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制度只是一种中间的和过渡的体系

圣西门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不断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他也反对把刚刚诞生不久的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最后的、最完美的社会制度的观点，明确指出，“目前时代是过渡时代”，是从封建制度向“实业制度”过渡的时代。

圣西门指出，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制度是“神学和封建制度”，这是一种封建剥削的旧制度。人类从15世纪开始到19世纪初，处于破坏神学和封建体系的阶段。大革命抹去了封建制度和神权政治的最后痕迹，这是历史进步。但革命后新建立的制度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自由制度，它不过是一种新的奴役形式，是旧的封建制度和未来社会之间的一个“中间的和过渡的体系”[27]，如果把它“当作永久的制度，那显然是荒谬绝伦了”[28]。同过去任何一种旧制度一样，当它阻碍社会发展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圣西门指出，这个制度不仅是一种是非完全颠倒、利己主义泛滥肆虐的新奴役形式，而且也是一个缺乏组织经济力量的制度。圣西门认为，经济自由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政府只有广泛地组织经济生活，编制合理的经济计划，才能消除经济自由所引起的无政府状态，这只有在他设计的实业制度下才能实现。而在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新制度下，一切都是孤立地进行的。无论是生产还是流通领域，无政府状态都处于统治地位。而无政府状态则是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是引起其他灾难的原因，它“肆意制造破坏，直到它所累及的民族全体陷于贫困为止”[29]。因此，这个“社会制度必须彻底改造。改造的需要已经成为燃眉之急，势在必行”[30]。

四、理想的实业制度

圣西门把他的理想制度称为实业制度，或者科学和实业制度，认为它的实现合乎理性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过，“实业制度既不能突然实现，又不能用常规的方法实现。在实现这一制度以前，必须先天地把它设想出来，然后把它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发明出来”[31]。圣西门几乎倾其毕生精力，对实业制度进行了多方位的系统研究，使其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一个乌托邦实业制度的目的、组织形式、基本原则、社会经济管理等内容在内的全面而完整的体系。

（一）实业制度的政治与管理

圣西门认为，一切旧的社会组织都是使政府拥有巨大的权力，以巩固上层阶级压迫、奴役下层阶级的权力，这是有悖于人的理性的。由于实业制度已消灭了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现象，社会权力将由对人的统治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为了满足社会的迫切需要，为了建立适应于教化现状的社会组织”，实业制度“必须把管理活动置于统治活动之上”，[32]而“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应根据被管理者的利益办事，以便尽量增殖社会资本，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赞同和支持”[33]。

圣西门没有具体设计理想社会的基本单位或基层组织，而是主要着眼于社会管理机构、领导体制及其运转问题。在他看来，只要对公益工作的管理方式进行根本改革，就能使政治原则具有巩固的性质，达到革命的最终目的，最后使社会处于安宁和稳定的状态。

在实业制度下，管理公益事业的大权已经从“游手好闲者”手里转到“劳动者”手里，真正的世俗权力现在集中在实业家手里，而精神权力则集中在学者手里。实业制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最高行政委员会和最高科学委员会。由于学者有预见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最高科学委员会由最有才能的学者和艺术家组成，并聘请有能力的法学家和实际政治活动家参加，主管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精神权力集中在这个委员会。实业家是从事生产或向各种社会成员提供一种或数种物质财富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或物质爱好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最高行政委员会由最优秀的实业家组成，掌管行政、生产和财政工作，负责编制国家预算，拨付相应的经费以实现由它审查认可的计划方案，促进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世俗权力集中在这个委员会。最高行政委员会和最高科学委员会分工合作，后者服务于前者。

实业制度取消了由家庭出身带来的特权，实行选贤任能、择优任用，既剥夺了过去新旧贵族、僧侣、军人和政客掌握的国家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又废除了国家的权力世袭和高官厚禄的特权制度，从而使一切人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任何“在实证科学、艺术和实业方面最有才能的人，将在新体系下成为最受社会尊敬的人，成为受托管理国家大事的人，即一切才华出众的人，不管他们的家庭出身使他们处于什么地位，都将被这条原则性规定提到首位上来”[34]。为了防止特权的复活，圣西门提出了几条原则：第一，领导人由选举产生。实业制度把选举能够担任人类的伟大领袖职责的权力交给全体人民，从而“使个人欲望得不到足够的力量去控制共同利益”[35]。第二，领导人必须遵从人民的意愿实施管理。在实业制度下，决定社会应当遵循前进的方向的最重要的政治行动，不再由身居公职的人员来完成，而是由社会组织本身来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担任各种公职的公民，即使担任最高职务的公民，从某种观点来看，也只起着从属的作用，因为他的职务不管多么重要，总得遵循并不是由他们选定的方针。第三，保证用尽可能少的管理费用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实业制度的领导者只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管理人员，不应该获取高薪厚禄。圣西门甚至主张把尊重作为付给统治者的工资，即领导人员除了得到群众的尊重以外不应该有其他报酬。正因为如此，圣西门认为，应当让资产者担任管理者，因为有经济实力的资产者可以不领薪俸就能从事管理工作为公众服务。

圣西门认为，对社会的管理，需要学者、艺术家和实业家三者联合行动，艺术家想象力丰富，将走在最前面，向人们报告未来；学者善于观察和判断，将向人们指出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可靠和最迅速的手段；最卓越的实业家集中注意力于生产，判断学者和艺术家制定的造福社会的计划。其中，实业家的作用应居首位，因为他们乃是社会上最重要的阶级。他们占国民总人数的绝大多数，靠自己的力量和劳动而生存，并向社会全体成员提供各种物质资料。他们拥有整个社会的最大财力并具备管理全国的生产和财务的能力。

行政委员会主要由工厂主、农场主、商人和银行家来担任，除了因为他们拥有巨大财力，符合用尽可能少的管理费用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这一原则之外，还因为他们有文化，他们的劳动比体力劳动更重要。圣西门早期就有这样一种认识：“有财产的人所以能够支配没有财产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财产；他们之所以拥有财产和能够支配没有财产的人，是因为从整体而论，他们的文化比没有财产的人高。”[36]虽然他在晚年对无产者的认识有所变化，认为无产者的智力已相当发展，他们的预见力已相当敏锐，足以毫无困难地建立起一个使他们成为权利平等的社会成员的社会组织体系，但总体来看，他那“按照文化程度来分配权势”[37]的观念始终没有根本改变。不过，在他看来，由于管理机构不再具有寄生性质，也就不再存在任何压迫和剥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对立也就消除了，从而形成了他所谓“人民的金字塔”：实业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即工人农民是这座塔的基础，资产者和学者居于塔的上层。

更有意思的是，实业制度不仅保留着资产者对工人的统治，而且还保留着世袭的国王和内阁、议会，只不过都已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国王只是获得“法国人的第一阶级的第一法国人的尊号”。当民族活动主要面向军事时候，要称其为“第一缙绅”或“王国的第一士兵”；当民族主要以和平方法致力于提高自己的福利时候，最适合于国王的称号是“王国的第一实业家”。内阁和议会的职责也只是使最高行政委员会的决定得到全面执行。不过，无论是国王还是内阁和议会在实业制度中都没有实际的意义，之所以保留他们，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改革方案，以减少实现其实业制度的阻力。

实业制度没有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一员，这样它完全克服了“在旧体系下实质上是受人的统治”[38]的弊病，国家的主要职能将不再是“人作用于人”，而是“人作用于物”，[39]即组织人们进行社会生产，以造福整个民族。他指出，“当社会组织的目的和对象明确而肯定的时候，行政管理活动就完全没有意义，或者几乎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它只是发号施令。在这种政治体系下，应当解决的全部问题不外是：社会采取什么措施可以依靠科学、艺术和工艺方面的现有知识使它原有的繁荣更进一步；采取什么措施可以推广这些知识和使其更趋完善；最后，这些措施通过什么办法才能办到而又花钱最少和费时最短”[40]。由此，圣西门得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即在实业制度下，“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也就是以建立最有利于各种生产的事物秩序为目的的科学”[41]。对于圣西门的这一深刻见解，恩格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其中包含了国家消亡思想的萌芽。

（二）实业制度的经济措施

圣西门指出，“在新的政治制度下，社会组织的唯一而长远的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有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传播、改革和尽量丰富这些知识”[42]。在这里，他明确把满足人们的需要规定为理想制度的唯一目的，即社会生产的唯一目的，并把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作为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表明他已抛弃18世纪乌托邦主义者的禁欲主义倾向。在晚年的著作中，他进一步强调，实业制度主要机构的目的在于提高无产者的福利，也就是说，“人们应当把自己的社会组织得尽量有益于最大多数的人；人们应当把在最短期间内用最圆满的方式改善人数最多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的状况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一切劳动和一切活动的目的……要把自己的社会建设得可以保证最穷苦阶级的身心生活得到最迅速和最圆满的改善”。这表明，圣西门设想的未来实业体系已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

圣西门明确提出，财产所有制问题是社会大厦的基石，因此，“应当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应当如何规定所有制，使它既兼顾自由和财富，又造福于整个社会”，这是与其他问题相联系的“总问题”。[43]为了使无产者成为新社会中权利平等的成员，也就“必须使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带来使大多数无产者拥有财产的结果，以使无产者能出色地管理财产”[44]。但是，在具体解决实业制度下的问题时，圣西门又认为，不能强迫财产所有者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到实业中来，而应该在保留私人占有的基础上，把富有的企业主、商人和银行家吸引到实业制度中来。例如，可以利用私人利益的引诱力来推动私人资本投资开凿运河、铺设道路、架设桥梁以及促进排水、耕种、灌溉等一切有益的活动。也就是说，圣西门并不主张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实业制度下，是允许私有财产存在的。

发展实业是圣西门社会思想的核心，他提出了“一切通过实业，一切为了实业”[45]的口号，并围绕这一目标制订了一系列经济原则和措施。在他看来，新体系下平等、自由、幸福的基础就是实业，自由只能随着实业而扩大，只能通过实业而加强。在农业、工业和商业三大部门中，圣西门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因为农业部门的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收入中占有的比重最大。所以，社会的注意力应当首先集中于农业。

实业制度坚持有计划地组织整个社会的生产。圣西门认为，在旧社会人们征服自然，纯粹是个人孤立地进行，无政府状态使生产遭到破坏，加以少数人的统治，结果大部分力量都相互抵消了。这种无政府状态在实业制度下是绝对不允许的。按照圣西门的设想，实业制度就是一个根据最有利于生产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大实业企业”。整个国家机构必须形成权力集中的统一体，制定明确和配合得十分合理的工作计划，经过有组织的分工，把人们紧密地联系起来，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劳动和生活，以保证科学、艺术和工艺方面的一切个别活动尽可能协调和迅速地发展，这样才能使社会得到惊人的繁荣，使人们的福利迅速提高。因此，圣西门又把实业制度称为“协作制”。

在实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各种计划由科学院负责编制，在科学院设立政治经济学部，在制订计划时，还要聘请一些经济学家参加。计划制订完毕，要送交实业家委员会审查，选出其中它认为应当采纳的计划，交给经常主管财政方面工作的银行家执行。圣西门非常重视银行在组织实业方面的作用。他认为，银行的出现，把农业、工业和商业三大实业部门同财政和政治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它通过信贷等手段，集聚发展实业所需要的巨额资金，调节整个社会生产，并使生产和消费处于协调状态。

在实业制度下，“一切人都要劳动，都要把自己看成属于某一工场的工人”[46]。圣西门认为，“有益的活动是一切美德之本，而游手好闲则是万恶之母”[47]，实业活动则是每一个人和社会得到幸福的手段，因此，每个人都要为发展实业贡献出有利于集体的才能：政府的职责是保护实业，神学家的职责是鼓励实业，立法家的职责是颁布最有利于生产劳动的法律；穷人要用自己的双手养活富人，而富人也要用脑为穷人工作，否则必须从事体力劳动。总之，实业制度下不允许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存在，即在对待劳动问题上应当实行人人平等原则。

在实业制度下，劳动既是人人应当承担的义务，也是人人应当享受的权利。“因为人们只有在满足自己的身心需要之后，才能成为幸福的人，而满足这些需要，正是科学、艺术和工艺的唯一宗旨或近乎直接的目的。一切对社会真正有益的工作，都与这三个部门有关，而且也只能与它们有关。”[48]所以，在实业制度下，必须找出最可靠和最迅速的手段来保证生产者大众经常有工作，保证其劳动权不受侵害。圣西门关于保障劳动权的思想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评价，认为“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的命运”[49]。

实业制度贯彻按照才能和贡献分配的原则。圣西门指出，实业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个社会成员按其贡献的大小、各自得到最大的富裕和福利，一个人获得社会尊敬的真正权利是自己的才能和贡献。合理组织实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使劳动者“能够彼此直接地和完全自由地交换各种劳动产品”，而“生产者只须希望消费者对他付足劳动报酬和服务报酬”[50]。圣西门的分配原则里已包含有按劳分配思想的萌芽。后来他的弟子们又对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引申出“按能力计报酬，按功效定能力”的思想。不过，由于实业制度中还保留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工厂主、农场主、商人、银行家都被视为劳动者，资本家的利润收入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都被看成劳动收入，所以，在那里按劳分配与“按资本分配”是同时存在的。

（三）实业制度的文化和教育

圣西门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在他看来，文化具有教化社会和引导舆论的功能，认为教化和文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变革。法国大革命就是最好的例证。他把《百科全书》的出版看成是引起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原因，认为19世纪的哲学家也应当像18世纪的前辈们那样担负起自己的使命，编纂出新的《百科全书》，全面而充分地证明在教化和文明的现状下，只有实业和科学原则能够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

同时，圣西门指出，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实际上只能是科学、艺术和工艺进步的成果，而工艺的进步说到底还是要依靠科学创新和文化的发展作支撑。因此，实业制度的目的就是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有知识，以及传播、改革和尽量丰富这些知识，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手段。

此外，圣西门还认为，有文化才有管理社会的能力。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雅各宾专政就是一个教训：“下层群众像沉渣一样浮上来，愚昧无知的阶级掌握了整个政权，但是由于他们无能，结果在富裕中造成了饥荒。”[51]所以，实现实业制度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构成社会的最低阶级的个人，应当把自己的文明水平提高到能够使人承认他们是够格的社会成员的程度”[52]。

在实业制度下，文化和教育居于非常突出的地位，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学都享有很高的荣誉，非常受人尊敬。实业制度下的最高权力机构一个是掌握世俗权力的最高行政委员会，另一个与之并列的就是掌握精神权力的最高科学委员会，由最有才能的学者、艺术家组成的最高科学院掌握。科学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包括：主管科学、文化、教育和宗教事务；制定“总学说”，把它作为国家对社会全体成员进行教育的基础教材；编纂法律大全，以保障最大多数人的权利。在最高科学院下面还设艺术科学院和数理科学院，科学院可以分别吸收哲学家、法学家、道德家、神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参加。

实业制度下的教育，不仅重视完善的知识教育，也十分重视道德品质和各种能力的培养；不仅重视课堂教学，也很注重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教育，“应当推广的教育，应当在人们头脑中加深的并使之到处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要促使每个人提高生产的积极性和尊重别人的生产”[53]。圣西门认为，教育既要重视言教，也应重视身教，对于儿童教育，小学教师的身教尤为重要。

圣西门指出，必须使科学体系、宗教体系、法律体系和艺术体系联合起来，在总的公益体系的指导下建立最有利于大多数人的社会组织，建立最有益于发展一切有益的才能的社会组织，即实业制度。在这样的理想制度下，法兰西民族所幻想的，将不再是战争的胜利，他们所追求的财富也不再是侵略果实；他们希望在科学艺术方面超越他国，并想用和平劳动和实业活动使自己富强。

（四）实业制度的社会生活

圣西门认为，实业制度是人们享有最大程度自由，保证社会得到最大安宁的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新制度唯一而长远的目的，就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知识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将吃得最好，穿得最漂亮，住得最舒适，到处都可以得到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上最美妙的东西，能够随意去旅行。人们的智力发展水平很高，能够认识和自觉运用自然规律，可以鉴赏艺术。新的社会将是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人间乐土。

实业制度是一个社会各阶级合作和谐的制度。与以往的绝大多数乌托邦主义者不同，圣西门的理想社会里保留着财产私有制，保留着资本家和工人、农厂主和农民。不过，他们都是劳动者，不存在任何的压迫和剥削，不存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对立。所有社会阶级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合作发展，和谐共处。这是一个有利于一切社会阶级、以实现普遍幸福为直接目的的社会制度，在这一制度下，“社会的一切阶级，只要是勤劳的阶级，不管它是人数最多的无产阶级，还是最有钱的富人阶级，其福利都能够大大提高”[54]。

实业制度是一个自由、平等的制度。实业制度下人们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因为这个制度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尽善尽美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在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欲望都可以得到满足，都能享受到最好的福利。真正的自由不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而是尽量广泛地毫无障碍地发展人们在世俗方面和精神方面有利于集体的才能。实业制度下人们享有平等的权利，人们的地位是平等的，权利也是平等的。实业制度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原则上，它否认一切以出身为基础的权力，不承认各种特权。到晚年时，圣西门认识到，无产者的“智力已经相当发展，他们的预见力已经相当的敏锐，足以毫无困难地建立起一个使他们成为权利平等的社会成员的社会组织体系”[55]。也就是说，这时他已经明确承认无产者同资产者一样有资格可以成为实业制度的管理者。不仅如此，圣西门认为，在实业制度下，妇女也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权利。

实业制度遵循“新基督教”这一新的最高道德标准。圣西门的“新基督教”与传统宗教不同，它不是要人在天堂而是在现世得到幸福，“宗教应当引导社会走向最迅速地改进最穷苦阶级的命运的伟大目的”[56]。新基督教是实业制度下每一个人的信仰，也是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的指导思想。新基督教还要负责在学者、艺术家和实业家之间建立联系，使他们成为人类共同的领导者和各民族的特殊利益的保护者，并使各种精密科学、艺术以及实业位于一切知识的前列。新基督教也举行宗教仪式，其目的是把在礼拜天经常集合在一起的人的注意力，引到对全体社会成员和整个人类有共同利益的活动上去。

不过，圣西门并不准备把新基督教凌驾于科学、艺术与实业之上，他的新基督教在新社会中只是一种道德力量，是新社会得以建立和存在的某种规范或原则。实业制度下将建立起新的道德风尚，新的道德倡导集体主义，反对利己主义，它将使每个人有最大的可能将自己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最有益地贡献于社会和大多数同胞。

总之，在圣西门那里，实业制度是一个合作和谐的社会，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一个物资丰裕的社会，一个文化昌明的社会，一个风尚清新的社会，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

（五）实业制度下的对外关系

首先，圣西门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该和平相处。在他看来，和平是一切社会福利中最伟大的东西，只有和平才能用最迅速和最可靠的办法去发展最好的农业、工业、商业和政治措施。圣西门指出，各地方之间彼此敌对，各民族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大多源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奴役，源于利己主义和损公肥私。未来社会组织的使命就在于为各国人民建立持久和平，使他们联合起来去打倒企图损害全人类公益而自肥的民族。“如果人类停止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发号施令，而是组织起来共同去征服自然，如果各国人民相互之间也采取这种办法，那末，人类将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是可以判断出来的。”[57]

其次，圣西门主张欧洲联合。在圣西门的著作中，处处体现这样一种思想，即战争与分裂带来的只能是衰落与灭亡，和解与联合才能带来繁荣与发展。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圣西门提出了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的构想，即在政治上将欧洲各国联合起来。这个政治共同体就是全欧议会。它是欧洲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在行政管理、科学和经济方面具有杰出才能并具有真正“爱欧洲主义”精神的人组成。它置于一切民族政府之上，拥有裁决各国之间的纠纷和所有涉及总体利益的问题的权力。公共教育事业也由它来组织和领导，由它负责在欧洲传播共同的公民与道德教育。全欧议会之下设有一个对它负责的全欧政府。

再次，圣西门主张用和平方式实现欧洲联合。在他看来，只有以和平的方式，欧洲才能实现真正的联合，战争和暴力带来的只能是征服与分裂。拿破仑企图恢复查理大帝时代的盛世，结果对于法国和整个欧洲只有破坏性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波拿巴建立的社会体系，是以法国从物质上奴役欧洲为基础的，这种局势是欧洲不可能忍受的。

又次，圣西门主张欧洲联合应从英法两国联合开始。虽然英法两国在历史上是宿敌，但是，如果欧洲两个实力最强、积怨最深的国家之间不能实现和解，欧洲的联合将无从谈起。按照他的预计，英国将会在法国之后建立新社会，即实业制度，那时，由于新体系的本性，将在地球上两个实业最发达的民族之间建立起真诚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盟。一旦法国和英国联盟，那将是文明世界最强大的社会力量，欧洲的联合也必会接踵而至。

最后，由于圣西门的政治思想中已经含有国家消亡的思想萌芽，按照其实业制度是人类最美好的制度，将不断为各民族所效法的思路，以及英法联合进而走向欧洲联合的逻辑，实业制度将会在世界各地不断得到扩展，最终实现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从这个意义上看，实业制度下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圣西门那里并不具有长时段的意义。

五、实现实业制度的道路

基于对法国大革命暴力性质的否定性认知，圣西门借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之口，明确表示：“社会所要求的变革，应当用和平方式实现；准备提出的各项改革方案，无论如何不得具有可能再度引起暴乱的性质；改革家决不应依靠刺刀来实现自己的想法。”[58]虽然他也赞成“通过从根本上改变原则的激烈办法一举而完成”社会体系的变革，但这里的“激烈办法”只是从社会体系变革应该采取治本的办法这个意义上说的，并非指的暴力革命。在他看来，“革命，既使它具有暴力的性质，也没有完成教化的发展所要求的那种变革”，也就是说，“治标的办法不管多么坚决都不能使社会体系发生改变”[59]。

圣西门所谓和平方式，就是通过主导社会舆论的办法普及自己的学说，使社会各阶级都理解并承认这个关于最美好社会的最美好计划，进而按照这个计划改革现实社会，实现实业制度。圣西门指出：“使我们的神圣事业获得成功的关键，就是要采取说服的办法，这是使我们能够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60]“博爱者可以运用的唯一手段就是宣传，无论是口头宣传还是书面宣传，都可以。”[61]“人们把舆论称为‘世界的女王’，这是完全正确的。它是当代最巨大的道德力量，只要它明确表态，人间的其它一切力量都得让步。”[62]所以，他致力于著书立说，向社会各个阶层宣传自己的主张。

圣西门始终认为实业家、学者和艺术家是实现社会改造的依靠力量，而富有的实业家则是当然的领导者。因为富有的实业家由于在工人的日常工作中指导工人，而成为主要是由工人构成的人民的领袖，并由此成为劳动人民的直接领袖和天然领袖。

所以，圣西门首先向富有的实业家和学者、艺术家发出呼吁，认为这是使人民得到确实值得信任的领袖的唯一手段，而这些领袖能够指导人民的观点去正确地判断各项政治措施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艺术家、学者和实业界领袖必须明白，他们的利益实质上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一致的；他们属于劳动者阶级，同时也是这个阶级的天然领袖。毫无疑问，他们应当发挥他们最大的能力促使体系发生变化。在圣西门看来，实业界的领导人只要团结无间，采取适当的措施，就足以建立起实业制度，使社会放弃我们祖先居住过的封建大厦的废墟。

为了使实业界领袖在社会变革中充分发挥力量，圣西门主张尽快建立实业家政党。这个党的核心是巴黎的实业家组织。只要巴黎的实业家组织起来，法国其他各地的实业家以及整个欧洲的实业家就会相继跟进。实业家政党的主要任务一是保护实业家的利益使其不致成为其他政党的猎获物，二是宣传实业学说，提高实业家的觉悟水平，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阶级优势，克服政治冷淡态度，以便尽可能多地团结社会上的一切力量促进实业制度的实现。

圣西门还向王权发出呼吁，主张王权同实业家联合起来，共同促使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他写道：“博爱者将采用的唯一手段就是宣传，而这种宣传的唯一目的，则是唤起君主利用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来实现势在必行的政治改革。”[63]他们应该向各国国王进谏：“为了维护自己的继承权万世一统，君主们应当让实证科学的学者领导社会教育和改进科学理论工作，让最有管理才能的实业家关心管理世俗工作。”[64]在圣西门看来，王权与实业家自古以来就有着共同的利益，实业家只有在王权的支持下才能获得解放和发展，而王权也只有在实业的保卫下才不受新旧贵族和僧侣阶级的侵犯。国王同实业家之间的联盟所形成的力量，将比社会上其他阶级加在一起的力量还要大得多。基于这样的认识，圣西门一再把希望寄托在法国最高统治者身上：他曾以圣西门伯爵亲属的身份把《万有引力》一书献给皇帝拿破仑，还曾给复辟王朝的国王路易十八上过书，希望能够唤起国王利用他掌握的权力来实行势在必行的社会改革。不仅如此，他还向上层统治者发出呼吁，幻想能够把这些被他视为敌人的人争取过来。

最后，圣西门还向最广大的劳动者群众发出呼吁，劝说他们接受由于“采取荒谬的措施”所引起的饥馑重担，捐弃前嫌，把权力让给本阶级的天然的领袖，因为“虽然法国人民能够顺应事物的发展趋势强烈地希望恢复秩序，但是他们只有依靠天才，才能重新组织起来而成为一股社会力量”[65]。他还希望广大群众齐心协力向国王表达自己的愿望：“把精神和世俗方面的公共事务的领导权，完全交给最能按照共同利益领导这项工作和最关心这项工作朝这方面发展的阶级。”[66]“在法国，为了建立实业制度，只由国王颁布一道敕令，委托最卓越的实业家编制国家预算草案就可以了；如果为数两千五百多万人的法国实业阶级恳请国王确信这个措施可以保证王位安全和民族繁荣富强，国王就一定颁布这项命令。”[67]

六、圣西门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

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到19世纪初期达到了高峰，标志这一高峰的代表性人物便是被称为“三个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他们又被称为“批判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而在这三人中，圣西门又是最早出现的一位思想家，所以，可以说圣西门是“批判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人。他丰富而精辟的思想为社会主义思想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大直接思想来源。恩格斯曾经对圣西门的思想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我们在圣西门那里发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的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68]了。

圣西门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其历史观和理想制度方案中那“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69]。

首先，圣西门摆脱了自然法学说的影响，明确表达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有规律地向前发展的进步运动的思想。他认识到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更替是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正在成长的未来社会的萌芽与行将灭亡的旧制度的残余会同时并存并进行激烈较量。但人类的前景是光明的，黄金时代属于未来。他揭露了法国刚刚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新的奴役形式，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是“过渡性的制度”，最后一定要被实业制度所取代。圣西门还提出衡量社会进步、制度优越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大多数人过上幸福生活，是否有利于生产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各种人才脱颖而出，是否有利于全社会的团结，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最大进步。这些标准直到今天仍不失其积极意义。

其次，圣西门认识到了经济关系的变革是社会政治变革的原因。他在解释一种社会制度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制度时，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分析法国封建社会衰亡过程时，提出由于财产所有权从贵族手中转移到实业家手中，引起贵族政治势力衰微，实业家政治地位的加强，明确表达了社会和政治变革由经济的发展所引起的思想。他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比政府形式更加重要，提出了所有制是社会的基础，而政府只是它的形式的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他所设计的实业制度在改革所有制方面的指导思想。同时，他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尚发展不足的历史条件下，就敏锐地观察到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已投身于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了。与有产者的愿望相反，无产者的愿望是少纳税和提高工资。没有财产者的这种需要只能极不充分地得到满足。这就决定了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必然会有斗争。所以，恩格斯把它当作天才思想的火花给予高度的评价。

再次，圣西门提出了未来社会唯一而长远的目的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取得的成果满足人们的需要和最圆满地改善无产者的身心生活的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和系统论证未来社会的根本目的和实现手段。在这里，圣西门特别强调要“依靠科学、艺术和工艺来使劳动造福于社会的政治体系”[70]，并特别批驳了轻视脑力劳动的偏见，认为“当社会的迫切需要引起最重要和最艰巨的理论研究的时候，不让当时存在的大批脑力工作者参与，特别是不让其中被公认为最有工作能力的学者去负责，实在是一件怪事”[71]。圣西门充分估计到了知识和知识分子在未来社会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要把精神权力交给学者，他们既是未来社会各种发展规划的制订者，也是最高决策的重要成员，既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也是社会发展的领航人。

又次，圣西门明确提出了按才能和贡献分配的思想，认为每个社会成员的收入应当同他的才能和贡献成正比。圣西门反对不劳而获，提倡劳动致富和致富光荣，认为“靠劳动致富的庶民，本应骄傲地显示自己的财富”，而不应该想尽办法去“掩盖自己的真正功绩，掩盖自己获得人们尊敬的真正权利，掩盖自己的才能和贡献”。他明确反对宗教禁欲主义，认为节衣缩食，压抑人们享受幸福生活，“这肯定不能鼓励人们去积极劳动，因为劳动好坏没有差别，不受褒贬。这也肯定不能建立事物固有的正常秩序，使勤劳能干的人感到自己的重要性”[72]。所以，圣西门明确表示，建立实业制度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个社会成员按其贡献的大小各自得到最大的富裕和福利。在这里，一个人获得社会尊敬的真正权利是自己的才能和贡献。圣西门的这一思想包含着按劳分配思想的萌芽，后经其弟子们进一步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制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提供了思想材料。

最后，圣西门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角度论述未来国家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国家消亡的思想。他认为，在旧制度下，人们彼此处在不平等的地位，经常会发生冲突，加之科学文化不够发展，这就需要有庞大的管理机构来维持秩序，因为这时政府必然将群众看成是现有秩序的敌人。所以，这时的国家管理实际上是人对人的统治。但在实业制度下，政权机关的性质和作用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这里已不再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人的统治完全让位给了对物的统治，国家的职能主要是组织人们进行社会生产，以造福整个民族。政治学也完全变成了关于生产的科学。对此，恩格斯评价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73]

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他本人世界观的局限，圣西门的思想体系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

首先，圣西门虽然对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压迫和剥削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他没有触及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没有得出废除私有制的结论，在他的理想社会制度中还完整地保留着资本主义私有制，保留着资本家的剥削，也保留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实际统治。所以说，“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74]。当时，法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很不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不明显，而刚刚取得政权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又从事各种非法投机活动，给法国经济造成很大危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圣西门把法国革命后的社会矛盾概括为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的对立，劳动者除工人和农民外，还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而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这样的见解完全适应法国刚刚产生大工业以及随之产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的那个时代。”[75]“这要由当时法国的经济政治状况来说明。”[76]

其次，圣西门对暴力革命持完全的否定态度，认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力量。“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77]他与出生于皮卡迪的巴贝夫是同年，也算得上是同乡，两人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过，所不同的是，巴贝夫是大革命的弄潮儿，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他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是通过政治达到的，是大革命中群众运动的直接延伸。而圣西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则要略微滞后，是思想沉淀的结果，是通过观察社会和理论著述活动达到的。圣西门在革命爆发时也曾积极投身革命的洪流，但很快又毅然决然地退身成为革命大潮的旁观者。随着革命向纵深发展，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圣西门家族在革命冲击下破产，他本人一度被雅各宾政府关押……这一系列事件都使得圣西门对暴力革命和革命专政持否定甚至敌视的态度。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灾难性的暴力，给法国人民带来了不幸。他曾说过，“一想起我亲眼目睹的这些可怕情景，在我的内心就引起反感”[78]。这一态度直接影响了他对革命性质的判断。在他看到革命胜利之后的法国社会仍然存在着弊病，试图探索医治这种社会弊病的良方时，仍然坚持只能用和平的手段，并一再向统治者发出呼吁，希望他们能够良心发现。当然，他的这种希望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最后，圣西门始终把无产阶级看作一支没有任何历史主动性的力量，最多不过是一个应受政府特殊监护的阶级。虽然圣西门特别强调“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的命运”，虽然他在晚年也逐步地改变了对广大劳动者活动能力的看法，但是，他最终也没有把无产阶级看作社会变革的主要依靠力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三大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的根本缺陷时指出的：“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任何历史主动性”，“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79]这也是圣西门总是向上层统治者求助，企图依靠天才人物和统治者来实现其理想方案的根本原因。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圣西门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80]，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圣西门的学说，“只有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为自由的历史的自主运动的时候，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