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4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城市里已经稀疏地出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很快夭折了。15世纪后半期起，德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到16世纪中叶达到**，并一直持续到17世纪初。而从16世纪起，即新航路开辟和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以后，尼德兰、英国、法国等濒临大西洋的西欧诸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时代。

一、商业资本的活跃

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9]为什么说发达的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因为资本或货币必须首先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将二者在生产过程中结合起来，即生产出新商品，然后将它售出并获得更多的货币；资本只有不停地从流通进入生产、再从生产进入流通才能实现价值增值。所以，流通是联结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是再生产的不可或缺的阶段，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决定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兴起的初期，如我们考察的意大利、德国以及尼德兰、英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如此。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有清楚的论断。他说：“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所以殖民制度在当时起着决定性作用。”[10]他又说：“毫无疑问，——并且正是这个事实产生了完全错误的观点，——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11]

新航路开辟以前，欧洲有两大贸易区，即地中海贸易区和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意大利位于地中海贸易区的中央，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商人在地中海贸易中起主导作用。威尼斯的金币杜卡特和佛罗伦萨的金币佛罗林，是当时的国际通用货币。佛罗伦萨数十家大商人兼营银行和高利贷，靠为罗马教廷代征捐税和向各国君主发放贷款发了大财。佛罗伦萨有发达的羊毛工业，它从英国和西班牙进口优质羊毛，加工制成呢绒，远销欧洲各地以及地中海东岸。正是在这个部门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1336—1338年间，有手工工场200多个，年产呢绒七八万匹，价值700万佛罗林，3万多人（该城有居民9万人）靠此为生。[12]手工工场内有细致的分工，有洗毛、染毛、染色、梳毛、纺线、织呢、整绒等20多道工序。每个生产者在一道工序上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德国正好位于地中海贸易区和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的中间，是国际贸易的必经之地。意大利商人将购自东方的货物经德国运销北欧。至于北海和波罗的海的贸易，则主要掌握在汉堡、吕贝克等北德意志城市手里。这一有利的地理条件，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在莱茵河和多瑙河畔，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在陆上商道附近，德国的城市密如蛛网，总数达2300个到3000个左右，几乎所有的人都可当天往返于附近的城镇。纽伦堡和科隆（被称为“德国城市的皇后”）是最大的城市，有4～5万居民，其次是汉堡、吕贝克、奥格斯堡、乌尔姆、斯特拉斯堡和慕尼黑等。16世纪初，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写道：“德国从来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富裕和成就辉煌。这些主要应当归功于自己公民的勤劳刻苦和兢兢业业的工作。他们不论在自己的作坊里生产，或者经营商业，都是如此。”他接着说：“为什么纽伦堡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保持商业往来并且把自己大量贵重的金银器、铜和青铜器、宝石制品、木器销往所有国家呢？因为那里汇集的财富之多，难以用言词表达。同样可以说，奥格斯堡也是如此。小小的乌尔姆，据说每年从商业流通中获得五十多万古尔敦。就连阿尔萨斯的许多城市，特别是十分富有的斯特拉斯堡，同样商业兴隆。”[13]

在德国南方的城市里，有许多国际闻名的大商人和垄断公司。14世纪末，拉文斯堡首先成立大拉文斯堡公司。纽伦堡有伊姆荷夫和图赫尔公司。后来，最著名的是奥格斯堡的弗格尔、韦尔泽和霍希施泰特尔。弗格尔的先人是一位织布匠，后来变成拥有大量织布作坊兼营商业和高利贷的富翁。1488年，雅各布·弗格尔贷款15万佛罗林给哈布斯堡家的西吉斯蒙，后者以提罗尔矿产抵押。弗格尔变成一个兼营提罗尔铜、银矿的商人。1495年，弗格尔组建合股公司开采匈牙利的铜矿和西班牙的水银。1519年年初，还是这位弗格尔，用巨额贷款资助具有德国血统的西班牙王查理，击败对手，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稍晚，他指着查理的鼻子说：“如同白昼一样地清楚，没有我的帮助，陛下不会取得罗马的皇冠。”[14]

新航路的开辟和接着发生的欧洲国际贸易中心西移大西洋沿岸，十分有利于尼德兰、英国和法国的商业发展。尼德兰的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布鲁塞尔，英国的伦敦、利物浦，法国的巴黎、波尔多、拉罗塞尔和南特等城市，日益繁荣。阿姆斯特丹是尼德兰北方的经济中心和最大城市，航运业和渔业十分发达，与英国、俄国和波罗的海各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阿姆斯特丹每年有1000多只船出海捕捞青鱼，传说该城是在青鱼骨头上建设起来的。安特卫普是南方的经济中心，同西班牙及其殖民地有密切的经济联系，来自西班牙殖民地满载金银和其他商品的船队径直驶向这里。安特卫普港有时停泊2500艘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城内有各国的商行和办事处千所以上。意大利和英国的布匹、德国和法国的酒、波罗的海沿岸的粮食、东方的香料，都在这里销售。尼德兰有人口约300万，竟有城市200多座，其中有特许状的约150座，被称为“城市之国”。英国和法国的专制王权还奉行保护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从1489年到1515年，法国政府下令恢复和新建400个集市，统一征收市场税和道路税，取缔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上的非法关卡；后来，又统一度量衡，禁止进口外国的毛、麻、丝织品和出口本国的粮食与工业原料。英国政府先后批准成立许多大贸易公司，甚至直接投资，控制海外贸易。这样的公司有：1550年成立的莫斯科公司、1581年的利凡特公司（经营地中海贸易）、1588年的几内亚公司以及1600年的东印度公司（经营好望角以东的贸易）。

二、生产力的提高

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方式，它的兴起与生产力的提高是分不开的。由于人民群众长期的辛勤劳动、不断改进工具和技术、积累生产经验，到16世纪生产力已有明显提高。

农业生产虽然提高缓慢，但也有新的进步。人们开垦荒地、排干沼泽和围海造田，耕地面积增加。16世纪中期，由于粮价上涨的刺激，尼德兰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海造田。从1540年到1565年，共造田92391英亩，年平均造田3685英亩。[15]

在荷兰工程师的帮助下，英国和法国也兴修水利、开垦良田。在德国的北海沿岸、易北河畔和士瓦本，耕地面积急剧扩大。从1480年到1624年，德国耕地面积平均年增长1.3%，是产业革命前增长比例最高的时期。[16]耕作方法有新的进步，出现粮食和牧草轮作制与多田轮作制，粮食产量增加。以小麦为例，16世纪时种子与产量之比大约是：法国、德国为1∶3.5，英国为1∶6～8，荷兰为1∶10（弗里斯兰的海特比尔特为1∶14）。[17]可见，荷兰是欧洲小麦产量最高的地区。农业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扩大。如图林根、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的啤酒花，莱茵河、威悉河、易北河流域和香槟的葡萄和酒，图林根的大青（菘蓝），英国和西班牙的羊毛，荷兰的郁金花和奶牛，远近驰名。

工业中生产力的提高尤为显著。15世纪末起席卷西欧的贵金属热，大大刺激了德国开采银矿和冶金业的技术进步。人们纷纷抛弃自己的工作，一窝蜂似地奔向拥有丰富银矿的哈茨山（图林根和萨克森一带）和南方的提罗尔，“想用最少的支出、最小的劳动耗费在最短时期里尽可能发财致富”[18]。于是矿井愈来愈深，16世纪初深及300米，17世纪初最深的一口达886米。为了排干地下水和运出矿石，人们广泛使用经过改进的大型水轮（装有凸轮、曲柄、连杆、调节器），有的直径达10米，能产生10匹马力。在萨克森的矿井中已经采用畜力牵引的水泵分层抽出积水，需用90多匹马。银矿大多与其他金属共生，冶炼困难。1451年，萨克森人芬肯发明从银铜共生矿中炼银的新技术，使银产量大增。从此，新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这是宗教改革以前冶金业中影响最大的创造发明。1540年前后，德国人又发明从银汞共生矿中炼银的技术，解决了炼银生产中另一大难题。这项技术不久传往墨西哥，推动了拉美炼银业的大发展。16世纪，已有水轮带动的洗矿、碎矿和滚轧机；有水轮带动的鼓风皮囊，提高了炉温和冶炼质量。与此同时，在纺织业中出现了脚踏纺车和脚踏织机，以及用水轮带动的漂洗机。制造武器（各种大炮和火绳枪、燧发枪）、眼镜和钟表的新生产部门开始出现。1500年纽伦堡钳工亨勒恩制造出第一块椭圆形发条怀表，被称为“纽伦堡鸡蛋”[19]。马克思说：“钟表是由手工艺生产和标志资产阶级社会萌芽时期的学术知识所产生的。钟表提供了生产中采用的自动机和自动运动的原理。”[20]

三、所谓原始积累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但它只是等价物之间的交换，本身一般不创造价值。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所以研究资本主义的兴起必须从流通流域转到生产领域中去。手中积累了相当数量货币的人，必须要在市场上找到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本身就能创造价值。这种特殊的商品就是自由的劳动力。货币的所有者只有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才能变成资本家。恩格斯称自由工人的出现是资本产生的“一个本质的先决条件”[21]。马克思进一步解释说：“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22]所以，马克思又说：“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23]

这种双重意义的自由劳动者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只有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西欧，由于封建生产方式的崩溃，才第一次大量地出现。[24]

13、14世纪，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十字军东侵（教会规定农奴参加十字军可以获得自由），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农奴制度几乎全部消失。获得自由的农民，如英国的自由租地农和公簿持有农、法国的永佃农、德国的自由农，主要向封建主缴纳货币地租，而不是劳役和实物地租。缴纳货币地租的农民，必须把一部分产品出卖，即当作商品来生产。所以，货币地租出现的前提是产品能以接近自己的价值出售，是工商业和货币流通的显著发展，而在中介贸易盛行时（原则是贱买贵卖和不等价交换）是不可能的。归根结底，没有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这种转化是不可能的。货币地租的盛行也使农民和封建主之间的关系变成单纯的货币关系。农民渐渐拥有工具、动产和广泛支配土地的权力，无须地主同意可以转让、转租和出卖，只是得到土地的人必须继承交租的义务。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自由农民，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影响下必然发生两极分化：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破产，沦为乞丐和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成为雇佣工人。

14世纪末，在德国法兰克尼亚的洛腾堡郊区，一贫如洗和有少量财产的人占总人口的80%，其中又有1/3的人经常当雇工。16世纪初，萨克森农村居民的两极分化更为严重。据对那里80个村庄4125户居民进行的调查，完全失去土地的竟有2689户，占总户数的65.2%，他们大多是流浪者或雇工。1478年，纽伦堡市政会就颁布《行乞条例》，惩治不按规定行乞的人。条例规定：只有孩子多或体弱多病的人可以行乞，而且须事先申请经批准发给乞食证后才能行乞。[25]16世纪中叶，尼德兰的佛兰德尔约有1/3的农民丧失土地，沦为流浪者。从1501年起，尼德兰当局颁布法律惩治流浪者。

英国的圈地运动是原始积累的典型形态。15世纪末起，由于佛兰德尔和英国毛纺织业空前繁荣，羊毛价格上涨；1担羊毛由1.5先令涨到3.4先令。养羊业十分有利可图，其收益远远超过农业。地主开始用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用栅栏、篱笆、沟渠把土地围起来作牧场，这就是“圈地运动”。起初圈占公有地，如牧场、森林、荒地，接着圈占耕地、园田，甚至强行拆除或放火烧掉农民的小屋，逼得他们家破人亡，到处流浪。著名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痛斥为“羊吃人”的过程。亨利八世推行的宗教改革，把圈地运动推向**。他将英国教会的土地和财富统统收归王室所有，然后分光卖净，不是送给宠臣，就是廉价卖给市民或农场主。他们同样赶走农民，将土地合并起来成为农牧场。马克思愤怒地说：“所谓的预先积累或原始积累，实际上应该称作原始剥夺。”[26]破产农民大多流离失所，沦为乞丐或盗贼。英国政府污蔑他们自愿犯罪，颁布一系列稀奇古怪的法律予以惩罚。马克思说：“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27]圈地运动和血腥立法，引起广大农民的极端不满。他们被迫举行武装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549年爆发的罗伯特·凯特起义。起义群众拆毁栅栏，填平沟渠，拟定准备送交国王的29条纲领。后因内部发生分裂，起义最终失败。

殖民掠夺是原始积累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新航路开辟以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贵族、商人、冒险家蜂拥到亚洲、非洲和美洲，残酷奴役和掠夺当地人民，甚至经营奴隶贸易，攫取大量财富，流入本国化为资本。马克思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28]

此外，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保护关税制度和商业战争等，也是原始积累的不同方式。在英国，原始积累采用包括圈地运动、殖民掠夺在内的各种方法。法国的原始积累主要靠国债和重税，资产阶级往往用贷款给国家或包征国税的方法获取高额利润。无论上述哪种方式，都是利用国家权力来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可见，“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29]。在原始积累史上充满征服、奴役、劫掠和杀戮，所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0]。然而，资本主义是比封建主义更高一级的社会，因而“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31]。

四、手工工场

简单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但它不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立阶段。[32]产业革命以前，西欧盛行手工工场。手工工场又称工场手工业，有分散和集中两种形式。分散的手工工场多存在于纺织业中。16世纪的英国，毛纺织业发展迅速，被称为“英国的民族工业”。毛纺织业的发展使呢绒出口猛增、羊毛出口锐减。1534年，出口羊毛5.2万包、呢绒5000匹；到1547年，出口羊毛减为5000包，呢绒增至12.2万匹。1564年到1565年，呢绒和毛织品输出占英国出口总量的81.6%，在欧洲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英国东部和西南部的许多郡里，富有的“布商”购买羊毛分给手工业者，由他们梳洗纺线和织成呢绒，然后集中起来进行加工（染色、包装）出售。这种由商人提供原料和收购产品，由生产者加工的企业，就是分散的手工工场。商人同时又是工场主；劳动者不再与市场发生关系，实际上变成了雇佣工人。

在法国的亚眠、马赛、拉瓦尔、普瓦提埃、里昂、布列塔尼和朗格多克，尼德兰的西兰、荷兰、佛兰德尔和布拉邦特，以及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奥格斯堡等地的毛、麻、丝纺织业中，都出现了大量分散的手工工场。16世纪，有人这样报道尼德兰的纺织业：“这些省挤满了从事各种手艺的人。他们大多数是织工。仅仅荷兰就生产了价值八十万克朗的亚麻布。在几个地区进行的壁挂制造，生产总值差不多一样多，各种布料的出口则更加多得多。”[33]科隆和奥格斯堡生产的丝绸、呢绒和亚麻制品，驰名欧洲。那里的资本主义生产往往披着行会的外衣：富裕的师傅（实际是资本家），迫使生活无着的穷人和学习期满不能晋升的学徒、帮工为他生产，付给他们的是产品而不是货币。这些人只好沿街叫卖，削价售出，往往只卖到作价的1/3[34]，实际变成遭受层层盘剥的雇佣工人。

集中的手工工场多在采矿、冶金、造船和印刷等生产部门，在纺织业中很少见。在集中的手工工场里，资本家购买场房、原料和工具，把工人集中在一起，统一指挥进行分工协作的生产，是真正资本主义的企业。在萨克森和提罗尔的矿井里，使用先进的设备，集中成百上千的工人（有的矿井有工人7460人），昼夜不停地生产。[35]工人劳动强度大，又加上实行计件工资和包工制，中间剥削严重，磨洋工和罢工斗争经常发生。16世纪，德国约有1200万人，竟有矿工10～12万人，不能算是一个小数字。从15世纪末起，德国的银产量逐年增加，到16世纪中叶达到高峰。1564年，英王伊丽莎白成立皇家矿山公司，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采矿和冶金设备以及数百名技术工人。恩格斯说：“德国矿工在15世纪已经是世界上最熟练的矿工。”[36]16世纪初，伦敦有位名叫温契康伯的暴发户，据说拥有一个上千工人的集中型的纺织工场，是比较罕见的。

手工工场有两种不同的起源。一种是将生产不同产品的手工业者联合在一起，各自生产某种零件，最后装配成一种产品，称“混成的手工工场”，如制造马车，需把木匠、画匠、漆匠、马具匠等十多种手工业者联合起来，将他们之间的社会分工逐渐变为手工工场的内部分工。另一种是将生产同一产品的手工业者集中起来，按不同的工序分工生产，称“有机的手工工场”，如制针、造纸等。混成的和有机的两种形式有时互相交错存在。

手工工场以手工劳动为主，极少使用机器。然而，由于实行分工协作，有利于改进劳动方法、积累生产经验、改进和完善生产工具、节约生产资料和劳动时间，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并为使用机器生产创造了条件。以制针为例，一个熟练的手工业者每天最多生产20只，而拥有10人的手工工场能日产4800只，提高生产率20多倍。手工工场为资本家带来了巨额利润，是资本增值的有效手段。但其代价是工人终生从事某种局部劳动，身体和智力畸形发展，劳动强度大大加强。马克思在论及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指出：“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37]

五、资本主义农场

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比工业中慢得多，因为农业生产力进步缓慢，商品经济相对薄弱。在15世纪的尼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某些地区，广泛存在分成制。农民或牧民本人参加劳动，同时雇用长工或短工，还提供一部分生产资料。地主提供土地和另一部分生产资料，如耕畜。双方订立契约（一般有效期为3～4年，后延长到9～10年），规定按比例分配收成。这里，农牧民没有足够的资本独立经营，他们在自己参加劳动的同时剥削雇工的劳动；地主得到的已不是纯粹的封建地租，而是预付资本的利息。马克思指出：“分成制可以看成是由地租的原始形式到资本主义地租的过渡形式”[38]。这种租地农民剥削更多的雇佣劳动，不同于一般农民，有时被称作“半租地农场主”。

在英国，广泛开展的圈地运动和同时发生的价格革命（使农产品价格上涨、工人的实际工资降低），给租地农民带来千载难逢的致富良机。他们雇工经营资本主义农场，囊括工人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包括平均利润和资本主义地租），成为真正的农业资本家。在圈地运动中发家的中、小贵族，即乡绅，除将土地租给农场主经营、自己坐收地租外，有的也直接雇工经营开办农牧场。他们逐渐资产阶级化，与资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和要求，被称为“新贵族”。马克思说：“在16世纪末，英国有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已很富有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39]资本主义农场把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农民的小生产变成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再加上改进了耕作方法，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出现，两个新的社会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了。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主要由资本主义工场主和农场主组成，也有一部分来自富裕农民和贵族。法国的资产阶级主要经营包税、贷款给国家或购买官职成为政府官员，他们有明显的贵族化倾向，被称为“穿袍贵族”，以便与出身封建世家的“佩剑贵族”相区别。被称作“乡绅”的英国中小贵族则逐渐资产阶级化，他们渐渐与封建贵族分道扬镳，而与资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是为“新贵族”。这种不同的特点，对英法两国的历史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无产阶级主要来自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平民，但他们还没有完全割断与农民的联系，还不具备近代工业无产阶级的优点，实际是近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前身。无产阶级从诞生起，就同资产阶级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许多地方发生的罢工就是明证。无产阶级还与农民一道，对摇摇欲坠的封建制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给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打上自己的印记。

复习思考题

1.简述新航路开辟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影响。

2.试评价哥伦布。

3.简述圈地运动的原因和影响。

4.中古后期，西欧工场手工业有哪些主要特点？

[1]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4卷，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21卷，4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非洲通史》编写组：《非洲通史》，153～15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4] 意大利威尼斯铸造的金币，在中世纪欧洲普遍使用。

[5] ［西班牙］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西印度毁灭述略》，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4卷，860～8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 毛泽东：《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载《人民日报》，1963-08-09。

[8]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4卷，1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4卷，8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6卷，3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2] 有人估算，700万佛罗林折合480万美元，人均产值达5万多美元。

[13]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2版，531～53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4] ［苏］波将金等：《外交史》，第1卷，318～31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15] ［意大利］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2卷，1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6] Charles Wilson，Geoffrey Parker，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1500-1800，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7，p.199.

[17] ［意大利］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510、5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8] ［苏］斯卡兹金：《工业资本主义的起源》，俄文版，66～67页，莫斯科，1963。

[19] M.M.Postan，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vol.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2，p.463.

[20]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47卷，4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1]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5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4卷，1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4卷，8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4]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5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2版，488～49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6]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4卷，8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4卷，860～8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4卷，8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4卷，8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4卷，8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4卷，388～3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3] 1557年威尼斯大使对尼德兰的描述，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2版，62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4]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2版，482～484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5] 孔祥民：《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6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36]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10卷，4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4卷，4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6卷，9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4卷，853～8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