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期盼长寿，如何能延长人的寿命，长期以来是人们探讨的一个历史命题。古今中外有数不清的人在从事这项研究，直至近日，有人在演讲中谈论中国老龄化问题时，风趣地说：“假如朱熹突然在天安门出现，他最惊讶的可能不是汽车、飞机，而是为什么有那么多老人在跑来跑去？因为在以前……陆象山、程颢、王阳明，都是五十多岁故去的。”[1]

也有人对于中国与日本老年男女平均寿命数值做过统计：

2000年，日本男性平均寿命为77.64岁，中国男性为69.63岁；

日本女性平均寿命为84.62岁，中国女性为73.33岁；

2003年，日本男性平均寿命为78.33岁，中国男性为70岁；

日本女性平均寿命为85.33岁，中国女性为75岁；

2005年，日本男性平均寿命为78.56岁，中国男性为70.65岁；

日本女性平均寿命为85.52岁，中国女性为74.09岁；

2007年，日本男性平均寿命为80岁，中国男性为71岁；

日本女性平均寿命为86岁，中国女性为74岁。

统计表明日本是一个长寿国家，中日两国男女平均寿命都在增长，日本寿命依然高于中国。

2010年10月18日新华社报导了2010年8月1日，全国推荐的173名百岁寿星的情况。其中男性41名，女性132名，各占总数的23.7%和76.3%。最长寿的已达125岁。

2010年9月22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一期介绍了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的因素，反映了近期的研究成果。

联系明州史氏家族和南宋社会有关长寿的先例，也许能为人类的长寿研究提供一些素材和启发。

那么，长寿的秘诀究竟何在？可归纳为以下四种：

其一为基因说。

明州史氏宗谱中有个《六老图》，概述了家族中六位长寿老人的情况，为此还写有为颂扬六老的“六老图序”和“六老图词”：

六人四百四十岁，妙是同枝一气生。

王母蟠桃三献熟，窦家丹挂五技荣。

这是“六老图词”中的前两句。1186年（宋孝宗淳熙十二年）十月望日，时任朝奉郎差权发遣温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借菲的楼钥还为此作序。这一年正是史浩80大寿。史浩的父母生养育一女五男，当时，姐姐已是82岁高龄，弟弟中最小也有60多岁，都属高龄。于是，“置酒高座，簪缨樽俎，极一时之盛”，决定为每一个老寿星画一标准像。“图成，写照逼真，乌纱道服，前奉女兄，恂恂恰恰，如欲笑语”。虽然他们的名位各有高下，事业也是各有先后，但是“温乎其容，蔼然其慈，大率相似”“朱颜华发，咸寿而康”。不管是识者与不识者，一“望而知其为纯德长者也”。从这一序言与颂词中可知，明州史氏家族史浩一辈当时的平均年龄在73.3岁以上。据家谱记载，史浩最后享寿89岁，二弟史渊享寿84岁，三弟史溥享寿86岁，四弟史源享寿74岁，五弟史涓享寿84岁。五人的平均年龄更在83.4岁。这一未曾始有的“千载盛事”，真是值得高兴，于是“里社亲党叹仰盛事”，这一好事也验证了《易》中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有人从明州史氏家族长寿的情况分析，认为长寿与基因有关。

据统计，中国古代社会的平均期望寿命都比较短促，直到宋代以后也不过30来岁。[2]史氏家族这支的平均年龄高出这一平均值50多岁。这一记录可同南宋时崇仁虞氏与盐泉苏氏相比较，有人作过统计，认为苏氏进士较多，虞氏寿命较长。如虞祺70岁，虞允文64岁，虞公著61岁，虞刚简63岁，虞集76岁，虞磐50岁，虞安垢64岁，平均年龄为64岁。而苏氏男性寿命则较短，如苏易简38岁，苏耆48岁，苏叟44岁，苏舜元48岁，苏舜钦40岁，平均数为43.6岁。又苏氏家族妇女年龄较长，如薛氏82岁、王氏54岁、刘氏80岁，平均为60.3岁。[3]

为什么明州史氏能产生如此的长寿记录呢？长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它给人们以什么启示？

有人认为史浩一辈长寿，可能与史氏家族长寿有关，联系史氏始祖溧阳侯世系中，从一世到六世都有长寿记录，如一世史崇享年79岁，二世史颢享年75岁，三世史茅享年67岁，四世史洽享年81岁，五世史泽享年77岁，六世史铉享年85岁，以及有据可查的十三世史宪享年72岁。再如明州史氏的曾祖母叶氏也享寿86岁，祖父史诏享寿82岁，史浩的母亲享寿87岁，二叔史（师）才享寿79岁，五叔史（师）光享寿66岁。史才之子史浚享寿75岁，史木之子史若冲享寿87岁，史木之三子史渐享寿71岁，四叔史禾之长子史溶享寿85岁，次子史济享寿86岁。再看史浩的子孙们，三子史弥远享寿70岁，四子史弥坚享寿98岁（又说享年67岁，）。史渐之子史弥巩享年80岁，史渐五子史弥忞享年87岁，史弥忠享年84岁，直至他的长子史嵩之，虽然多灾多难，也能享寿67岁。史肯之享年70岁，史宇之享年79岁。史弥忠三子史岩之享年78岁。都说明长寿与基因相关。

诚然，家族中也有一些属短寿的，如他们的老祖父史简、史浩的父亲史师仲、三叔史（师）木都是英年早逝。虽都有不同的原因，有的因不得志，有的好酒贪杯，有的劳累过度，也都属于短寿。这也说明当遗传基因在一些不良因素作用下，基因也就不能发挥作用，也就不可能获得长寿。

其二是“照顾周到说”。

有人分析史氏家族一门三宰相，大批高官，拥有封地、食邑，经济状况肯定好于普通群众，生活条件好，医疗水平有保障，家庭照顾周到，所以能长寿。

国外有人做过研究，认为老夫少妻，男人更长寿。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对于人类的长寿问题进行过研究，一项统计表明，男人娶一个年龄比自己小的女人会更长寿。研究发现，一名男人娶比他小15岁到17岁之间的女人为妻，那他早死的风险会降低五分之一。甚至娶一个比自己小7到9岁的女人为妻，男人的长寿概率也会增加11%。研究同时显示：娶年龄比自己大的女人为妻的男人早死风险为11%。如男人比女人小7到9岁的女人早死的风险会增加20%。若相差15到17岁，女人早死的风险增加到30%。这意味着只有最健康、最成功的老男人才对年轻配偶有吸引力。另一种理论根据是因为年轻女人更善于照顾男人，所以男人活得更长。研究检查了1990年到2005年丹麦的所有死亡案例，平衡饮食和适量运动有利健康，甚至延年益寿。[4]

据此，人们联系史氏家族的婚姻状况，史浩一生娶过三位夫人，后二位年龄与他差距大，因此必然会受到夫人细心的照顾，所以能长寿。史弥远有两妻一妾，岁数也差别较大，也会有周到的照顾。

但是，生活条件好、照顾周到，老夫少妻也不一定能长寿。我们不妨以宋朝皇帝为例做个统计：宋太祖赵匡胤在位17年，享年49岁；宋太宗赵匡义在位22年享年58岁；宋真宗在位26年，享年54岁；宋仁宗在位42年，享年53岁；宋英宗在位只有短短的5年，享年36岁；宋神宗在位19年，享年37岁；宋哲宗在位16年，享年23岁；宋徽宗在位26年，享年53岁；宋钦宗在位一年四个月，享年61岁。北宋总计九个皇帝，人均年龄为47岁，北宋皇帝短命。这就说明，虽有好的条件，妻妾成群也不一定能长寿。

南宋皇帝中宋高宗最长寿，他在位36年，享年81岁。有人认为，这是事出有因。1128年，金军突袭扬州时，宋高宗因夜半仓皇渡江而逃，受到惊吓，由此“惧然警惕，遂病熏腐”，从此落下“性无能症”的病根，致使后宫皆不能怀孕。由此推断高宗之长寿有二个重要原因，一是“亦由禀厚而寡欲。”[5]即是由于他接受了方士的劝告，实行“清净”节欲；二是他当太上皇二十五年，并继续影响宋孝宗的决策，顺心而不烦躁，由此而长寿。因此，有人认为寡情欲，节声色，薄滋味，对于获得长寿，颇有奇效。但也有人认为高宗未必寡欲，以为他好色如其父，侍婢多死者。根据现代医学的理论与经验认为，禁欲违背生理规律，对身体有大害而无小益。这些又成为长寿原因的争执点。

南宋皇帝中有三位太上皇，在位年限与享寿年数也不一样。除高宗外，宋孝宗是第二个太上皇，他在位28年，是南宋最有作为、很想做一番改革的皇帝，后让位给宋光宗，当上太上皇，享年67岁；宋光宗在位6年，让位给宋宁宗，成为南宋的第三位太上皇，他是在宫廷矛盾重重情况下退位的，享年55岁。三位太上皇退位情况不同，他们的寿命呈现由高到低的趋势。之后，宋宁宗在位31年，享年57岁；宋理宗在位40年，享年60岁；以后几个皇帝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执政的，宋度宗在位11年，享年35岁；瀛国公（宋恭帝）在位3年，享年52岁；宋端宗赵昰在位3年，享年9岁；赵昺在位2年，享年8岁。综上所述，南宋皇帝与北宋皇帝比较，以个体而言享寿年数要长，但是，算上非正常情况下的最后几位皇帝，则与北宋持平，九位皇帝人均为47.1岁。

要说照顾周到，皇子皇孙们更是外人不能比的，肯定会得到很好的照料。但是，南宋不少皇帝的几子却非常短命，特别是宋宁宗的儿子们个个短命。宋宁宗的九个儿子，长子最短命出生后即死。二子活了二个月，三子活八个月，四子活一个月，五子没满月即死，六子活一月，七子活二个月，八子活一个月，九子活一个月。说明这一家族系统有遗传病史，存在短命的病因，照顾多周到都免不了早死。

其三是心态说。

根据史氏家族史浩、史弥远、史嵩之三位宰相都能长寿的实例，有人就以为，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长期经受健康心态的培育可能是长寿的原因。从北宋61个宰相所做统计看，他们的人均寿命是67.2岁，说明宰相寿命较皇帝长。

《宋史·李昉传》记载了991年（淳化二年）北宋太宗朝的宰相李昉召集老寿星聚会一事。李昉，字明远，后汉乾祐进士，宋太宗即位后，加户部侍郎，之后又升为参知政事，拜平章事，入相。是个“和厚多恕，不念旧恶，在位小心循谨”“好接宾客”之人，他曾与赵普、宋琪共相三年，又独相二年，后又与吕蒙正、张齐贤共事三年。他曾多次奉诏出征，但主张与契丹修好、弭兵息民，其理由是“河南之民素习农桑，罔知战斗”“人情若有不安，必致后患”。他所居的住处有园亭别墅之胜，经常召集亲友宴乐其中。那年正好他入朝复相。一次，他寻到洛中九位老寿星聚会，参加者有时任吏部尚书的宋琪，字叔宝，范阳蓟人（今北京大兴），进士，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幕僚，后为参知政事，入相，人有所求，多面折之，性格秉直，诙谐辨捷，时年79岁；左谏议大夫杨徽之时年75岁；郢州刺史魏丕时年76岁；太常少卿致仕李运时年80岁；水部郎中朱昂时年71岁；庐州节度副使武允成时年79岁；太子中允致仕张好问时年85岁；吴僧赞宁时年78岁，共八人，这时李昉年71岁。九人人均寿命为77.11岁，都是长寿老人。九位老寿星共叙子孙孝顺、养生有道，尽享牙颐年之好，岂不美哉。

统计数字还表明，北宋仁宗朝宰相平均年龄最高。1033年太后死后，由23岁年轻的仁宗皇帝亲自主政，他想大有作为。这时战争频繁、矛盾重重，出现了冗费、冗官、冗兵的局面。因此在如何解决辽夏问题？如何实行改革？如何增强实力等一系列问题上，他们必须出谋划策，不是宰相的范仲淹担当起改革的重任，为朝廷助了一臂之力。本朝宰相共23人，是历朝宰相人数最多的。他们的人数最多，寿命都不短。王钦若是前朝留任的，享年63岁。丁谓享年71岁，李迪享年76岁，冯拯享年65岁，王曾享年60岁。张士逊任相时朝廷多事，他曾多次入相，并兼任兵部尚书，委以重任，当年已是74岁的他终以年老、多病、无所建树而免去相职，享年85岁。吕夷简享年65岁，王随享年66岁，陈尧佐享年81岁，章得象享年70岁，晏殊享年62岁，贾昌朝享年67岁，陈执中享年69岁。文彦博也曾多次为相，在四朝中历任将相50年，他以为宋之战争不利，在于“将权不专、军法不严之弊”。神宗时，他反对变法，又批评天子与士大夫同治天下，不与百姓治天下，敢于直言朝廷弊端。老人80岁时还授以军国重事，享年91岁。宋庠享年70岁，庞籍享年75岁，刘沆享年65岁。富弼入相后，以无所革新，被称为贤相。宋神宗问他边事，他以“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作答。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求退，享年79岁。韩琦享年67岁，曾公亮享年79岁。对于以上有据可查的20人统计，20人总年数为1426岁，人均为71.3岁，在当时应属长寿。

南宋年间先后担任宰相的实为64人。对于南宋宰相的统计有一定困难，一是非自然死亡的存在，二是有些生年不详，仅以能够统计的38人为例，李纲坚决主战，反对议和，享寿57岁。汪伯彦专权自恣，力主南迁，享寿72岁。朱胜非享年62岁，吕颐浩享寿68岁。范宗尹遭秦桧所排斥，享年36岁。秦桧65岁。赵鼎遭秦桧所贬，之后闭门谢客，绝食而死，享年62岁。张浚在秦桧当权时，遭排斥二十年，享年67岁。万俟卨依附于秦桧，陷岳飞于死狱，其事与秦桧无异，享年74岁。陈康伯力主抗金，在采石大败金军，享年68岁。朱倬在秦桧死后被提拔，享年77岁。此后，洪适享年67岁。叶顒享年67岁。陈俊卿享年73岁。虞允文出入将相二十年，为宋之名臣，享寿64岁。梁克家享寿60岁。叶衡享年62岁。赵雄享寿64岁。王准享年63岁。周必大享寿78岁。留正享寿77岁。葛邲寿约65岁。赵汝愚因与韩侂胄有隙而罢相，遭谪放，暴死，享寿56岁。余端礼享寿66岁。京镗享寿62岁。韩侂胄1207年55岁被杀、罢相。郑清之享寿75岁。乔行简享寿85岁。崔与之享寿71岁。杜范享寿63岁。赵葵享寿80岁。吴潜享寿66岁。程元凤享年69岁。贾似道是一个大奸臣，革职后为监送者所杀，时年62岁。江万里在抗击元军中率子镐投水而死，享年77岁。马廷鸾享年约66岁。文天祥抗元斗争中被俘、就义，享年47岁。陆秀夫自负赵昺投海而死，享年41岁。对于以上38人统计，人均为65.5岁，说明南宋宰相享年比南宋皇帝长，但不如北宋仁宗朝宰相的平均年龄长。

由此可见，有宋一代由于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再有科技的进步，使人的生活条件更为便捷，因此，在士大夫与各级官吏层面的年龄上较前有所提高，寿命较一般平民要高。同时，作为宰相更要有特殊的修养，它既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财富，必须有健康的心态，要有良好的自我修养观念。因此他们必须保持乐观的情绪，面对正反两种不同的评价必须学会不断调整自己的情绪，学会自我激励，始终保持积极的心态。而且，宰相是搞决策的，应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在关键时刻，又要当机立断，果断决定，应有快速的决断力。从这一意义上讲，宰相必须豁达，必须宽容，必须多学习，对于所处的环境也要不断适应，就像肚里能撑船一样，也许培养积极健康心态就是宰相们长寿的秘诀。

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在经济发展同时，人口也在增长。从北宋初年到1219年（南宋嘉定十二年），两浙地区在籍的人口由335709户增至2898782户，增加了7.6倍，成为当时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地区。1265—1274年（咸淳年间），临安有人口16万户，约150万—160万人。[6]从广西地区看，北宋元丰时总人口为160万，崇宁元年时达到200万人，南宋初年为300万人，南宋末年更达到350万人。这些增长也应包括人的寿命的增长。同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心稳固、心情舒畅也会促进多种经营的发展。南宋期间农产品中的茶、棉的长足发展，尤其在东南地区的“浙东西、江东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广东西，路十、州六十六、县二百四十有二”，[7]均有精品、绝品名茶出产。棉花种子原本来自境外，“先传于粤，继及于闽，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于松江”。[8]这就是说，棉花、棉布早在宋朝时就传播到闽、粤两地，到元朝黄道婆时，就由海南传至松江，之后开始传至全中国，大大有利于广大民众的生活需要。由此可见，经济的发展能改善人们的物质待遇，也会促进人口的增长和寿命的延长。

其四是生命运动说。

长寿的秘诀究竟何在？有人说：生命在于运动，从小锻炼就能长寿。有人却说：一生不锻炼、不挑食、不犯嘀咕就能长寿。有人更认为：人的命，天注定。从史氏家族和宋朝社会长寿的实例中，能够提供人们一点启示：生活是一种态度，一种心情，一种选择，一种状态，一种活着的方式，长寿的秘诀就是你如何选择生活。

《哈佛精神卫生通讯》主编迈克尔·米勒曾经说过：“世间万事都相互关联。我们有多紧张或者多愤怒，我们如何与别人互动，都主要取决于我们的性格，而又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莫大影响。”例如，有人缺乏耐心，而进取心又极强，表现在不能与人友善相处。而且，这些人又往往缺乏锻炼，中年后容易体重超重，导至血压高、胆固醇高，就容易得心脏病。他就应该学会减少敌意，减轻抑郁情绪。学会与人交流，控制怒气和其他消极情绪。有人建议每当此时，要问自己四个问题：这件事真的那么重要吗？我是不是小题大做了？我能用积极的方式改变这种情绪吗？采取这样的情绪值得吗？以此来缓解自己。

要学会从容不迫、随和，悠然自得，举重若轻。“少焦虑可以强化免疫系统。”“从长期来看，放松心态和给自己减压可以延长寿命。”外向的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交际广泛，会给社会带来很大好处。“与他人的亲密友谊也有减压和改善免疫系统的作用，所以广交朋友和参加活动其实是一剂滋补良药。”

在对500名男性跟踪调查15年后，研究人员在调查报告中说：乐观情绪“对生理和心理健康具有极大影响。乐观情绪者因心脏病而死亡的几率是悲观者的一半”。米勒说：“乐观者面对压力，适应性强。因此，出现问题时，他们处理得比较好，所以不太容易患病。”

有人认为，求知欲强、稳健、具有创造性、敏感、讲原则的人，由于他热爱生活、情绪稳定、社会关系稳固，所以自愈能力强。人的积极情绪“会缓和压力下的荷尔蒙反映”，就是一种自愈模式性格。[9]

这就告诉人们，锻炼与不锻炼要让人顺其自然，人们不要反对锻炼，“生命在于运动”的道理千真万确，但也不要超过自身承受能力，超量运动违背自身规律，这也不利于健康。不挑食不是提倡乱吃、胡吃，而是坚持以素食为主的粗茶淡饭，提倡俭朴的日常生活。不犯嘀咕就是不要自寻烦恼，要让自身保持积极的心态，把权力、地位、荣誉、金钱，以致生死都看得很开，始终如一地坚持不过喜、不过惧，“毁誉不动我”。史氏家族从正反两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实例。在人生的道路上，史浩、史弥远和史嵩之的一生经受了不少荣誉，也遇到了大大小小不少挫折，经历了各种磕磕碰碰。挫折是一种客观存在，又是一笔财富。世界上一切事情都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只有挺住失败带来的苦难，才能品尝到成功的喜悦，只有品尝到挫折的苦涩，才能感受到成功的甘甜。史嵩之在人生的转折点遇到了劫难，中年就被罢相，只得告老还乡，但他苦中寻乐，挺住挫折给自己带来的打击，罢退后在家乡坚守十三年终获长寿。

明州史氏家族中有较多的长寿老人，说明家族可能存在着一定长寿的遗传因子。但是，也有各自原因形成的短寿人，除非正常的、不可预知的原因外，不少人与其心理素质失调有关，值得后人总结。有哲人说“人必先自爱，而后人爱之；人必先自助，而后人助之；人必先自信，而后人信之；人必先自尊，而后人尊之”。苦难并不能把人性完全泯灭，身处逆境也能承担风险。为了生存，人们要善于自我激励，培养积极心态，正面的评价越多，人的心态就越积极，就能促使长寿。所以，就要创建周围的美好环境、构建和谐的家庭环境、构成良好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有人说：“如果成年人能保有婴儿的那份天真、单纯与宁静，那么就保有了生命的本质和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些，你就能远离烦恼和灾难，想不长寿都很难。”[10]

据新华社2010年10月18日电：“载至2010年8月1日，全国共推荐百岁寿星173名，其中男性寿星41名，占总数的23.7%，女性寿星132名，占总数的76.3%。分布在全国的6个省区、5个民族，最长寿的已达125岁。”有人指出，心态平和、凡事顺其自然；粗茶淡饭、生活俭朴；勤劳好动、终生劳作；子女孝顺、身边有一位孝亲敬老的人；居住地环境优良、水质气候特殊；有遗传因素、家族长寿等六个方面是中国寿星长寿的共性规律。史氏家族和南宋社会的实例也验证了这一规律的存在。

[1] 杜维明：《演讲稿》，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与未来》，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2] 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上册，12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3] 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3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 文载《北京青年报》，2009-06-10。

[5] 龙遵叙：《食色绅言·男女绅言》，丛书集成初编。

[6]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

[7] 《宋史·食货志下》

[8] 赵翼：《陔余丛考》卷30。

[9] 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2010年9月22日。

[10] 《沉思录启示·道德情操论心得》44页，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