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史学初期实践者的史官们，见证了历史、记录了历史、传播了历史，不仅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也是对中国古典的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比如，在哲学思想上、在道德教育上、在文献研究上，以至在史事的考证上，都能看到早期史官们的文化造诣，都会为后人留下不少值得思索的精神财富，这是史官家族对于文化的贡献。

史佚作为西周初年杰出的史官，他曾撰写过《史佚之志》一册，是一部政论性著作，现已散失。但在《左传》《国语》等著述中尚能见到别人引用的相关内容，从中了解他的思想和主张。如《左传·文公十五年》中有：

丧，亲之终也。虽不能始，善终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子无失道，何怨于人？

这是史佚关于化解兄弟之间积怨的劝告。故事发生在公孙敖与从兄弟襄仲之间。公孙敖曾经夺娶了襄仲的妻子，引起襄仲的极大不满。这次，公孙敖去世，襄仲拒绝为他奔丧。惠伯以史佚的话相劝，让他明白奔丧是人生的最终行为，应以兄弟情谊为重，人的一生“虽不能始，善终可也”，劝其亲族间要讲团结、要相互理解、相互帮助，最后说服了襄仲。从中使我们了解了史佚重视团结、强调帮助、倡导和谐相处的思想境界。

在《国语·周语下》中有：

昔史佚有言曰：“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这是史佚总结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四大政治原则：敬、俭、让、咨。

晋国贤臣以此四项标准来评定东周王室卿士单靖公，以为“宫室不崇，器无彤镂，俭也；身耸除洁，外内齐给，敬也；宴好享赐，不踰其上，让也；宾之礼事，放上而动，咨也”。如果这些都做到了，“居俭动敬、德让事咨”都做好了，又有卿士的辅佐，周王室有不兴旺的道理吗？！

可见这四项原则对于王室兴盛、国家社稷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左传·僖公十五年》有这样一段记载：

子桑曰：归之而质其大子，必得大成。晋未可灭，而杀其君，祗以成恶。且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重怒难任，陵人不祥。”乃许晋平。

这是说明史佚反对挑起战端，反对欺凌他人，主张和谐相处的一段话。子桑是在讨论秦晋之战后，在如何处置被俘的晋惠公问题上引用史佚的这番话的。最后，君臣接受了史佚的主张，秦晋继续维持同盟关系，友好相处。

由此可见，从文献中引用的《史佚之志》有之曰，或史佚有言曰，说明人们对史佚是非常尊敬的，人们用他的话以释解难题，树为标帜。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史佚的话对于当时人们仍然有其导向作用，从中可以知道史佚的政治观念、道德伦理影响之大。史佚作为史官的表现是杰出的，作为文化人物也是当之无愧的。

史苏是晋献公时期的史官。《国语·晋语一》中除记述史苏会占卜吉凶外，还记载了他对夏商周三代灭亡原因的解释：

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缯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他的结论是：乱必自女戎，三代皆然。

这一结论过于武断，夏商周三代的灭亡有其各自的政治、社会原因。以西周灭亡为例，周幽王二年时，在周朝王畿的渭、泾、洛三川地区就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山崩地裂，给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灾难。天灾同时，又有人祸，虢石甫等高官的谗侫行为也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宠幸褒姒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作为史官，史苏能把三代问题联系在一起，综合来思考历史问题，进行史学研究，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晋国的史官史墨，也作史黯。他对臣子忠君有独特的见解，《国语·晋语九》中记述了此事。

赵简子曰：“吾愿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将焉用之？”简子曰：“良臣，人之所愿也，又何问焉？”对曰：“臣以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择材而荐之，朝夕诵善败而纳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顺，勤之以力，致之以死。听则进，否则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于难；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弃之，则何良之为？若弗弃，则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将勤营其君，复使立于外，死而后止，何日以来？若来，乃非良臣也。”简子曰：“善。吾言实过矣。”

这里，史墨对臣子提出的必须绝对忠诚于君主，忠臣必须不事二主的主张，这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对于后朝的君臣关系也有较大的影响，应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精彩一笔。

史氏家族早期的这些史官们活跃在当时的文化舞台上，他们以其学识与智慧，学兼天人古今，使不少好的主张与思想得以代代相传，使更多的丰厚的学术成果得以积淀，成为中国人民的巨大精神财富，这也是史氏家族的一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