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让·梅叶生平简介

让·梅叶（Jean Meslier/Mellier，1664—1729），18世纪初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也是18世纪法国第一位战斗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思想家。

1664年6月15日，让·梅叶出生于法国东北部香槟省（Champagne）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为了让儿子改变庄户人的命运，出人头地，梅叶的父母决定让他去做乡村神甫。1678年，14岁的让·梅叶被送到教区神甫那里接受初级教育，学习拉丁文。在学习读写和基本课程时，梅叶显示出独特的天赋和爱好。年龄稍长，父母经过反复权衡，又把他送到了兰斯的神学院（séminaire de Reims）深造。

在兰斯神学院期间，梅叶既熟读了宗教典籍，也钻研了许多古代和近代思想家的著作。他按部就班地逐级提升，21岁时是教堂辅理员，22岁做了诵经士，23岁担任了教堂助祭。1689年初，24岁的梅叶被委任负责埃特列平（étrépigny）低级教区的事务，包括照应附近的巴列夫村的教徒。埃特列平是一个远离省城，只有150来户居民的小村庄，距离梅叶老家马泽尔尼村不过十多公里路程。直到1729年去世，梅叶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这里担任乡村神甫。

梅叶生活的年代，正是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执政时期（1643—1715）和路易十五（1715—1774在位）执政初期。这个时期，法国封建制度已发展到顶峰。当时的法国农民既要向领主交纳苛重的地租，又要向教会和国家缴付名目繁多的捐税，此外还要承担各种封建义务。世俗的和宗教的压迫和剥削使农民苦不堪言，农村经济也呈现一派衰落景象。梅叶所在的香槟省直到法国大革命前还保留着农奴制和徭役制，这里的农村生活更为艰窘。而梅叶所生活的地方更是沟壑纵横、杂树丛生的山谷地带，属于香槟省最贫瘠的地区。“梅叶”这个姓氏，就是取自当地树农嫁接出来的一种叫洋山楂的果树的俗称，这种树结的果实又酸又涩。处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的梅叶，对于农民的苦难以及农村的社会矛盾有着亲身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他同情广大农民的遭遇，痛恨专制制度以及为其辩护的宗教神学，在农民与地主的冲突中公开站在农民一边，抨击地主的特权，谴责其恶行。

从1711年起，梅叶同当地封建主发生了直接冲突。他多次在布道的讲坛上维护教民的利益，无情地揭露和严词痛斥领主对农民的残忍和不公正行为。不仅如此，他还把批判矛头直接对准整个贵族阶层。1716年，梅叶受到大主教的传讯，要他在封建领主面前解释自己的行为。梅叶不仅没有丝毫忏悔之意，反而宣读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揭露贵族罪恶的证词。为此，他被罚在兰斯神学院禁闭一个月。然而，梅叶并没有屈服。在回到自己教区的第一个礼拜日的讲坛上，他就当着当地领主的面，请求上帝能够让这位领主回心转意，“不再虐待农民，不再掠夺孤儿”[31]。

为了“打开穷人的眼界，向他们说明全部真理”，以便“把人民从迷误之下解放出来，唤醒人民仇视和蔑视世上豪强的暴力，唤醒人民摆脱暴君所强加的不堪忍受的枷锁”[32]，梅叶在晚年开始著书立说。长期的艰苦创作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最终双目失明。在即将完全丧失视力的时候，梅叶心情极为痛苦，认为“丧失视力比丧失生命要不幸得多”[33]。失明之后，梅叶变得非常厌世。为了加速自己的死亡，他拒绝进食，甚至连一杯葡萄酒也不愿喝。1729年6月17日，梅叶离开了人世，留给后人的是三厚册《遗书》手稿。

《遗书》手稿全文共366页，分订三册，都是梅叶亲笔所书。三册遗书共分99节：第一节序言，说明该书的宗旨。第2—42节和60—97节批判宗教，特别是基督教，阐明作者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观点。第43—59节批判现实制度，描绘未来理想社会蓝图。第98节是全书结论。第99节是告读者。

在梅叶死后的第二年即1730年，《遗书》的手抄本问世，开始在法国各处流传，以每册240法郎的价格秘密出售。手抄本主要是在自由知识分子中间秘密流传。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该书对自由思想家有很大帮助，这种罕见的著作应当让一切正直的人们人手一册，但他只是摘编了梅叶批判基督教的部分，以《梅叶号召教区人民反对腐朽透顶集团的呼吁书》之名于1762年在日内瓦出版。伏尔泰的摘编本曾多次重版。1772年，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又先后出版了唯物主义思想家霍尔巴赫的摘编本《梅叶神甫的健全的思想》，霍尔巴赫更看重梅叶的无神论观点。霍尔巴赫的摘编本重印十余次。1790年，后来成为巴贝夫亲密战友并参加起草《平等派宣言》的马雷沙尔·比尔·西尔文又出版了《神甫梅叶的教义问答》，根据《遗书》说明了梅叶的思想。不过，这本书既不是《遗书》的摘编，也不是改写。1864年，《遗书》全文根据手抄本在阿姆斯特丹出版。此后，《遗书》陆续被翻译成其他各种文字出版。

二、笃信无神论的神甫

作为一位乡村神甫，梅叶同教区农民平安地生活在一起，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除了那次同当地封建主的公开冲突之外，他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离经叛道的言行。他的尽职尽责甚至还曾受到过视察埃特列平教区的兰斯大主教的称道。但是，梅叶对宗教的虚伪性及其虚构的神秘性，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而且从来也没有喜欢过，他在乡村教区的传教行为，不过是恪尽职守，为了执行自己所担任的教区神甫的职责而已。

那么，为什么梅叶不在生前公开阐述自己的立场，而是在死后才以《遗书》的形式亮明观点呢？他自己给出的解释是，“在我年青的时代，人们劝我接受圣职。我的父母很愿意看到我有这个身份。他们认为这个身份比一般人的境遇要安静些、太平些、受人尊重些。为了不使父母难过，我担任了这个职务”[34]。梅叶认为，他从未曾违背过自己的信念和良心，从不轻信，更不肯迷信，也从来不认为宗教的狂妄有任何意义。但是，“我不能在生时把我对于管理人们的制度和方法，对于他们的宗教和习俗的想法公开地说出来，这可能带来非常危险而悲惨的后果”[35]。“我不愿意生时受到神甫们的怨恨和暴君的残酷惩罚，在他们看来，对于我这样的大胆妄为用任何严厉的惩罚都不为过的。”[36]“因此，我决定在自己死后把这些告诉你们。”[37]即便如此，梅叶也预料到，“这部书，在它公开以后一定会引起教士们和暴君们对我的愤怒和咆哮，他们在我死后一定会为这本书而对我大肆侮辱和污蔑以至不顾体面地放肆咒骂我”[38]。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遗书》全本是在梅叶诞生200周年和去世135周年时才得以正式出版的。

梅叶虽身处偏远的乡村，但从《遗书》所征引的材料看，他熟知古希腊的原子论哲学，深谙《圣经》经文，通晓当时的神学和哲学，对笛卡尔、蒙田、马勒伯朗士都不陌生。他从前人与同时代人的著作和思想中吸取营养，结合自身经历与感悟，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思想。

同莫尔、闵采尔、康帕内拉、温斯坦莱等人都不同，梅叶是彻底否定宗教的。他认为，上帝是万物创造者之说同上帝的存在一样都是非常荒诞的。他继承并发挥了古希腊原子论哲学的观点，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而人的灵魂和精神则是物质的派生物。他不同意笛卡尔的二元论观点，认为不存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对立的实体。他非常形象地说：“砍掉我们的头，挖去我们的脑，我们还能思考什么呢？还能认识什么呢？什么也不能了。”[39]

梅叶既然否定上帝的存在，当然更不会认同所谓上帝的“第一次推动”之说。他认为，物质本身是整个的存在物，它只能由本身取得自己的存在和运动，因此，“无需在它之外去寻求它存在和运动的原理”[40]。

在认识论上，梅叶坚持认识来源于感官对客观世界的感觉，认为人们确实可以设想、猜想、推断许多事物，对许多事物有着概念，在自己身上有着善恶感，但人们是用头脑去思维、猜想和推断的，是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鼻子闻、用舌头尝、用手触摸、用身体各部分来感触的，也就是说，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人的感觉是第二性的。

在社会历史观上，梅叶接受了17世纪以来流行的自然法学说，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并曾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中和睦相处。然而，人的贪欲引起暴力，暴力则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状态和私有制，而社会的不平等和私有制的出现反过来又进一步助长了人的贪欲和横暴。因此，社会的不平等状态和私有制都是违反自然法和人的自然本性的。

梅叶身为神甫，却是一位彻底的无神论者和坚定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这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算得上第一人。

三、批判宗教和现存社会制度

梅叶从无神论立场出发，在《遗书》中用近80%的篇幅对宗教神学，特别是基督教神学进行了全面批判。

梅叶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是神创的，无论是多神教所崇拜的偶像还是基督教所崇拜的偶像，都是人造的。被叫作上帝的那个东西完全是出于幻想，所谓先知也是根本不存在的，“与其说摩西是一个真正的先知，毋宁有更多的理由说他是一个出色的强盗和卑鄙的骗子手”[41]。《圣经》的记载也是破绽百出，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它所记述的一切所谓神迹都不过是虚构的。

梅叶把宗教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源归之于欺骗和愚昧。在他看来，所有的宗教起初都是“由狡猾而巧妙的权术捏造出来，继而由骗子手、无赖汉加以复述，后来是由人民中间一些愚昧无知的人盲目地加以相信，最后是由国王和有势力的人用权力加以支持。国王和有势力的人纵容欺骗、谬误、迷信及无赖行为，用自己的法律来加强它们，以期用这种手段箝制群众，强迫群众受自己支配”[42]。因此，只要理性的光芒冲破宗教谎言的罗网，人们就会抛弃宗教。

梅叶指出，基督教宣扬安于忍受现实世界的苦难和不幸，以求得虚幻的所谓天国报偿的道德标准是非常荒谬和愚蠢的。一方面，人们应该适度地、快乐地享受现实生活中的福利和自己的劳动果实，这是人性使然；要求人们安于苦难，把幸福寄望于虚幻的天国，是毁灭人的本性的行为。另一方面，自然权利、健全理性和天赋正义都要求对恶行加以回击，在受到不正义的攻击时要自卫，人的身体、生命和财产权利受到侵犯时要坚决捍卫，《圣经》中耶稣所谓要爱自己的敌人、要忍受恶人的欺侮等训示都是有违自然法则的。

梅叶认为，宗教迷信行为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来自内心的信念和内心的赞同，宗教迷信则是向我们施加恐吓，强迫我们承认自己无知并接受我们不能反驳的一切。虽然这种盲目的、被迫的和强制的信仰只是自欺和欺人，但是，在现实中，这种迷信却能够激起人们最残忍和不人道的感情，煽动人们在荒唐、虚伪和不幸的宗教幌子下做出任何事情来，甚至做出最可耻和最可怕的事情来，而他们这样做时却以为是在做着最庄严、最有德行的事情。梅叶呼吁人们从蒙昧中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和智慧，祛除盲目信仰的根源。

梅叶无情揭露并深刻批判了宗教与世俗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作为一种反自然的世界观，宗教是统治者用来钳制人们思想，迫使人民就范的工具。宗教势力与世俗统治者就像两个小偷一样，互相支持，互相庇护：宗教庇护暴政，支持最坏的政府；政府庇护宗教，支持最荒谬、愚蠢的教会。神甫恐吓教众，要他们服从长官、公爵和国王，声称服从他们就是服从上帝授予的权力；王权则竭力提高神甫的威望，给予优厚的薪俸，强迫人民承认教会的神圣性。对于宗教与政府之间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关系，他充满义愤地表示：“世上穷人受各种迷信及偶像崇拜欺骗的时间已经够久了，富人和强者掠夺和压迫穷人的时间也已经够长了。该是打开穷人的眼界，向他们说明全部真理的时候了。”[43]他呼吁他们勇敢地“拿神甫的肠子做成绞索，用这种绞索把世界上一切强暴者和高贵的老爷们吊起来，绞死他们！”[44]

在批判宗教神学的同时，梅叶在《遗书》中也对法国现实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并列举了法国社会中存在的六种祸害：令人痛恨的不平等现象、只会掠夺和压迫别人的寄生虫的存在、土地和财富的私有制、不同家族间的不平等现象、不能解除的婚姻以及国王的残暴统治。概而言之，梅叶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法国封建专制进行了无情鞭挞。梅叶指出，追溯国王和统治者的家谱，就不难发现，那些喜欢吹嘘自己的高贵并以此骄傲自大的人们的始祖，其实都是些嗜血和残酷的压迫者、暴君、阴险的叛徒、社会法律的破坏者、窃贼和弑父者。他们迄今还在用世袭、选举或其他方法来维持其继承性，目的就是要把那种用骇人听闻的、为人类所不齿的手段获得的并且不断强化的权力永久地交给一些人。他们把最不公正的侵袭行为、最强暴的掠夺行为用冠冕堂皇的正义和道德的幌子掩盖起来，而把实质上是真正的抢劫叫作胜利。这些不公正的残酷的掠夺者装出他们仿佛维护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维护宗教和法律的样子，实质上他们是世界上最凶狠的暴君、伪善的骗子、不信神的人、坏蛋。各国王权无不如此，法国自然也不会例外。梅叶指出，法国历代国王的暴行已经够骇人听闻了，比起当政的路易十四却还是有点儿小巫见大巫。

梅叶指出，在专制制度下，国王可以为所欲为，他无限制地向人民征收各种税赋，对油、盐、酒、肉、烟草、胡椒、花边、羊毛等都有繁重的税收，对出境、入境、检查和登记也要收税，甚至对结婚、生育、丧葬、房屋雕刻、厕所、林木和水源都要征税，就差没有对风和云征税了。不仅国王是人民的主要压迫者，从司法官到行政官，从省长到一切城乡统治者，从将军到士兵，等等，整架机器的任务就是维持暴政，执行暴君的一切反人民的命令，同时利用国王的名义和权力抢劫和压榨穷人。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要承担国王的重负，还要供养所有的贵族、神职人员、僧侣、司法人员、军人、包税人、盐烟专卖官员，供养世界上一切不劳而食的人和游手好闲的人。总之，法国封建专制制度是剥削、奴役人民的制度，是统治者维护本身寄生生活的工具。

其次，对法国社会无处不在的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梅叶认为，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是社会各种祸害中的第一种和最主要的一种。在等级森严的法国，一些人生来就是高贵的统治者，永远享受生活的一切幸福，而另一些人则生来就是贫穷、不幸的奴隶，毕生在艰难沉重的劳动中受苦。梅叶尤其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的农民：“农民完全是把土地租给他们或让他们耕种土地的那些强者和贵族的奴隶；他们遭受国家税捐和主人加给他们的特殊徭役的同样沉重的压迫，同时教会中的人还要不公正地压榨这些不幸的农民。”[45]在层层重压之下，农民尽管辛勤劳动，还是难以糊口，无处栖身，他们只好住在洞穴中喝生水、嚼菜根，能吃上一点儿黑面包就是最大的满足了。

梅叶指出，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并不是由于一些人建立了什么功绩而另一些人犯了错误造成的，而是源于贪欲、暴政和自私。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历史都表明，“最高的地位总是以最令人痛恨的暴行的代价获得的”，“这就是所有骄傲自大的贵族和世上强者的伟大的真正泉源和真正基础”。[46]既然如此，那么，那些身居高位者就不应以有这样罪恶的、卑鄙的祖先而炫耀，而应当为他们的出身感到真正的羞耻。那些骑在农民头上的贵族老爷和大大小小的当权人物，为了让农民惧怕他们，经常宣扬神灵和魔鬼，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魔鬼。他希望广大劳动者能够明白，

这些骄傲的贵族世界所吸收的养料就是他们从你们劳动中剥削来的那些巨大的财富和进款。所有这一切丰富的货财和土地财富都取自你们，取自你们的技艺和劳动。你们用双手创造出丰富的养料维持他们，供养他们，使他们富裕，使他们那样有势力、有威风，那样骄傲和目空一切。可是如果你们都希望完全枯死他们的根子，那你们就只要剥夺他们从你们劳动和勤勉中所取得的丰富养料就行了。你们自己要保持住这一切财富、这一切福利，因为这么多的财富和福利都是你们辛辛苦苦地创造出来的。[47]

最后，指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在论述人类社会的各种祸害时，梅叶从各个不同方面探讨了不幸和灾难的根源。他曾把令人愤恨的权术看成是一切灾难的根源，也曾把德行败坏视为一切不幸的根源，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私有制的批判。他在分析法国存在着的第三种祸害时说，“还有一种几乎在全世界都流行并合法化了的祸害。那就是一些人把土地资源和财富据为私有财产，而这些东西本来是应当根据平等权利归全体人民公有的，应当根据平等地位归他们共同享有的”[48]。土地资源和财富的私人占有产生无止境的贪欲，驱使人们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于是，便出现了贫富不均、苦乐悬殊、荣辱各异等不平等现象，一些人总是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另一些人则过着地狱般的生活，而这种天堂和地狱往往相距不过咫尺，仅有一街之隔或一墙之隔。更令人气愤的是，正是那些最应享受天堂生活的人却遭受着地狱的折磨和痛苦，而最应遭受地狱折磨和痛苦的人却恰恰过着天堂般的生活。一句话，“正直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受着恶人所应受的苦痛，而坏蛋们一向都享受着应归好人享受的福利、荣誉和快乐”[49]。这种极端的不平等、不合理现象是滋生欺骗、偷盗、抢劫和谋杀等犯罪行为的温床。总之，私有制是一切祸害和罪恶的根源，要铲除各种社会祸害，首先就必须消灭私有制。

四、理想的堂区公社联盟

梅叶理想社会的出发点是平等原则：“人人天生都是平等的。他们同样有权在地上生活和立足，同样有权享受天赋的自由和他的一份世间福利，人人都应当从事有益的劳动，以便取得生活中必需的东西。”[50]梅叶理想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堂区（小教区）公社，认为每一个堂区的全体男女居民都应像兄弟姐妹一样和睦相处，组成一个大家庭式的公社。相邻公社之间为了保持和平、互相援助、共同繁荣，应该结成堂区公社联盟。

梅叶之所以把其理想社会的基本单位确定为堂区公社，与其生活环境有关。大革命前的法国是天主教国家，宗教活动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农村，并不是简单的农户的总和。凡农村居民，都隶属于某个堂区。农村密集的教士网络为广大民众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提供了最坚实的支持。

但是，堂区并不只是基层宗教单位那么简单，它还有世俗的一面。在当时的法国农村，尚存在着古老的村社传统。正是这种传统，维系着村民的日常生活。例如，办理出生、结婚、死亡登记，执行遗嘱，办理财产继承，主持生老病死、婚丧喜庆的仪式，主持各种聚会和审判，宣讲国家政策法令、规章制度，等等，都属于村社的功能。这种带有原始公有制烙印的村社传统，扮演着维系本社区人际关系，促进村民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帮助的重要情感纽带作用。

不过，要把农村的村社与教会堂区截然分开是很困难的。教民在礼拜天做完弥撒，乡村教堂立刻就会变成村社的聚会场所，讨论与他们切身相关的生活琐事。教会也希望把乡村堂区与村社融为一体，这样神甫便可以成为村社社员的首领。事实上，在农村，教堂神甫也往往比其他人见多识广，能说会写，所以人们也都愿意听从他的意见。这样，在广大农村，村社头领与堂区神甫往往合二为一，村社与堂区的功能也呈现出交叉和重叠。教堂的讲坛就是村社的讲台，神甫在做完弥撒之后，或在布道中间，会宣读政策法令、规章制度以及各种涉及变卖或者继承财产的通知和判决。神甫还主持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仪式，主持各种聚会和审判。

梅叶担任乡村神甫40年，负责本堂区的宗教事务。他长期同自己的农民教众平安、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对待穷人也非常慷慨，深得教民的尊敬。由此，无神论者梅叶把自己亲历其中的乡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堂区村社制度升华为理想的公社制度模式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梅叶的《遗书》没有专门的章节详细描绘理想社会制度，只是在批判现实制度时，为了确定一个理想的参照物，粗线条地勾画了一个被他称为堂区公社的大致轮廓。

在经济方面，公社实行财产公有制度，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一切财产和财富都由大家平等地享有。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也没有商品，人们平等地、明智地支配生活资料。在每个公社里，大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享用同一种食物或相似的食物，有同样好的衣服，同样好的住所，同样好的寄宿处，同样好的鞋子”[51]。

在公社中，人人都要从事有益的劳动，从事某种正当的和有益的事业。公社成员的工作都要按每个人的专业和特长进行分配和确定，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对某种产品的需求、生产的条件以及季节等因素。由于人人都参加劳动，这样就不再有人游手好闲、养尊处优，也不再有人为养家糊口而从事牛马般的劳动并因此而损害自己的身体。在梅叶看来，劳动不仅是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而且也是锤炼人的优秀品质和良好道德的必要手段。他指出，“谁想成为具有完善品质的人，必须劳动出众，因为流汗是道德之源，而劳动是光荣之本。”[52]梅叶强调劳动对于陶冶人的情操、培养未来社会新人的积极作用，这比康帕内拉的劳动光荣论又前进了一步。不过，梅叶笔下的劳动，更多的是指体力劳动。

在政治方面，公社设有管理机构。梅叶认为，如果没有人对人的一定的依赖、服从、隶属关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不过，在公社里，这种依赖、服从和隶属关系已不再具有压迫和剥削的性质，只是为了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和幸福，因而是公正的和适当的。在公社里担任管理职务的人必须是“最英明、最善良、极力想发展和维持人民福利的人”[53]，最好是“让充满智慧和先见之明的年老的哲人负责好好地管理人民”[54]。可见，梅叶并没有从制度方面思考问题，而是主张实行贤人政治。他指出，“比较贤明的人应当管理其余的人。他们必须制定良好的法律，发布旨在始终能促进繁荣和增进公共福利的命令，而且无论如何必须根据时间、地点和环境的条件来发布这命令”[55]。

公社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是特殊人物，也不会自夸出身于高贵的血统，更不会对别人的出身和家族表示轻蔑和侮辱。在这里，每个人都要按自己个人的优良功绩来评价，而不是按他们的出身、门第和血统来评价，这对人类的相互关系会发生良好的影响。

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方面，公社确保每个人都能拥有丰裕、舒适、便利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人们不用为儿女担心和忧虑，不用担心他们吃什么、穿什么，也不用担心他们的前途。每个儿童都会得到悉心照料，都会受到良好的教育，都会被培养成具有善良性格和正当生活习惯的人。在公社里，社会既保证人们自由恋爱和结婚，也保证不愿再生活在一起的夫妇自由离异和另行结婚。

由于实行财产公有，人人从事生产劳动，人们的精神面貌和道德水准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公社里，谁也不再会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采取愚弄、诡诈和欺骗手段，谁也再不会用偷窃、抢劫和杀人的手段去攫取财产。由于没有了欺骗，没有了忌恨，没有了盗窃和谋杀，没有了争讼，人们都能像关心自己一样关心别人，战争和掠夺将会随着造成这种灾祸的根源的铲除而绝迹。这是人类“黄金时代”的再现。

法国的现实与梅叶所构想的理想制度有着天壤之别，如何才能从残酷的现实达到理想的彼岸呢？他没有对现世的统治者心存幻想，也没有寄希望于贤明君主的出现，而是直接呼吁广大人民群众依靠自己求得解放：“你们的幸福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中。如果你们大家能够协商好，那么你们的解放就能完全依靠你们自己。”[56]他明确指出，人民不是为君王而创造的，相反，君王是为人民而创造的，君王完全应当叫作社会的公仆。任何暴政和暴君都是违反自然和人性的，都应当从他们的宝座上赶下来。他要求大家丢掉私仇私怨，把全部仇恨和愤怒集中起来，齐心协力，在“关系全民共同利益的必要的正义事业上互相支援”，直到敲破那些戴着王冠的人的头颅，推翻暴政，从被奴役的状态下解放出来。

五、让·梅叶的历史地位

梅叶作为一个下层神甫，一生生活在偏僻的乡村，这不可避免地会限制他的视野，同时，他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的局限。《遗书》所反映的主要是贫苦农民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控诉。梅叶对未来社会的描绘，也不过是理想化了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公有制社会。就此而言，他并没有比前辈思想家提供更多新的思想元素。但梅叶的思想仍有其独特的价值。他在《遗书》中所阐述的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反对剥削和压迫，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等思想，对后来的启蒙学者、唯物主义思想家、革命家和社会主义者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梅叶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者和播火者。他的《遗书》曾在启蒙思想家中间广为流传，伏尔泰、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等思想巨擘都曾从中获益。在法国大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阿纳哈尔西斯·克鲁斯特曾于1793年11月17日在国民议会上对梅叶给予高度评价，并提议为他建立雕像：

反对宗教的人们对人类立下了莫大的功勋，这是大家公认的。正是根据这个理由，我要求议会为第一个背弃宗教的这位神甫在“理性殿堂”中建立雕像。国民议会有充分理由为他发出下列文告：这儿是大无畏的、心地光明正大的、堪资典范的香槟省埃特列平神甫让·梅叶，他的哲学著作《遗书》引起巴黎大学和一切崇拜基督的人的极端慌乱。纪念这位在旧制度下受诽谤和侮辱的高尚人物，就应当在新的合乎自然的制度下为他恢复名誉。[57]

同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这一提案。后来因为热月政变的发生，提案没能付诸实施，但梅叶在法国思想史上的影响可见一斑。

梅叶由批判法国封建专制制度而走向否定一切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所向往的是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公社，这就远远超出了小私有者的狭隘眼界和对平均享用私有财产的追求，实际上表达了当时正在发展着的早期无产者的利益和愿望。就此而言，梅叶通过批判封建制度而走向了共产主义，他所阐述的思想是不成熟的无产者阶级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的理论表现，已经属于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让·梅叶处于维拉斯与摩莱里之间，即处在以乌托邦游记小说为代表的早期乌托邦思想与被恩格斯所谓“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之间，是衔接二者的桥梁和纽带。正如有学者所说，“梅叶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摩莱里的共产主义思想”[58]。同时，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梅叶又是站在闵采尔和巴贝夫之间的人物，他继闵采尔之后又一次公开呼吁广大人民群众用暴力铲除专制暴君，虽然他自己没有像闵采尔那样把暴力革命思想付诸行动，但这一思想对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及其战友们发生了重大影响。此外，梅叶所描绘的乡村公社共产主义同安德里亚的基督城相似，对后来的社区共产主义建设有着某种启示意义。

1918年，梅叶的名字与莫尔、康帕内拉、温斯坦莱等人一起被刻在莫斯科红场的“为劳动阶级解放而奋斗的优秀思想家和活动家纪念碑”上，从而见证了他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