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最近又回到医院了，是因为他呼吸困难。我坐出租车去看他。

上车后，我把地址告诉了司机。

“哦，去医院啊。嘿嘿，医生和上帝有什么区别呢？”那司机跟我聊天。

“我不知道。”

“上帝不会假装他是医生。”

这算怎么回事？我只能礼貌地笑笑。我现在对这种玩笑不感兴趣。

到医院后，我上了挤满了人的电梯。我到9楼，在摆花的地方右转，然后到走廊尽头后再左转，最后找到了134号病房。

我爷爷就在那儿躺着。他向右侧卧，用3个枕头支撑着。他穿着蓝白色相间的病号服，鼻子下面插着氧气管，眉毛则一如既往的浓密。他的嘴呈椭圆形张着，嘴唇看起来就像消失了一样。

“你快看看谁来了？”简说道。她昨晚就穿着她的蓝色运动服睡在这儿。

“嗨，爱生气的爷爷，我来了。”我说道。

爷爷费力又浅浅地喘着气，半睁着眼看着我。他把手抬起来大约半英寸高，那手看起来又小又软，我把它紧紧地握在手里。他也握紧了我的手指，或者这只是我的错觉，我也说不清楚。

简拿起一根末端有一小块湿润的绿色海绵的小棍，给爷爷轻轻地擦了擦嘴，让他保持湿润。然后，她俯下身子亲了亲他的脸。

我觉得我应该试着取悦他。我大声并用尽量乐观的声音（简说这样他反应更好），给他讲关于我儿子和我工作的故事。他没有笑，只是缓缓点头，眉毛微微**。

医院的病号服没有遮住他的腿，爷爷的腿看起来红一块黄一块。我讨厌这些衣服。

过了一会儿，我姐姐贝丽尔敲门进来了。当她看见爷爷像收缩了的身体时，脸色瞬间有点儿发白。“嗨，爷爷。你怎么样了？”然后，她找借口去洗手间了。等她几分钟后回来时，我看到她的眼睛红红的。

“现在的树叶很漂亮！我们得把你从这儿接出去，这样你才能欣赏它。”简说。

爷爷不说话，只是继续大声喘气。只是，他这次真的能出去看风景吗？这就是妄想的乐观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博弈。

我拿出笔记本电脑，给他看我们的一些视频，其中有一段是贝丽尔女儿的视频，她戴着红帽子，穿着一件红外套。

有一位医生进来查看了一下他胳膊上静脉注射处的皮疹。

过了一会儿，又有敲门声，这次来的是他多年的秘书瓦莱丽。她跟爷爷打了招呼，然后紧紧握住他的手，祈求上帝帮助治愈这个男人。

我离开的时候，尽可能显得乐观地告诉他，“爷爷，我爱你！我会尽快再来看你的！”他似乎想说点什么，但是只发出了一声呻吟。

两天后，他去世了。因为医院有点儿延误，所以爷爷的遗体在病**躺了6个小时。

玛蒂告诉我：“他平静、安详地躺在那里，让人觉得他是不是只是在打盹。”

我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威彻斯特公墓为爷爷举行了葬礼。只有我们15个亲属围绕在墓地周围。公众的纪念仪式要晚些时候才举行。

粉红色的墓碑上放着一个小小的黑色扩音器。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拿起麦克风，伴随着风吹动我们身后树上的红叶时沙沙作响的声音，与他道别。我们谈到有关于他的工作，谈到他对家庭、正义、苹果酒、《爱丽丝梦游仙境》的热爱，等等。玛蒂读了一封他写的信。

告别会之后，4名工作人员用粗带子抬着棺材慢慢地放入地下。我们几人拿起插在土堆上的两把铁锹，开始一锹一锹地把土撒在棺材上，土落在棺材上时发出了一声轻响。

我们需要做一些有用的事情，他的孩子们最后一次向他表达爱意。

我们默默地铲着土，很快土便在棺材上积成了堆。这是一个体力活儿，但身体感觉很好。我开始出汗了，但爷爷就不是一个会做事半途而废的人，我也不会。

第二天，《纽约时报》刊登了爷爷的讣告，是他想要的那种讣告。讣告上称他是“和平使者”，一个相当了不起的词语。

朱莉把讣告剪下来，贴在了一块硬纸板上。我心想，这是数字时代的一种可爱的怀旧姿态。

泰晤士报网站上还有一小段几年前爷爷的采访视频。视频里爷爷头发灰白，还略有些口齿不清地平静地接受采访，与黑色的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你想要怎样被人记住？”他被问道。

爷爷笑了笑，说道：“我不希望被人记住。我只想活得长久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