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来之学风

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经学、玄学、佛学，同时并行的时代。因为两汉的儒者，泥古太甚了，所以激成一种喜欢探求原理的趋向，而形成所谓玄学，第二编第八章中，业经说过了。玄学的思想，自然和佛教接近的，所以东汉以后，佛学渐次昌明。然而在中国社会上，素占思想重心的儒学，自然还保存其相当的位置。

两汉的儒学，有今古文之分，第二编第四章中，也业经说过了。今古文之学，本来是各守专门的。[1]到汉魏之世，郑玄、王肃辈出，才杂糅（róu）今古文，以意去取。自此以后，两汉专门传授的统绪，渐渐地失传了。郑玄在当时，是很负盛名的。而王肃是晋武帝的外祖，他的著述，在晋初也颇占势力。从此以后，经学界今古文之争，一变而为郑、王之争。王肃这个人，颇有作伪的嫌疑。因为东晋时，有一部号称孔安国传的《尚书》出现。其中经文，有一部分是假的，注则全部是假的，而其说法，和王肃的说法相同之故。[2]这许多，都是后来的人考据出来的，在当时的人，则并不知道。当时儒家的思想，大抵不免于琐碎。因为经是不能直接解释的，总得根据前人的注。前人的注，自然有不完全处、不明白处，有待补充解释；于是更为前人的注作注，是为义疏之学。南北朝的经学，可以说极大部分，是给义疏之学所充塞的。当时的儒者，是喜欢考据事实，而不甚问其所以然的。承汉代泥古的学风之后，一切事情的办法，都要以古礼为根据，所以治“三礼”之风极盛。[3]礼在古代社会里，自然是生活的轨范。到后世，社会的生活变了，如何还可拘守？如此，自然要激起有思想的人的反抗，都走向玄学、佛学的路上去了。[4]

玄学是混合儒道两家的思想的。他们所注重的书，是《易经》和《老子》《庄子》。所考究辩论的，大概都是哲学上的问题。至于佛学，则初输入时，都是些小乘之说。信它的人，亦大抵是宗教上的信仰。公元四世纪之末，大乘经典开始流行。从此以后，佛教的哲学就日盛一日。[5]佛学盛行之后，自然有将它和中国固有的思想相比较的。于是有人主张佛学和儒道两家之学，名异而实同。也有人主张根本上不能相容的。彼此辩论之说亦不少。

当时虽在丧乱之际，讲学之风亦颇盛行。有名的经学大师，门徒往往至于千百。他们或者公开讲演，或者集聚辩论。辩论之际，也是很激烈的。[6]讲玄学、佛学的人，亦有此种风气。有学问的君主，如梁武帝、陈武帝等，亦时时聚集群臣，亲临讲会，他们所讲论的话，编纂成书的也不少。[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