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种制度，经久不变，就要生出弊病来。宋初的中央集权，读史的人，都说它矫枉过正。在当时情势之下，或亦不得不然。但是历久不变，就要生出弊病来了。其中最大的，就是兵数日增，而不可以一战。

宋朝开国时，禁军之数，不满二十万。后来逐渐增多。[4]到英宗时，竟超过一百万。兵数是增多了，战斗力却减弱。宋初因为厢军不足用之故，地方戍守，都遣禁军分班前往，谓之番戍。[5]其意，一以重地方防务，一亦使军士习劳。但是仆仆道途，于各地方的情形都不熟悉，和百姓亦没有相当的联络，作战起来，就有许多不方便之处，反因此增出一笔衣粮之费。

唐中叶以前，国家的收入，是靠田租、口赋做大宗的。别种收入，在承平时不甚注意，而且还要把它裁掉。唐中叶以后，赋役之法既坏，又为各藩镇所专，国家的用度却多了。不得已，乃新增了许多税目，如盐税、茶税等，还有地方政府所增加的杂税。[6]宋朝因为要养兵之故，这许多税项，都没有裁，而且都逐渐成为中央重要的收入。如此，历代到财政竭蹶时，因其租税本来稀简，还有搜括的余地，宋朝就没有了。遂成为“竭天下之财，以养中央之兵，而不可以一战”的模样。这是北宋政治上最大的积弊。

宋朝开国后的二十年，就是公元九七九年，太宗灭北汉，把中国统一，乘势进兵伐辽，想把燕、云恢复。其结果，在高梁河战败，[7]太宗身受重伤。公元九八六年，太宗又命将伐辽，亦不得利。辽人却屡次南下。真宗时，辽兵直抵澶（chán）州，[8]中外震骇。群臣多有劝真宗迁都的，幸宰相寇准力主亲征。真宗渡河，辽人乃请盟而还。此事在公元一○○四年。自此以后，宋辽始终和好，直到北宋末年，宋约金攻辽时，未曾开过兵衅。[9]然到仁宗时，今宁夏、甘肃境的西夏复强盛。从公元一○三四年起，到公元一○四四年止，和宋朝构兵凡十年。宋朝也总不得利，陕西地方，弄得凋敝不堪。其结果，到底也以岁赐成和。国威的不振如此。

内政则从对辽和议成立后，就开始腐败。原来宋朝因兵力不足，和议成后，深怕它破裂，而又没有法子可想。因辽人迷信很重，乃托言有天书下降，算作一种祥瑞。其意，本来想借此恐吓辽人。[10]然因此之故，各地斋醮和土木之事繁兴，耗费甚多，财政渐觉困难。既然只想维持和议，再不想恢复燕、云，自然兵力也要腐败下去了。所以澶渊和议的成立，就是宋朝内政腐败的开始。真宗之后，继以仁宗，在位凡四十一年。[11]他的性质，是颇宽仁的，然而是个无用的人。一切政治，更其废弛。宋朝到这时候，要图振起，就非改革不可了。

但是要图改革，还有一种困难，这便是宋朝政治机构的不灵。历代官制，宰相的权柄都较大。宋朝却沿袭晚唐、五代，以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理财，[12]政权不甚统一。加以宋朝最重言路，御史一官，气焰很高。宋朝人的风气，又喜欢说话，喜欢争意气。所以宋朝宰相，权力不甚充足，遇事每多掣（chè）肘。这也是王安石变法所以困难的一面。

王安石的变法，还有一层社会背景。从唐中叶到五代，是经过长期的分裂战乱的。每当战乱之时，人民总格外困苦。宋朝统一以后，虽然把政治整顿一番，于民生问题，却未能十分注意。所以当时的人民，很为困苦，如地权的不平均、役法的苛重、农民资本的缺乏等，都是当时的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