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瑞士的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半途而废,堕落成诸侯手里的工具。然而,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能改变的,封建制度的灭亡和资产阶级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芳林新叶摧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路德失败后不久,在瑞士的苏黎世和日内瓦,先后由茨温利和加尔文继续倡导宗教改革。乌尔利希·茨温利(1484—1531年)与路德一样,都主张《圣经》是信仰的基础,否认教皇是上帝的代表,谴责斋戒、炼狱、赎罪券和教士独身,力主简化宗教仪式以建立廉俭的教会。不同的是,他比路德更激进,主张组织民主,信徒有权选举牧师,还主张废除《圣经》没有规定的仪式。茨温利的宗教改革在罗马教廷和瑞士反动势力的镇压下以失败告终,没有建立独立的教会组织,许多成员后来加入加尔文教。加尔文则不同,他的宗教改革理论和实践突出地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并在日内瓦取得胜利,建立了政教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对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让·加尔文(1509—1564年)生于法国北方皮卡迪的努瓦荣。父亲是主教的秘书,母亲是旅店主的女儿。他在巴黎大学和奥尔良大学读书期间,受到人文主义和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1534年成为新教徒。1534年10月,加尔文改名换姓逃到巴塞尔,以躲避政府的迫害。1536年3月出版名著《基督教要义》4卷,分别以圣父、圣子、圣灵和教会命名。该书附有给法王弗朗西斯一世的信,驳斥他对新教的诽谤。1559年出版最后修订版,计80章,为初版的5倍。《基督教要义》是加尔文毕生研究新教和在日内瓦从事宗教改革政治活动的总结,是影响极大的新教百科全书。同年4月,由于偶然的原因,加尔文来到日内瓦。日内瓦一带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很快,市民阶级迫切要求宗教改革。加尔文来到后不久,日内瓦在伯尔尼支持下赢得了反对萨伏依公爵斗争的胜利,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十分有利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展。
加尔文也主张人只有靠信仰才能得救,反对盲从天主教会,也攻击自由意志。他把信仰得救又解释成先定论,认为那是他整个宗教观的核心,否认先定论就是否认上帝。先定论又译“预定论”“前定论”,在加尔文看来,就是“上帝的永恒旨意,就是神自己决定,他对世界的每一个人所要成就的。因为人类被创造的命运不都是一样的;永恒的生命是为某些人前定了的,对于另一些人,却是永远的罪刑”[61]。永生和永罚、成功和失败,甚至贫富荣辱,在加尔文看来都是上帝先定的,人的意志无法改变。用先定论否定对教皇的盲从以及封建主的出身和特权的意义,在宗教改革时期有积极意义。然而,把资产阶级的发家致富和劳动人民的受苦受难也说成是上帝的先定,却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先定论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理论,也是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
加尔文把先定论说得玄而又玄,说它是上帝的最隐秘处,只能崇拜,不能了解,想在上帝教导以外去了解先定论是愚蠢的,就像钻进死胡同里一样;只能根据《圣经》去了解先定论,上帝住嘴我们也住嘴,不再追问。在16世纪,世界市场开始出现,商业和价格变动剧烈,殖民掠夺开始。那时候,发财或破产、成功或失败,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决定得了的,而是取决于未知经济力量的摆布。人们不认识这种经济力量,只好把它说是神。其实,这位神就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规律,即“价值规律”。
加尔文主张大大简化教会组织及其仪式,规定神职人员由信徒民主选举产生,从而彻底改革了教会组织。天主教会的七礼被废除,只保留洗礼和圣餐礼,也不许望弥撒、崇拜偶像、朝圣和斋戒。除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外,其他神职人员一律精减。牧师负责讲解《圣经》、施行圣礼、执行圣诫、发出规劝。教师是日内瓦学校领导人,负责对全体市民的宗教教育。执事经管捐款和教会收入,用以发放神职人员薪俸、维修教堂和济贫。长老是领导人,负责监视每个人的行为,又是权力很大的宗教法庭成员。加尔文还要求长老品德高尚、完美无缺,敬畏上帝高于一切,在精神上能深谋远虑。在加尔文教会里,长老的地位突出,人称“宗教改革的警察”,所以又称“加尔文教会”为“长老会”。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均由信徒投票选举产生。加尔文说:古代教会就是这种民主和简单的组织,教皇制出现后遭到破坏,当务之急就是恢复古代的这种教会。他虽然高举恢复古代教会组织的旗帜,但并非原封不动地恢复古代教会。他精心描绘的古代教会图景,实际是庞杂、腐朽的天主教会的对立物,是资产阶级中意的廉俭教会。民主选举也不是毫无限制的。组织简化和民主选举的结果,不过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层层控制的加尔文教会。
加尔文的国家观是保守的。他与路德一样,神化一切国家政权和官吏,认为它(他们)代表神进行统治。群众对官吏,即使是对暴君,也只能尊敬服从,千万不能激起骚乱。遇到暴君,群众应先“省察自己”如何违背了神的旨意,对其命令最多“置若罔闻”,千万不能自己去纠正暴政。特殊情况下,三级会议可以出面反对暴政。用什么方法反对,他没有回答。加尔文的国家观比他的宗教观大为逊色。
1537年1月,加尔文向日内瓦议会提出新市政府方案,未获批准。接着,反对派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加尔文以异端罪被驱逐出境,暂居斯特拉斯堡。1541年9月,改革派重新上台后加尔文回到日内瓦。11月,加尔文对1537年的方案加以修改,制定《日内瓦教会条例》(又译《教会宪章》),要求成立由长老、牧师和市政官员组成的宗教法庭,监视人们的生活和行动。宗教法庭每星期四举行例会,称“星期四晨会”。加尔文经常出席法庭例会,是法庭实际负责人。他注意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他说:法律是国家政治的神经,是无言的官吏,官吏则是发言的法律。他为日内瓦郊区农村制定的法规对群众的控制很严,动辄警告和罚款。对念玫瑰经、崇拜偶像、朝圣、望弥撒、斋戒、遵行宗教节日以及攻击上帝语言或渎神的人进行劝说、监禁、罚款和送法庭处理。不许唱歌、跳舞、醉酒、赌博、吵架,否则也照此处理。
加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和共和国的巩固做了大量工作,但也遭到反对派的仇恨。1555年,加尔文镇压反对派,完全控制了日内瓦。日内瓦的宗教法庭取得开除教籍的权力。加尔文晚年越来越独断专行,听不进不同意见。1551年,医生杰罗姆·波尔赛克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批评先定论,被加尔文审判并驱逐出境。著名的西班牙学者米格尔·塞尔维特因批评《圣经》和三位一体,长期受天主教会迫害,逃到日内瓦后被加尔文逮捕。加尔文亲自审讯,以判死刑逼他承认错误。塞尔维特说:“我的言行正确,不怕死;你们诽谤我的学说,但拿不出有分量的证据;我将为自己的学说和真理而勇敢地死去!”1553年10月23日,他昂首挺胸走上刑场。有人劝他承认错误,为时未晚。塞尔维特不屈地摇摇头,英勇地死去。恩格斯愤怒地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在迫害自由的自然研究方面超过了天主教徒。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62]对于此事,著名人文主义者、教师塞巴斯梯安·卡斯特里奥曾提出抗议,长期遭迫害,被迫离开日内瓦。一般的再洗礼派成员被驱逐或被迫害致死的就更多了。人称“加尔文”是“新教的教皇”,“日内瓦”是“新教的罗马”,不是没有道理的。
1559年,加尔文创立日内瓦学院,即后来的日内瓦大学,作为进行教育和培训干部的最高学府,培训的牧师接连不断地派往法国、英国、德国、尼德兰和意大利。加尔文的学说更越出日内瓦一隅,在西欧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广泛传播,为16世纪的尼德兰革命和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为消灭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耶稣会的成立
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和传播,沉重地打击了天主教会和摇摇欲坠的西欧封建制度。为了挽回败局,罗马天主教会猖狂反扑,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成立耶稣会和召开特兰托会议,但再也无法恢复到宗教改革以前的状况了。
在天主教会的反动活动中,耶稣会是最重要的工具。耶稣会是伊格纳修·罗耀拉(1491—1556年)创立的一个天主教修会,目的是反对宗教改革、保卫教皇和传播天主教。罗耀拉行伍出身,在战斗中炸伤腿部,终身跛足。他在养伤期间读了不少宗教书籍,变成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脱去贵族服,换上乞丐装,夜以继日地祈祷圣母马利亚。不久,他着手编写《精神训练》(又译《神操》),奠定了耶稣会的思想基础。罗耀拉曾赤足经意大利去耶路撒冷,回来后觉得需要学习,先后在巴塞罗那、萨拉曼加等地的学校攻读神学,最后进入巴黎大学。
1534年8月,在巴黎大学学习的罗耀拉等人,在蒙特马特的圣马利亚教堂宣誓独身、清贫和献身上帝的事业,这就是耶稣会的雏形。1540年9月,教皇正式批准耶稣会成立。罗耀拉说,他们是“与上帝的敌人作战的军队,是把身心献给我主耶稣基督及其在世代表的人们”,故名“耶稣会”,或称“耶稣军”。
罗耀拉为耶稣会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和军事化的组织原则。他在耶稣会章程和《精神训练》中规定:会士除立一般修会所有的听命、贞洁和清贫(又称“三绝”,即绝财、绝色、绝意)三个誓愿外,还要立最重要的一个誓愿,即绝对服从教皇和上级。章程明文规定:“下级应像对待基督本人那样对待上级。下级服从上级,应像死尸那样可以任意摆动,应像手杖那样随便使用,应像蜡团那样可以任意揉搓,应像钉在小十字架上那样能够随意移动。”耶稣会的理论家甚至说:如果教皇命令作恶和禁止修德,那就必须坚信作恶是好事,修德是坏事,否则就犯了违背良心的罪,因为教会必须服从教皇的判断,遵照教皇的指示办事;必须坚信,凡教皇指示的便是善,教皇禁止的便是恶。耶稣会按军事原则组织起来,最高领导人是总会长,又称“将军”,常驻罗马,人称“黑衣教皇”。罗耀拉是首任将军。将军由7名元老会士组成的参谋部辅佐,但不妨碍他独断专行。将军之下设省区,统辖若干国家耶稣会的活动,如有德国法国省区、葡萄牙西班牙省区、海外省区等。耶稣会成员分4等,即见习会士、教师、会士和核心分子,各级头目主要由后两种人充任。
耶稣会与一般修会不同,会士不必遁迹山林、独居苦修,不必穿僧衣,但要钻进宫廷、结交显贵,或办学校、开医院,用一切办法为天主教会服务。耶稣会主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保卫教皇和天主教会,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如暗杀、投毒、收买和背信弃义等。在法国,它唆使狂热天主教徒刺死亨利四世(1610年)。在英国,它阴谋暗杀詹姆斯一世(1605年)。17世纪初,波兰立陶宛王国炮制两个伪底米特里(冒充沙皇伊凡四世的儿子)侵入莫斯科,都有耶稣会插手,而且第二个伪底米特里本人就是耶稣会士。耶稣会声名狼藉,许多国家先后下逐客令。1773年教皇被迫解散耶稣会,但不久又予以恢复。
耶稣会很重视在亚洲、非洲和美洲活动,为西方殖民者效劳。1540年,核心会士弗朗西斯·泽维尔(旧译方济格·沙勿略)受教皇和葡萄牙国王的派遣,先后到达印度的果阿和日本,后来病死在中国广东省珠江口外的上川岛。他是最早到达印度、日本和中国的耶稣会士。1581年(明万历十一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利马窦先后到澳门,并在广东肇庆建堂传教。1603年,利马窦在北京建堂传教(宣武门内之南堂),这是北京最早的天主教堂。他还结识进士徐光启、李之藻等,向神宗献自鸣钟、八音琴、三棱镜,介绍西方天文、历法、教学和军事方面的知识,对中西文化交流有积极意义。
三、特兰托会议
自路德发动宗教改革之日起,召开宗教会议以改革教会的呼声日益高涨。1544年1月,查理五世与弗朗西斯一世签订《克雷皮和约》,意大利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在战争中获胜的查理五世与教皇商量召开一次新宗教会议,以扑灭新教与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经过反复磋商,最后确定在一个以意大利人为主的帝国城市特兰托召开。
1545年12月13日,特兰托会议正式开幕。会议分为三个阶段,断断续续开了18年之久。第一阶段从1545年12月13日到1547年6月2日,先在特兰托开会,后改到博洛尼亚,主要讨论《圣经》、原罪和称义问题。会议进行期间,查理五世伙同莫里斯在米尔堡全歼新教徒军队(1547年4月),教皇便以特兰托有瘟疫为理由,要求会议南迁博洛尼亚。查理五世十分恼火,命令西班牙主教不得离开特兰托。帝国议会拒绝承认南迁的代表资格,会议陷于分裂。
新教皇朱利叶斯三世登台后,与查理五世商妥再开特兰托会议,是为会议的第二阶段,从1551年5月1日到1552年4月28日,主要讨论圣礼问题。1559年,教皇庇护四世即位,妄图把仍然忠于罗马的国家和地区联合起来,抵挡蓬勃发展的宗教改革洪流。他与费迪南德、弗朗西斯二世等德国、法国头头商定重开特兰托会议。这是会议的第三阶段,从1562年1月18日到1563年12月3日。
天主教会称特兰托会议为“第19次公会议”,并认为它在教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称之为“代表罗马天主教的中兴”。1564年11月,庇护四世根据特兰托会议的决定发布《特兰托会议信纲》。天主教会说:信纲是继《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亚大纳西信经》[63]之后的最重要的文献,一切信徒必须服从。
特兰托会议针对新教提出的唯信称义和《圣经》是信仰的根据,做出决议:包括新旧约和外典(即《圣经》外传,指《圣经》未收入的公元前后的历史、传奇和启示著作)在内的《圣经》以及不成文的口传教义,都是权威性的,应当受到同等尊重。一些代表反对将口传教义置于同《圣经》同等的地位,质问口传教义包括哪些内容和哪些人的口传。尽管许多人认为是正确的,大会决议仍然重申天主教的传统观点。关于七礼,决议认为都是耶稣创立的,一个不能多,一个不能少,谴责不经圣礼只凭信仰就能称义和基督教徒皆教士的说法。决议坚持弥撒、变体论、炼狱,甚至坚持赎罪券是正确的,丝毫不让步。
特兰托会议的决议,连在天主教会内部也不能被无条件接受。威尼斯、西西里、那不勒斯、佛兰德尔、葡萄牙、西班牙,甚至德国的天主教诸侯,都有所保留。法国不满决议中不利于王权和民族教会的内容,拒绝以国王的名义公布。波兰国王愿意接受决议,但议会以特兰托会议没有波兰代表为理由加以拒绝。完全接受决议的只有瑞士的几个天主教州。可见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已经威信扫地到什么程度了。
罗马教廷除成立耶稣会和召开特兰托会议进行猖狂反扑外,还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控制,如一再开列禁书目录,迫害宗教改革家和进步作家。宗教裁判所,即异端裁判所的活动加强了。从1559年到1560年的两年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进行了五次大屠杀,几乎杀尽了那里所有的新教徒。许多进步的科学家、哲学家横遭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为坚持真理和发展科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前进,罗马天主教会的倒行逆施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西欧和北欧许多国家先后建立独立的民族教会,其形式因地而异。经过反复斗争,终于摧毁封建制度,首先在西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揭开了人类历史上新的一页。
复习思考题
1.试评马丁·路德。
2.试析德国农民战争的主要纲领。
3.比较路德与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1]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卷,4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卷,584~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1870年第二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6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参见[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 恩格斯:《关于“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21卷,459、4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9年9月15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37卷,2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6]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曾任农民军指挥官的骑士圭茨·冯·伯利辛根,曾生动地叙述他与纽伦堡的紧张关系。他经常袭击纽伦堡的商人。有一次,一个商人第三次被俘。商人划个十字说,我原想即使天塌下来,你今天也抓不到我,因为几天前大家还议论你可能在另一个地方抢劫货物,我很奇怪你能如此迅速赶到这里来。伯利辛根也很奇怪,他的行踪如此迅速地传到纽伦堡。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2版,540~54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8]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11卷,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苏]普里舍夫:《十五至十七世纪德国文学概论》,俄文版,147页,莫斯科,1955。
[10]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1]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61~4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2] 奥古斯丁修会又译“奥斯定会”,系根据北非希波城主教奥古斯丁制定的会规成立的一个隐修会,后成为托钵修会。
[13] 据说圣安娜是圣母马利亚的母亲。在当时人的思想里,耶稣是一位严厉的审判官,而慈悲的圣母和其母亲可代为向耶稣求情。
[14] 在基督教诞生的初期,受犹太教影响很深。犹太教认为上帝只降恩于犹太人,据说只有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保罗提出:人称义与否不在于是不是犹太人,而在于是否信仰上帝。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得救论”,或译“因信称义”。路德主张人只有靠信仰才能得救,不能靠善功、圣礼和神职人员,故称“唯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Sola Fide),或狭义的“因信称义”。
[15] 罗马教皇宣称:人死后灵魂洁白无瑕者升天堂,生前犯大罪者下地狱(永罚),犯小罪者应到炼狱(涤罪所)里接受暂罚,净炼后才能升天堂;基督、圣母和圣徒的功德无量,用不完剩下的归入功库里(Treasury of Merits,亦译“宝藏”),教皇、主教有权从中取出免除世人罪罚。14世纪起,教皇公开发行赎罪券,进行搜刮。
[16] E.Gordon Rupp,Benjamin Drewery,Martin Luther,London:Edward Arnold,1970,p.41.
[17] 《路德选集》,上册,233页,香港,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7。参见[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17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8] 《路德选集》,上册,185页,香港,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7。
[19] E.Gordon Rupp,Benjamin Drewery,Martin Luther,London:Edward Arnold,1970,pp.43-44.
[20] E.Gordon Rupp,Benjamin Drewery,Martin Luther,London:Edward Arnold,1970,p.47.
[21] 见孔祥民:《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159~16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2] 《路德选集》,上册,321页,香港,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7。
[23] 教皇训令的中译文,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2版,556~57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 [德]亨利希·海涅:《论德国》,2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6]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 E.Gordon Rupp,Benjamin Drewery,Martin Luther,London:Edward Arnold,1970,pp.58-60.
[28]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46卷下册,4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0]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 [苏]斯米林:《托马斯·闵采尔的人民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俄文版,68、69页,莫斯科,1955。
[32] [苏]斯米林:《托马斯·闵采尔的人民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俄文版,69页,莫斯科,1955。
[33] [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04、2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4] [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04、2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5] [苏]斯米林:《宗教改革和伟大农民战争时期的德国》,俄文版,198页,莫斯科,1955。
[36]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10卷,494、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7] [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8] [苏]斯米林:《托马斯·闵采尔的人民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俄文版,264、265页,莫斯科,1955。
[39] [苏]普里舍夫:《十五至十七世纪德国文学概论》,俄文版,173、174页,莫斯科,1955。
[40] [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1] [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35、2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2] [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3] [苏]普里舍夫:《十五至十七世纪德国文学概论》,俄文版,164页,莫斯科,1955。参见歌德等:《德国诗选》,钱春绮译,11~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44]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10卷,5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5] 孔祥民:《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248~25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46] [苏]普里舍夫:《十五至十七世纪德国文学概论》,俄文版,165~166页,莫斯科,1955。
[47] [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下册,770~7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8] [苏]斯米林:《宗教改革和伟大农民战争时期的德国》,俄文版,245页,莫斯科,1955。
[49] 从1485年起,萨克森的维丁家族分为两支:一支称埃内斯廷,袭选侯职,统治维滕堡和图根林大部分;另一支称阿尔贝廷,只任公爵,统治迈森、德累斯顿和图林根北部。
[50] [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下册,5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1] [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下册,950~9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2]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10卷,4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3]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4]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10卷,553、4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5]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6] 恩格斯:《德国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2卷,6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7] E.Gordon Rupp,Benjamin Drewery,Martin Luther,London:Edward Arnold,1970,pp.121-126.参见[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下册,77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8]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10卷,4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9]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10卷,488~4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60] 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势力很大,不仅德国的重要城市纷纷入盟,而且丹麦和英国也申请加入,迅速成为德国和西欧令人瞩目的重要政治力量。
[61] [法]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中册,350页,香港,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7。
[6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62~2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3] 《信经》是基督教的信仰纲要,受洗入教时必读。《使徒信经》传说出自使徒,约成书于公元2世纪。《尼西亚信经》是根据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的决定、由尚未入教的君士坦丁皇帝定稿的《信经》,内容稍详。《亚大纳西信经》传说由4世纪希腊教父亚大纳西写成,内容烦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