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格拉古·巴贝夫的生平及革命活动

格拉古·巴贝夫（Gracchus Babeuf，1760—1797），本名弗朗斯瓦-诺埃尔·巴贝夫（Fran?ois-Noёl Babeuf），1785年以后一度改名叫卡米尔，1793年又更名为格拉古。1794年以后，他自己的签名全部正式改成了格拉古·巴贝夫。巴贝夫是18世纪末法国革命活动家，平等派运动的组织者和领袖，著名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者。

弗朗斯瓦-诺埃尔·巴贝夫，1760年9月23日出生于法国毕卡迪省（Picardie）圣康坦城（Saint-Quentin）附近的圣尼凯斯（St.Nicaise）。

出身贫寒的巴贝夫只从父亲那里受过一点儿粗浅的初等文化教育，很早便独立谋生，做过文书、佣人、土地测量员及土地税档案管理员等多种工作，收入微薄。

巴贝夫的青年时代基本是在家乡毕卡迪省度过的。毕卡迪是个农业省，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工业和农业中都有了发展，大量手工工场的工人和正在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处境极其悲惨。近距离的观察和接触让巴贝夫深感正在发展着的新生产方式给无产者和广大劳动群众带来的灾难，对他们深表同情。

贫困的家境，早年的工作实践，使他有机会亲身体会到下层劳动者的艰辛，有机会从尘封的地主档案中认识到贵族地主是如何“用极端卑鄙龌龊的伎俩取得各种特权的”[105]。这对巴贝夫乌托邦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其后来走上革命道路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巴贝夫虽然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但他勤奋好学，刻苦攻读了大量的哲学、历史和文学作品，深受启蒙思想家卢梭、狄德罗等人，特别是摩莱里和马布利的影响。

在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下，在法国大革命前夜的1787年前后，巴贝夫逐渐萌生了实现财产公有和消灭社会不平等的思想。

不过，总体上看，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巴贝夫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思想尚处于萌芽时期。接踵而至的大革命对其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是从第一次革命时期的民主制度产生的。”[106]

1789年7月14日，巴黎革命群众攻占巴士底狱。巴贝夫满怀纯真的革命**，于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即赶到巴黎，积极投身这场革命斗争。用他自己的话说，1789年之前，他只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和土地测量员”，而革命一爆发，他却一跃成了“自由的宣传者和被压迫人民的维护者”[107]。在巴黎期间，他出版了自己的《永久地籍册》。

然而，虽然巴黎的革命气氛让他振奋，但巴贝夫毕竟不同于罗伯斯庇尔、丹东这些人，他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外省人，既卑微又无声望，既无地位又无财产。他所寄予厚望的《永久地籍册》也鲜有人问津。于是，在巴黎逗留三个月的巴贝夫于10月回到了他生活的小镇鲁瓦。

巴贝夫很快便在自己的家乡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积极参加了当地的抗税斗争，并很快成为这一斗争的核心人物。1790年5月，巴黎的税务法庭以“制造种种混乱的首犯”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暴乱者”的罪名，逮捕巴贝夫，并把他押解到巴黎，关进了监狱。在“人民之友”马拉的帮助下，巴贝夫重获自由，于7月返回鲁瓦。这次被捕下狱不仅没有损害到巴贝夫，反而使他在鲁瓦声名大振，同情和支持他的民众越来越多。

受马拉创办《人民之友》的启发，巴贝夫回到鲁瓦创办了周刊《毕卡迪通讯》。他通过《毕卡迪通讯》刊载大量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请愿书和诉苦书，反对封建领主霸占树木等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深得民众的拥护。1791年4月，巴贝夫因领导鲁瓦城乡贫民要求平分公社土地的斗争而再次被捕。由于广大劳动群众的强烈反对，证人不敢出庭作证，有关当局只好宣布无罪释放。

1792年9月，他被选为索姆省（Somme）议会议员。索姆省议会中大多数人是吉伦特派，他们视巴贝夫为“本地的马拉”，玩弄手法把他调往蒙迪埃区政府就职。在蒙迪埃，巴贝夫要求尽快没收叛逃者的财产，并全身心地投入处理逃亡贵族和教会财产问题的工作中。不久，由于政敌利用其工作上的疏漏对他提出指控，巴贝夫遭到撤职并交付法庭审判。

巴贝夫被迫避难巴黎。在此期间，巴贝夫为了生计四处奔走求告，还曾一度沦落街头，后在巴黎物资管理局和全国物资供应局谋得秘书职位。在物资管理局工作的这段经历，使巴贝夫对大商人和投机家危害革命的活动有了较深的了解，对他后来有关产品分配的观点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巴贝夫曾一度支持热月党人。但是，当他目睹热月党人上台后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之后，马上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便积极投身于反对热月党人的斗争。他指责热月政变是“富人反对穷人的内战”，公开号召人民起来暴动，解散国民会议。他还盛赞罗伯斯庇尔是民主主义者，称其“是一个可以自豪的和有权利把自己看作唯一能够把革命的战车向真正的目标开去的人”[108]。巴贝夫的言行引起热月党人的不安，继1794年10月将其短暂拘禁之后，又于1795年2月以煽动叛乱、谋杀和瓦解国民会议的罪名将其逮捕下狱。

在监狱中，巴贝夫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最主要的有沙尔·热尔曼（Charles Germain）和菲力浦·邦纳罗蒂（Philippe Buonarotti）。热尔曼是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的弟子，入狱前任骑兵队长。他在帮助巴贝夫坚定唯物主义思想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后来成为巴贝夫主义运动的最杰出组织者之一。邦纳罗蒂原籍意大利，在法国革命中追随罗伯斯庇尔，获得“法兰西共和国公民”称号，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在政治上曾给巴贝夫以积极影响，是巴贝夫平等派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狱中，巴贝夫的思想也得到升华，他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日臻成熟，撰写了著名的《平民宣言》。八个月的狱中生活为巴贝夫此后的革命活动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795年10月，巴贝夫获释。巴贝夫出狱时，正是以拉巴斯为首的督政府统治时期，物价飞涨，投机活动猖獗。富人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贫民则食不果腹，甚至饿死街头，社会矛盾异常尖锐。

巴贝夫在出狱时公开声明，“专制制度的铁窗使我的精神具有新的刚强和坚韧”。他在另一处写道：“专制暴君昨天把我释放，如果今天我在他们眼里不成其为叛乱者，那末我就是自己使我成为一个罪人。”[109]出狱后，巴贝夫立即投身于革命斗争。他利用报纸、传单、墙报、俱乐部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呼吁广大人民群众抛弃对督政府的幻想，拿起武器，为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的平等社会制度而斗争。督政府查下令逮捕巴贝夫。巴贝夫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1796年3月，巴贝夫联络达尔台（Darthe）、邦纳罗蒂等人建立了平等派密谋革命委员会。它的最高领导机关是由七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巴黎各区设联络员一人和军事代表五人，并在郊外工人群众和巴黎卫戍部队中建立组织。这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团体，其任务是通过宣传和有计划化的组织工作，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平等派密谋组织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平等派密谋组织成立后非常活跃，他们制定并发布了起义命令，并预定5月发动起义。始终严密监视平等派活动的督政府连忙宣布法国处于非常时期，并颁布了对革命者处以死刑的镇压令，对革命者实施大搜捕。由于叛徒出卖，巴贝夫及其战友达尔台、邦纳罗蒂、热尔曼等人在起义发动前夕均遭逮捕，武装起义的计划宣告流产。

在法庭上，巴贝夫英勇地捍卫1789年《人权宣言》规定的反抗暴力的权利，严词谴责暴虐的执政者。他把这次审判称作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审判，是反对共和国和自由的审判。他把自己和他的战友们称为“最后一批共和主义者”。他尖锐地指出：“对密谋者的判词将决定这样一个问题：法国仍然是共和国抑或是又重新回到了君主国？”[110]

经过一年的审讯，法庭于1797年5月26日宣布判处巴贝夫和达尔台死刑，判处邦纳罗蒂、热尔曼等人流放和苦役。巴贝夫在法庭上自杀未遂，身负重任。5月27日，被送上断头台。

临刑前数小时，巴贝夫忍痛给妻子和儿子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遗书。他在信中写道：

我相信，我的行为洁白无瑕，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我是为了最伟大的和最崇高的事业而牺牲的；即使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我毕竟尽了自己的职责……我觉得，为了使你们幸福，除了使所有的人幸福以外，没有别的路可走。我失败了，我牺牲自己，但我也是为你们而死的……我留给你们的唯一财产，就是我的美名……这样死是光荣的，绝不是耻辱……[111]

巴贝夫虽然牺牲了，但他坚信自己的事业最终必将胜利，“后世的公论一定会宣布我们无罪，并为我们加上花冠”。马克思恩格斯对巴贝夫给予了高度评价：“……同巴贝夫的密谋活动一起暂时遭到失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1830年革命以后，在法国。这种思想又为巴贝夫的友人邦纳罗蒂所倡导。这种思想经过了彻底的酝酿，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112]

二、巴贝夫对新的剥削制度的批判

巴贝夫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思想是在大革命胜利之后成熟起来的。在观察和思考资产阶级革命后新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基础上，巴贝夫对新的剥削制度和新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一）在经济上，新建立的共和国并没有改变广大劳动群众受剥削、受奴役的境况，它实质上不过是一种新的“奴隶制度”“饥饿制度”

巴贝夫指出，新制度建立之后，仍然是把“追求少数人的幸福和利益”放在首位，广大劳动者则遭受着工厂主和大商人的残酷剥削和野蛮掠夺。交上好运找到工作的人，在冷酷无情的资本家的鞭子下当囚徒，靠做苦工苟延残喘；比他们更不幸的人只能拄着拐杖沿街乞讨。工厂的工人创造了所有的必需品，但自己却无缘享受，劳动成果从一开始就大量集中在罪恶的投机商手中。这些大商人就所有商品的出售价格达成协议，用欺骗手段把资本集中起来，把所有东西都抢在手里，而留给劳动者的无非是毫无价值的残羹剩饭。劳动的人一无所获，两手空空，不劳动的人却坐享其成，应有尽有，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畸形状态。在这里，巴贝夫似已认识到，剥削无产者的，不仅有工业资本家，也有商业资本家，是整个资产阶级。

巴贝夫揭露了新的剥削制度用饥饿纪律迫使工人出卖劳动，忍受剥削。他指出，资本家这帮所谓的“上流社会”的人物，只是极可怜的少数，却自以为自己就是一切。他们自己不劳动，只靠大多数别人的血汗和劳动来生活，他们蔑视和奴役唯一能够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民群众，他们对劳动者的要求是：“好好工作，少吃东西，要不然你就再也得不到工作，那时你就根本没有东西可吃。这就是野蛮的资本强加在到我们身上的法则。”[113]

巴贝夫还深刻地揭露了资本竞争的恶果。第一，竞争远不能使生产完善，反而会使精工制作的手工业品受到大量劣质品的排挤。第二，竞争还迫使大量手工业者为生存而投机取巧，加上唯利是图的劣根性，不可避免地会败坏手工业者的道德。第三，竞争导致不择手段地、无目的无计划地制造商品，还要冒找不到顾客的危险。第四，竞争会糟蹋大量原料，而这些原料本来是可以更合理地加以利用的。第五，资本的竞争让占有大量资本的人越来越富，其结果是灾难性的，一方面资本越来越操纵在财力雄厚者手中，形成垄断，另一方面却是廉价商品的消失。

（二）在政治上，新建立的共和国并没有改变广大劳动群众受压迫的境况，他们为自由和幸福进行了长达六年的斗争，结果却不过是充当了别人的垫脚石

巴贝夫曾对1789年的大革命寄予莫大期望，但革命之后特别是热月政变之后建立的新政权却让他大失所望，转而对其采取尖锐的批判立场。他指出，政治上的不平等，集中体现在广大劳动群众被剥夺民主权利，依然处于社会最底层，地位并没有得到丝毫改善。他们在帮助推翻一个暴君的统治之后，却又不得不接受一群新的暴君的统治，而且这批人甚至比封建专制时代的官吏更不人道、更凶残。

1791年宪法虽然取消了旧的等级制度，但同时又规定，至少交纳十生丁税款的公民才有选举资格，至少交纳一法郎税款的公民才有被选举资格。巴贝夫指出，革命前，法国有三个公认的等级，即贵族、僧侣和第三等级。而革命后的法国，并不是仅仅只有一个等级，而是在三个旧等级的残余上出现了四个等级：一生丁占有者等级、十生丁占有者等级、五十生丁占有者等级、一法郎占有者等级”。这里的“一生丁占有者等级”和“一法郎占有者等级”实际上就是无产者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二者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对立的等级，前者事实上完全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至于介于他们之间的“十生丁占有者等级”和“五十生丁占有者等级”是中产阶级，他们往往是“一法郎占有者等级”的支持者。巴贝夫从财产占有程度分析社会各阶级政治权利的享有程度，显然比单纯从政治地位看待阶级关系要深刻。

到热月党人统治时期，巴贝夫进而指出了利益完全对立的“两个集团的分野”：一个集团想使这个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的和贵族的，另一个集团则相信它所建立的是人民的共和国；一个集团想让这个共和国由一百万人对其余的二千四百万人进行统治、横征暴敛和欺诈压迫，另一个集团却要使这个共和国成为二千四百万人的共和国；一个集团想使共和国里既有贵族又有平民，想让少数特权者和贵族老爷坐享锦衣玉食，让大多数人永远是奴隶，另一个集团却愿意让所有的人不但形式上享有同等权利，不但有纸面上的平等，而且愿意他们都有适当的高收入，愿意法律保证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生活必需品，都能享受一切社会权利。不难看出，在资产阶级制度刚刚建立之际，巴贝夫就已敏锐地看到这一制度下存在着两大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这两大阶级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调和的。

巴贝夫指出，革命后建立的历届政府都同高利贷者携手合作，以毁灭性的方式来讨好、支持这一阶级，让它可以吸尽榨干各生产者阶级的血汗。他们不仅通过修宪剥夺广大劳动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还通过新的立法授权一小撮剥削者明火执仗地掠夺民脂民膏。倘若法律手段不足以维持其统治，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暴力。

即使是高调倡导民主、自由、平等原则的《人权宣言》，巴贝夫也持冷静的批判立场。他指出，《宣言》“承认自由和平等的一些大原则，那固然是不错的，但却附有各色各样的保留，使得人们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曲解这些概念，或者把这些概念弄得如此温和，或者把锋芒磨灭，使之不能发生任何实际效果”[114]。它的内容极不完备，太不具体，而且不明确的词句太多，必须进行修改。否则，这个《宣言》就“是危险的、只有那些想哄人民睡觉的人才会制造出来的幻影”，“除了作为儿童玩具以外，没有别的价值”。[115]

（三）私有制是“万恶的制度的根”，“使少数人享乐和饱食、而让多数人呻吟和饿死的社会制度必须摧毁”

巴贝夫认为，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根源是私有制的存在，私有制乃是“万恶的制度的根”。高利贷者和掠夺者匪帮正是通过合法的途径对其同胞的大多数进行掠夺的。这样的事情只是由于国家所规定的罪恶制度才得以发生。正是私有制这个万恶的制度，造成一小撮掠夺者恶棍吞噬一切的贪欲，又造成千百万失业者，使他们备受压迫。

巴贝夫指出，私有制长期存在所产生的无穷祸患，必然促使人民群众日益觉醒，进而使人民最强有力地消灭它。他说，所有财富都由少数人霸占着，紧紧地攥在手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越来越艰难。当他们不能再继续生活下去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自己和另一些人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穷人奋起反对富人的革命时机就到来了。所以，法国革命必须继续下去，直到它成为人民的革命为止。

三、“平等共和国”理想方案

巴贝夫及其战友们从启蒙思想家那里接过“平等”的口号，赋予了它崭新的革命内涵，使之变成了批判新兴资产阶级制度的武器以及自己共产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对此，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

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由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借助于原始基督教，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理论本身为依据了。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指出：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尤其是从法国资产阶级自大革命开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重要地位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成了法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战斗口号。[116]

巴贝夫和他的战友们所心仪的“平等共和国”，就是建立在“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这种平等基础上的。

（一）平等共和国的经济制度

平等共和国将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生产资料、劳动产品都是公有财产，属于人民所有，由人民支配。公有制将通过立法，通过建立国民公社的形式来实现。以财产公有制为基础的国民公社是共和国的基层单位，是生产和消费的联合组织。任何一亩土地的收益，每一个工场的产品，都将汇流到公社的各大仓库，成为社会的公共财富。

平等共和国没有大城市，全体居民都住在农村公社。国民公社以农业为主，兼营手工业。所有的劳动者按工种分成小组，从事农业或农村工场手工业生产。因此，巴贝夫及其战友们有时把他们的平等共和国称为“农业国”，把共和国的居民称为“农业人民”。

平等共和国实行普遍劳动制度。在平等共和国，人人必须无条件地参加工作，这是社会的基本原则。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只有劳动才能享有各种权利，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掌握一定的专业劳动技能。劳动是人们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标准，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能力和技能参加劳动。对那些繁重和艰苦的劳动，采取义务劳动的方式由全体社员轮流负责完成，其余一切劳动则由各劳动部门的专业劳动者负担。

平等共和国也发明和采用新机器和新的操作方法。巴贝夫认为，在私有制下，机器的使用会给工人带来灾难性的失业，会让许多人成为多余的人。但在公有制下，人类社会由于采用新机器，自然会节约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劳苦会减少些。机器代替他们工作的那些人，将会调到别的部门工作，没有人会因此挨饿。显然，巴贝夫在这里已经认识到机器对社会生产的推动作用，也初步意识到了机器本身与使用机器的社会制度是两回事，意识到机器的使用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

平等共和国实行绝对平均的分配制度。巴贝夫既反对按劳分配，也反对按需要分配，而是主张“均等分配”，保证各个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别的绝对平等。社会将公正地对待一切人，并负责对儿童、病人和老弱给予同等的关怀。在巴贝夫看来，除了满足个人的同等生活必需品外，要求获得任何更多的报酬都是不合理的。如果一些人过多地满足个人的需要，那就是掠夺另一些人的结果。而在平等共和国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是不允许再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

平等共和国实行计划经济。巴贝夫指出，在平等共和国里，一切都将按计划进行。在宏观方面，共和国设中央行政管理局，总管全社会的劳动力和需要量，调节各地区、各公社之间的产品，安排各公社的生产和劳动力分配，掌管对外贸易等。每个公社的公务人员，按照共和国的根本大法和总管理局的指示进行工作，并定期向总局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在微观方面，社会将会经常知道每一个人在做的是什么事，以免同类物品生产得太多或太少。社会将规定，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由多少公民来工作，多少青年应专门致力于某项生产事业，按照现在的需要并根据可能的人口增长，将来的需要是很容易预先算出来的，一切都会安排和分配得妥妥帖帖。所有一切真正的需要，都将经过严密的审查，并通过迅速的供应，使极小的和极偏远的地方也能完全得到满足。整个社会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

（二）平等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巴贝夫认为，理想的政治制度是自由、平等的共和国。他指出，共和国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字眼或毫无意义的词组，自由和平等虽然被资产阶级弄得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这两个词是有极大价值的。平等共和国就是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把自由和平等落到实处。

要把自由和平等落到实处，首先要制定一部切切实实为人民谋福利的宪法。“宪法必须是全国人民的公共宝库，人民在那里不但可以取得精神食粮，而且还可以取得身体上需要的食粮。”[117]精神生活和全部物质生活的条件，宪法里不但必须明确地规定，不但必须详尽具体地列举出来，而且还必须直接用物质资源加以保证。由于宪法规定着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法律基础，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是国家建筑的基础，所以，宪法的每一条文在表述上和概念上必须写得极其明确，让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能准确地理解，以防止被人曲解。必须要保证，平等共和国的宪法绝不能像《人权宣言》那样，在其抽象的长篇大论里隐藏着调和各种矛盾的企图，把“香饵和圈套紧挨着放在一起”。如果宪法能够把构成总的公民权利的所有各项权利和自由一一列举出来，一条也不遗漏，那么，“任何一种对这些自由哪怕是最细微末节的地方进行侵犯，每一个人立刻就会感觉到他的个人生活受到威胁。这样的话，人民的自由和平等权利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118]。

平等共和国的权力属于全体人民。人民通过三种机构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即人民最高权力会议、中央立法者会议和民意维护团。为了组织人民最高权力会议，必须把共和国划分为若干区，区的大小应以便于召开这种会议为准，每个区内应设置有由全体公民组成的人民最高权力会议、由这种会议任命的元老院、由这种会议选举出来的主席和秘书、供召开人民会议用的舒适美观的圆形剧场、档案库以及负责召集会议和维持会场秩序的官员。中央立法会由人民所直接推举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的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提出法案；另一个方面是颁布法令，以保证法律的实施并对政府实行指导和监督。民意维护团的任务是汇集人民最高权力会议所颁布的法令，并宣布享有最高权力的人民的意志。它还是一种独特的法案评议会，监督那些滥用颁布法令的职权的立法者，使其不能对立法权有所侵犯。民意维护者从参议院中产生。参议院由最有道德、最富热忱、对共和国充满热爱、经验和阅历丰富的年老公民组成，其职责只是向人民最高权力会议提出建议。元老院也是从参议院中产生的，其唯一的职责是通过提出建议的办法来启发中央立法者会议。

州一级权力机构与中央相似。包括州人民高权力会议、立法会、民意维护团、元老院等。共和国的基层组织是国民公社。它既是组织生产的基层单位，也是实施公民权利的政治单位。各级人民最高权力会议产生履行民意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在共和国里，上自执行委员会，下至管理者与国民保持联系的公职人员，有着各级的具有不同程度职权的行政管理机构。同样，各级专门的司法机关也是自下而上，从负责确定并侦察违法行为的公职人员直到在一切地方维护立法的统一性的最高法院。各级各类公职人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有的负责领导生产劳动并调节劳动所得的财富的公平分配，有的负责维持公民之间的协调一致，有的负责国家的防备，有的负责对违法者实行法律制裁，有的负责道德教化和维护社会风尚。公职人员实行任期制，对失职者要依法追究。

人民是平等共和国的主人，是共和国政治制度的中心。共和国的每一个公民从被编入公民名册时起直到去世为止，都要不断地出席人民行使其最高权力的会议，参与讨论、通过或否决人民代表向人民提出的法令；讨论由一定数量的公民或其他一些享有最高权力的人民提出的法律；审议并公布由全体人民通过的法律。人民随时可以陈述自己的意志，如果他们的意志没有被理解正确，受人民委托的代表必须随时给予满意的答复。人民有权撤销代表的当选证书，以便让代表经常感受到压力。这个措施与公开选举相结合，就能确保人民的利益。

（三）平等共和国的教育和文化制度

在巴贝夫及其平等派的战友们看来，对公民实施什么样的教育，可以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教育可以使我们成为好人或者坏人，公民或者强盗。巴贝夫指出，受教育乃是每个人的原始权利。在平等共和国，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认识必须知道的东西，养成高尚的道德，摆脱愚昧无知和偏见，明辨是非，激发真正的爱国心。

在平等共和国，教育是国家的、公共的和平等的。所谓国家教育，是说教育要在法律指导下和公职人员监督下进行，教育应当起支持和巩固共和国的作用，而共和国则是它所必须灌输给青年的道德风尚和知识的唯一裁判者。所谓公共教育，是说让一切儿童在同样的条件下生活和学习，让他们从小就懂得把所有的人都看作自己的同胞，懂得与别人同甘共苦，以他人的幸福为幸福。教育之所以是平等的，是因为人人都是共和国的孩子，人人都有同样的权利享受幸福，同时，从教育的平等当中可以培育、产生最广泛的政治上的平等。

教育由教育院负责实施。每一区建立两所教育院，一所男孩的，一所女孩的。教育院建立在空气新鲜的农村，靠近河流。每所教育院里面都设有公共宿舍、公共食堂、各种工场、农业场地、体育场、梯形教室等。教育院的场地房舍的多少以充分容纳各种不同年龄的学童为准。

教育要达到三个目的：使身体有力而灵活，使心灵慈善而坚毅，使才智得到发展。学生们在各种工场里学习他爱好的技能，在广大的农业场地里从事农业劳动，在供运动用的体育场里从事体育运动，在梯形教室里学习文化知识。

共和国的文化知识教育主要是帮助公民掌握必备的文化和科学知识，第一，要让每个公民都会讲、读、写本国语言，因为在一个广阔的共和国里，文字是各地之间进行联系的唯一可能的工具，同时还可以通过它获得其他知识。第二，要让每个公民都懂得数学，因为每个人都可能被指定去保管和分配国民财富。第三，要让每个公民都学会正确地进行思考，学会简要而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第四，要让每个公民都懂得历史和法律，懂得历史是为了了解共和国所结束了的苦难和它所带来的幸福；学习法律是为了使每个人了解自己的义务，并且有能力担任公职和在国家大事上发表自己的见解。第五，要让每个公民都懂得地形测量、共和国的自然史和统计学，以便对国家的实力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都能有正确的认识。第六，每个公民还必须学习舞蹈和音乐知识。

在平等共和国，艺术、科学和工艺不但不会衰落，相反，它们会得到新的强大的推动力，不断向前发展，为全社会的利益服务。它们不再是富人的奴仆，而将成为以人类幸福为重的真正的文明。艺术、科学和工艺工作者将不再注定要在艺术保护人的喜怒之下低首下心，他们将扬眉吐气，做出伟大的成绩，做出标志着唯一真正的文化的作品。在科学的帮助下，疾病可以得到治愈和防止，科学教导人们认识自己，防止人们陷入宗教狂热，鼓舞人们起来反对专制制度，使人们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使人们具有高尚的情操。在科学的指引下，工艺的进步则可以减轻必要的工作，可以使水陆交通更加便利，并且给社会娱乐增添新的内容。不过，工艺的精细容易使人滋长奢侈，厌恶朴素风尚，爱好娇生惯养和轻浮作风。所以，教育院中的工艺美术劳动仅仅限于制造人人都能够很容易得到的用品。不能以美化和改进为借口把无穷无尽的人为需求、不平等、纷争以及虚伪的幸福观引入共和国，要把一切不是共和国的福利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从教育院中排除出去。

公民的健康和体力是共和国的幸福和安全所主要依靠的条件。因此，必须养成劳动、锻炼以及生活上的节制和简朴的习惯。在平等共和国，一旦儿童成长起来，就让他们习惯军事训练。教育院要让学生学会从事最繁重的农业劳动和各种手艺，养成能够适应最艰苦的活动的习惯，以及能够过最朴素的生活。学生在教育院要进行军事训练，还要学习跑步、骑马、摔跤、拳斗、舞蹈、打猎、游泳等。

教育不仅要教授文化科学知识和劳动工艺，不仅要强健体魄，还要培育人的道德情操。公共教育，乃是道德的模铸。社会教育应当成为整个思想大厦的永恒的基础。通过教育院的共同生活，人们会把自己的幸福同别人的幸福融合在一起；通过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劳动，人们会形成热爱劳动的品质，消除怠惰和懒散的风气；通过军事训练，可以培养他们的纪律、毅力和勇气。只有在把年轻人培养成服从纪律、在行军中惯于吃苦耐劳、充满对祖国的热爱和热切地愿意为祖国服务以后，才能让他们参加社会活动。

共和国出版自由得到法律的保障。每个区在全民教育会议场所附近都设有印刷厂和图书馆。在一个广袤的国家里，印刷品是最有效的交往手段，是防止人民主权被篡夺的最好屏障。但是，出版自由是有底线的。为了防止平等的正义性和人民权利受到伤害，共和国禁止任何人发表与平等和人民享有最高权力的神圣原则直接抵触的观点，禁止发表任何无中生有的攻讦性作品。

（四）平等共和国的社会生活

平等共和国不是在遥远的荒岛上，也不是宗教的天国降临，而是巴贝夫依据自己的理想对大革命之后法兰西共和国的重塑与再造。

在平等共和国，不再有大城市，甚至不再有首都，全国各地布满乡村。所有乡村都坐落在最有益于健康和最舒适的地方。乡村与乡村之间有纯粹为公共利益而修建起来的道路和四通八达的运河，交通十分便利。

在平等共和国，豪华的宫室已被有益健康、舒适便利、清洁卫生的简朴住宅所代替，这些住宅的分布十分匀称协调，令人心旷神怡，并且有利于维持公共秩序。共和国居民一律平等，都住在这种简单朴素而舒适的住宅里。共和国也有庄严雄伟的建筑，但这些建筑全都属于公共建筑，如公共仓库、半圆形剧场、马戏场、水库、桥梁、运河、广场、档案馆、图书馆以及供行政官员开会和人民行使最高权力的场所。这些地方在建筑上仍然保持着庄严雄伟的风格，并在艺术上具有高超绝伦的色彩。

住宅里的家具都非常简朴实用。居民的衣着也体现着平等和朴素的特点。不同的花色只是用来标志不同的年龄和职业，例如，女孩子穿着可以跟妇女不同，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也有差别，公职人员和军人也都有各自特殊的服装。一个公民在工场中所穿的衣服跟他在开会和节日时所穿的也可以不同。但所有这些不同，都不能违反平等和朴素原则，人们从任何一个公民身上都丝毫看不出任何优越于别人的地方。

共和国居民主要从事农业以及生活所必需的手工业劳动。共和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有精确的统计和计算，生产的产品都统一交给公共仓库，平等分配。为维持社会生存所必要的劳动，由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平均分担，这种劳动是法律要求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履行的义务。

在必要劳动之外的空闲时间，共和国的居民会从事丰富多彩的有益于身心健康和有益于社会良俗的活动，如锻炼身体、陶冶精神、教育青年、普及教育、练习使用武器、进行军事训练、尊奉神明、纪念伟人、组织公共游戏、筹备节日庆祝活动、改进有用的工艺、研究法律、从事管理工作和举行人民会议，等等，这些活动都不是为维持人的生存所必要的，大部分也不是由法律规定的。为了保证活动的良好效果，立法者会想办法循循善诱地引导公民自由选择这些活动。但人们从事这些活动都是自觉自愿的，不需要任何的勉强。

群众集会是平等共和国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在平等共和国的居民看来，一个国家中的人民所能享受的幸福是大是小，往往取决于这个国家重视公共娱乐的程度。每个人只有在跟其他人一同分享乐趣时才感到快乐，才完全符合平等精神。因此，自由的人民会经常举行集会。在平等共和国，结婚、婴儿出生、送孩子进教育院、青年人开赴边境以及他们从边境回来、被接受为公民等，都会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在战时，送战士上前线，迎接战士归来，追悼在战斗中牺牲的祖国的保卫者，给最勇敢的战士授奖，也会举行庆祝活动。在平时，每一公社每一省份都有自己专门的庆祝会。如果是带有比较普遍性质的庆祝会则由共和国政府主持。还有一些庆祝会由若干地方轮流举行。

共和国平时还会举行评议会，即在规定日期，群众举行会议对公民，特别是对行政官员的表现进行某种批评。把青年列入公民名册，授予老年人光荣头衔，或是给予死者以荣誉，都要经过人民评议决定。

共和国把道德教化渗透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达到陶冶人的情操，引领社会风尚的目的。他们常常会借助一些事件来颂扬伟大人物的高尚品质并鼓励人们去模仿他们，或者激发人们的勇气，或者使人们心中燃起对平等的热爱，不断用崇高的目标来充实人们的思想。他们会把优秀公民的遗骸埋葬在风景优美并有艺术点缀的地方，会为最高尚的人建立纪念碑，在碑上刻上他们的姓名和事迹，用以启发全国人民对这些优秀人物应有的敬仰之心，教育下一代，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情操。为了那些对平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最有意义的事件，他们还设立了相应的节日，以便让人民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这等于是在不知不觉中给人们在本国历史、道德和政治方面上了一课。他们还会把一些人物和事件搬上舞台，利用诗歌、音乐、舞蹈、绘画等形式予以颂扬，借助于舆论的赞赏来表彰勇敢、敏捷、节制、谦虚、热爱劳动以及其他种种体力上和精神上的优良品质，而这些品质都是平等与自由的支柱。

（五）平等共和国的对外交往

平等共和国奉行和平的对外政策。新制度着力培养共和国人民与外国人民平等相待的感情，主张在同别国的交往中尊重各国人民的权利。平等共和国的公民把自己对共和国的热爱与对人类的热爱结合起来，他们把自己视为伟大人类社会的一员，愿意用自己的智慧和范例来为保障普遍和平做出贡献，并使自然赋予一切人的权利在所有的地方都受到尊重。在他们看来，平等共和国公民中占统治地位的平等和正义思想，也是共和国对待外国人的行动指南。不过，平等共和国的人民热爱和平，痛恨征服。“一个从事农业的民族，既不拥有金钱，生活也不奢侈，他们的士兵就是公民，他们尝到了平等、自由和富裕的甜头，这样的人民，不愿意也不可能拿起武器去压迫邻国人民。”[119]

但是，爱好和平，尊重各国人民的权利，并不能保证平等共和国的人民免受邻国滋扰和征服者的侵犯。在他们看来，和平是仅次于自由的最宝贵的东西，在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拿起武器，才是有益的和正义的。所以他们时刻准备着，随时惩罚那些胆敢进犯的侵略者。平等共和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由全体有能力的公民组成国民军队。共和国人充分认识到：保卫祖国，防备外国人随时可能进行的侵略，这是明智的，因为国内制度再好，也无法使无战斗力的人民免受不讲信义、好战成性的邻国的侵犯。

平等共和国也开展对外贸易，从其他国家输入自己不能生产的原料。不过，由于人民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所有者，因此，只有人民有权跟外国人就交换他们之间的剩余产品进行谈判。为了使共和国免遭私有制所带来的种种恶果的危害并使国家受到新的腐蚀，对外贸易只能在共和国最高管理机构的领导下进行，并把进行这种性质的谈判委托给那些负责任的官员。

为了防止有害的思想和观念的传播，削弱共和国公民的道德力量和对平等的热爱，危及共和国公民的权利与幸福，他们还设想严守边界，尽力把共和国同其邻国隔离开来。法律规定，对那些试图把外国的歪风邪气带进来的人，要无情地加以驱逐，决不姑息。对那些对共和国充满好奇的人，则要经历严格考验并加以监督，对于那些诚心要取得共和国公民权的人，在他们拿到国民证书从而取得公民资格之前，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和要求严格的预备期。当然，采取种种隔离措施的目的并不是要切断同外国人的联系。出于对人类的热爱，对那些不幸的自由之友和愿意了解共和国制度的各国善人君子，以及那些饱受奴役并诚心诚意地前来共和国寻求平等和幸福的人，共和国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虽然平等共和国全民皆兵，但他们反对战争、反对掠夺和征服，并为此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防止轻率地和不公正地发动战争。共和国只是为了反抗敌人入侵或支援受到不公平压迫的邻国才进行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