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氏家族的遗存应包括住宅、建筑、寺庙、祠堂等遗迹，也应包括用具、宗谱等遗物，这些与当时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证，饱含着很多文化信息。如：

石刻与石雕群

浙江鄞县各地有墓前石刻文物60处，300多件，其中以东钱湖一带为最多。属于南宋史氏墓前的石刻文物有200多件。主要有文臣、武将、石马、石虎、石羊、牌坊、石亭等。“遗存丰富、工艺精湛”，具有南宋文化的独特风格，“填补了我国美术史、文物考古史以及雕像艺术史”的空白。文臣、武将高3米、宽1米左右，石像造型各异，颇具特色。石马、石虎、石羊高达1米、体重一吨左右，或昂首兀立，或睁目蹲伏，或温顺跪伏，极富活力，是我国最完整、最集中的南宋历史文物，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1]南宋石刻群是以鄞县东钱湖上水辨利寺后山的史渐墓道为基础陈列的，史渐是明州史氏家族中有影响的一员，因其子孙对朝廷有功，累赠太师齐国公，墓道也很有气势。现已按照相关规划，在此建立了“南宋石刻博物馆”，已被列为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

古桥

浙江鄞县是江南水乡，自古以来就是水多桥多。在现代城市化的过程中，有些地段虽已水填桥毁，但仍保留一些古桥。其中与史氏家族有关的有：

古藤桥。古藤桥在明州城外东郊，距城约4里，桥下的水流与全城水域相连接，南宋时桥的四周多是农田。北宋年间，史氏家族由溧阳迁至明州，在月湖、张斌桥、东钱湖一带落脚。其中，史才、史禾、史光、史渐各家均在张斌桥周围聚居。之后，他们就在古藤桥附近造屋盖房，营造府第，建设祠堂。古藤桥、张斌桥就成了明州史氏家族构通城内与郊外的枢纽点。古藤桥原是一座由木莲古藤缠绕的古桥，因此而得名。在古藤桥近处居住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史弥巩，他与他的六个儿子全都中了进士，由此，木莲藤下史家名闻天下，古藤桥也因此而扬名。现在古藤桥尚存，只是桥下的水道已被填塞修路，古藤桥成了旱桥。

府前桥。此桥位于距鄞县20公里东吴镇的南村，是南宋时期史氏家族子孙们的世居之地，也是后代子孙生息、交通的必经之途。此桥宽2米，全长15米，为三孔石梁平桥，适应山水自由排放。当年，桥畔设有码头，乘船可直通明州城，或通往大涵山港。此桥自修建以来至今依然完好，可以使用，实为难得。

德行桥和林染桥。这是两座门前石桥，位于东钱湖下水村。源于福泉山的福泉溪与下水溪流经这里汇合，注入东钱湖。南宋时为史氏家族活动的必经之地，至今依然存在。在其附近，古时还有七里香街。桥上桥下，车水马龙，这里曾经历过多年的辉煌。

大慈寺与石拱桥

南宋时期佛教发展，王公贵族有建家庙的习惯。当时宰相史弥远笃信佛教，他在明州城除重建延庆寺外，还把大慈山中的辨利寺、悟空寺、大慈寺，以及宝华寺、妙智寺等改成为功德寺。大慈寺原建于六朝，五代时重修，1220年（宋嘉定十三年），史弥远将母亲葬于大慈山，遂将大慈寺改为功德寺，即家庙。宋宁宗特赐“教忠报国寺”匾额。宋明时期，多名日本僧人曾到访此寺，在弘扬佛教文化方面发辉过作用。此寺前原有万工池和七座石塔，现仅存明朝修建的方丈殿五间和30余间屋舍，尚有山门一座三间，以及石马槽、石拱桥等遗物。

古物——仿木石椅与足承

仿木石椅与足承发现于鄞县东钱湖下水西村绿野岙的史诏墓前。原有两把，现存一把。所谓足承是指与椅子相配套的、用于搁脚或放置鞋靴的架子，俗称踏脚。中国古代的人们，一般都是席地而坐，由唐朝开始才有椅子。宋墓前石椅子的出现，至少可从实物上证明在北宋年间或南宋初年，垂足而坐已经存在，垂足而坐已取代了席地而坐的习惯。这对石椅子石料仿木结构，椅子直脚直背，连背总高为110厘米。足承宽43厘米，高为13厘米，它们同墓前成套的石象生、石人、石马排列在一起，显示了它的独特风格。

古地图上的地标性建筑

据宋宝庆《四明志》绘的《鄞县境图》，在宁波市中心地区月湖附近有“史丞相府”和“史府花园”两个标致性建筑。这里记录着史浩及其后人的辉煌一页。南宋时月湖有“三岛烟霞，十州风月，四明古号仙乡”即“三岛十洲”之称，是史氏家族的最早定居地。史师仲、史浩都住在附近。之后，史浩在此基础上建成越王府，长子史弥大、三子史弥远和幼子史弥坚也都先后在其周围、前后修建宅第，形成了月湖边上最大的建筑群，就有了“史丞相府”和“史府花园”的标致性建筑。现今，这些建筑都已灰飞烟灭，只有古地图上的这些标注可以成为人们怀古的材料。

祠堂

中国古代宗法制下，对于祭祀的对象有着明确的规定，一般地说，社会阶层越低，祭祀祖先的权利越少，社会层次越高则权利越多，有时多至十几代，甚至几十代。所谓：“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就是最明确的规定。[2]宋代时，人们要求祭祀的呼声很高，也就放宽了要求，规定“文臣执政官、武臣节度使（三品以上）祭五世，文武升朝官（正八品以上）祭三世，余祭二世”。[3]允许祭祀高、曾、祖、祢四代或二代，就能满足了不同人们的祭祀要求。

江南人尤其注重祭祀，一般认为，有宗必有谱，有族必有祠，祠堂既是家族的纽带，又是祭祀的场所。按照朝廷规定，史氏家族中有不少高官，如史浩、史弥远等是可以建立家庙祭祀祖先的。一般家庭则可在祠堂祭祖。因此，史家祠堂就会成为全族的共聚之地。从由溧阳迁入明州之后，祠堂逐渐成了亲族聚合的一个中心。南宋初时，明州史氏家族都靠自力更生，城乡子民都以江东张斌桥贤良巷的祠堂作为公众活动的根基。族人们平时各居住处，祭奠时就来祠堂会聚。除此之外，也会在乡下的祖居地设祠祭祀。

南宋时，祭祀祖先有三种方式：祠祭、寝祭和墓祭。祠堂是祠祭的所在地，是祭祠的一个重要部分。比如，三月三日是始祖溧阳侯的降世良辰，因此，“凡我族内子姓，有笃于本源孝思者，务于每年是日，举行鼓乐祭奠，庆祝圣寿无疆。或供设碗肴水果糕饼等物，亦无不可。是在于诚与不诚之间耳。如能继续不已，长此以进，则吾族之兴隆，可计日而待也。”[4]这时，他们主要在于表彰祖先创建的功德，为祖辈张扬声誉，并将活着的人联系在一起。祠堂的功能除祭祀祖先外，还有议事与婚娶的用处。

祠堂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教育，明州史氏家族在祠堂附近还设立了学堂，原称书院，后改为小学。宗族要求本族群众遵守国家法律，及时交纳赋税。实际上家族在帮助政府办事，体现忠君与孝悌功能的一体化，与政府要求保持一致。祠堂还把经常教导本族子民移孝为忠，感戴君恩，作为本族的任务。

一般地说，有祠堂就会有族长，由族长主持家族事务，族长一般由辈高年长有贤德之人来担任。由于明州史氏族人居住比较分散，因此，只是在乡村的族人中设有族长。族长的权力比起有些封闭地区合住在一起的宗族要小，至少没有像“沉坛”这样的野蛮做法和规定。这又反映了南宋时明州地区史氏家族的开明。明州史氏家族，从族长到祠堂对于宗族中的官员，特别是高官，对于有功名的读书人，对于有钱的商人或地主，当然更加重视与青睐，这与其他宗族社会关系应是相同的。

此外，明州史氏家族的墓道群很有特点。建在浙江鄞县的东南部山区、位于宁波东钱湖周围的史氏家族墓道呈现出王者的气派。50多座墓穴聚集在“藏风得水”的群山之中，很有气势。其中始祖史简夫妇合葬墓、史浩墓群、史弥远墓道、世忠寺墓道群等六处较为典型。有珍贵神道牌坊的史禾墓和史渐墓道也都很有特色。

[1] 《宁波文史资料》20辑

[2] 《礼记正义·王制》

[3] 《宋史·礼志十二》

[4] 《始祖溧阳侯乩传新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