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父亲是家庭中最有权威的指挥者。按照封建伦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换言之，大臣必须听命于君主，子女必须服从于父亲，妻子必须听命于丈夫。体现在婚姻制度上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庭成员的婚姻不能自主，必须由父母安排。因为，姻族关系既是经济利益的一种驱使，又是一种政治需要，有选择地实现婚姻关系是受家族利益所左右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1]婚姻关系对于明州史氏家族来说确实有其积极的作用。这个家族到达明州以后，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封侯受爵的待遇，出身相对比较清贫。只是以后通过科举入仕、“八行举士”等手段，从地方官做起，从与普通家庭结亲开始，慢慢地寻求到门当户对，以致升任高官。在与当地众多科举望族与名门闺秀联姻后，才攀上高枝。“正是这些以裙带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大大小小的政治集团，把持着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封建政权”[2]，明州史氏家族才得以发展。之后，又通过各种婚姻关系，互通声气、休戚与共，逐渐成为地位显赫、雄霸一方的世家豪族，即达到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地步。

从明州史氏家谱材料分析，史氏家族纳妻择婿的对象大概可分为三类：

一是与孤寒进士或普通家庭通婚。

宋朝有“婚姻不求大家显人”和“婚姻不求门阀”的习俗。早在北宋真宗朝，宰相王旦就做出了表率。进士出身的王旦，1006年自尚书左丞、参知政事加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入相。共计独相、合相12年，直至卒于相位。他曾随宋真宗亲征，主张恪守祖宗之法，后由他力荐寇准继其任。在婚姻问题上，他坚守子女婚配不求门阀的原则，被人们称作“全德元老”。

明州史氏家族在获取功名之前，靠农耕为生，身为平民只能与普通家庭的子女结亲。如史浩35岁考取进士，担任宰相时已59岁，这些都发生在结婚之后，他的婚姻也只属于普通家庭规格，他的原配贝氏，继配周氏，又配陆氏，都不是高官之后。明州史氏家族中不少人都因娶妻在前，任官在后，还没有机会与名门、望族联姻。虽然史才与史木已在朝廷任职，但这一家族与高官结亲都在史浩任宰相之后。

随后，史浩的后人也有不少联姻于普通家庭，在当时不属高门大户的。尤其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婚姻不求门阀”，女孩子最理想的择偶对象是“以时嫁为士人妻”为荣，[3]提倡“士人与俗人结婚”，[4]已成为南宋的普遍现象。当然，明州史氏家族选择的这些儿媳妇也不会是下层群众的“杂类之家”。按照“良贱不婚”、士农不婚、士商不婚以及官民不婚的原则，习惯上的界限依然是门当户对，或与之相当的。

二是与官僚世家联姻。

明州史氏家族与鄞县籍的不少官吏关系甚密，比如郑清之、楼钥和王应麟等，由此互相联姻的也不少见。

比如，史弥远是宰相之子，因此娶了经略使之女潘氏。经略使原是节度环庆、泾原路及永兴军驻泊兵马的官吏，后成了陕西、河东、广南等地的长官，可以总一路兵民之政，是个职位不小的官吏，受到皇家的恩宠。三房史弥忞的次子史望之，是史嵩之的堂兄弟，进士出身，为正六品上阶文散官，他的官阶并不高，但家族门第却很高，因此就与郑清之的女儿郑士音相婚配。郑清之，字德源。少从楼昉学，1209年（嘉定二年）入太学，1217年（嘉定十年）进士及第。1224年（嘉定十七年）参与史弥远废济国公拥立理宗之事。1225年（宝庆元年），改兼兵部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1226年（宝庆二年），权工部侍郎；1227年（宝庆三年），累迁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1233年（绍定六年），史弥远死后，郑清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慨然以天下为己胜地，召还真德秀”等人，时号“小元祐”，[5]又改左丞相。之后以进封齐国公致仕。郑清之不好立异，能与人合作共政，他与史弥远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史氏与郑氏两家结成姻亲是理所当然之事。之后，史弥正的次子史宜之先配厉氏、后与郑氏联姻。史齐卿之子史儒孙婚配郑氏。史望之之子史仪卿亦配郑氏之女。

史氏家族与楼氏家族之间的联系最早起于史简，他是史浩的曾祖父，史简曾受教于楼郁。楼郁，字子文，进士出身，以其古学的基础深厚为人所推崇，在家乡教学三十多年，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明州地区“庆历五先生”之一，是楼氏家族兴起的一个关键人物。由此下传五世就是楼钥，他是楼氏家族与史氏家族中的史浩和史弥远交情很深的人。楼钥，字大防，1137年（绍兴七年）生，是楼璩的三儿子，自幼聪明过人，1163年（隆兴元年）进士。乾道年间，以书状官随仲舅汪大猷出使金朝，记途中见闻，著成《北行日录》。光宗时，任起居郎兼中书舍人，不久又兼直学士院。后因论事得罪韩侂胄，被罢官。开禧北伐失败，韩侂胄被杀，起为翰林学士，迁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金朝要索取韩侂胄之首级，南宋朝廷议论不定，他明确表态主张将韩侂胄函首送金，从实际上支持了史弥远的工作。后同知枢密院事，进参知政事。著有《范文正年谱》和《攻媿集》。有子四人、女二人，他是楼氏家族任官最高者，楼氏家族由此达到强盛时期。期间，楼氏与汪氏、陈氏有婚姻关系，如汪思温之女分别嫁与楼璩和陈膏，各自成为亲家，因之，史浩就为汪思温写了行状，推荐陈膏的儿子陈居仁担任要职。又因楼氏与姜氏缔结姻缘，姜浩后娶怀仁皇后侄女为妻，生有六女，就把一女嫁给史弥谨。史氏家族与楼氏家族结亲的有：史岿之是史弥忠次子，进士，为正六品上阶文散官，先与楼氏之女婚配、后与王氏之女联姻。史弥正的长子史宗之也与楼氏之女婚配。

南宋政府规定上级官吏子女禁止与部下的子女通婚，以此限制官僚享受特权，但允许同级、并级的子孙们通婚。明州史氏家族在宰相主政、高官满坐时，通过下辈人之间与这些同乡、同道、同僚的子女结亲，形成亲内加亲、亲外有亲，关系更加亲近，实是两情相悦之事。关系的贴近，相互往来增多，早年，楼钥的祖父楼异就为史才的祖母、史浩的曾祖母写过墓志，史浩之后为汪思温写行状作为回报。后楼郁与楼钥先后写了《叶太君墓志》和《叶太君续墓志》，说明“吾与史升之家，旧有世契。而其母叶氏，又吾素所敬”，表彰她的“子孙皆越等夷游太学，与乡校藉藉有誉”。作为下辈人的楼钥更因与史氏关系密切，了解内情，说出“其子孙承上世积善之庆，大率性行良端，相勉于学，以是益知史氏之兴未艾”。并且断言“吾大父之言于今，尤为明验矣”，进一步肯定楼郁所写的墓志。可见史氏与楼氏的关系亲密且巩固。

三是与赵姓或宗室联姻。

赵姓人士不少都有皇族关系，他们游离于社会内，成为一个特殊群体。尤其到了南宋，由于家族人数膨胀，不少人隐于民间，宗室之女下嫁已不罕见，尤其是那些远亲宗室，政治影响与经济来源均系不足，因此，官员子孙、富商子弟、甚至是外籍商人，都可以作为她们婚嫁的对象。联姻的前提是必须有足够的经济来源和丰厚的物质财富。况且与明州史氏家族联姻并不违背宗室“欲求儒生为主婿”的原则。[6]当然，与史家结亲的赵姓子女不少是皇族，也会有非皇族的成员。

按照明州史氏家族辈分的排序，最早与赵氏有婚姻关系的应从“弥”字辈开始。比如：史浩的四子史弥坚，进士，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兵部侍郎，为从一品文散官。他是由宋孝宗亲自为他赐婚与新安郡主赵氏婚配的，死后谥忠宣公，夫人获赠鲁国夫人。由此史家与郡主就有联系，所谓郡主应是对于皇族或太子之女的称呼，应该属于皇族、皇室人员。史弥坚的三子史宾之虽然只与王氏、叶氏相婚配，但史宾之的长子史森卿却与郡主赵氏相婚配，其次子史榘卿虽只是从八品的文散官，却继续与郡主赵氏联姻。

长房四子史源的长子史弥邵，为正五品文散官，先配赵氏、继娶颜氏。史源的三子史弥宁，官至相当正九品，配赵氏。

长房五子史涓的六个儿子中就有史弥亮、史弥厚和孙子史道之与赵氏联姻。如：史涓长子史弥亮，为正五品，配赵氏；史涓四子史弥厚，进士，官至相当于六品，先配余氏、后与赵氏联姻；史弥厚之子史道之，进士，官至从九品先配赵氏、后娶王氏。

史弥忞，进士及第。先娶翁氏、继娶赵氏。

四房史禾长子史溶，只是婚配申屠氏、张氏。但其长子史弥年虽为低级武阶官，先配吴氏、后却与赵氏联姻，之后又娶何氏。

五房史澄次子史弥炳，为正五品下阶文散官。原配丰氏、后娶赵氏。

在与皇室联姻过程中，最为突出的是史弥远的子孙辈。比如，史弥远之子史宇之，进士出身，位居尚书，他先娶洪氏，继娶高平郡主赵氏。史宇之的孙子史辰孙也与赵氏相婚配。而同样位居尚书的史宅之只娶了沈氏，他的长子史尧卿也只是婚配了陈氏。但从史宅之次子史舜卿开始连续三个与皇室结亲，如史舜卿，进士，配赵氏；史宅之三子史周卿，进士，配赵氏、范氏；史宅之四子史唐卿，进士，配郡主赵氏子昂妹。应该指出，史弥远的子孙们也不是人人都能获此殊荣的，这里存在三个重要因素：必须是宰相史弥远的子孙，必须是进士，必须是尚书的儿孙，这些都是当时门当户对的条件，缺一不可。

史氏家族一门三个宰相中，只有史嵩之一个有缘与赵氏联姻。史嵩之先娶陈氏，继娶赵氏死后封为魏国夫人。

史弥巩长子史肯之，进士，为正四品下阶文散官，名正言顺地娶赵氏之女为妻，继娶周氏。史弥巩三子史育之，进士，为正四品下阶文散官。配赵氏、吴氏并封安人，王应麟为其撰写墓志。史弥巩四子史能之，进士，正五品下阶文散官，只配徐氏。而史能之次子史普卿，虽为低级官吏，却与赵氏婚配。

史弥愿嗣子史全之，为从五品下阶文散官，配赵氏。

在“卿”字辈中的史司卿，因其是忠定王史浩之曾孙，又是鸿禧公史守之的儿子，其婚姻与郡王赵氏有关，娶了景献太子兄衮冲惠王俊之女。

史茂卿，是曾任尚书的史宜之的嗣子，由此茂卿婚姻先是孟氏相配，继则娶杨氏为妻，杨氏是宋宁宗慈献皇太后的侄孙女，由此获得了特殊封荣。

史景卿，史全之嗣子，为低级武臣阶官，配赵氏。而史景卿嗣子史综伯，再次与赵氏相配。

史氏家族重视家族自身社会地位的维持，注重与赵氏宗室的婚姻关系，有利于家族的兴旺与发展。赵氏家族也有与史氏家族通婚的愿望。宋朝的皇室成员虽然也是社会上的金枝玉叶，但是要求她们贵而不骄，不能有恃无恐，皇帝与政府也不断发出有关于抑止骄奢的旨意。宋朝政府对于公主或宗室出嫁也会有“导之以德，约之以礼”[7]的规定，要求她们必须向公婆下拜，生活节俭，不许凌驾于夫家之上。宋朝的这些规定较唐朝有进步，高攀望族更有利于维护赵氏的声望。

南宋时对成婚年龄是有规定的，明确规定结婚年龄男性在20岁，女性在17岁。这较唐朝的早婚制度规定男性在15岁女性在13岁可成婚是个进步，也较司马光和朱熹提倡的男子提高到16岁、女子提高到14岁，[8]更加合理。一般认为，南宋的婚姻重视钱财，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甚至赵氏宗室以女卖婚于民间，特别是卖于富豪的现象更为普遍。但是，明州史氏家族却很重视人品。以他们的始祖母叶夫人为例，她出身于浙江慈溪名家著姓，她的祖父是南宋甬东的一个郡守，是个很有权势的人。一次，他在月湖偶遇史成彬彬有礼的儿子史简，受到老人的欣赏。在问过姓名、年龄后，认为符合“人才出众”和“门当户对”的条件，很想成全这桩婚事，于是决定将孙女玉英嫁给他。有人认为，宋人“多慎于择婿，而忽于择妇”，[9]叶老先生以南宋时期人们惯用的“议亲贵人物相当”[10]的原则，完成了这次“出游择婿”的任务。之后，就按婚姻制度的相关规定，开始有步骤地议亲程序的活动。按照规定议亲有六个程序，即先是男方通过媒人“纳采”送礼、求亲；二是问过姓名、年龄、生辰八字；三是纳吉，即确定订婚吉日；四是纳征，送聘礼；五是请媒人请期、确定婚期，定下孙女的婚事。几年以后，男女都达到婚龄要求，叶家准备了足够嫁奁，史家就到叶家“亲迎”新娘，完成了第六个步骤。南宋六项议亲程序中主要有三个，即“纳采”“纳币”和迎亲，这是不能省略的。迎亲这一天，男方准备了喜轿，请乐队鼓吹，到女家亲自迎娶新人，新娘到婆家，先行交拜礼，除拜父母外，还按南宋新增加的，施行夫妻对拜。再有撒帐、合髻之仪，最后以喝交杯酒结束，完成婚礼的全过程。第二天夫妻双双要行拜舅姑之仪。这样，叶氏在十九岁时就“择善士而嫁”给了史简，[11]成了他的夫人。这桩婚姻应该是以郎才女貌为标准而取得成功的，其本身淡化了以门第为标准或以经济为背景的观念，从社会前进的方向看这应是一个进步。

以往，人们总是认为，南宋时期理学盛行，因此，必然会受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和“从一而终”的婚姻观念的压力，不存在再婚问题。事实是从明州史氏家族的婚姻关系看，这种现象至少在南宋时期并未出现。换言之，南宋时期除允许男子再婚外，还允许寡妇再嫁的，甚至也允许女子离婚后再嫁，这说明南宋时婚姻有一定的自由度，关键是有无经济实力。如前例，叶氏夫人与史简婚后，先后增添了一儿一女。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他们结婚六年之后，史简突然病故，给她留下了一子一女。不久，小儿子又丧亡。叶夫人只有悲痛，只有哭泣，还怀有七个月的身孕。叶夫人的父母家是有足够财力的，他们就想让女儿改嫁。但是叶夫人坚持宁死不改嫁的理念。南宋社会是允许寡妇改嫁的，改嫁与否决定权在本人，父母不能强迫，更不能阻拦女儿改嫁。1205年（宋宁宗开禧元年）政府甚至规定：“凡为客户身故而其妻愿改嫁者，听其自便；凡客户之女，听其自行聘嫁。”[12]

再婚甚至连身处高位的史弥远家也成为事实。史弥远的原配夫人潘氏与史弥远共育有三个孩子。1194年（宋光宗绍熙五年）史弥远的父亲史浩病卒。那时，史弥远才31岁。不久，夫人潘氏也辞世。面对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黎德蓉担当起抚养他们的职责。黎氏与史弥远原是青梅竹马的邻居，后因父母之命，史弥远娶了潘氏而未能与其成婚。潘氏过世以后，成全了黎氏与史弥远的姻缘。之后黎氏也因病故去，史弥远非常悲痛，为她写了墓志铭。这样，史弥远身边就由年轻的顾氏为伴。1233年十月，史弥远卒，享年70岁。他的儿子史宅之就将顾氏“以礼遣嫁”。[13]这就说明，在南宋，儿子可以让其继母改嫁。如果有人阻止妇女再嫁是要受指控、非议，甚至要受罚的。这种现象出现在理学盛行时期，也是一个进步。同时也可说明“从一而终”的贞节观，虽然是理学家在南宋末期提出，但传播却在后朝。这种情况较隋朝文帝时下诏规定“九品已上妻、五品已上妾，夫亡不得改嫁”，[14]显然是一个大进步。这一进步趋势正好说明南宋晚期思想依然比较开放的，意识形态中的某种观念要得以改变是渐进的、逐步的，有时可能是缓慢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张邦炜：《中国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平等性》，见《宋代婚姻家族史论》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 《朱子语类》卷89《礼六》

[4] 张耒：《晁太史补之墓志铭》，见洪业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2

[5] 《宋史·郑清之传》

[6] 《宋史·王审琦传附王承衍传》

[7] 《司马文正公集》卷21，《正家札子孙》。

[8] 司马光《司马氏书仪》、朱熹《朱子家礼》。

[9] 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1，《二先生语一·端伯传师说》。

[10] 袁采：《袁氏世范》卷1，《睦亲》。

[11] 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4，《故户部侍郎致仕彭公（思永）行状》。

[12] 《宋会要辑稿·食货》

[13]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下，《史嵩之本末》。

[14] 《隋书·高祖本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