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
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对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研究，认为这是有关德国革命与农民关系的重大问题。
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刚刚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很注意这个问题。1843年年底，马克思指出，“现在的革命”是“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的，“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他还指出，农民战争是“德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事件”。[1]恩格斯也对路德和闵采尔做出了很高的评价。[2]
1848年的欧洲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把农民吸引到工人阶级这方面来，从而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1850年夏，恩格斯在伦敦写成著名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用历史唯物主义阐明农民战争的背景，各党派的立场和政治宗教理论、起义经过以及战争的后果，同时指出农民中蕴藏着无穷的革命精神，但由于阶级的局限，只有与其他等级联盟才有胜利的机会。所以，《德国农民战争》是第一次用唯物主义史观研究16世纪德国革命和阐述工农联盟思想的光辉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16世纪德国革命史的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这部著作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讨过的材料”，许多材料是从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书里借用来的。[3]材料有限也会影响到研究本身，这可能就是恩格斯后来一再表示要修改这部书的重要原因。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恩格斯又用很大精力研究德国史和农民问题，先后写出几个重要的手稿和通信。《关于德国的札记》是恩格斯研究德国史的新概括，也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补充和发展。1884年年底，恩格斯为准备修改《德国农民战争》写了两篇文章，即《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关于“农民战争”》。前者是导言，后者可能是提纲。在《关于“农民战争”》中，恩格斯明确指出：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是“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并且指出“在经济方面，德国完全处于当时各国的水平上”。[4]它们与《关于德国的札记》一样，对于研究16世纪德国革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889年，恩格斯指出：“德国在1470—1530年在经济方面处于欧洲的首位。”[5]
19世纪90年代，年事已高的恩格斯仍然很重视研究16世纪德国革命，并念念不忘修改《德国农民战争》。1892年4月，他明确指出：德国的宗教改革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在路德的反教会的号召下，发生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即骑士暴动和伟大的农民战争，但“这两次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不坚决”；从此，“德国在200年中被排除于欧洲在政治上起积极作用的民族之列”。[6]
1895年8月，恩格斯在伦敦与世长辞了。遗憾的是，他多次表示的修改《德国农民战争》的愿望没有实现。然而，他在许多文章、通信和草稿中表达的光辉思想，将和《德国农民战争》一起，指导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
二、阶级关系与阶级矛盾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德国虽然仍是封建经济占支配地位，但工业、农业和商业进步很快，有些部门达到甚至超过当时西欧先进国家的水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中央政权，分裂割据局面依然如故。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实行帝国改革和强化中央集权的努力，由于遭到诸侯的顽强抵制，最后以失败告终。政治上的分裂割据，以及皇帝、诸侯、骑士和城市之间经常的冲突和战争，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上述情况，在第三章第二节和第七章第二节已有详细的阐述。因此，16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结束分裂割据局面、统一国家，从而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扫清障碍。
在这样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德国宗教改革前夕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显得异常尖锐和复杂。
在封建统治阶级中，诸侯是最有实力的阶层。诸侯，特别是选侯，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收税、铸币、矿山开采、地产买卖和审判权，并且拥有常备军，可以自行宣战、媾和。他们对中央要求分权，对下则实行集权，迫使骑士和城市服从其统治，实际上享有独立国家君主的权力，是德国分裂割据的祸首，也是革命的对象。诸侯由于生活奢侈、宫廷耗费、常备军和政府的巨大支出，迫切需要金钱，于是千方百计地增加赋税和残酷剥削农民。德国的中等贵族几乎绝迹，不是上升为小诸侯，就是下降为骑士。德国的骑士，即低级贵族，与德国的皇权一样日趋没落，大部分靠为诸侯服务维持生活。军事技术的发展、步兵作用的增大、火药武器的改善，使骑士在军事上渐渐变成多余的阶层。骑士生活奢侈，入不敷出，于是拦路抢劫，或巧立名目榨干农民的血汗。一小部分直属帝国的骑士，即帝国骑士，由于其命运与帝国的强弱休戚与共，比较富有民族意识。他们不满诸侯的专权，嫉妒教会的富有，要求驱逐罗马教会势力，结束诸侯的割据，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一国家。骑士的这种主张是积极的，正是16世纪德国革命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然而，骑士主张实行过时的贵族民主制，要求提高骑士地位和保存农奴制度，这些要求又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骑士往往洗劫城市，抢掠商旅，不断与城市发生纠纷。[7]这样，骑士的主张既得不到农民的支持，也不可能得到市民的赞同。骑士只能自己孤军奋战，到头来他们本身也无力把它付诸实施。
僧侣分成两个极不相同的集团。僧侣上层组成贵族集团，包括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及其他高级僧侣。他们是大地主，有的同时也是诸侯。他们除了像贵族和诸侯一样用政治经济手段压迫和剥削人民外，还利用宗教迷信压榨人民，如驱逐出教、朝拜圣徒圣物和贩卖赎罪券等；除剥削一般的地租贡赋外，还抽取什一税。他们奢侈腐朽的生活与满口的仁义道德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是德国各阶级和阶层强烈痛恨的对象。僧侣下层组成平民集团，包括城乡传道士。他们收入微薄，生活困苦，不能分享教会的特权和财产，而与下层群众接触多，许多人还是平民、农民出身，得到群众的同情。许多传道士为农民、平民讲话，参加他们的反封建斗争，有的甚至成为农民运动的宣传家和领袖，为他们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
城市内的阶级关系有很大变化。城市贵族是城市的名门望族和最富有的人家，包括大商人、高利贷者和房产主。他们把持城市政权，控制城市收入，使城市公社的权利不起作用，用各种方法剥削城市劳动人民和属于城市的农民。一旦发生人民起义，他们总是站在诸侯一边，共同镇压起义。市民阶级人数较多，包括富裕的手工业者、商人和新兴的手工工场主，并且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是体现生产和社会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阶级。然而，德国的市民阶级还不够成熟，多数只关心地方利益，强烈反对高级僧侣，要求惩处高级僧侣的**行为、废止其审判权和免税权；只有少数激进分子要求成立“廉俭教会”，实行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唤醒了德国，把市民阶级的地方性反封建斗争推进到民族的规模，并在德国农民战争中进一步提出市民统一国家的明确纲领。正如恩格斯所说：“正如在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从15世纪起，中间阶级的社会和政治作用增长起来了。”[8]因为在德国，城市平民的成分复杂，有破产的师傅和帮工，也有日工、奴仆和无业的流浪者。他们没有财产，没有任何特权，是不属于任何公认等级的下层民众，也是封建行会的没落成分和未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成分的混合物。他们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农民战争爆发前往往追随市民反对派，为几桶葡萄酒就供人驱使，农民战争爆发以后他们积极支持或参加农民战争。在闵采尔直接影响的图林根，平民集团中萌芽的无产阶级成分暂居上风，形成整个农民战争的顶点，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失败了。
农民是人数最多和受苦最深的阶级。诸侯、官吏、贵族、高级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等，整个社会（除平民外）的金字塔都压在农民的头上。本来13、14世纪，德国的农奴制度几乎全部消失，农民事实上成了只缴纳货币地租的自由人。但从15世纪起，羡慕城市贵族豪华生活的西南德意志封建主，开始了对农民新的压迫。他们除向农民勒索货币地租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外，还竭力增加徭役，力图将自由农重新变为依附农，将依附农变成农奴，把公有的马尔克土地变成自己的土地。封建主可以任意**农民及其妻女，施以种种酷刑，如割耳、割鼻、挖眼、斩首、车裂、火焚、四马分尸等。告状是没有用的，法庭上坐的都是贵族、僧侣的人，他们深知拿了钱就该办什么事。15世纪时，德国流行一首名叫《魔网》的民歌，形象地描述了农民的这种惨状：
上帝高居九重天，可怜农民苦无边。
若非地主剥净皮，苦干许能混人间。
耕田、播种、收割忙，惊看来了地方官。
宣布老爷一道令，一切工作扔一边。
立即套马上堡寨，那里有活要你干，
运柴运草运粪便，一车接着一车装。
农活未停犁在田，这和老爷何相干？
农民如果有怨言，皮鞭猛抽脊骨断。[9]
在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中，教会封建主首先是大家痛恨的对象。罗马天主教会是最有势力的大地主，是西欧封建制度的国际中心，又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在这种情况下，“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0]。一切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总是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天主教会，以剥去它那神圣的外衣。德国的特殊之处是：由于政治分裂，罗马天主教会的势力特别大，经济上的搜刮花样翻新，每年从德国劫走大量财富。人称德国是“教皇的奶牛”。马克思说：“宗教改革以前，官方德国是罗马最忠顺的奴隶。”[11]在德国，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斗争激发了民族意识，连诸侯也在一定程度上卷入反罗马的斗争中来，使革命时机较早成熟，终于爆发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即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和1524—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
农民是这次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他们肩负着阶级的和民族的使命，英勇奋战，为德国和西欧历史谱写了光辉的新篇章。15世纪末以后，德国的农民起义就此起彼伏。1476年，法兰克尼亚数万农民在吹鼓手汉斯·贝海姆领导下准备起义，不幸事泄。1493年，阿尔萨斯出现农民平民的秘密革命组织“鞋会”。“鞋会”成员的旗帜上画有一只农民穿的鞋，有一根长长的皮带。1502年，天灾歉收，饿殍遍野，斯拜伊尔主教辖区的7000农民宣誓加入“鞋会”，并提出有重大意义的要求，即不向诸侯、贵族、僧侣缴纳各种租税，没收教产分给人民，除罗马皇帝外不承认任何其他君主。只承认皇帝的权力，那就必须消灭诸侯割据、统一国家。这是德国农民第一次提出消灭诸侯割据、建立以皇帝为首的德意志君主国的要求。农民以为统一后的德国应当消灭封建剥削，幻想皇帝能够保护农民的利益。可是，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却残酷迫害参加“鞋会”的农民。参加者本人处死，首领四马分尸，财产没收。尽管如此，农民的上述要求还是一再被提出，直到闵采尔把它变成没收教产、实行财产公有和普通人掌权的共和国。1503年春，在士瓦本的雷姆斯河谷出现另一个农民平民的秘密组织“穷康拉德”。这个组织的旗帜上画着一个跪在耶稣面前的农民，四周写有“穷康拉德”字样，其成员除本地农民外还有逃散的“鞋会”成员。1513年、1514年，“鞋会”和“穷康拉德”在巴登、符腾堡密谋发动新的起义，但被诸侯的联军镇压。跟以往农民起义不同的是，15世纪末以来的德国农民起义提出了很多不再囿于“古法”（即习惯法）范畴的要求，开始寻求“上帝的公道”，体现出“神法”意识。经过宗教改革家的大力阐发，“神法”终于成为德国农民战争的光辉旗帜。当农民的密谋一再失败的时候，马丁·路德在维滕堡发出震撼整个帝国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三、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的开始
市民阶级宗教改革的最先发难者是马丁·路德（1483—1546年）。路德生于萨克森的艾斯莱本。他说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当他20多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已是一个资本家了。1501年4月，路德遵父命进入爱尔福特大学学习，准备攻读法律。这是德国最著名的一所大学，唯名论和人文主义思想十分活跃，还不时有人宣传胡斯的思想，这对路德的影响很大。1505年7月，他没有与父亲商量就加入奥古斯丁修会[12]，很快成为一名神甫。路德是一个虔诚的神甫，天天虔诚地念主祷文，求马利亚和圣安娜[13]保佑，履行圣礼，跪拜圣物，实行斋戒和鞭笞自己，有一次竟倒在地上失去知觉。1508年，路德被修会派往维滕堡修道院工作，并在与修会关系十分密切的维滕堡大学讲授哲学。一年后，他对僧侣的修道生活感到失望，觉得那一套“毫无裨益”，他“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日日夜夜只有悲痛和失望”。1510年10月，路德因公去罗马，亲眼看到罗马教廷的腐败，决心从事改革。1512年10月，路德升任神学博士，并兼维滕堡大学神学教授，后又任图林根和迈森教区的副主教。他在讲授《圣经》的过程中，至迟到1515年年底，已从保罗的“因信称义说”中得出“唯信称义”思想，基本完成了向新教观点的转变。[14]路德讲的“信”不仅是一种认识形式，如相信上帝讲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是指完全而充分地信赖上帝，自信能与上帝交往，不再需要中间人了。这样一来，以教皇为首的教阶制和复杂的圣礼一下子变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并且人与上帝之间不再是执法官与罪人的关系，而是拯救与被救的关系。路德把刚刚问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运用到宗教上，发展了市民阶级建立廉俭教会的要求，为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1517年10月，教皇利奥十世派特使去德国兜售“赎罪券”，说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币一敲响钱柜，罪人的灵魂就立刻从炼狱跳上天堂。[15]这种敲诈勒索的伎俩，使本来已十分痛恨罗马教廷的德国人终于怒吼起来了。1517年10月31日中午，路德把他的《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滕堡万圣教堂的大门上，要求公开辩论赎罪券问题，同时把论纲送给美因茨大主教和勃兰登堡、梅泽堡等地的主教。他大胆地指出：当金钱投入钱柜叮当作响时，增加的只是贪婪爱财的欲望，所以出卖赎罪券是“欺骗”“捏造”，“宣传的不是基督教的道理”。路德接着说：信徒得救一不靠教皇，二不靠圣礼，也不靠什么功库，只有靠终生“悔改”（即信仰上帝，与上帝直接交往）才是唯一的正道。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与天主教的传统说法截然相反，是对教皇和天主教会的沉重打击，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九十五条论纲》没有公开反对教皇，佯装教皇不知道发售赎罪券一事，甚至承认如果自愿购买赎罪券还是有用的。论纲不谈社会政治问题，更是重大缺陷。然而，在德国人民普遍不满的情况下，论纲像火花落入火药桶里那样立刻点燃起燎原大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卷入运动里来了。农民和平民把路德的反教会号召看成是起义的信号，认为与一切压迫者算账的时候到了。农民起义连年不断。市民和骑士希望打破罗马教会的统治，结束诸侯的分裂割据，统一国家。一部分诸侯想没收教产、从中渔利。此时此地的马丁·路德是在人民支持下站在时代前列同敌人战斗的巨人，是德国各反对派大团结的核心和代表。《九十五条论纲》实际上是大家的共同纲领。出乎路德的意料，用拉丁文写的论纲竟被译成人人都懂的德文。人们争相传抄，论纲两星期内传遍德国，四星期内飞传基督教世界，好像是天使在传送一样。斯特拉斯堡市民激动得把《九十五条论纲》贴在每座教堂和每户人家的大门上，以资庆祝。
随着论纲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罗马教廷的忧虑与日俱增。御用文人出来反驳了，叫嚷路德是异端，要烧死他。路德对攻击做了回答，并于1518年5月上书教皇表示不能承认错误。接着，教皇传路德来罗马受审，交替使用软硬两种手段强迫路德承认错误。1519年1月，路德再次写信给教皇，表示“决不能有承认错误的闪念”。1519年6月底到7月中旬，教皇代表同路德及其支持者在莱比锡举行辩论会，企图引诱路德上当，承认自己是异端分子。这次辩论使以赎罪券为突破口的争论，深入教皇权这个核心问题上来。路德第一次公开说罗马教皇权是人为的或帝王任命的，不是神授的，不是教皇而是耶稣奠定了教会的基础，人们不服从教皇仍然是好基督教徒。他还不怕孤立，大义凛然地公开为胡斯翻案，说宗教会议和教皇并非一贯正确，也会犯错误，而被视为异端的人则可能手里掌握着真理，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从此，路德被称为“萨克森的胡斯”。这两个问题事关重大，为与教皇分手做好了舆论准备。路德的英勇斗争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热情地称赞他是“天使的化身”“基督教世界之花”和“神学家中的凤凰”。路德著作的销售量猛增，他的思想家喻户晓。
四、五篇宗教改革名著
1520年是路德著述最多的一年。他发表了《论善功》《罗马教皇权》《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教会被囚于巴比伦》和《基督徒的自由》5篇名著，用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和犀利的笔锋，痛斥教皇制和罗马教会，无拘无束地阐述自己的主张。
1520年上半年，路德曾设想用暴力反抗罗马教廷。2月，他在给朋友信里说：不能“想象福音事业能够没有骚乱、攻击和暴动而前进。你不能总是把剑铸成笔，也不能总是化干戈为玉帛。上帝之道就是一把剑，就是战争、破坏、攻击、毁灭和毒药”[16]。5月，他号召人们“运用百般武器”讨伐教皇、红衣主教等“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群，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这话说得多好啊！可惜好景不长，到6月初他就改弦易辙，把刚讲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1520年5月，路德出版了《论善功》。他说善功是根据信产生的行动，没有信就没有善功，从而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与天主教划清了界限。他认为，不能认为善功只是祈祷、斋戒、施舍，经商、交往、吃喝、睡觉、喝酒、头上擦油、与爱妻度日也都是善功。寥寥数笔，勾画出一幅适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宗教的轮廓。路德还要求减少宗教节日、增加劳动时间，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的普遍要求。
1520年6月，路德出版《罗马教皇权》。他首先指出：罗马教皇权不是神授的，是人为的；它坏事做尽，却从来没干一点好事；反对它不仅不是异端分子，而且是好基督教徒。他接着说：罗马教皇、红衣主教、教堂都与教会没有必然联系，是否是真正的教会关键在有无真正的信仰，而这个教会的头只能是基督。这些思想对反对教皇权有重大意义。他最后号召诸侯和贵族把罗马来的恶棍驱逐出境，实际上发出了讨伐罗马教廷的战斗檄文。
8月，路德发表名著《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这是路德的政治纲领，是德意志的独立宣言。他大声疾呼：“让他（教皇）免除那难堪的租税和搜刮，并且将我们的自由，权柄，财富，荣誉，身体和灵魂交还给我们；让帝国成为名实相符的帝国……”[17]为此他提出27条建议，主要内容是：不向罗马缴纳上任年贡和一切其他收入，取消罗马任命德国神职人员的权力，驱逐教皇使节，成立德国教会法院作为本国最高上诉法院，教皇没有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权力（取消皇帝吻教皇脚、为他扶缰引马的污辱性规定），神甫可以自由结婚（或不结婚），废除圣职买卖，反对奇装艳服，取消礼拜天以外的所有节日等。他无情地揭露了罗马教廷的奢侈腐败，说那里“有买卖，交换，贸易，撒谎，欺骗，偷盗，奢侈，卖**，奸诈，和其他各种亵渎上帝的事，甚至敌（反）基督者的统治也不能比这更无耻”[18]。路德的悲剧在于只强调反对教皇，而且还不许使用武力，却不反对割据势力的代表诸侯，有时还加以美化，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如此怎么能实现德国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呢？这是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
路德在公开书里，揭露罗马伪造的神职人员是“属灵等级”、其他人是“属世等级”的谎言，指出凡是基督教徒都是真正的“属灵等级”，因为大家有共同的信仰。他接着说：“一个皮匠、铁匠、农民，各有各的工作和职务，但都是被授予圣职的神甫和主教。”[19]这是他对“基督教徒皆教士”思想的第一次明确表述。大家都是在上帝面前权利平等的教士，显然是资产阶级平等思想的反映，是进一步否定以教皇为首的教阶制和教会的传统伦理观念，具有深远的影响。
1520年10月和11月，路德先后发表《教会被囚于巴比伦》和《基督徒的自由》。前者专论圣礼，后者论述“唯信称义”和“基督教徒皆教士”，合起来说是路德的宗教纲领。天主教会复杂的七项圣礼，被他否定五个：严格说来，“上帝的教会只有两个圣礼，即洗礼与圣餐礼”[20]。伊拉斯谟看到以后说，分裂不可挽回了。对于洗礼和圣餐礼的解释，路德也与天主教会不同。[21]路德对其他几项所谓圣礼做了深刻的批判。他说，拿婚配为例，古人有，非基督教徒也有，而且有些结过婚的基督教徒比非基督教徒还坏，算得上什么圣礼呢？“但是这种由神所定的生活方式，被人邪恶的法律所桎梏所拨弄，我们要说什么呢？天哪！罗马暴徒的卤莽真是可怕，他们任意拆散并配合婚姻。试问人类就是为着臭钱的缘故，供这些人任意百般戏弄的吗？”[22]路德认为《基督徒的自由》是基督徒生活的总纲。他在这部书里提出不再使用“教士”一词，因为一般信徒与教士没有区别，没有必要再将它用在少数人身上。
1520年6月，教皇正式签署宣布路德学说为异端的训令，并罗列41条罪状，限期路德在60天内承认错误。[23]然而，教皇完全打错了算盘，他低估了德国的民族情绪，而路德正是觉醒了的德意志民族的代表。人们撕毁训令，或借口错传圣旨，予以抵制。10月，路德给教皇写了第三封信，称罗马教廷腐败不可救药，并第三次表示决不承认错误。12月20日晨，路德当着几百名学生和市民的面，把教皇令、教令集等果断地投入火中烧掉。他边烧边说：“正像你一心折磨上帝一样，让永恒之火也折磨你。”围观者高唱赞主歌，又为被烧毁的教皇令唱送葬曲。这件事对德国和欧洲震动很大。恩格斯给路德的行动以崇高的评价，称之为焚烧教谕的革命行为，并把它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向教会的权威挑战从而解放自然研究相提并论。[24]
五、沃尔姆斯帝国议会和路德的思想发展
1521年的沃尔姆斯帝国议会是对路德的严峻考验。他经受住了考验，并把宗教改革事业推向新高峰。
当时，德国的民族情绪极为高涨。有人说9/10的德国人支持路德，剩下1/10持中立态度的人高喊罗马教廷该死。教皇认为，要制服路德必须求助于德国的世俗权力。皇帝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是一个罗马正统天主教信仰的卫道士，而且在反对法国的斗争和西班牙的宗教法庭（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但又受制于罗马）两个问题上有求于罗马；他有德国人的血统（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之孙），却没有德国的民族感情。经过一番秘密的接触，双方在1520年年底达成交易，决定第二年召开沃尔姆斯帝国议会，共同对路德施加压力，以便绞杀宗教改革运动。
教皇和皇帝原想不经正式审判就颁发一道谴责路德并焚毁其著作的敕令，但遭到帝国议会的抵制。议会在给皇帝的备忘录里表示，不经议会同意就发布敕令谴责路德，后果不堪设想，应当发出安全通行证召路德来沃尔姆斯，听听他的申辩，最后再由议会做出决定。皇帝只好同意议会的要求，但又表示决不同意讨论教皇的权威，至于德国的委屈他将亲自向教皇转达。1521年3月初，皇帝发出安全通行证，但又下令各地收缴路德的著作，制造恐怖气氛。路德清楚地知道，尽管有安全通行证，去沃尔姆斯仍有生命危险，胡斯就是带着皇帝的安全通行证被烧死的。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路德决定前往。行前他给朋友写信表示，如果遇害，希望朋友继续传播与忠实捍卫真理，然后高唱他亲自创作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前往。赞美诗有一段是这样的：
亲戚货财可舍，
渺小浮生可丧，
他虽残杀我身，
主道依然兴旺，
上主国度永久长。[25]
海涅正确地称马丁·路德是敢于同敌人勇敢战斗的宗教界的丹东，称他的赞美诗是“宗教革命的马赛曲”。恩格斯也称它是16世纪的《马赛曲》。[26]
1521年4月16日上午，路德在近2000名沃尔姆斯人的簇拥下，乘一辆马车浩浩****进入沃尔姆斯城。第二天，他面带微笑走进议会会场，站在皇帝面前。会议主持人大声叫喊，要路德承认错误。路德低声回答，要求宽限时间，以便认真考虑。18日，路德说：“除非用《圣经》里的箴言或明白的理性证明我错了，否则我是不可能放弃我的主张的（因为我不相信教皇，也不相信宗教会议，大家知道它们经常出错，而且互相矛盾）。我忠于我引证的《圣经》，我的良心向着上帝之道。我不愿也不能承认任何错误，因为违反一个人的良心行事既不诚实也不可靠。”[27]
路德的申辩多么好啊！他第四次，也是当着皇帝的面，在帝国议会这样隆重的场合，公开宣布决不承认错误。会场发生激烈争论，无法继续进行。路德返回住处，大批群众向他欢呼，并将双手举向头顶表示胜利。沃尔姆斯市民纷纷走上街头狂欢，庆祝胜利。1521年4月26日，路德在萨克森选侯和著名的帝国骑士弗兰茨·冯·济金根的安排下秘密离开沃尔姆斯，5月4日抵达瓦特堡，并改名换姓，蓄起发须，过着“真正基督徒的自由生活”。5月26日，皇帝正式签署剥夺路德政治权利的帝国敕令，即《沃尔姆斯敕令》，宣布路德是顽固不化的异端分子，限期捉拿，将其著作彻底焚毁。敕令像教皇令一样，根本无法执行，更无法阻挡路德思想的传播。
路德在瓦特堡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即将《圣经》译成德文。他的译文严肃认真，含义准确，常为翻译一字用去几周时间，走访群众，反复琢磨。他是德国的语言大师，为德语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分裂割据的德国，语言的统一也是加强各地联系的纽带。恩格斯说：“路德不但清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清扫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28]
1523年1月，路德写信给萨克森的莱斯尼格居民，要求他们按福音原则成立宗教公社，选举自己的牧师，着手建立比较民主的路德教组织。
1523年3月，路德发表《论世俗政权：对世俗政权服从的限度》，提出世俗政权只管生命财产，不得干涉宗教事务，为两者划定权力界限。这是政教分离思想，是近代主权国家观念的萌芽，在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路德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论商业和高利贷》等著作中，主张政府干涉不正常的经济生活，限制某些商品进口（丝绸、香料、金器等贵重的商品）以防货币外流是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马克思称他是“德国最早的国民经济学家”[29]。
路德还是一位有影响的教育家。他一再号召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尊师重教，实行义务教育，办好图书馆，为国家和人民培养有用的人才。
沃尔姆斯会议以后，革命运动进一步深入。1520年12月初，维滕堡的市民和学生带着刀冲进教堂，把神甫从讲坛上拉下来。路德化装潜回维滕堡观察，于第二年1月发表《劝基督徒勿从事叛乱书》，引证《圣经》说“上帝禁诫叛乱”，攻击有人“草率从事”“违反福音”。维滕堡的革命群众不顾路德的刹车警告，继续走自己的路。1521年12月底，一批闵采尔的追随者来到维滕堡多次讲道。1522年3月初，路德回到维滕堡，接连八次讲道强调一个“爱”字，说维滕堡人太“激烈”了，“太过火”了，没有爱，上帝必降灾于此，使之变成罪恶城。害怕群众运动，把维滕堡说成是罪恶城，至少是自外于革命运动。至于他鼓吹的抽象的“爱”，在包括封建社会在内的阶级对立的社会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只能“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尽可能的剥削中”[30]。
骑士鉴于路德越走越远，便单独举行暴动，企图用武力实现自己统一德国的目标。
六、骑士暴动
乌尔利希·冯·胡登（1488—1523年）是德国贵族的理论家，弗兰茨·冯·济金根（1481—1523年）是德国贵族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二人共同领导了1522—1523年的骑士暴动。
1522年8月13日，济金根召集莱茵、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贵族在兰都开会，结成“兄弟同盟”，宣誓互相帮助维持秩序，实现德国中部骑士的联合。济金根任盟主。8月27日，他以触犯上帝和皇帝陛下为理由向特里尔大主教宣战。9月初，济金根率领6000多雇佣兵从厄贝恩堡出发，向特里尔进军。9月7日，济金根的部队包围特里尔，并向当地市民散发声明，说明这次行动不是封建内讧，是为了“把他们从反基督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带给他们福音和自由”。
济金根的军事行动，震动了德国。谣言不胫而走，有的说他想当选侯，也有的说他想当皇帝。皇帝查理五世不在国内，巴拉丁伯爵领导的帝国枢密院派人去劝诫济金根，同时号召邻邦诸侯出兵反击。济金根的答复是：他要在帝国实行一种新制度；他拒绝帝国法院的裁决，而要由一个士兵组成的正义法庭用枪炮去辩论。
骑士暴动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得不到市民和农民的支持。骑士争取不到同盟者，自己孤军暴动，必然被强大的诸侯击败。济金根连续猛攻坚固设防的特里尔不克，他派人招募的援军也没有到来，而巴拉丁伯爵和黑森伯爵的3万部队却迅速赶到。1522年9月14日，济金根被迫撤兵，回到自己的城堡固守待援。诸侯联军先收拾济金根的盟友，甚至美因茨大主教因为许可济金根的人马通过也被罚款。1523年4月，诸侯联军用重炮猛轰兰德施图尔，济金根身负重伤，不久死去。而他盼望的援军一个也没有到来，兰德施图尔只有投降。济金根的27个城堡被几个胜利的诸侯瓜分。胡登逃往瑞士，第二年病死在那里，年仅35岁，除一支笔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骑士暴动的主流是反对诸侯和教皇进而实现德国的统一，是进步的，是16世纪德国革命的组成部分。骑士暴动失败以后，骑士阶层只能更深地依赖诸侯，不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伟大的农民战争爆发时，除个别骑士与农民一起坚持反对诸侯和教皇的斗争外，大多数骑士与诸侯一起镇压农民起义。马丁·路德起初给骑士暴动以崇高的评价，后来见势不妙，急忙与暴动脱离关系。
七、托马斯·闵采尔的初期革命活动
托马斯·闵采尔（约1490—1525年）是德国历史上最优秀和坚韧不拔的革命人物之一，是其理想和计划使后人惊惧的卓越的农民、平民革命领袖。
闵采尔生于德国矿业中心哈茨的施托尔堡，家世和出生年代所知寥寥。据说父亲是农民，在闵采尔童年时就被施托尔堡伯爵迫害致死。1506年，闵采尔进入莱比锡大学，勤奋攻读哲学、神学。他精通《圣经》，懂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还会为人治病。1512年，进入法兰克福（奥得）大学，获神学学士。有人说他曾在维滕堡大学读博士学位，但缺乏资料证明。1513—1515年，闵采尔曾在哈勒和阿舍斯勒本任教师和见习神甫（弗罗泽修道院），并组织秘密团体从事反对马格德堡大主教的活动，开始攻击天主教的弥撒和仪式。1516年，升任弗罗泽修道院院长，旋即又去不伦瑞克的马蒂尼中学任教。
1517年10月，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熊熊烈火。闵采尔十分敬仰并积极支持路德，可能去过维滕堡。1519年4月，路德派他去尤特博格进行反对教皇党徒的斗争，但遭敌人追捕；路德又安排他去奥拉明德暂住。1519年的莱比锡辩论，他很可能参加了。闵采尔在奥拉明德期间，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著名的神秘主义者约阿希姆和陶勒的著作，获益匪浅。1519年在波伊蒂茨任修道院忏悔神甫期间，又读了许多哲学和历史书籍，寻求宗教改革运动中提出的种种问题的答案，并在寻求和探索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宗教政治观。
1520年4月，闵采尔经路德介绍去茨维考，担任该城首任新教牧师。茨维考位于从纽伦堡到莱比锡和北方的商道上，工商业发达，盛产啤酒、呢绒、亚麻布，附近不远有著名的银矿，被誉为“萨克森的珍珠”。闵采尔到茨维考后，经常接触工人和下层群众，同在他们中间流传的再洗礼派关系密切。他们认为，既然路德讲过圣礼的核心是信，那么婴儿不可能有信，对他们施洗当然无效，应到成年时再施洗礼，故称“再洗礼派”。再洗礼派宣传“末日审判”即将到来，要消灭一切不敬上帝的人，建立只有洗礼和圣餐的人间天国，即“千年天国”。他们表面上与世无争，苦修苦行，实际上却反映下层群众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他们经常遭到搜捕和残酷迫害，到处流浪，但仍勇敢无畏，继续热情地宣传他们的主张。
起初，闵采尔与茨维考的路德派合作得很好，一起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1520年7月13日，他在给路德的信里还尊敬地称他是“上帝之友的典范和灯塔。争论，对我来说是痛心的。我确信，上帝会根据你的和全体基督徒的意见予以解决”[31]。当路德的调子越来越低并逐渐倒向诸侯的时候，闵采尔挺身而出，同下层群众一道进行反对路德及其追随者的斗争。闵采尔揭露路德在茨维考的亲信是“十足的金钱奴隶”，“只想生活在贵族中间”，“因为他们给你一杯葡萄酒”。对方反驳说，闵采尔派“宣传福音和权利却不顾财产和金钱”，站在“普通人”和“穷人派”一边，“到处煽风点火”，鼓动暴动，要“在一个早上杀人”。[32]路德曾提议双方和好，遭到拒绝。1521年2月，茨维考市长出面调停，也没有结果。事情越闹越大，市政当局决定镇压，逮捕了一些人。4月，茨维考市当局准备逮捕闵采尔。因此，闵采尔和他的一些再洗礼派同伴离开了茨维考。
1521年6月，闵采尔一行出现在布拉格。有人说他去那里是为了避难，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当时爱尔福特附近有个修道院请他去教拉丁文，月薪30佛罗林，完全可以过舒适的生活。为什么不去呢？捷克的空气紧张，市民和农民运动高涨。捷克又是塔波尔派的故乡，有光荣的革命传统。闵采尔去布拉格的真正目的是与捷克的革命运动建立联系，学习他们的经验，以促进德国和世界革命的高涨。11月，他在《布拉格宣言》里明确表示：“要继基督的卓越战士约翰·胡斯之后，使响亮的号角发出新的歌声”；“我所考虑的是至高无上的真理，我所咒骂的是不敬上帝的家伙，我来到你们美好的土地上，就是要认清并消灭这些家伙，亲爱的波希米亚弟兄们哟，容许我这样做，并且帮助我吧。我保证你们得到莫大的荣誉：革新使徒的教会将在这里创建，并将扩展到全世界”。[33]
在《布拉格宣言》里，闵采尔号召上帝的“特选子民”，不要“一味死背圣经”，要“根据理性加以确证”；“不要祈祷哑巴上帝，而要祈祷活的、会说话的上帝”[34]，以免上当受骗。强调理性，强调遵从活的、会说话的上帝，是闵采尔宗教观的核心。他认为，信仰，或者说圣灵，其实就是理性，就是活的、会说话的上帝，它存在于人的“心脏、皮肤、毛发、骨骼、脑髓、精华、力量和能力中”[35]。因此，人人可以有理性，包括非基督教徒在内；通过它，人人可以升天堂。在他看来，《圣经》对信仰来说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它可能有错误，所以不能一味死背《圣经》，应懂得“真正的圣经”“活的上帝”，即理性。闵采尔也讲天堂，但它不在来世，就在今生，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建立人间的天堂。既然没有来世的天堂，当然也就没有来世的地狱。除人的邪念外，也没有魔鬼。基督就在这个世界上，他同我们一样也是人，只是先知和师表。上帝的意志就是不为自己而为社会谋福利，那些为私利而损害社会的富人和剥削者则是不敬上帝的人。信仰的神秘、天堂的欺骗、地狱的恐吓，这些基督教甚至一切宗教的骗人外衣，被闵采尔剥得精光。恩格斯说：闵采尔“利用基督教形式宣讲一种泛神论……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接近无神论”，显然是“革命的宗教观”。[36]
闵采尔在《布拉格宣言》里还说：“上天以日工资一戈罗什把我雇了来，我正在磨快镰刀，准备收割。”[37]这是公开号召暴力革命和由普通人掌握政权，它是闵采尔政治观的核心。后来，闵采尔从这种思想出发，要求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与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即接近共产主义的一种社会。他说：《旧约·但以理书》讲的“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其实“圣民就是普通人，他们是上帝事业的唯一代表”。他还说：在普通人掌权的国家里，“根据基督爱的要求，谁也不能高于别人，每人都是自由的，一切财产应当公有”；“一切应是公有的，每人应按需分配”。[38]
所以，闵采尔在《布拉格宣言》里第一次公开阐明自己的基本宗教、政治观点，同路德的宗教改革划清了界限。由于宣言的发表，闵采尔受到捷克当局的迫害，只好逃回德国。
八、阿尔斯特德牧师——带铁锤的闵采尔
闵采尔从捷克回来后，继续奔走于图林根和萨克森的城乡，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大约在1522年年底，他去阿尔斯特德镇当牧师。这时，他不仅大胆批判路德，毫无畏惧地攻击教会和诸侯，鼓吹暴力革命，而且着手建立秘密革命组织“基督教同盟”，为在地球上建立“千年天国”努力奋斗，终于变阿尔斯特德镇为下层人民运动的中心。
他在阿尔斯特德开始改革礼拜仪式，用德语做礼拜，举行圣餐不分僧俗人都可领取面包和酒，宣讲整本《圣经》而不是抽讲一部分。他接连发表许多小册子，吓得当局急忙封闭他的印刷所。他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组建“基督教同盟”，广泛吸收真正的基督徒入盟。许多地方的下层群众纷纷来阿尔斯特德听他布道，大街上挤得水泄不通。
1524年3月，愤怒的群众放火烧掉著名朝圣中心梅伦巴赫（阿尔斯特德附近）的礼拜堂，打碎里面的神像。这件事惊动了萨克森选侯及其兄弟，他们要去阿尔斯特德亲自听听闵采尔的讲道。闵采尔当着他们的面毫无畏惧地说要“杀掉那些不敬上帝的统治者”。他还讲了古巴比伦国王做梦的故事，大意是：国王梦见一像，其头、胸、肚、腿、脚分别由金、银、铜、铁、泥做成；忽然飞来一块石头，把像砸得粉碎。闵采尔解释说：金、银、铜、铁、泥象征五大国，即巴比伦、米底波斯、希腊、罗马和德国交替的历史；我们德国是泥足大国，基础不牢，“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蛇和鳗在一块作恶。教皇和所有的僧侣坏蛋是蛇，而世俗的领主和统治者是鳗”。那石头象征上帝之国，以雷霆万钧之势翻滚下来，消灭现存制度，建立上帝之国。贫苦的人民，对这块石头比统治者看得清楚，公爵应当知道，上帝之国将由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建立起来，不识时务的统治者将被人民驱逐或者杀掉。[39]
闵采尔的这次讲道通俗而形象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并通过具体事例说明如何掌握《圣经》的精神实质，影响很大。公爵下令驱逐承印这篇布道稿的人，并禁止再刊印未经政府审查的任何稿件。闵采尔不理会这道禁令，立刻把一篇更激进的著作拿到缪尔豪森付印。他在这部书里说：“整个世界必须经受一次大震**；这是关乎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卑贱的人翻身的一场戏。”封面上署名“带着铁锤的托马斯·闵采尔”，还有一段警句：“上帝说，难道我的话不是象一团火，不是象打碎磐石的铁锤吗？”[40]
路德赶快发表《为反对叛逆的妖精致萨克森诸侯书》，公开要求诸侯把“撒旦的邪恶精灵”闵采尔驱逐出境，因为他鼓吹暴动，反对官厅。1524年8月1日，萨克森公爵及其弟要以图谋叛乱罪审判闵采尔，并扬言把他驱逐出境。8月15日，闵采尔急忙离开阿尔斯特德，前往缪尔豪森。可是，他在缪尔豪森停留的时间不长，也是由于路德的告密被驱逐出境。
10月，闵采尔漂泊到南方的纽伦堡。他继续进行宣传鼓动，赢得群众的支持。路德又大叫：“看吧，撒旦又在这里出现了，阿尔斯特德的幽灵！”闵采尔立刻付印答路德书，指出路德“用一种错误的信仰把基督教世界弄得一片混乱，当危急临近时，你不能正确地作出解释。因此你就向诸侯献媚，反而说情况变好了，你就是这样骗取了盛名。你助长了不敬上帝的歹徒的权势……你的处境将如被擒之狐。人民将获得解放……”[41]市当局下令没收该书，闵采尔被迫离开纽伦堡。
这时的闵采尔一文不名，没有钱吃饭，但他仍热情地为正义事业努力奋斗。他说：一定要“制裁不敬上帝的人……如果说上一次我用火枪谴责了他们，那么现在我则要在天上同上帝一起雷击他们，他们早已恶贯满盈了”[42]。
这“上帝”和“雷击”不是别的，正是士瓦本南方正在兴起的农民大起义。闵采尔离开纽伦堡后，径直向南士瓦本走去。
九、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农民战争
1524年至1525年，德国爆发了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战争波及大部分地区，席卷2/3的农民，在德国和西欧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次农民战争主要发生在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图林根和萨克森，东部的提罗尔、萨尔茨堡和西部的阿尔萨斯等地也发生了起义。起义农民中流行着一首名为《穷康拉德》的战歌，充分反映他们的革命精神：
嗨！我穷康拉德！仍然健壮。
饥饿的山冈，哭泣的河流，
我持锤遍走！
奴隶般生活，何时得解救？
农民和领主，愿同法追究。
嗨！我穷康拉德！
猛刺吧，长矛！
横扫吧，棍棒！
我穷康拉德，我就在这里！
在田野，在林丛。
钢盔亮晶晶，盾牌清又净，
“鞋徽”伴英雄！
诸侯并教皇，一对瞎眼睛。
我自设法庭，判领主死刑。
圣经，就是我的命令！
我穷康拉德，我就在这里！
猛刺吧，长矛！
横扫吧，棍棒！
嗨！我穷康拉德！
教皇和贵族，靠战斧根除。
老爷皮鞭抽不住，剁成肉泥向谁诉？
活剥我们皮，还把妻子辱。
嗨！我穷康拉德！
猛刺吧，长矛！
横扫吧，棍棒！[43]
从1521年起，士瓦本的农民已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难以再继续容忍下去了。鼠疫猖獗，许多人染病死去；气候反常，暴风雨成灾；地震时有发生；粮价飞涨。人民群众陷入真正的困境。1524年夏，士瓦本南方施图林根伯爵领地上的农民，因为不满伯爵夫人强迫他们在节假日和收获季节去采草莓、野莓、樱桃和蜗牛壳（绕线用），首先揭竿而起。附近的几百农民群起响应，推举机敏而有军事经验的汉斯·米勒为首领。8月24日，米勒率领1000多农民开往瓦尔茨胡特，并与当地市民联合成立“新教兄弟会”，主张除皇帝一人外不承认任何其他君主。他们按帝国国旗的颜色做成黑、红、黄三色旗为盟旗，象征德国统一。10月，起义军发展到近5000人。就在这时，闵采尔来到这里，直到次年2月才离开。他一面进行革命的宣传，一面发展他的秘密组织。1525年3月，士瓦本一共出现6支农军，约三四万人，形成一片燎原大火。
图9-1 1524—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
1524年年底或1525年年初，一支农民军以《书简》形式提出一份纲领，明显地受到闵采尔的思想影响。《书简》开宗明义地指出：城乡贫苦百姓受政府和领主的沉重压迫，是违背上帝旨意的；为了“基督教的共同利益”（《书简》四次使用类似提法），贫苦人应当团结起来加入“基督教同盟”，与其他“兄弟同盟一道”，把自己和子孙后代从苦难世界解救出来。办法是在可能范围内用和平手段，如办不到则采用暴力。对叛徒和拒不投降的僧侣和贵族实行“世俗斥革”，断绝与他们的一切关系，使之虽生犹死。纲领的基本思想显然是打倒现存统治阶级，由普通人掌握政权。
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封建统治阶级一筹莫展。意大利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德军主力陷在那里，国内空虚。到1525年2月底，士瓦本同盟才勉强拼凑3000多步骑兵。符腾堡公爵乌尔利希乘机积极进行复国活动，他纠集数千雇佣兵向斯图加特推进。农民军如能乘此千载难逢的良机主动进攻，士瓦本同盟就会完蛋。可惜他们没有这样做，温和妥协情绪帮了敌人大忙。2月26日，士瓦本同盟派人与农民军谈判，以便集中兵力迎击乌尔利希，得手后再回击农民。农民上当了。士瓦本同盟司令官格·特鲁赫泽斯派兵抢占斯图加特。这时，法王在帕维亚战败被俘（2月24日），瑞士各邦见风转舵召回支持乌尔利希的部队，迫使他撤兵。特鲁赫泽斯立即回师讨伐农民军。恩格斯写道：“从此以后，开始出现了种种周密策划的叛变倒戈、背信食言和阴谋活动。贵族和诸侯在整个农民战争期间都以玩弄这一套手法而臭名昭著，而这一套手法也正是他们对付分散而难于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最有力的武器。”[44]
农民严格遵守停战协议，几支农军的代表于1525年3月中旬在门明根开会，为谈判拟定他们的要求，即《十二条款》（或《门明根十二条款》）。《十二条款》要求废除小什一税、继承税和农奴制，限制地租、劳役，归还被霸占的草地和森林，有权任免牧师等，并强调《圣经》是农民全部要求的基础，如有违反愿立即取消。关于条款的作者是谁，历来说法不一。它可能是农民的具体要求与茨温利宗教改革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共和派企图把农民战争纳入自己政治轨道的表现。[45]在实际斗争中，《十二条款》与《书简》一样在农民军中广泛传播。路德说：《十二条款》中有些要求是正确的，但有些要求“过高”，如要求废除农奴制度，没有按照《圣经》和法律办事。
士瓦本农军没有统一领导，而且良将稀少，纪律松弛，士气不振，远不是诸侯军队的对手。4月底，各支农军分别被特鲁赫泽斯的军队击溃。
1525年3月底起，法兰克尼亚爆发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斗争十分激烈。农民军占领几百个城堡和修道院，惩办了他们最痛恨的恶霸。年轻的魏因斯贝格伯爵异常残暴，见到起义农民，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勒死。4月中旬，由骑士弗洛里安·盖尔率领的农民军精锐部队“黑军”，活捉了那位伯爵，并将之判处死刑。伯爵请求用巨款赎免，农民说给两吨黄金也不行，血债要用血来还。农民一边击鼓，一边将他用梭镖乱刺而死。这件事震动全国，许多伯爵赶紧表面上归附农民军和宣誓遵守《十二条款》。“黑军”名震遐迩，敌人闻风丧胆，正如他们唱的革命歌曲那样：
我们盖尔黑军，暴君听见头晕。
长矛前进！冲向敌人！
烈火，把修道院烧成灰烬！
亚当种田那阵，谁是贵族农民？
长矛前进！冲向敌人！
烈火，把修道院烧成灰烬！
判处领主死刑，圣经是我命令！
长矛前进！冲向敌人！
烈火，把修道院烧成灰烬！
盖尔率领着我们！诸侯教皇是敌人！
农民战旗高，“鞋徽”迎风飘。
长矛前进！冲向敌人！
烈火，把修道院烧成灰烬！[46]
1525年5月9日起，各支农军代表在海尔布隆开会，协商改革方案和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会议秘书长，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德尔·希普勒向大会提出14条改革方案，即《海尔布隆纲领》。纲领要求：取消诸侯的一切同盟，各地只由皇帝负责保护，就是说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国。为此，纲领规定：除“皇帝赋税”外，取消一切关税、杂税和赋税，统一法律、币制和度量衡，实行政教分离，取消地租。[47]纲领作者是谁，还有不同意见，但希普勒无疑参与其事。他有丰富的经验，头脑敏锐，向往统一；虽是农军领导人，却深知不能只代表一个等级去反对其他等级，必须取得市民和贵族的支持，才能统一德国。他是一个正确认识到现状的进步势力的中间状态的代表人物。在统一立法、币制、度量衡和废除种种赋税方面纲领规定得十分仔细，显然是适应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取消地租要给贵族以现金或其他补偿（优先当法官，将没收的教产转给贵族），说到底是要用类似近代赎买的办法，即有利于贵族的办法，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政教分离的矛头是指向罗马教廷，目的也是为了德国的独立统一。至于农民的具体要求，像变戏法一样踪影全无。在农民战争时期，纲领无法立刻实现，但已经存在实现的物质条件，迟早是可以实现的。当起义者正在辩论这个方案的时候，特鲁赫泽斯的军队赶到。希普勒慌忙逃走，组织力量继续战斗。6月，法兰克尼亚的农民起义失败。
十、其他各地的农民战争
农民战争的另一个中心是图林根和萨克森。这里是宗教改革的策源地，群众基础好。1525年3月17日，缪尔豪森的平民和矿工推翻贵族政权，成立革命政权“永久市政会”（由一个团体永久执政）。闵采尔不是新政权负责人，但以牧师身份经常出席市政会议，在对外联系上发挥重要作用。起义的烈火以缪尔豪森为中心向四方蔓延。到4月初，各地起义的烈火汇成一个通红的火圈，环绕着缪尔豪森，形成德国农民战争的顶点。
起初，诸侯们对突然爆发的起义束手无策。1525年4月底，黑森伯爵菲利普纠集一支军队准备镇压。他的目标很明确，主要打击缪尔豪森。他写道：“缪尔豪森是一切冲突和不满的根基和发源地，一切叛乱行动像泉水一样从那里涌出。”[48]敌人的污蔑从反面证明这里的起义影响巨大，使他们感到恐惧。
1525年5月15日，黑森伯爵、不伦瑞克公爵和萨克森公爵的联军8000多人，进抵弗兰肯豪森。萨克森选侯[49]亲自带领3000多人正在赶去。闵采尔组织一支8000人的武装，以车垒和壕沟为掩护据守俯瞰弗兰肯豪森的什利亚赫特山（战斗山）。农民军新兵多，缺乏武器和训练，没有良将的指挥，远不是诸侯军的对手。他们如果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撤到近在咫尺的哈茨山里去，局面可能完全改变。可惜，他们没有这样做。5月16日，诸侯军用大炮轰击，突破车垒，然后攻入城里，逢人就杀，血流成河，战死和被杀的农民竟达5000多人。闵采尔受伤被俘，遭敌人严刑拷打，但坚贞不屈，壮烈就义。5月25日，缪尔豪森投降，缴纳罚款，取消“永久市政会”，并入萨克森的领土，从自由城市降为诸侯城市。6月，图林根和萨克森的农民起义失败。
1525年4月，在斯特拉斯堡附近活跃着多支农民军，总称“下阿尔萨斯农军”。有趣的是，这里的农军提出自己的《十二条款》，要求“正确宣讲福音”，替“贫苦农民”说话。它除了提出农民的许多具体要求外，还提出除皇帝外，“其他诸侯和领主概不承认”，农民还有权“另选”官员。[50]这是要求建立以皇帝为首的、统一的德国，而其下属官员都是农民选举的。这种统一不同于“海尔布隆纲领式”的统一，因为它替“贫苦农民”说话，对他们的要求规定得很仔细，至少较多地保留了闵采尔的思想和主张。到5月中旬，起义军几乎控制了整个阿尔萨斯。法国的洛林公爵组织3万多人的雇佣兵，镇压了起义。
同样是1525年4月，萨尔茨堡爆发农民起义，并向南蔓延到施蒂里亚、克伦地亚和克莱纳。大致同时，米夏埃尔·盖斯迈尔领导的提罗尔农军，势力扩展到阿迪杰河畔的博岑（今意大利的博尔萨诺），在梅朗（梅拉诺）设立司令部，甚至把农军营寨设到特兰托近郊。1526年年初，盖斯迈尔提出“新的邦国制度”设想，其主要内容是：消除“损害永生的圣经、压榨穷苦百姓和妨碍公共利益的不敬上帝的人”，“消除人间尊卑贵贱的区别，实现完全的平等”；“成立由本邦各区选举的中央政府”；“废除不合理的贡赋和关税”；取缔高利贷，矿山国有，巩固国防等。[51]盖斯迈尔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1526年上半年他指挥农军打了一系列的漂亮仗，把奥地利大公、巴伐利亚公爵和士瓦本同盟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7月，敌人凭优势兵力向他扑来，他率部杀出重围，退往威尼斯继续坚持斗争。不幸的是，这位德国人民的优秀儿子被大公收买的刺客刺死。自从盖斯迈尔退入威尼斯后，德国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结束了。
十一、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以失败而告终，有10万以上的农民被杀。各地农民重新陷入领主的奴役之中，权利被践踏，公有地变成领主的土地，农奴制死灰复燃。然而，德国人民，特别是以再洗礼派为代表的下层群众，在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斗争。1534年至1535年，明斯特的再洗礼派奋勇起义，夺取政权，成立以一个面包师和一个裁缝为首的新市政府。他们把粮食、肉、衣服等生活必需品平均分给居民，没收富人财产以应公共之需，并严禁高利贷和投机经营。最后由于叛徒的出卖，明斯特城陷落。
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天主教会势力。在新教各邦，教产落入诸侯或城市贵族手里。农民战争也打击了贵族，使之日趋没落。
市民背叛了农民，也没有好下场。城市的特权被剥夺，城市贵族的统治到处恢复。市民反对派受到挫折，长期不能重振。由于农奴制的恢复和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德国的工商业日渐衰落，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诸侯是唯一从农民战争和宗教改革的失败中得到好处的集团。他们夺取了天主教会的财产，加强了对市民和农民的控制压榨。他们的竞争对手——贵族被大大削弱，不得不听凭诸侯的摆布。德国的分裂割据依然如故，从路德宗教改革开始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失败告终。
德国农民战争说明农民中蕴藏着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高举革命的大旗，浴血奋战，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农民战争的杰出领袖闵采尔，坚持革命，始终如一，视死如归，壮烈牺牲，表现了崇高的品质，至今仍受到敬仰。然而，由于阶级的局限，单靠农民自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他们无法克服自己的极端地方狭隘性，不能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正如恩格斯所说，“农民只有同其他等级结成联盟才有胜利的机会”[52]。也就是说，农民只有在一个先进阶级的领导下并与之结成联盟才能完成革命的历史任务。平民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更不是现代无产阶级。他们不但不能领导农民，而且其行动往往根据农民的立场而改变。只有在闵采尔直接领导的图林根一带，平民中萌芽的无产阶级成分暂居上风，形成农民战争的顶点，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失败了。骑士无意放弃或减轻对农民的剥削，根本不可能与农民结成联盟。资产阶级参加并一度领导了革命，但很不成熟，软弱动摇，革命稍一深入就投降敌人。当时德国的历史发展要求资产阶级担当领导革命的使命，但资产阶级却把自己出卖给诸侯。所以，恩格斯认为德国农民战争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不坚决”[53]。血的历史经验说明，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并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农民阶级的彻底解放。
最后，应当谈谈闵采尔的理想和实践在16世纪德国革命中的意义。毋庸讳言，他要求立刻建立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超出了时代的要求，超出了当时的物质条件和大多数农民、平民的直接要求，缺乏实现的物质基础，必然与实践发生矛盾。对此，恩格斯做过严肃的批评。在他看来，这种超出最后还得回到当时条件容许的范围内，“事实上仅限于进行一种软弱而不自觉的尝试，其目的就是提前建立后来的资产阶级社会”。财产公有烟消云散，只是成立一些慈善团体和贫民救济机构；消灭阶级变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普通人掌权，也不过是建立民选的共和政府。“这种靠幻想来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预见，在实际上成了对现代资产阶级关系的预见。”[54]这样讲，并不是否定闵采尔的理想和实践的意义。他的远大理想和他领导的农民战争，首先是对封建制度的猛烈抨击，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必需，虽然失败却丝毫未损其伟大贡献。它是用非资产阶级方式，即“平民方式”消灭封建制度和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不自觉尝试。[55]由于资产阶级目光短浅，只有农民、平民的干预，才能埋葬已存在近千年之久的欧洲封建制度。另外。闵采尔是一个革命家，他既预言未来，又为农民的迫切要求和德国的统一英勇奋斗。在农民战争中，图林根的许多堡寨和修道院是根据他的命令毁掉的。农民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大家，他总是热情支持。总之，闵采尔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和“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56]
十二、农民战争失败后的路德宗教改革
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爆发以后，路德公开与诸侯和教皇站在一起，反对曾经同他并肩战斗过的农民、平民大众。他开创的资产阶级宗教改革运动，蜕变成诸侯官方的宗教改革，其标志就是1530年的《奥格斯堡告白》。
1525年3月，士瓦本农民军制定《十二条款》纲领。路德发表《忠告和平》指出，诸侯和教皇的残暴统治是农民暴动的根源，农民的许多要求是正确的，如要求有权选举牧师；但是他又以“公允”的面目出现，指责农民的有些要求“过高”，如要废除农奴制度就“严重违反福音”，最后要求双方“和平磋商，调解争端”。在农民起义已经爆发的当时，鼓吹这些实质上是反对起义的农民，归根到底有利于诸侯的反动统治。4月底5月初，他到处讲道号召农民安静，千万不能暴动。与此同时，他发表《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与《忠告和平》一起散发。他完全撕掉公允的伪装，攻击农民像疯狗一样抢掠，他们打着福音旗号制定的《十二条款》不过是个骗局。他说起义农民犯了三重大罪，死有余辜：一是破坏忠于领主的誓言，用暴力反对上司；二是叛乱，抢劫并非属于他们的修道院和城堡；三是给他们的恐怖罪行披上福音的外衣。因此，“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还是公开，都应该把他们戳碎，扼死，刺杀，就象必须打死疯狗一样！你不打他，他就要咬你和你所在的整个世界”[57]。路德在通信和布道里，还讲了许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话。他的话令人作呕，不可卒读。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是敌我关系的颠倒。他大骂起义群众是“疯狗”，号召“无论谁”，当然包括诸侯和教皇，都应像打死疯狗那样杀死起义的农民。恩格斯说：“在革命面前，—切旧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同农民暴徒相比，罗马罪恶城的奴仆们都成了无罪的羔羊，成了上帝的温顺的孩子；市民和诸侯、贵族和僧侣、路德和教皇都联合起来‘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58]
1525年10月31日，路德写信给萨克森选侯，请他视察和监督路德派教会的活动，把宗教权力又献给诸侯。由于路德派诸侯互不统属，德国没有全国性的路德教会。在各邦，诸侯是教会首脑，下设宗教法庭代表诸侯处理宗教案件。1526年10月，黑森伯爵制订一个比较民主的新教方案，规定神职人员由信徒选举产生，但遭到路德的强烈反对，被迫取消。
1526年夏，斯拜伊尔帝国议会开幕。人们普遍认为，教会的敲诈勒索造成农民起义爆发，因而反教会情绪高涨，许多教会诸侯不敢出席会议，造成路德派代表占多数的局面，通过了一系列支持宗教改革的决议。1529年2月，帝国议会又在斯拜伊尔举行，天主教代表占多数，决定废除1526年斯拜伊尔帝国议会通过的有利于路德派的决议，继续贯彻1521年的《沃尔姆斯敕令》。路德派代表群众抗议，被称为“抗议者”（Protestant）。后来，这个称号泛指与罗马分裂抗衡的所有新教徒。
1530年6月，皇帝查理五世召开奥格斯堡帝国议会，想利用自己的影响解决德国的宗教纷争，要求路德派提出他们的意见。6月25日，路德派提出经路德审定的该派系统理论，称《奥格斯堡告白》。告白认为，路德派与天主教有许多共同点，大家都是基督的战士，应当互相“宽容”与“协商”，以便“生活在一个基督教会里”。路德一再强调的唯信称义的“唯”字不翼而飞，以便天主教会也能接受。告白是路德派的改革从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改革堕落成诸侯宗教改革的重要标志。恩格斯愤怒地指出：这是“一场施展权术、妥协变通、玩弄阴谋和握手成交的丑恶把戏，其结果就是奥格斯堡告白，也就是经过讨价还价而最终议定的改革后的市民教会的章程”；从此，路德的宗教改革蜕变成“市侩性质”的“官方宗教改革”。[59]11月19日，议会里的天主教多数派通过决议，宣布从1531年4月15日起将用武力镇压路德派。路德派在萨克森的山城施马尔卡尔登开会商量对策，决定结成同盟，反击对他们的指控和袭击。1531年2月，同盟正式签订盟约，是为“施马尔卡尔登同盟”[60]。
皇帝查理五世知道，不可能用武力压服路德派，又适逢土耳其人进攻维也纳，所以决定改用和解政策。1532年7月，纽伦堡帝国议会正式宣布：在召开新宗教大会以前实行宗教和解，不得因宗教问题起诉一个邦。德国的宗教和解大致维持了十几年，路德派势力乘机发展，甚至丹麦、瑞典和挪威也先后建立路德派教会。1546年，查理五世与萨克森公爵莫里斯订立同盟，以他当选侯为条件，把他从施马尔卡尔登同盟里拉了出来。接着调动军队，于1547年4月在米尔堡全歼新教徒军队。皇帝的胜利，引起新旧教诸侯的广泛不满。1552年1月，莫里斯顺风转舵，与法国签订《尚贝密约》，共同反对查理五世，差一点把他活捉。5月，莫里斯在帕绍召开诸侯会议，决定另行召开有两派诸侯代表参加的会议解决分歧，在新会议召开前无限期延长宗教和解，是为《帕绍条约》。查理五世决定与法国人算账，带兵围攻梅斯不克，威信急剧下降，只好把处理德国内部事务的权力交给其弟费迪南德一世。1555年9月，费迪南德一世正式签署《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和约规定：“教随国定”，即诸侯有权决定臣民的信仰；路德教取得合法地位，不服从者迁走；《帕绍条约》前没收的教产合法。和约是欧洲第一个宽容新教的和约，当然是路德派的巨大胜利，但其他新教，如加尔文教等不包括在内。有人说和约确立了信仰自由，不过这种信仰自由是属于诸侯的，群众没有份。和约签订的同时，查理五世宣布退位，帝国瓦解。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缔结以后十年左右，是路德派宗教改革势力最强大的时期，但其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彼此以异端对待，逐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