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班牙的反动统治

“尼德兰”意为“低地”，指莱茵河、斯海尔德河下游及北海沿岸地势低洼的地区，包括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的一小部分。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又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

尼德兰曾处于罗马帝国和法兰克王国的统治之下，11—14世纪分裂成许多狭小的封建领地，多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国王。1369年，佛兰德尔的女继承人与勃艮第公爵菲利普联姻，勃艮第势力开始渗入尼德兰。15世纪，尼德兰大部分地区属于勃艮第公国。百年战争结束以后，法国的王权日益强大。以圆滑、老练著称的法王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上台后，联合英国和瑞士，向勃艮第宣战。1477年1月南锡一仗，瑞士步兵大获全胜，击毙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法国乘机据有勃艮第公国大部分地区，基本实现了领土统一。同年8月，大胆查理的女儿玛丽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之子马克西米连结婚，遂使帝国军队与法军发生正面冲突。1479年，法军被击败。1482年玛丽死后，尼德兰处于德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16世纪初，马克西米连的孙子先后继承西班牙王位和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尼德兰成为他的庞大帝国的一部分，派总督治理。

莱茵河和斯海尔德河下游一带，物产丰富，又处水陆交通的要冲，早在十三四世纪，农牧业和工商业就相当发达。布鲁日的繁荣驰名欧洲。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国际贸易的中心西移大西洋岸，更加促进了那里的经济繁荣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贵族阶级发生分化：少数贵族渐渐资产阶级化，大部分贵族仍然从事封建剥削。尼德兰资产阶级正在形成，其中商业资产阶级占优势。手工工场主和主要经营国内贸易的商人激烈反对西班牙的统治。他们同爱国贵族结成联盟，以加尔文教为旗帜，在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大商人，特别是经济上与西班牙联系密切的南方商人，虽然对西班牙的统治不满，却不愿与它完全割断联系。农民、雇佣工人和平民既受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的压榨，又受资产阶级的剥削，他们是革命的主要力量。

早在16世纪20年代初，路德教已传入尼德兰。再洗礼派则在下层群众中流传。16世纪40年代，尼德兰侨民在伦敦成立自己的加尔文教组织，并在埃姆登建立基地，秘密派人回国传教。1559年，法国同西班牙签订《卡托-坎布雷西和约》结束意大利战争以后，变本加厉地迫害本国的加尔文教徒胡格诺，许多人被迫逃往尼德兰南方，又成立一批加尔文教组织。1561年，尼德兰加尔文教会拟定自己的信纲《比利时告白》，与德国加尔文派选侯巴拉丁伯爵制定的《海德堡教义问答》一同流传。《比利时告白》和《海德堡教义问答》重申加尔文教的主张，在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图10-2 查理五世的帝国（1519—1556）

西班牙对尼德兰的反动统治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天主教会站在西班牙统治阶级一边，疯狂镇压尼德兰人民的反抗。查理五世对尼德兰横征暴敛，暴戾恣睢，民不聊生。西班牙国库年收入500万佛罗林，其中半数来自尼德兰。尼德兰的异端裁判所残酷迫害新教徒。1550年，查理五世颁布严厉惩治“异端”的法令（人称“血腥法令”），对于稍与路德教或加尔文教有接触的人，甚至阅读《圣经》的人，均以破坏社会治安论罪；男的杀头，女的活埋；如果坚强不屈则处以火刑，财产籍没国库，包庇“异端”者同罪。查理五世为与法国争霸称雄，把尼德兰看作三面包围法国的重要一环和战略基地，日益加紧对它的控制。

查理五世退位后，其子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继承西班牙王位并统治尼德兰。他强化对尼德兰的反动统治，任命其姐帕尔马公爵玛格丽特为尼德兰总督，由宠臣红衣主教格兰维尔等人辅政，利用天主教会残酷迫害革命者和一切对西班牙统治不满的人。菲利普二世严格执行1550年颁布的“血腥法令”。有人估计，到革命爆发前的1566年，被杀害或被驱逐的人竟达5万多。菲利普二世一再宣布国家破产，拒付国债，使尼德兰银行家蒙受重大损失。1560年，他下令提高西班牙羊毛出口税，输往尼德兰的羊毛从每年4万包减至2.5万包，减少40%。他还限制尼德兰商人前往西班牙，禁止他们与英国和西班牙殖民地直接贸易。菲利普二世的倒行逆施，使尼德兰蒙受极大损失，许多工场银行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民族经济面临破产的威胁。贫苦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不满情绪普遍高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急剧激化，革命形势日益成熟。

二、贵族同盟

在疯狂的屠杀和迫害面前，尼德兰的人民大众无所畏惧地同西班牙反动统治当局展开英勇的斗争。早在1557年，有人从尼德兰报道说：“尽管寒冷的气候使居民胆小，但当判处死刑的时候，他们都以罕见的勇气蔑视命运，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8]16世纪60年代初起，加尔文派牧师在露天旷野公开布道，广大群众扶老携幼积极参加，有的甚至自带武器赴会。尼德兰著名画家彼得·勃鲁盖尔于1565年创作的名画《洗礼者约翰布道》，生动地画出了这种情景。有些地方，愤怒的群众攻破监狱，拆除火刑柱，冲进修道院，勇敢地营救受迫害的新教徒。奥兰治亲王威廉、埃格蒙特伯爵和荷恩将军等一批知名大贵族，利用日益高涨的群众革命运动，要求撤走西班牙驻军，召回红衣主教格兰维尔。菲利普二世佯装答应他们的要求，却暗中策划镇压。消息传开，群情更加激愤。

1565年11月，在奥兰治亲王威廉（1533—1584年）支持下，一批贵族在布雷达集会，成立“贵族同盟”，公开抨击西班牙的统治违反法律和人性。威廉祖籍德国拿骚，因继承法国南部奥兰治公爵爵位，称奥兰治的威廉。他长期任职军队，为查理五世皇帝东征西讨，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关系极深，后被菲利普二世任命为荷兰、西兰和乌特勒支等地的总督及尼德兰三级会议的成员。1551年，由皇帝做媒，威廉与尼德兰名门闺秀结婚，领地又有增加。如他后来所说，德国是他的祖国，尼德兰也是他的祖国，他在尼德兰并不是外国人。[9]然而，在尼德兰独立的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与西班牙当局进行坚决的斗争，成为受人景仰的爱国贵族的代表。

1566年4月5日，贵族同盟代表向女总督玛格丽特递交数百人签名的请愿书，签名的人中有奥兰治亲王的弟弟路易。请愿书要求废除宗教裁判所，停止迫害新教徒，立即召开三级会议，讨论国内形势，但又表示忠于国王菲利普二世。女总督迟迟不做答复。有些官员嘲笑代表穿的衣服破烂，称之为“乞丐”。敌人的嘲笑和污蔑，更加激发了尼德兰人的民族情绪，许多人干脆接受挑战，穿乞丐服，系讨饭袋，戴讨饭徽章[10]，以乞丐自居。接着，加尔文派资产阶级领袖开始与同盟接触，商量合作贵族同盟派代表出访，寻求德国路德派诸侯和法国胡格诺的支援。广大群众义愤填膺，立刻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三、革命的爆发

1566年8月中旬，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起义像火山一样爆发。佛兰德尔的市民首先行动起来，他们手持棍棒、锤子和绳索，冲进教堂和修道院，捣毁圣像、圣骨之类的骗人的“圣物”，或者打开监狱释放被囚的新教徒，强迫当局限制天主教僧侣的活动，允许新教徒信仰自由。有些地方的农民焚毁田契，建立革命的武装。8月底，运动波及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大城市和荷兰、西兰等地，尼德兰17省中有12个卷入其中。运动一开始是自发的，但许多地方有加尔文派资产阶级和贵族同盟的成员参加。到10月底，约捣毁教堂和修道院5500多所。西班牙的统治陷于瘫痪。有些历史学家称这次起义为“圣像破坏运动”，其实并不确切，没有说出它的革命本质，因为它是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和独立战争的真正开端。

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吓坏了西班牙当局。1566年8月23日，女总督玛格丽特发表声明，佯装答应停止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允许新教徒在指定地点礼拜，特赦贵族同盟的成员，同时希望发扬忠君感情，协助恢复国内秩序。有些被革命群众运动吓破了胆的贵族，如埃格蒙特伯爵和荷恩上将，毫无保留地接受女总督的条件，宣布解散贵族同盟，与西班牙当局一起镇压革命。奥兰治亲王威廉率领一批亲信逃往德国，坚持斗争。惊恐万状的加尔文派资产阶级矢口否认他们事先知道起义的事，并表示不同意武装起义，纷纷退出运动，号召人民安静下来停止暴动、先消除自己灵魂里的罪恶。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由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变，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1567年春，安特卫普和瓦朗西安两个最大的起义城市平静下来，女总督立刻宣布1566年8月23日的宣言无效。接着，阿尔发公爵率领1.8万西班牙大军开到尼德兰，8月22日占领布鲁塞尔，并在许多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布防。西班牙当局撕掉面纱，露出刽子手的狰狞面目。阿尔发公爵公然叫嚣：“宁把一个贫穷的尼德兰留给上帝，不把一个富庶的尼德兰留给魔鬼”；“必须使每一个人经常生活在恐怖中，时刻担心屋顶会塌到他们头上”。9月，一个名叫“除暴委员会”的特别法庭成立了。全国布满绞刑架和断头台，火刑柱的浓烟弥漫大地。短短几年，起义者被杀害8000余人。1568年7月5日，前贵族同盟领导人埃格蒙特伯爵和荷恩将军经长期关押后在布鲁塞尔广场被公开处死。逃往德国的奥兰治亲王威廉，也以叛国罪被缺席审判。人们愤怒地称“除暴委员会”为“流血委员会”。阿尔发公爵又宣布征收新税：一切动产和不动产抽税1%，土地买卖抽税5%，贸易抽税10%。工商业纷纷倒闭，处处是失业和饥饿，几十万人逃往国外。尼德兰到处是白色恐怖，革命暂时处于低潮。这时，彼得·勃鲁盖尔又拿起画笔，创作《伯利恒的婴儿虐杀》，借用《圣经》希律王为杀死耶稣而把伯利恒的婴儿全部杀光的故事，痛斥西班牙侵略军屠杀抢劫尼德兰人的残暴行径。

四、游击战争和北方起义

尼德兰人民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吓倒。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和爱国的贵族资产阶级鼓起勇气继续战斗。他们组织游击队，活跃在荷兰、西兰和弗里斯兰的海面上（自称“海上乞丐”）以及佛兰德尔和海诺尔的森林里（自称“森林乞丐”），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农民积极支援游击队，供给他们粮食、担任向导或报告敌人行踪，游击队撤退时则掩护他们。1570年12月，布拉邦特商人盖尔曼·德·廖特率领一支24人的游击队，机智地占领廖维斯坦城。阿尔发公爵调动300名官军反扑，用重炮轰城。游击战士英勇奋战，宁死不屈，杀伤大量敌人后点燃火药，与敌人同归于尽。正是人民群众的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才使得尼德兰最终打败西班牙反动派，取得革命的胜利。

逃往国外的奥兰治亲王威廉，在德国新教诸侯和法国胡格诺的支援下，不断组织雇佣军打回尼德兰。1568年4月，威廉之弟路易指挥雇佣军攻入哥罗宁根，但被敌人打得大败，全军覆没。路易及其随从跑到河边，被赶来援助的“海上乞丐”救出。同年10月，威廉亲率3万雇佣兵攻入尼德兰南方，但他不愿意联合游击队共同行动，也不发动群众起义，在布拉邦特、林堡和海诺尔等地徘徊几个月后，不得不退往法国。

图10-3 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

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为革命**的到来做好了准备。1572年4月1日，由让·拉·马克伯爵和柳默男爵率领的海上游击队，分乘24条船（估计不超过250人），攻占西兰岛上的布里尔城，并且击退阿尔发军队的反扑。布里尔的胜利不仅使海上游击队在尼德兰本土有了一个易守难攻的根据地，而且吹响了北方起义的号角，推动了革命**的到来。胜利的消息传开以后，弗里星根、恩克豪森、坎普菲尔等城也爆发起义，奥兰治派贵族在这些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夏天，除阿姆斯特丹几个城市外，荷兰、西兰以至整个北方都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出来。弗里斯兰的农民起来捣毁教堂、修道院和庄园，停缴什一税，拒绝履行封建义务。在一片胜利声中，资产阶级和爱国贵族组织军队，夺取北方各地的政权，没收叛国贵族的财产，对反革命实行专政。

奥兰治亲王威廉发表声明支持北方革命，同时派连襟别尔格伯爵去盖尔德兰和奥味赖塞尔，派桑诺依去荷兰。劳动人民流血牺牲，奥兰治派贵族夺取政权。不过，威廉还是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新教徒的援助以及组织雇佣军打回尼德兰上，甚至认为北方的小胜利会妨碍他准备采取的主要措施。1572年5月24日，威廉的弟弟路易在法国胡格诺的支援下领兵攻占海诺尔省会蒙斯。7月，威廉率军西渡莱茵河，攻入林堡，连陷距蒙斯不远的卢文和梅克林，双方会师在望。然而，8月24日，巴黎发生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约定援助威廉的胡格诺将军科里尼遇害身亡。这件事犹如晴天霹雳，对威廉的打击很大。9月11日夜，西班牙军突然袭击威廉的指挥部，熟睡中的威廉被犬吠声惊醒，只身纵马而逃，秘书和马夫遇害。9月底，路易向阿尔发公爵投降，蒙斯陷落。走投无路的奥兰治亲王威廉，这时才去尼德兰北方，住在荷兰的德尔夫特。

1572年7月，荷兰省12个城市的代表在多特勒支（又译多德雷赫特）举行会议，选举奥兰治亲王威廉为荷兰和西兰总督，授予他最高军政大权。会议宣布信仰自由，包括信仰天主教自由，并整顿立法、行政和诉讼程序，限制人民的自由。大会还建议其他各省共举威廉为尼德兰摄政。宣布信仰自由是正确的，这有利于在爱国的大前提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保证革命的胜利。10月，威廉正式就任总督，改奉加尔文教。

1572年年底，西班牙调动大军镇压北方起义。阿尔发公爵在荷兰与西兰之间发起楔形攻势，妄图隔开两省，然后各个击破。西班牙军先攻占苏特芬和那顿，杀光居民，放火烧城，接着包围哈连姆和莱顿。哈连姆严重缺粮，但哈连姆人英勇作战，城中妇女组成娘子军与男子并肩战斗，坚守达7个月之久。他们从城墙上扔下一个装有11颗奸细脑袋的桶，说这是要缴的什一税，表示守城的坚强决心。莱顿长期被围，也严重缺粮。敌人乘机劝降。莱顿人坚定地回答：只要听见城里还有猫狗的叫声，就不会投降，而且为了自由，每个人必要时都会吃掉左手来保卫右手。他们在奥兰治亲王威廉的指挥下决海堤16处，使城郊顿成泽国，迫使损失惨重的敌人撤兵。饥饿的人群拥向敌军阵地，发现残留的土豆、洋葱和胡萝卜，便高兴地烩熟大嚼起来。这种大杂烩，至今被荷兰人称作“国菜”。

五、《根特和解协定》和南方起义

在北方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南方各省的革命日益高涨。1576年9月4日，布鲁塞尔爆发起义。德·勃路耶尔等人指挥的起义部队占领国务会议大厦，逮捕国务委员。从此，革命中心转移到南方。10月，尼德兰南北方的代表在根特举行三级会议。奥兰治亲王威廉没有与会，但他从安特卫普不断给会议写信、发备忘录，提出建议，实际上是会议的灵魂。他在信里要求代表们“维护国家的古老权利，从不堪忍受的西班牙人暴政下解放出来，但仍然是陛下合法君权的臣民”[11]。11月4日，正当会议议而不决的时候，西班牙士兵冲进安特卫普，杀死居民8000多人，烧毁房屋近千幢。消息传开以后，三级会议于11月8日公布《根特和解协定》。协定要求南北团结共同进行反西班牙的斗争，废除阿尔发公爵颁布的反对“异端”的法令，争取尼德兰独立，但又名义上承认西班牙国王及其政权的合法性。协定没有触及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甚至同意南方恢复和保留天主教会的财产。协定规定奥兰治亲王威廉的特权、尊号和财产不受侵犯。《根特和解协定》是南方贵族在革命压力下同北方资产阶级和贵族暂时妥协的产物。

1577年2月12日，尼德兰三级会议里的大资产阶级和贵族的代表为了与西班牙当局妥协，同新总督、菲利普二世的弟弟唐·约翰缔结《永久法令》，承认他是尼德兰的合法总督，但对方必须承认《根特和解协定》，并于20天内撤走西班牙军队。6月，唐·约翰撕毁《永久法令》，在那慕尔纠集军队，准备对三级会议采取军事行动。奥兰治亲王威廉反对新总督和《永久法令》。在他的支持下，布鲁塞尔和布拉邦特、佛兰德尔等地的许多城市爆发新的起义，夺取城市政权。布鲁塞尔成立革命的“十八人委员会”，要求镇压反革命、全民武装和主动进攻那慕尔，争取英国和德国新教徒的支援。10月，布鲁塞尔的武装市民冲入三级会议会场，要求任命奥兰治亲王威廉为布拉邦特领导人（鲁瓦尔特）。11月12日，三级会议同意菲利普二世表弟马赛厄斯大公为尼德兰总督。但在布鲁塞尔“十八人委员会”的坚持下，翌年1月又任命奥兰治亲王威廉为副总督。1578年1月31日，唐·约翰率领西班牙军大败三级会议军于布拉邦特的占布鲁，形势急转。

六、南北分裂和联省共和国的诞生

当此紧急关头，奥兰治亲王威廉不愿依靠革命人民反击敌人的阴谋，仍然寄希望于外国援助上。他派密使去伦敦和巴黎。英国不愿与西班牙公开冲突，却说服德国新教诸侯巴拉丁伯爵出兵。1578年5月和8月，法王亨利三世之弟安茹公爵率领的法军和巴拉丁的德军先后开进尼德兰。这些外国冒险家打着把尼德兰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救出来的旗号，干的却是**妇女、杀人越货的勾当，甚至企图赶走奥兰治亲王威廉。10月，阿多瓦和海诺尔贵族发动叛乱，公开攻击三级会议和布鲁塞尔革命政权，自称“不满现状者”。1579年1月6日，两省叛乱贵族成立“阿拉斯联盟”，公开投降西班牙。南方形势骤变，西班牙得到南方连成一片的地区为立足点（除阿多瓦、海诺尔外，还有卢森堡、那慕尔、林堡等），以此为根据地对革命力量发起反扑。

阿拉斯联盟公开破坏了《根特和解协定》，于是北方6省（荷兰、西兰、盖尔德兰、乌特勒支、弗里斯兰和苏特芬）和南方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和根特等城的代表于1579年1月23日在乌特勒支集会，商定“更加紧密地结成联盟”，永不分裂，是为“乌特勒支同盟”。同盟虽未宣布废黜菲利普二世，但规定各省代表组成的三级会议是同盟的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决定宣战媾和，制定统一的军事制度、法律、外交政策、货币和度量衡。乌特勒支同盟奠定了联省国家，即荷兰共和国的基础。5月，奥兰治亲王威廉在盟约上签字。1580年6月15日，菲利普二世发布剥夺威廉公民权的公告，称他是“破坏和平的主犯”和“人类的公敌”，永远剥夺他的公民权，悬赏2.5万金克朗巨款捉拿。1581年2月4日，威廉用多种文字公布辩护书，指出对于一个为善良人争取自由伟大事业而献身的人来说，被敌人无耻地剥夺公民权，只能使人高兴，并表示为祖国的解放将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公开同西班牙决裂。[12]1581年7月26日，奥兰治亲王威廉在海牙签署《断绝关系法令》，宣布：“众所周知，上帝命令君主珍爱其臣民，犹如牧人看管群羊。如果君主没有尽到职责，压迫其臣民，践踏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并待之如奴隶，那他就不是君主而是暴君。这样，三级会议应依法废黜他，而代之以别人。”[13]于是，联省共和国宣布废黜菲利普二世，正式独立。奥兰治亲王威廉任国家的首任执政。西班牙一再密谋暗杀威廉。1584年7月14日，威廉遭枪击逝世，由其子莫里斯继任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为尼德兰革命和独立事业与西班牙反动当局做了几十年的斗争，最终献出了宝贵的性命，至今受到人们的景仰。

西班牙派大军集中力量镇压根特、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的革命。他们收买根特革命的领导人，于1584年9月占领根特。1585年3月，布鲁塞尔陷落。安特卫普的资产阶级狭隘自私，荷兰和西兰的掌权者视之为商业对手而拒绝援助。那里的革命派坚持抵抗一年多，于1585年8月被西班牙军攻陷。至此，南方革命失败，重新恢复了西班牙的统治，尼德兰南北分裂的大局已定。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结束胡格诺战争。同年，西班牙被迫签订《韦尔芬条约》，退出所占法国土地。16世纪末17世纪初，荷兰执政莫里斯多次领兵打败西班牙人，夺回许多地方。陷于内外交困的西班牙当局，从1606年起被迫与荷兰共和国谈判。1609年4月9日，双方签订12年休战协定，事实上承认荷兰共和国的独立。尼德兰北方的革命至此胜利结束。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正式确认荷兰独立。尼德兰南方后来形成比利时和卢森堡国家。

尼德兰革命和荷兰共和国的建立，是近代史上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弱国打败强国、小国打败大国的生动例证。尼德兰革命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在封建制占统治地位的欧洲打开一个缺口，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重大影响。尼德兰革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与爱国贵族结成联盟）下，依靠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和平民的支持，最终推翻西班牙的统治，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尼德兰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与封建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不够成熟。他们与西班牙的反动统治有尖锐的矛盾，但在斗争中软弱动摇，害怕群众，有时甚至妥协投降。资产阶级南北两个集团之间的利益不完全一致，有时互相拆台。农民和平民在斗争中发挥很大作用，但自发分散，常常受到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有害影响。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很不彻底，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彻底废除，革命仅在北方取得胜利，而且政权落在大资产阶级和贵族手里，对后来荷兰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七、革命胜利后的荷兰

革命胜利后的荷兰是一个联邦国家，三级会议是最高权力机关，每省不论代表多少只有一票表决权，重要问题须全体一致通过，其他问题根据多数意见决定。国务会议是三级会议的常设机关，有委员12人。委员的名额分配按每省纳税的多少决定。荷兰和西兰两省纳税最多，有5名委员，实际把持国务会议。执政是国务会议的首脑，拥有最高军政大权，由奥兰治亲王威廉家族世袭担任。执政出缺，由荷兰省长代理。首都设在海牙。

荷兰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17世纪的荷兰，工商业和航运业突飞猛进。莱顿的呢绒、哈连姆的亚麻布驰名欧洲。莱顿年产呢绒7～12万匹。制糖、印刷、宝石加工、精密仪器的生产也进步很快。荷兰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商业胜过工业、国际贸易胜过国内贸易。国家维护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商业税和航海税很低。阿姆斯特丹是国内外贸易和工业生产的中心。荷兰的造船业最为发达，居当时世界首位，商船吨数占欧洲的3/4。荷兰商船遍航世界各地，被称为“海上马车夫”。波罗的海的贸易、东方的香料贸易，大多控制在荷兰商人手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劳动人民的状况却日益恶化。工人的劳动时间长达12～14小时，且工资微薄，生活困苦。农民仍受封建剥削，赋税有增无减，政治上没有权利。17世纪初，荷兰已开始血腥的殖民掠夺。1602年，成立东印度公司，排挤葡萄牙在印尼势力，垄断香料贸易；1621年，成立西印度公司，垄断西非和美洲的贸易。在北美建立新阿姆斯特丹城，后被英国占领，改名“新约克”，即今纽约。

在荷兰共和国，阶级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有时很尖锐，并以加尔文教内的派别斗争形式表现出来。莱顿大学教授雅各布·阿明尼乌（1560—1609年）认为，加尔文的先定论不合理，因为人得救与否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是否改恶从善，并非全由上帝决定；上帝本欲拯救每一个人，不幸出现亚当和夏娃的堕落，才决定谁得救谁沉沦。阿明尼乌的有条件先定论，称“堕落后先定论”。另一位神学家、莱顿大学教授弗兰茨·戈马尔（1563—1641年）则认为，早在亚当和夏娃堕落以前，上帝早已决定谁得救谁沉沦，完全否定自由意志作用。这种无条件的先定论称“堕落前先定论”或“绝对先定论”。坚持地方分权的荷兰省长约翰·范·奥尔登巴内维德特支持阿明尼乌派，主张中央集权的荷兰共和国执政莫里斯支持戈马尔派。1610年和1611年，两派分别向三级会议提出自己的主张。莫里斯出面干预，于1618年11月召开多特勒支会议裁决。大会通过决议谴责阿明尼乌派，重申加尔文教的正统观点，并制定多特勒支宗教法规。这次会议被称为加尔文教的“特兰托会议”。1619年5月，奥尔登巴内维德特被处决。阿明尼乌派信徒纷纷逃往英国、法国和德国。1625年，莫里斯死后，迫害松弛。阿明尼乌派对英国17世纪的清教运动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