西门既反对把中世纪封建社会看成是“历史的中断”和“野蛮时代”的看法，更不同意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的观点。

圣西门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同人的成长过程很相似：人在幼年时一切活动都以获取比较好吃的食物为目的，与此相类似，处于开化初期的部族主要工作就是采集食物。人在童年的第二个时期，开始对艺术和手工业发生兴趣，热心于构筑石坝、挖掘水渠、建造河堤等，古埃及人所挖的湖泊和建造的金字塔与此相类。人到成年时期喜爱优美的艺术，如诗歌、音乐和绘画，古希腊人则擅长优美的艺术。人到了精力充沛的年龄，开始同整个大自然作斗争，对军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罗马人就以尚武精神著称。人到成年，活动虽然缓慢下来，但更有秩序和更正规了，想象力虽然不像以前那样丰富，但判断力也更加发达了。他认为，人类社会才刚刚步入成年时期，法国的社会年龄才相当于一个人的21岁。因此，我们的后代还大有发展前途。他们在将来某个时候一定会进入黄金时代。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铺平通向黄金时代的道路。

在圣西门看来，每种社会制度都包含正在消逝的过去的残余和正在成长的未来的萌芽两种因素，如果前一种因素不断减弱并逐渐消亡，后一种因素不断增长，那么，旧的社会制度就会灭亡，新的社会制度就会产生。正确区分这两种因素，对任何时代都是非常有用的，处于革命时代尤其如此，因为认识不清楚就有可能把貌似拥有优势的势力视为拥有实际优势的力量，那样就会犯错误。

（三）政治制度变革的原因是其所适应的社会状态发生了变化，所有制比政府形式更为重要

圣西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基础作用。他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中就断言“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13]，认为未来的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并已经意识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事情。

圣西门指出：“政治制度变革的唯一原因，就是旧政治制度所适应的社会状况完全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14]在他看来，要说明法国革命的原因，就要把革命的开始追溯到公社解放时期。由于公社的解放，实业家经济实力增长，所有权从僧侣和贵族手中转移到实业家手中，使得第一、二等级作用下降，实业家的社会地位和作用随之提高。圣西门已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是由经济的发展引起的，所有制比政府形式更为重要，政府形式不具有本质性的意义。他写道：“议会政府的形式比其他一切政府的形式都好得多，但这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所有制的制宪工作才是基本”，“才是社会大厦的基石。”[15]“社会的存在取决于所有权的保存，而不取决于最初制订这项权利的法律的保存。”[16]也就是说，既不能把政治问题都集中到政府形式上，而忽略了所有制，也不能认为是法律的存在决定社会的存在，而忽略所有权的存在对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应当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规定所有制，使它既兼顾自由和财富，又造福于整个社会。

圣西门还认识到，所有权是可以转移的，而随着所有权的转移，阶级关系从而社会性质也会随之变化。譬如，在战争中，“与战胜者有关系的人便成了土地所有者，而战败者的继承人则成了耕种者”[17]。不难看出，圣西门的这些论点，表明他已初步认识到经济的发展、生产的进步决定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革是由经济的发展引起的。“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已经“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了。[18]

（四）法国大革命是阶级之间的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

圣西门初步意识到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及其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肯定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开始就出现了三个阶级：拥有奴隶的主人、没有奴隶的主人和奴隶。其中没有奴隶的主人依附于拥有奴隶的主人，而奴隶则直接属于他的主人，主人对他握有生杀大权。这三个阶级之间存在着斗争，奴隶主们经常身带武器以防止奴隶们起义。在中世纪神学封建体系下，也存在着奴隶主和奴隶阶级，只不过这时奴隶被固定在领地上，只是间接属于他出生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圣西门还从封建主和“实业家”、僧侣和科学家之间的斗争考察了法国从15世纪到1789年大革命的全部历史过程。他指出，法国在15世纪以前，社会生产最重要的部门是农业，而领导整个民族农业生产的是贵族，世俗权力主要集中在贵族手中。后来，第三等级逐渐成长起来，希望清除法国由于权力分散而给国内贸易造成的障碍，于是便同王权结成同盟。于是，国王和大诸侯之间、实业的领导者和贵族之间进行了持续二百年的斗争，直到最高权力完全集中于国王，贵族不再领导实业活动为止。然而，到路易十四时期，王权背叛第三等级而转向了贵族，但它并未能阻止第三等级的进一步发展。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实业家阶级，最终导致了法国革命。他在1802年发表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还指出，法国革命不仅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斗争，并认识到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虽然圣西门对无财产者的统治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但是，认识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19]。

三、圣西门对现实制度的批判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法国，经历了大革命、大震**、大变革，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圣西门亲身经历了这一时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法国大革命之后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同时又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激烈斗争，复辟的波旁王朝的统治长达十五年之久。革命时期和革命后的社会矛盾极其复杂，新制度的本质特征还很难清晰地呈现出来。然而，具有深邃洞察力的圣西门，仍然能够透过繁茂芜杂的现象，对新制度的种种弊病及其实质进行深刻的批判和剖析。对现实制度的批判是圣西门乌托邦社会主义构想的前提。

（一）新制度不过是一种“新的奴役形式”

圣西门指出，法国大革命并没有达到它最初的目的。“在革命之初曾明确宣布，要建立经济的和自由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直接的和唯一的目的，是为勤劳的生产阶级谋求最大福利。”[20]但其结果却令人非常失望：“这一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只是产生了新的奴役形式。”[21]

圣西门认为，法国大革命并没有改变政权的性质，仅仅是把政权从旧的剥削者手中转到了新的剥削者手中。虽然革命后各个阶级像走马灯一样建立了这样那样的政权，但是，无论是制宪会议的司法稽查制，国民公会的长裤党掌权制，波拿巴的军人专制，还是复辟王朝的宫廷、贵族和僧侣当权，都没有改变政权的本性。新的剥削者窃取了全部国家权力，过着比封建贵族更加骄奢**逸、腐化堕落的生活，而广大劳动者不仅没有得到解放，反而遭受着更加沉重的奴役。

新的奴役形式是按照金字塔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广大“劳动者”以自己的辛勤劳动造福整个社会，却被压在金字塔的最底层；而盘踞在最上几层的则是一小撮“游手好闲者”。整个社会形成了“劳动者”与“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在圣西门那里，广大“劳动者”或“生产者”，“包括农场主、工厂主、商业家、银行家和被他们雇用的一切职工”[22]，而“游手好闲者”则是指封建贵族、僧侣阶级和资产阶级中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专靠租息为生的人。“劳动者”是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劳动促进社会达到最高的文明和最大的成就，却几乎得不到社会的报酬，而且还要受“游手好闲者”的统治与压迫。

“游手好闲者”依靠暴力和欺骗、雇佣军和警察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就构成了现有政治体系的三个主要弊端：专横、无能和阴谋。由于政府由一小撮庸碌无能的人所把持，他们为了维护其统治不得不豢养众多的政府官员和暴力人员。这些人极尽搜刮之能事，通过赋税和公债等各种形式，榨取劳动者的血汗。同革命前相比，生产规模倒是扩大了，但增加的大部分财富都被拿来用于养活没有用处的幕僚和大批官吏了，而这群人却又把自己的时间多半消耗在读报和修尖鹅翎笔头上。

在革命后建立的各种政府中，一大批御用文人即法官、律师和法律家占据要津，他们在政府各部门和议会中占多数，操纵着全部政府的工作，实际上是无数暴行的罪魁祸首。他们善于随机应变，阳奉阴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前天还拼命阻碍改革君主政体，昨天已在宣传狂热的共和主义，今天却又能屈膝于偶像人物面前。他们可以为各种政党，无论是吉伦特党、雅各宾党、极端保皇党还是自由党提供领袖，为各类政府出谋献策，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在充当政权限制、反对人民自由的角色。

圣西门还猛烈抨击了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罪恶，指责他们垄断司法、包揽诉讼，榨取民脂民膏，危害“劳动者”的利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司法部为了支付费用，法官、书记官、检察官和律师为了维持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最喜欢案件多得不能再多。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怂恿起诉、上诉，对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不休，愿意争多久就争多久，直到诉讼的人倾家**产。

总之，在革命之后建立的新制度下，广大“劳动者”仍然受着政府的压迫，而且压迫的程度比革命以前还要大得多，他们仍然没能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二）新社会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

圣西门从是否有利于生产和“生产者”的角度检验刚刚建立的新社会，认为在这里到处都是没有才能的人统治有才能的人，道德败坏的人支配善良的公民，所以，“现在的社会完全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23]。

圣西门认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是科学、艺术和工艺进步的成果，而这种成果又是由学者、艺术家和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创造出来的。这三个阶级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造福，他们是法国的社会之花，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成为社会组织的领导者。而在现实中，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好逸恶劳和穷奢极欲的大人先生们身居显位，勤劳能干、节衣缩食的劳动者却身处贱地，被当成工具使用，那些欺压全体公民、每年从他们身上勒索三、四亿法郎的大盗，居然去负责惩处犯了小过错的人，这样的政治局势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人类就政治方面而言还处在没有道德的状态。

圣西门指出，那些所谓国家栋梁，实际上不过是不学无术、尸位素餐的寄生虫，他们对科学、艺术、工艺的进步，以及法国的繁荣富强，根本没有做过任何贡献，他们活着有损而无益，他们死了，有益而无损。而各类“劳动者”中的佼佼者，才是真正对祖国最有用的人，是为祖国争得最大荣誉、把祖国的文明和繁荣推向顶峰的人。在现实中，这两类人的地位却完全颠倒了。统治者都成了吸血鬼，他们的享受是实业界的沉重负担。圣西门断言，这个制度已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这个政治机体已经病入膏肓。

虽然圣西门把农场主、工厂主、银行家、商人、工人、农民都统称为“劳动者”或“实业家阶级”，但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注意到了“劳动者”内部富人和穷人的矛盾，注意到了工农劳动群众被剥削的悲惨状况。他写道：“国家把穷人应对富人宽宏大量作了一条基本原则，结果不得温饱的人每天还要省出一部分生活资料，来为阔老爷锦上添花。”[24]他还指出，农村的农民劳动的收益太少，得不到应有的收入，城市的劳动力价格非常低廉，而且很多人没有工作，如果没有救济必然要饿死，而那些依靠救济生活的穷人吃得很坏，物质生活十分悲惨，精神生活更加悲惨。

（三）新制度下利己主义支配了一切社会阶级

圣西门敏锐地注意到，利己主义是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新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现代政治病的原因和各种社会罪恶的根源。受利己主义支配的人，由于贪得无厌的欲念压倒了荣誉感和爱国心，他们道德沦丧，精神低下，对公益事业漠不关心，对祖国也没有任何感情。圣西门写道：“贪婪已变成在每个人身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感情；利己主义这个人类的坏疽侵害着一切政治机体，并成为一切社会阶级的通病。”[25]

利己主义已完全支配了统治阶级。无论是旧贵族还是新贵族，都已被利己主义所浸染，成为一门心思攫取名利的野心家。前者的目标是恢复昔日的特权和财富，最好能复辟1789年革命前的专制制度；后者则把官职看成自己的合法财产，千方百计要复辟波拿巴王朝。由于贪婪已经成为每个统治者的主要感情，“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病，也应当归因于这种利己主义”[26]。它驱使统治者千方百计地获得特权和掠夺穷人的劳动果实，还驱使他们产生非法统治其他民族的野心而发动侵略战争。

利己主义也在被统治者中占据了优势。实业家即学者、艺术家和手工业者中也有一部分人成了利己主义者。例如，手工业者中的工厂主和大商人差不多都想脱离本阶级加入到贵族的行列中去：有些人要求赐予封号，另一些人则希望同贵族结成姻亲。他们不是相互支援，而是彼此嫉妒。银行家或者迫不及待地向政府提供贷款，或者同封建残余势力相勾结。由于被统治者不能很好地团结起来，形成充分有利的舆论，他们便无力迫使统治者承担不断致力于改进人数最多阶级的命运的义务。

总之，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利己主义已经支配了一切社会阶级。圣西门忧心忡忡地指出，利己主义者每天都在增加，利己观念正在到处泛滥。它侵蚀着一切政治机体，引起社会各个成员之间的倾轧，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分裂和瓦解，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