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远自商鞅变法开始规定以农业为本业，以工商为末业，奖励耕织，打击弃本求末。以致统一六国后，秦始皇采纳李斯提出的“百姓当家则力农工”的政策。历朝历代长期实行“上农除末”的结果，大大抑制了工商事业的发展。南宋时期，政府一改以往重农抑商政策，确立了“农商并重”的基本国策，其中的原因与南宋的格局有关。谁都清楚，有宋一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地区最小的中原王朝，对于南宋来说更是如此。南宋时期金朝占夺了北方的半壁江山，土地面积更是大量减少。据统计，南宋时期的国土面积只有北宋时期的五分之三，耕地面积大量减少。面对地域狭小、发展空间少的现状，继续实行重农抑商、奖农的农耕政策社会没有出路。为了解决地少人多的矛盾，南宋政府采取了奖励开垦荒地、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开展多种经营方式等措施，使“社会生产有迅猛发展，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发展水平，大大超过唐朝，成为战国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经济的又一高峰期”。[1]以两浙山区为例，将荒地“垦成田园，用力甚勤”，[2]“无寸土不耕”。“浙间无雨便车水，全家大小日夜不歇”[3]，南宋末年，有人更赞扬“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深耕熟犁，壤细如面”，由此实现“上田一亩收五六石”，[4]来满足日益增多的人口需要。同时，又有一批北方南下的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使用先进的生产农具。据传，王祯《农书》中记载的105种农具，在南宋时期都曾出现过或使用过。由于政策的正确，战事的减少，社会的安定，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热情，促进了农产品的收益，推动南宋社会向前发展。有人统计，这一时期，江浙地区的岁粮收入占全部粮食生产的三分之一。[5]“苏湖熟，天下足”成为当时人们所熟悉的谚语，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奠定在这一时期，有人因此把这一现象称之为中国的“农业革命”。

与此同时，政府在实行“农商并重”的基本国策的基础上又采取惠商、恤商政策，也是促使商品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保证。南宋时期，在国内贸易上表现为集市贸易已形成较为密集的网络系统。据《宋元方志丛刊》记载：1196年（宋宁宗庆元二年），平江府常熟县有391个村落，共有49处集市，平均约8个村落有一个集市；1208-1224年（宋宁宗嘉定年间），台州所属5县农村43个乡，共有集市72处，平均每乡有1.7处；1225-1227年（宝庆年间），庆元府所属6县农村有40个乡，共有136处集市，平均每乡3.4处；1265-1274年（宋度宗咸淳初年），常州所属4县农村71个乡，共有集市186处，平均每乡为2.6处。[6]农村集市贸易发展速度较快，标志着市场开始走向成熟。有些临时性村落集市也向着稳定性过渡。如平江府半山桥市“民居辐辏，朝夕为市”；而镇江府的丁桥市“水可舟，陆可车，亦农工商贾一都会”，[7]由农村贸易向城市商业转化。

1220年（嘉定十三年），有人奏报：太湖流域和东南沿海部分州县，如“黄姚税场系两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之处，南擅澉浦、华亭、青龙、江湾牙客之利，北兼双浜、王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沙头、掘浦、萧径、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税，每月南货商税动以万计”。[8]说明通过商贩的努力，闽浙之间频繁的商贸往来已加强，集市贸易突破原有的封闭状态，走向开放，商业税收已占到一定的比例。

据记载，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全国正赋收入为6530万缗，占全国总收入的30%以上，这就说明当时的商品交易额应在20000万缗以上，由此证明商业税的收入也已超过农业税的收入。[9]

值得重视的是，南宋与金朝之间贸易往来较为频繁。宋向金输出的以茶为主，其次为绢帛、麻布、木棉、生姜，还有书籍等；金对宋输出的有皮毛、人参、马匹等。有一段时间金人常以纺织品来换取宋人的茶叶。后来他们以为“茶乃宋土草芽”，而丝锦绢是有用之物，这样交换不合算，不可对换。于是，1199年（宋庆元五年，金承安四年）三月，他们在淄、密、宁海、蔡州各置一坊，自造新茶，并命令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按各路户口配售。但是，金人已习惯用南方茶叶，不爱金朝的“新茶”。1208年（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金朝就下令“省臣以谓所易不广，遂奏令兼以杂物博易”。[10]严格规定不准以丝棉锦绢换茶。之后，金人认为盐出于卤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用盐换茶就比较合算，就准许以盐换茶，以此来推进双边贸易。平时，双方在官方的榷场上进行交易，遇到风波，人们就会转入地下，开展走私活动，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从某种程度上又有利于南北经济的发展。

必须指出，南宋时期的和平局面和政府采取的惠商、恤商政策，对于对外贸易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作用。从近期在广东南宋一号船出土的情况来看，南宋时期造船业有很大的发展，指南针在提高航行技术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新型船只已经具备“夜则观星，昼则观日，晦阴观指南针”的功能。[11]制瓷业、造纸和印刷业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峰，火药也已得到广泛应用。它为商业和对外贸易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海外贸易的繁荣发展还表现在，“港口众多，有广州、泉州、临安、明州。范围扩大，与海外从原有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为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往来”。[12]对外贸易的开放，商人遍布太平洋、印度洋及波斯湾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贸商品仍以丝绸、瓷器为主。当时，泉州就出现“涨海声中万国裔”的盛况。[13]对外贸易发展的优惠措施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招商手段

南宋政府一律采取盛情款待外商的办法招商。但各地做法又有所不同，有的依例支破官钱三百文排办筵宴，有的“止量支钱委市舶监官备办宴设”。1144年（绍兴十四年）九月，有人建议统一标准与规格，在“每年于遣发蕃舶之际，宴设诸国蕃商，以示朝廷招徕之意”。[14]以此既可热情待客，又可促进外贸的发展。同时，还采取封赏、补官的办法来招揽外商。官府热情的待客政策，使对外贸易事业得以迅速发展。

2.规范贸易税额

为保护外商贸易的积极性，南宋政府采取了较为稳妥的税收政策。在北宋神宗时，对外实行十五抽一的关税征收标准；宋徽宗时改为十抽其一；南宋初期，订为十抽其二，一度甚至出现抽解四分。因为收税太重，蕃商、外商不肯前来，最后决定恢复十抽其一的标准，才使贸易税额稳定下来。宋孝宗时，有官吏曾实施既抽税又抽解、既和买又抑买，这种双重征税的办法影响了外商的利益。于是1171年（乾道七年）皇帝降旨，凡对“抽解”、“和买”以外的蕃货违法抑买者，允许蕃商越级上诉，“计赃罪之”，[15]刹住了双重征税的歪风，保护了外商的积极性。

3.实行海上救援

对于外国船舶因风浪漂到中国的，南宋政府给以抚慰。1176年（淳熙三年），南宋孝宗时，日本海船到明州开展贸易，遇到风浪，孝宗下诏救援，“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1183年（淳熙十年），又有日船至秀州遇险；1193年（绍熙四年），在泰州、秀州；1200年（庆元六年），至平江府；1202年（嘉泰二年），至定海遇难。政府都依“给钱米遣归国”，并给以抚慰，用安抚的办法来处理因风浪漂到中国的外国船只，这一措施受到外商的好评。[16]

4.妥善处理涉外事务

随着外贸事业的发展，就会出现涉外事务。比如，1165年（宋孝宗乾道元年），真理富国大商死于明州城下，“囊赉巨万”，如何处理这笔遗产引起争论，有的官吏申“请没入”，即将财产充公。有人主张物归原主，由家属领回。当时知明州的赵伯圭就说：“远人不幸至此，忍因以为利乎？”他不仅没有将其财产没入官府，反而为其“具棺殓，属其徒护丧以归”。[17]在处理外商遗产问题上，南宋官吏表现得很宽容。这种“存恤远人”的做法，在“岛夷传闻”中迅速传播，使不少外商“无不感悦”，愿意与南宋政府开展贸易往来。

南宋时，原有禁止外商与当地居民杂居的规定，随着外商人数的增多，此规定已不适用，由此“蕃商杂处民间”的情况已较普遍，形成一种比较开放的局面，也得到民众的认可。[18]

南宋政府对于蕃商子女的教育也很重视。把立大志、明人伦和正心境成为外商子女学习的主要内容，以此培养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感情。

另有涉外婚姻问题存在。

5.惩治腐败

南宋时，官吏贪求外商货物情况非常严重。1207年（宋宁宗开禧三年）政府再次申明：泉、广市舶司，蕃货照条抽解，和买入官外，其余货物不得毫发拘留，巧作名邑，违法抑买。如违反规定，准许外商越级上诉，犯者计赃坐罪，[19]用来净化招商环境。

总之，南宋时期中国经济从地域上完成了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从经济形态上逐渐实现了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内陆经济向海陆相结合的经济转移，中国农耕文明出现了向前发展的趋势。南宋时期社会物质生活方面，各地都有各自特色。尤其是临安城，作为都城相对发展较快，临安的饮食业更为发达，除官营外还有私营的，如和乐楼、和丰楼、中和楼、春风楼等，内有金银器皿，一应俱全。还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菜单”，供食客任意点用。除有男性工作人员以外，还出现了女服务人员，这在以往是少有的。我们可以用著名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诗句，来歌颂杭州的歌舞升平的景象，不必非得以生硬的对照和“政治标签”来否定南宋经济的发展，或以这种“浪漫主义”来作为“历史定论”的依据。事实让人们看到，经过南宋一代的建设，杭州确实变得更美丽、更可爱，较前朝有了更多的进步，甚至赛过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从地位上看，临安（杭州）是当时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都城，中国在当时世界上仍处于领先地位，在人类文明进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要知道，南宋以其狭小的国土面积，独立地维持了153年的统治，且对同时代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周边国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影响。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得好：“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费正清更把这一时期说成是伟大的时代，这种赞美自然包含着对南宋和平发展的肯定。联系明州史氏家族的情况，此时正是史浩、史弥远、史嵩之等三位宰相及明州史氏家族的子孙们先后掌权或辅政时期，说明当时的当权者规定的这些政策是有效的、有利的。通过这些政策措施，促使商品经济得以发展，正是这种施政精神，促使社会有了新的发展。

[1] 朱瑞熙：《重新认识宋代的历史地位》，载《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7（1）。

[2] 《宋史·食货志》

[3] 黄震：《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卷78，《咸淳八年春劝农文》。

[4]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

[5] 《元史·食货志·税粮》

[6] 《宋元方志丛刊》

[7] 王鳌：《正德姑苏志》卷18，《乡都》。

[8]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

[9] 陈杰林：《南宋商业发展特点与成因》，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3（4）。

[10] 《金史·食货志》

[11] 《萍洲可谈》卷2

[12] 葛金芳：《南宋走向开放型市场的重大转折》，载《杭州研究》，2007（2）。

[13] 《东方胜览》卷12

[14] 《宋会要辑稿·职官》

[15] 《宋史·食货八》

[16] 《东西洋考》卷6《日本》

[17] 楼钥：《攻媿集》卷86《崇献靖王行状》

[18] 楼钥：《攻媿集》卷88《汪公行状》

[19] 《宋会要辑稿·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