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隋唐之世，风气又一变了。此时义疏之学，派别繁多，就是专门研究的人，亦不能尽通。谨愿之士，都苦其琐碎；浮夸的人，则借此自炫。义疏之学到此，就有加以整理的必要。而当东晋南北朝之世，南北治经的风气，亦有不同。北方是谨守汉人旧说的，南方则王肃一派之学颇盛。晋以后人的说经，又颇有杂以玄学的。隋朝统一以后，论政治是南并于北，论经学则北并于南。唐太宗时，命隋朝的宿儒孔颖达等纂修《正义》。至高宗时，又加订正颁行。所取的都是南方之说。隋唐之世，是文艺盛而经学衰的。唐代读经的人，大抵是为应科举起见。既有官纂之本，别种书，注意的人就少了，而南北分离的经学，至此遂告统一。

论文学，唐代却是一个大改革的时期。汉代的散文，本来和口语接近。东汉以后，渐变而崇尚偶俪（lì），遂成所谓骈（pián）文。所谓骈文，其初不过是句调求其整齐，措辞求其美丽。这不过是就散文加以修饰，原非截然异物。到后来，修饰之风，愈趋愈甚。一句句都要对起来。再加以要用许多辞藻来涂泽。说一件事情，不是直说的，而要用古事来比附。如此，就和口语相去日远，浸至不能达意了。当时这种文字，称之为“文”；其实际应用的，则称为“笔”。“笔”使用俗语比较多些，也不大用辞藻涂泽、古事比附。然而其句调的要求整齐，还是一样。这也是和口语不合的，所以也不能达意。文字的浮靡，乃后起之弊，在古代，本来不是如此的。浮靡既甚，就有人要想返之于古。这种风气，南北朝的末年，已经有了，到隋朝而更甚。然而不知道用古人说话的法子来说现代人的话，所做的文章，简直是说的古话。那其不能适用，和将辞藻涂泽、古事比附的，又有什么区别呢？

诗体：魏晋南北朝时，有两种：一种就是汉代的五言诗，一种是乐府。这两体都有作者。但是（一）古诗和乐府，都源于歌谣。歌谣是简短的，主于“比”“兴”的，用“赋”的地方较少，[8]所以于详细的叙事和质直的言情，都不甚相宜。（二）而且这时候人，口中吟诵的音调渐渐地变了。其最显著的，则就一个字，都能分别出平、上、去、入四声。就觉得古诗的音调，还未尽和谐。（三）从南北朝以来，外国的音乐输入的多了。歌辞既生新体，文人的作品自然也会随之而变化。所以当隋唐之世，诗和文都是要发生新体制的时候。此等趋势，乃自魏晋南北朝之世酝酿而成，磅礴郁积，以待唐代诸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