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皮离开后，我决定最后的小计划是安全周。我希望我的公寓安全级别能达到A+。

第二天早上，我花了一个小时在网上找新的烟雾报警器和无火焰蜡烛，把所有的玻璃碗从架子上拿下来，还买了放浴盆里的防滑垫。

我还决定，为了安全，真正、完全的安全，我应该调查朱莉曾经嘲笑过的我的想法：头盔。不仅仅是骑行或者开卡丁车时戴的头盔，也是在城市中行走时戴的头盔。

也许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我绝不是唯一考虑过步行头盔的人。2009年，丹麦就发起了推广步行头盔的运动。

丹麦的道路安全委员会印制了海报，上面用简笔画画着各种情景——购物、乘坐自动扶梯、扔垃圾，无一例外地戴着各种颜色的头盔。其口号是：“步行头盔真是个好头盔。交通安全不只是骑车人的。丹麦的行人实际上头部受伤的风险更高。”

我核实了，这绝对不是笑话或者寓言。

那么汽车头盔呢？我是说普通出租车司机戴的头盔，而不是赛车运动员的头盔。这方面也有零星的尝试想让它成为主流，但收效甚微。

作为实验，我就在跑腿的时候一直戴着骑行时的蓝色头盔。情况倒不算坏。我也没有得到预计的那么多的质疑的目光，也许是路人以为我的自行车或摩托车锁在附近。最主要的是，有一种安全感，尤其是当我在纽约无处不在的脚手架下面奔跑时，我其实一直挺担心的。

我在公寓里也做了头盔的实验。今天吃晚饭时，我给儿子们端意大利面时就戴着头盔。对此，朱莉拒绝评论，但是卢卡斯非常喜欢，他把他的自行车头盔也戴上了。他的头盔上有个海盗的图案，抢了我那个普通头盔的风头。

但是几天后，我就不用步行头盔了，部分原因是我没法戴防噪声耳机的同时还戴头盔，我必须做出选择。

从理性的观点来看，步行头盔并不是一个疯狂的想法。正如《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指出的，按照每英里的单位基数，行人事故比醉驾的死亡人数还要多，每年高达60000人受伤，4000多人死亡。

我提出步行头盔的理由是想说明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思考危险的方式是不符合逻辑的。我们无法通过风险评估来拯救生命。芝加哥大学教授、行为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教授，告诉我说：“人们很难知道什么是真正危险的，什么不是。”我们普遍关注错误的危险，因为那些引人注目的头条新闻，而忽略了那些常见的、难以理解的危险。

莉萨·贝尔金（Lisa Belkin）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话题的有煽动性的文章，指出了对18岁及以下儿童造成伤害最多的5件事：车祸、被杀（通常是被认识的人所杀害）、被虐待、自杀、溺水。而根据梅奥诊所医学中心的研究，家长们关心最多的5件事是：绑架、学校狙击手、恐怖分子、危险的陌生人、毒品。贝尔金举了个很生动的例子：我们开车去商店买有机蔬菜（其实没有实际数据证明有机食品可以延长寿命），但是在等红绿灯时我们会打开手机查看电子邮件，而根据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每年有2600起交通死亡事故是由于司机看手机造成的。

“9·11事件”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我坐地铁时还是感到紧张不安，我害怕某个疯子要去炸地铁。所以我一般就是步行，或者坐出租车。这其实是不合逻辑的：在出租车事故中受伤的概率比碰上地铁炸弹的概率大得多。

那么一个半理性的人该怎么做呢？我制定了一些经验法则：为汽车担心，而不是飞机；为火担心，而不是为拐骗绑架。多锻炼，但不要多到妨碍与家人共度时光。

还有，就是尽可能，买个步行头盔。

(1). 光明节（Hanukkah），犹太教纪念节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