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瑞士的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半途而废，堕落成诸侯手里的工具。然而，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能改变的，封建制度的灭亡和资产阶级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芳林新叶摧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路德失败后不久，在瑞士的苏黎世和日内瓦，先后由茨温利和加尔文继续倡导宗教改革。乌尔利希·茨温利（1484—1531年）与路德一样，都主张《圣经》是信仰的基础，否认教皇是上帝的代表，谴责斋戒、炼狱、赎罪券和教士独身，力主简化宗教仪式以建立廉俭的教会。不同的是，他比路德更激进，主张组织民主，信徒有权选举牧师，还主张废除《圣经》没有规定的仪式。茨温利的宗教改革在罗马教廷和瑞士反动势力的镇压下以失败告终，没有建立独立的教会组织，许多成员后来加入加尔文教。加尔文则不同，他的宗教改革理论和实践突出地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并在日内瓦取得胜利，建立了政教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对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让·加尔文（1509—1564年）生于法国北方皮卡迪的努瓦荣。父亲是主教的秘书，母亲是旅店主的女儿。他在巴黎大学和奥尔良大学读书期间，受到人文主义和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1534年成为新教徒。1534年10月，加尔文改名换姓逃到巴塞尔，以躲避政府的迫害。1536年3月出版名著《基督教要义》4卷，分别以圣父、圣子、圣灵和教会命名。该书附有给法王弗朗西斯一世的信，驳斥他对新教的诽谤。1559年出版最后修订版，计80章，为初版的5倍。《基督教要义》是加尔文毕生研究新教和在日内瓦从事宗教改革政治活动的总结，是影响极大的新教百科全书。同年4月，由于偶然的原因，加尔文来到日内瓦。日内瓦一带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很快，市民阶级迫切要求宗教改革。加尔文来到后不久，日内瓦在伯尔尼支持下赢得了反对萨伏依公爵斗争的胜利，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十分有利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展。

加尔文也主张人只有靠信仰才能得救，反对盲从天主教会，也攻击自由意志。他把信仰得救又解释成先定论，认为那是他整个宗教观的核心，否认先定论就是否认上帝。先定论又译“预定论”“前定论”，在加尔文看来，就是“上帝的永恒旨意，就是神自己决定，他对世界的每一个人所要成就的。因为人类被创造的命运不都是一样的；永恒的生命是为某些人前定了的，对于另一些人，却是永远的罪刑”[61]。永生和永罚、成功和失败，甚至贫富荣辱，在加尔文看来都是上帝先定的，人的意志无法改变。用先定论否定对教皇的盲从以及封建主的出身和特权的意义，在宗教改革时期有积极意义。然而，把资产阶级的发家致富和劳动人民的受苦受难也说成是上帝的先定，却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先定论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理论，也是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

加尔文把先定论说得玄而又玄，说它是上帝的最隐秘处，只能崇拜，不能了解，想在上帝教导以外去了解先定论是愚蠢的，就像钻进死胡同里一样；只能根据《圣经》去了解先定论，上帝住嘴我们也住嘴，不再追问。在16世纪，世界市场开始出现，商业和价格变动剧烈，殖民掠夺开始。那时候，发财或破产、成功或失败，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决定得了的，而是取决于未知经济力量的摆布。人们不认识这种经济力量，只好把它说是神。其实，这位神就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规律，即“价值规律”。

加尔文主张大大简化教会组织及其仪式，规定神职人员由信徒民主选举产生，从而彻底改革了教会组织。天主教会的七礼被废除，只保留洗礼和圣餐礼，也不许望弥撒、崇拜偶像、朝圣和斋戒。除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外，其他神职人员一律精减。牧师负责讲解《圣经》、施行圣礼、执行圣诫、发出规劝。教师是日内瓦学校领导人，负责对全体市民的宗教教育。执事经管捐款和教会收入，用以发放神职人员薪俸、维修教堂和济贫。长老是领导人，负责监视每个人的行为，又是权力很大的宗教法庭成员。加尔文还要求长老品德高尚、完美无缺，敬畏上帝高于一切，在精神上能深谋远虑。在加尔文教会里，长老的地位突出，人称“宗教改革的警察”，所以又称“加尔文教会”为“长老会”。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均由信徒投票选举产生。加尔文说：古代教会就是这种民主和简单的组织，教皇制出现后遭到破坏，当务之急就是恢复古代的这种教会。他虽然高举恢复古代教会组织的旗帜，但并非原封不动地恢复古代教会。他精心描绘的古代教会图景，实际是庞杂、腐朽的天主教会的对立物，是资产阶级中意的廉俭教会。民主选举也不是毫无限制的。组织简化和民主选举的结果，不过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层层控制的加尔文教会。

加尔文的国家观是保守的。他与路德一样，神化一切国家政权和官吏，认为它（他们）代表神进行统治。群众对官吏，即使是对暴君，也只能尊敬服从，千万不能激起骚乱。遇到暴君，群众应先“省察自己”如何违背了神的旨意，对其命令最多“置若罔闻”，千万不能自己去纠正暴政。特殊情况下，三级会议可以出面反对暴政。用什么方法反对，他没有回答。加尔文的国家观比他的宗教观大为逊色。

1537年1月，加尔文向日内瓦议会提出新市政府方案，未获批准。接着，反对派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加尔文以异端罪被驱逐出境，暂居斯特拉斯堡。1541年9月，改革派重新上台后加尔文回到日内瓦。11月，加尔文对1537年的方案加以修改，制定《日内瓦教会条例》（又译《教会宪章》），要求成立由长老、牧师和市政官员组成的宗教法庭，监视人们的生活和行动。宗教法庭每星期四举行例会，称“星期四晨会”。加尔文经常出席法庭例会，是法庭实际负责人。他注意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他说：法律是国家政治的神经，是无言的官吏，官吏则是发言的法律。他为日内瓦郊区农村制定的法规对群众的控制很严，动辄警告和罚款。对念玫瑰经、崇拜偶像、朝圣、望弥撒、斋戒、遵行宗教节日以及攻击上帝语言或渎神的人进行劝说、监禁、罚款和送法庭处理。不许唱歌、跳舞、醉酒、赌博、吵架，否则也照此处理。

加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和共和国的巩固做了大量工作，但也遭到反对派的仇恨。1555年，加尔文镇压反对派，完全控制了日内瓦。日内瓦的宗教法庭取得开除教籍的权力。加尔文晚年越来越独断专行，听不进不同意见。1551年，医生杰罗姆·波尔赛克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批评先定论，被加尔文审判并驱逐出境。著名的西班牙学者米格尔·塞尔维特因批评《圣经》和三位一体，长期受天主教会迫害，逃到日内瓦后被加尔文逮捕。加尔文亲自审讯，以判死刑逼他承认错误。塞尔维特说：“我的言行正确，不怕死；你们诽谤我的学说，但拿不出有分量的证据；我将为自己的学说和真理而勇敢地死去！”1553年10月23日，他昂首挺胸走上刑场。有人劝他承认错误，为时未晚。塞尔维特不屈地摇摇头，英勇地死去。恩格斯愤怒地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在迫害自由的自然研究方面超过了天主教徒。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62]对于此事，著名人文主义者、教师塞巴斯梯安·卡斯特里奥曾提出抗议，长期遭迫害，被迫离开日内瓦。一般的再洗礼派成员被驱逐或被迫害致死的就更多了。人称“加尔文”是“新教的教皇”，“日内瓦”是“新教的罗马”，不是没有道理的。

1559年，加尔文创立日内瓦学院，即后来的日内瓦大学，作为进行教育和培训干部的最高学府，培训的牧师接连不断地派往法国、英国、德国、尼德兰和意大利。加尔文的学说更越出日内瓦一隅，在西欧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广泛传播，为16世纪的尼德兰革命和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为消灭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耶稣会的成立

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和传播，沉重地打击了天主教会和摇摇欲坠的西欧封建制度。为了挽回败局，罗马天主教会猖狂反扑，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成立耶稣会和召开特兰托会议，但再也无法恢复到宗教改革以前的状况了。

在天主教会的反动活动中，耶稣会是最重要的工具。耶稣会是伊格纳修·罗耀拉（1491—1556年）创立的一个天主教修会，目的是反对宗教改革、保卫教皇和传播天主教。罗耀拉行伍出身，在战斗中炸伤腿部，终身跛足。他在养伤期间读了不少宗教书籍，变成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脱去贵族服，换上乞丐装，夜以继日地祈祷圣母马利亚。不久，他着手编写《精神训练》（又译《神操》），奠定了耶稣会的思想基础。罗耀拉曾赤足经意大利去耶路撒冷，回来后觉得需要学习，先后在巴塞罗那、萨拉曼加等地的学校攻读神学，最后进入巴黎大学。

1534年8月，在巴黎大学学习的罗耀拉等人，在蒙特马特的圣马利亚教堂宣誓独身、清贫和献身上帝的事业，这就是耶稣会的雏形。1540年9月，教皇正式批准耶稣会成立。罗耀拉说，他们是“与上帝的敌人作战的军队，是把身心献给我主耶稣基督及其在世代表的人们”，故名“耶稣会”，或称“耶稣军”。

罗耀拉为耶稣会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和军事化的组织原则。他在耶稣会章程和《精神训练》中规定：会士除立一般修会所有的听命、贞洁和清贫（又称“三绝”，即绝财、绝色、绝意）三个誓愿外，还要立最重要的一个誓愿，即绝对服从教皇和上级。章程明文规定：“下级应像对待基督本人那样对待上级。下级服从上级，应像死尸那样可以任意摆动，应像手杖那样随便使用，应像蜡团那样可以任意揉搓，应像钉在小十字架上那样能够随意移动。”耶稣会的理论家甚至说：如果教皇命令作恶和禁止修德，那就必须坚信作恶是好事，修德是坏事，否则就犯了违背良心的罪，因为教会必须服从教皇的判断，遵照教皇的指示办事；必须坚信，凡教皇指示的便是善，教皇禁止的便是恶。耶稣会按军事原则组织起来，最高领导人是总会长，又称“将军”，常驻罗马，人称“黑衣教皇”。罗耀拉是首任将军。将军由7名元老会士组成的参谋部辅佐，但不妨碍他独断专行。将军之下设省区，统辖若干国家耶稣会的活动，如有德国法国省区、葡萄牙西班牙省区、海外省区等。耶稣会成员分4等，即见习会士、教师、会士和核心分子，各级头目主要由后两种人充任。

耶稣会与一般修会不同，会士不必遁迹山林、独居苦修，不必穿僧衣，但要钻进宫廷、结交显贵，或办学校、开医院，用一切办法为天主教会服务。耶稣会主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保卫教皇和天主教会，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如暗杀、投毒、收买和背信弃义等。在法国，它唆使狂热天主教徒刺死亨利四世（1610年）。在英国，它阴谋暗杀詹姆斯一世（1605年）。17世纪初，波兰立陶宛王国炮制两个伪底米特里（冒充沙皇伊凡四世的儿子）侵入莫斯科，都有耶稣会插手，而且第二个伪底米特里本人就是耶稣会士。耶稣会声名狼藉，许多国家先后下逐客令。1773年教皇被迫解散耶稣会，但不久又予以恢复。

耶稣会很重视在亚洲、非洲和美洲活动，为西方殖民者效劳。1540年，核心会士弗朗西斯·泽维尔（旧译方济格·沙勿略）受教皇和葡萄牙国王的派遣，先后到达印度的果阿和日本，后来病死在中国广东省珠江口外的上川岛。他是最早到达印度、日本和中国的耶稣会士。1581年（明万历十一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利马窦先后到澳门，并在广东肇庆建堂传教。1603年，利马窦在北京建堂传教（宣武门内之南堂），这是北京最早的天主教堂。他还结识进士徐光启、李之藻等，向神宗献自鸣钟、八音琴、三棱镜，介绍西方天文、历法、教学和军事方面的知识，对中西文化交流有积极意义。

三、特兰托会议

自路德发动宗教改革之日起，召开宗教会议以改革教会的呼声日益高涨。1544年1月，查理五世与弗朗西斯一世签订《克雷皮和约》，意大利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在战争中获胜的查理五世与教皇商量召开一次新宗教会议，以扑灭新教与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经过反复磋商，最后确定在一个以意大利人为主的帝国城市特兰托召开。

1545年12月13日，特兰托会议正式开幕。会议分为三个阶段，断断续续开了18年之久。第一阶段从1545年12月13日到1547年6月2日，先在特兰托开会，后改到博洛尼亚，主要讨论《圣经》、原罪和称义问题。会议进行期间，查理五世伙同莫里斯在米尔堡全歼新教徒军队（1547年4月），教皇便以特兰托有瘟疫为理由，要求会议南迁博洛尼亚。查理五世十分恼火，命令西班牙主教不得离开特兰托。帝国议会拒绝承认南迁的代表资格，会议陷于分裂。

新教皇朱利叶斯三世登台后，与查理五世商妥再开特兰托会议，是为会议的第二阶段，从1551年5月1日到1552年4月28日，主要讨论圣礼问题。1559年，教皇庇护四世即位，妄图把仍然忠于罗马的国家和地区联合起来，抵挡蓬勃发展的宗教改革洪流。他与费迪南德、弗朗西斯二世等德国、法国头头商定重开特兰托会议。这是会议的第三阶段，从1562年1月18日到1563年12月3日。

天主教会称特兰托会议为“第19次公会议”，并认为它在教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称之为“代表罗马天主教的中兴”。1564年11月，庇护四世根据特兰托会议的决定发布《特兰托会议信纲》。天主教会说：信纲是继《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亚大纳西信经》[63]之后的最重要的文献，一切信徒必须服从。

特兰托会议针对新教提出的唯信称义和《圣经》是信仰的根据，做出决议：包括新旧约和外典（即《圣经》外传，指《圣经》未收入的公元前后的历史、传奇和启示著作）在内的《圣经》以及不成文的口传教义，都是权威性的，应当受到同等尊重。一些代表反对将口传教义置于同《圣经》同等的地位，质问口传教义包括哪些内容和哪些人的口传。尽管许多人认为是正确的，大会决议仍然重申天主教的传统观点。关于七礼，决议认为都是耶稣创立的，一个不能多，一个不能少，谴责不经圣礼只凭信仰就能称义和基督教徒皆教士的说法。决议坚持弥撒、变体论、炼狱，甚至坚持赎罪券是正确的，丝毫不让步。

特兰托会议的决议，连在天主教会内部也不能被无条件接受。威尼斯、西西里、那不勒斯、佛兰德尔、葡萄牙、西班牙，甚至德国的天主教诸侯，都有所保留。法国不满决议中不利于王权和民族教会的内容，拒绝以国王的名义公布。波兰国王愿意接受决议，但议会以特兰托会议没有波兰代表为理由加以拒绝。完全接受决议的只有瑞士的几个天主教州。可见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已经威信扫地到什么程度了。

罗马教廷除成立耶稣会和召开特兰托会议进行猖狂反扑外，还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控制，如一再开列禁书目录，迫害宗教改革家和进步作家。宗教裁判所，即异端裁判所的活动加强了。从1559年到1560年的两年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进行了五次大屠杀，几乎杀尽了那里所有的新教徒。许多进步的科学家、哲学家横遭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为坚持真理和发展科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前进，罗马天主教会的倒行逆施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西欧和北欧许多国家先后建立独立的民族教会，其形式因地而异。经过反复斗争，终于摧毁封建制度，首先在西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揭开了人类历史上新的一页。

复习思考题

1.试评马丁·路德。

2.试析德国农民战争的主要纲领。

3.比较路德与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1]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卷，4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卷，584～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1870年第二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6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参见［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 恩格斯：《关于“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21卷，459、4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9年9月15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37卷，2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6]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曾任农民军指挥官的骑士圭茨·冯·伯利辛根，曾生动地叙述他与纽伦堡的紧张关系。他经常袭击纽伦堡的商人。有一次，一个商人第三次被俘。商人划个十字说，我原想即使天塌下来，你今天也抓不到我，因为几天前大家还议论你可能在另一个地方抢劫货物，我很奇怪你能如此迅速赶到这里来。伯利辛根也很奇怪，他的行踪如此迅速地传到纽伦堡。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2版，540～54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8]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11卷，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苏］普里舍夫：《十五至十七世纪德国文学概论》，俄文版，147页，莫斯科，1955。

[10]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1]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61～4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2] 奥古斯丁修会又译“奥斯定会”，系根据北非希波城主教奥古斯丁制定的会规成立的一个隐修会，后成为托钵修会。

[13] 据说圣安娜是圣母马利亚的母亲。在当时人的思想里，耶稣是一位严厉的审判官，而慈悲的圣母和其母亲可代为向耶稣求情。

[14] 在基督教诞生的初期，受犹太教影响很深。犹太教认为上帝只降恩于犹太人，据说只有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保罗提出：人称义与否不在于是不是犹太人，而在于是否信仰上帝。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得救论”，或译“因信称义”。路德主张人只有靠信仰才能得救，不能靠善功、圣礼和神职人员，故称“唯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Sola Fide），或狭义的“因信称义”。

[15] 罗马教皇宣称：人死后灵魂洁白无瑕者升天堂，生前犯大罪者下地狱（永罚），犯小罪者应到炼狱（涤罪所）里接受暂罚，净炼后才能升天堂；基督、圣母和圣徒的功德无量，用不完剩下的归入功库里（Treasury of Merits，亦译“宝藏”），教皇、主教有权从中取出免除世人罪罚。14世纪起，教皇公开发行赎罪券，进行搜刮。

[16] E.Gordon Rupp，Benjamin Drewery，Martin Luther，London：Edward Arnold，1970，p.41.

[17] 《路德选集》，上册，233页，香港，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7。参见［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17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8] 《路德选集》，上册，185页，香港，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7。

[19] E.Gordon Rupp，Benjamin Drewery，Martin Luther，London：Edward Arnold，1970，pp.43-44.

[20] E.Gordon Rupp，Benjamin Drewery，Martin Luther，London：Edward Arnold，1970，p.47.

[21] 见孔祥民：《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159～16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2] 《路德选集》，上册，321页，香港，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7。

[23] 教皇训令的中译文，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2版，556～57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 ［德］亨利希·海涅：《论德国》，2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6]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 E.Gordon Rupp，Benjamin Drewery，Martin Luther，London：Edward Arnold，1970，pp.58-60.

[28]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46卷下册，4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0]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 ［苏］斯米林：《托马斯·闵采尔的人民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俄文版，68、69页，莫斯科，1955。

[32] ［苏］斯米林：《托马斯·闵采尔的人民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俄文版，69页，莫斯科，1955。

[33] ［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04、2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4] ［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04、2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5] ［苏］斯米林：《宗教改革和伟大农民战争时期的德国》，俄文版，198页，莫斯科，1955。

[36]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10卷，494、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7] ［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8] ［苏］斯米林：《托马斯·闵采尔的人民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俄文版，264、265页，莫斯科，1955。

[39] ［苏］普里舍夫：《十五至十七世纪德国文学概论》，俄文版，173、174页，莫斯科，1955。

[40] ［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1] ［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35、2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2] ［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3] ［苏］普里舍夫：《十五至十七世纪德国文学概论》，俄文版，164页，莫斯科，1955。参见歌德等：《德国诗选》，钱春绮译，11～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44]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10卷，5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5] 孔祥民：《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248～25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46] ［苏］普里舍夫：《十五至十七世纪德国文学概论》，俄文版，165～166页，莫斯科，1955。

[47] ［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下册，770～7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8] ［苏］斯米林：《宗教改革和伟大农民战争时期的德国》，俄文版，245页，莫斯科，1955。

[49] 从1485年起，萨克森的维丁家族分为两支：一支称埃内斯廷，袭选侯职，统治维滕堡和图根林大部分；另一支称阿尔贝廷，只任公爵，统治迈森、德累斯顿和图林根北部。

[50] ［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下册，5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1] ［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下册，950～9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2]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10卷，4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3]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4]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10卷，553、4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5]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6] 恩格斯：《德国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2卷，6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7] E.Gordon Rupp，Benjamin Drewery，Martin Luther，London：Edward Arnold，1970，pp.121-126.参见［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下册，77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8]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10卷，4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9]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10卷，488～4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60] 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势力很大，不仅德国的重要城市纷纷入盟，而且丹麦和英国也申请加入，迅速成为德国和西欧令人瞩目的重要政治力量。

[61] ［法］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中册，350页，香港，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7。

[6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62～2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3] 《信经》是基督教的信仰纲要，受洗入教时必读。《使徒信经》传说出自使徒，约成书于公元2世纪。《尼西亚信经》是根据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的决定、由尚未入教的君士坦丁皇帝定稿的《信经》，内容稍详。《亚大纳西信经》传说由4世纪希腊教父亚大纳西写成，内容烦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