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内既经削平，自然要有一番新布置。节度使的大患，是以一个人专制数州至十余州，它所属的支郡，[1]都被它压制了，失其独立之权，遂至形成割据。武人是不知政治的。而当扰乱之世，各州的刺史，亦以武人为多。属下的县令，给他压制得毫无展布。况且所用的，也都是些不相干的人。苛敛繁兴，又往往以部曲将吏主其事，所以民困滋甚。

宋太祖乘宴饮之际，讽示宿卫诸将，令其自行辞职，解去兵权。于是肘腋之间，时虑叛变之患除掉。节度使所属的支郡，都令其直达京师，得以自行奏事。节度使出缺的，都代以文臣，谓之知军州事。便县事，也以京朝官出知。[2]又在诸州设一通判，令其权力和知州平行。苛捐杂税，大加裁撤，并在各路设立转运使，以掌理一路的财政。诸州的兵，强壮的都送到阙下，升为禁军，直属三衙管辖。[3]老弱的才留在本州，谓之“厢兵”，不大教练，只好当当差徭而已。经这一番改革，政权、财权、兵权，就都集于中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