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风涵养

每个家庭，乃至家族都应有自己的门风，好的门风是使家族成员具备一种积极向上的驱动力。有了这个动力，紧张关头能保持沉着，危险面前会变得勇敢，荣誉面前能谦虚谨慎，复杂境遇可保持清醒。有了这个动力，遇到诋毁会产生自信。有了如此胸怀和风范，人们能为家族增光，世代相传。史氏家族要求子孙后代以家族固有的门风作为修身养性、涵养思想的武器，并以此为依据来规范族人的思想和行为。

（一）八行垂训是史氏家族门风的基础

中国古代对于人伦要求定位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个方面。史氏家族始终把对于孝道的体验、爱心的审视、长幼之区别作为人生道德义务的润滑剂，也是族规与门风的核心.

“八行”是宋朝皇帝对于男子规定的道德标准规范。史氏家族始祖、八行太师公史诏不仅努力学习，而且身体力行，在不断的摸索实践中做出过详尽的诠释，最终形成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为明州史氏家族的良好门风奠定了基础。所谓《八行垂训》，简而言之，是指“孝、友、睦、姻、任、恤、中、和”等八项内容。具体可解释为：

“孝”为百善之先，“实为百行之原”，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孝与忠一样都会贯穿于人们生活的始终。当一个人生活在与别人不同的、相互隔绝的两个心灵世界时，就很难尽忠、也很难尽孝。只有与人共生，才能忠孝两全。史氏的先祖们认为“移孝可以作忠，承先足以启后”“或致哀于殆后，或养志于生前”，把培养纯孝成性的美德，作为家族门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善事兄弟为之“友”。要求做到“爱兄而道义相成，爱弟而有无与共”，甚至对于五服内外的兄弟们也应互相“济困扶危”。

所谓“睦者言其和而实”，换言之，不管是你亲近的族人或疏远的外人，由于“贫不能自存者”，或属于“鳏寡孤独者”，都应予以“厚赈恤之”，以利其克服困难，与大家一样和睦相处。

“姻”之为言因，即对有婚姻关系的姻族在往来酬酢之时，都要“导之以和，交之以礼”，做到教养兼至，患难与共。

所谓“任”，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但是，无恢宏之量，不能任；无刚大之气，不能任；无坚忍之心，不能任。因此，要做到“任”，就必须要有远大志向，立身行己，勇于赴义，一心一意地为众生服务。

“恤”之义为赈恤救民，周济贫乏。也就是说，要乐善好施，周济贫者，包括对于闾里中“贫乏无力读书者”的帮助，“藉以成德”。也包括为官时应“慎狱省刑”，以利于民生。

“中”为天下之本。具体地说，“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君子的中；中立不倚，以达诸事，是常人的中；刚正不阿，维持善类，是为官者的中。如果遇到“秦桧谋害岳少保”之事，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说“诬人求荣吾不忍为”，要敢于抵制。总之，受“中”之理，要掌握好妙时妙用，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和”者是由性而为之情的，喜怒哀乐都在其中。“蠲赋简静，宽和为政”，为之“和”；刑罚不施，狱讼屏息，为之“和”；蝗旱为灾，及时赈济，为之“和”；道德可怀，庄严可敬，为之“和”；总之，只有胸怀“敦本博爱”之心，时时注意“消解群疑”，才可以礼自律，使“和不循其性”而“自然将至”，以此达到家庭和睦，社会和诣。

将“八行垂训”作为史家门风的基本内涵，既是史氏祖先最初的规定，也是后人的理解，更有史氏家族的共同实践。在明州史氏家族众多子孙中，史木、史浩、史渐、史弥坚、史弥巩、史岩之、史抑之等，在执行“八行垂训”中的表现更为突出。《易经》上说“正家而天下定”。“八行垂训”在史氏家族门风的形成过程中，在史氏子孙为国家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人认为：家族门风的主要表现是孝行、仁恕和义断的三个方面，因为“孝行是维持家族秩序的根本；仁恕是指对宗族的保护救济；义断是指对地域社会的亲自参与（包括以赈恤为主，以及指导农事、调解纠纷、保护地域等事）。有孝行的人可以保证在职期间为国家尽职尽责；有仁恕的人则可以保证行政周密，不致延误大事。有断义的人可以期待任务的圆满完成”。[1]这就说明树立正确的家族门风正是涵养严正国风的基础，宋朝的八行垂训对于后人以至现代都有借鉴作用。

（二）史浩的家族规范

人生在世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大众。利用自己一生的奉献能让别人幸福，让家庭幸福、让家族幸福，乃至让所有人幸福，这是人们必须努力去追求的。自然，当你帮助别人获得幸福的同时，你也会得到幸福。明州史氏家族拟定了《史氏家训十六则》（忠定王家训），这是史浩为延续家族良好的门风而制定的，目的在于保证人人都能遵守，都能获得幸福。

家训的第一条是“立身”。以儒家经典中“吾日三省吾身”为依据，告诫子孙们要以修身为本。因为“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说明立身与立德是一切之首。其次为立言，再次是立功，这是人们遵守人伦秩序、伦理道德“三不朽之业”的需要，也是确保史氏门风得以落实的准则。

第二条为“孝友”，以朱子的“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为准则，把孝悌、孝友作为行仁之本。第三条就是“敬祖先”，要求子孙“当以仁人孝子为法，养则必恭”“祭则必敬”，对祖先要敬重，对长辈要顺从。第四条为“睦亲族”，要求做到“患难相恤，困乏相周，丰俭多寡，唯力是视”。第五条为“敬师”，认为这是“明道迪德，恩义无尽者”，因此必须“内尽其诚，外尽其礼”。还对处理师生关系做出了具体的指导：“若子弟从师，或讲解未明，论说未透，须从容质问，不可倨侮傲慢。即师有不足，亦必缓言辞谢，不可疾声厉色，自蹈不恭。”同时，也要求教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不可以礼仪之厚薄，为课程之真伪，误人子弟，得罪圣贤”。史浩当过教师，深深懂得“为人师表”的重要，能够比较辩证地论述师生之间的关系。

在第六、七、八条中分别规定了“取友”“教子弟”“和邻里”的内容，要求做人要正直、交友要慎重；要以贤德为本，远离小人；待人要谦让，对于子弟“每事教之惜福，戒其恣肆妄动”；对于邻里要讲忍让、和睦、“和蔼宜人”。史氏家训在第九、十两章中还对女孩子和仆婢行为作出特殊规定，在“肃闺门”中倡导“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的儒家观点；在“御仆婢”中，主张对于女仆要“悯其饿寒，察其勤惰，视其敏拙，别其忠诈”，规定“谨慎驯良者留之，鼓唇摇舌者屏之”。尤其要注意对女婢的个性“阴柔，尤当加以甄别”。将此作为门风要求，也是为了做到赏罚分明，以利家族稳定。

家训在第十一条至第十四条，非常重视“酬恩释怨”“排难解纷”“治家敬宾”和“施药传主”等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倡家族内应以“小恩而厚报，轻恩而重酬”待人；以反省自责孝悌友爱来化解怨情；以任劳任怨、不敢居功、“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等素行服人；“至于接待宾客，则以诚为主，淡薄俭素”，以显示儒者的本色；以购良药、集奇方、问疾病，关注周围乡人，施药传主，实行博施济众之举，以造福社会。在第十五条“不妄杀”中，家训引用了《礼·玉藻》中关于“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的教义，“复还古初之敦朴”，崇儒重道，主张把节俭、安于清贫作为治家、理国之本，使上至朝廷、君主，下至百姓都能发于情、止于礼，让“仁爱之道其施无穷”。

最后，史浩以其亲身的经历、略举前言往行的实情，制定了《官箴》一条。认为“居官不敬非孝也，国尔忘家，君尔忘身，公而忘私，是之谓敬官”，倡导志存高远、光明磊落、忠诚报国、胸怀宽广。而“好货财，以官为市，染指尝鼎，剖腹藏珠，招物议而速官谤，辱父母而玷声名，亲戚羞之，乡党恶之，甚者为人所弗齿”，这种志量短浅、败坏家门的高门大闾，追求满足物质欲望的官吏，把自己变成了酒囊饭袋，它从反面提供了“居官者所当鉴戒”的实例。

这些条文对于族人有约束力，尤其对于自家的子女更有严格要求，史浩的四个儿子就是在这些家规的管束下成长的。这些规定对于家族中道德败坏、言行堕落者同样适用，要进行惩罚，甚至不准入家谱，对于违规者可以行使家法，也可以依法治理。

这些家训对于规范族人的思想、行为，以及作为处理族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有着重要的作用。史氏家族就是以这些族规和家训，来加强族人修身养性、涵养思想，享受自然，享受读书。史氏家训认为修身养性应适用一切人，以这些家训、族规作为维系家族门风的保证，并在实施各项教育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三）直谏长辈展现史氏家族正派门风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行事思维方式，包括对于长辈也会有不同的想法。史氏家族的门风并不要求子女对于长辈、对于父母妄从，认为孝顺父母与长辈的最好办法是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有时长辈或父母的个别想法或做法可能与你有所不同甚至有错，允许直接陈述你的见解和看法，但要学会理解他们、尊重他们，相互感受生活、感受心灵沟通，这也是对于长辈“孝”“顺”的另一种表现。

史氏家族的风气还表现在家人对于时任高官家人的坦白与率真，史弥远和史嵩之是两个宰相，他们就曾受到过亲族甚至小辈的批评。

史守之就是一个敢于直言其叔叔的人。据家谱记载：史守之，字子仁，号九六子。1166年（乾道二年）丙戌十一月二十三日生于明州，是忠定王史浩的孙子、献文侯史弥大的儿子，家人称其为十二郎。作为长子长孙，他在史家有着重要影响。史弥远是史弥大的三弟，他生于1164年（隆兴二年甲申）正月二十九日，是史守之的亲叔叔。叔侄二人年龄只相差两岁，从小玩在一起，亲如兄弟。史守之从小努力学习，不畏强势，坚持原则，是个性格倔强的人。1184年（淳熙十一年），18岁的史守之以祖泽补官，这时，史弥远在建康粮料院办事，两人相安无事，你做你的官，我办我的事。之后，因史弥远获得提升，史守之以此之故只得回避。史守之就退处鄞县月湖，学古文于楼钥，“不与时谐，以道自任”。以后，史弥远升任当朝的宰相，史守之则“杜门讲学”。史守之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他以道自任，不跟风行事，尤其经常留意史弥远的表现，甚至敢于非议其叔父史弥远的所作所为。《升闻录》一书是史守之专门为规谏其叔史弥远言行而写的一本书籍，以此来提醒史弥远做官必须小心谨慎，不要有过失。他认为作为宰相应从自身职责和使命的角度出发，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帮助朝廷顺利完成各项任务。史弥远知道史守之敢于直言的禀性，有时甚至见他有点发怵，因此办事格外小心，他也非常惧怕史守之的批语，每次有所作为，“辄戒其家弗使十二郎知”。有时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故意躲避史守之，以免节外生枝，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由此，很多贤士大夫多赖史守之的扶植。史守之始终牢记父亲临终前的遗言：“笃学饬行以光尔考”，努力做到专心好学、言语恭敬、小心谨行，为了纪念死去的父母、光宗耀祖。史守之对于史弥远的所作所为也都牢记在心，始终做到直言不悔，保持史氏家族的良好门风。史弥远或有自失，必对人说：“十二郎知否”，警惕自己少犯错误。宋宁宗曾让史守之至朝廷任职，他力辞不就。为嘉奖其隐退，皇帝特赐以下述评语：

卷乃烈祖，勋在王室，侑食清庙，尔父潜心圣道，发藻儒林而尔也。淘沐大醇，克修前绪，抗忠励行，不求闻达，若将终身也。擢尔辅藩，盖将强之以吏事也。高风莫夺，愿致为臣，用晋一阶，以愧贪竞，可朝奉大夫致仕。

这些评语表彰了他志高意远，忠于朝廷，没有辱没家族门风。宋宁宗还为他的书斋御书，赐予“碧沚”二字。最后，史守之后因劳累过度，于1224年（嘉定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病卒，享年59岁。[2]

史璟卿也是一个敢于直率地提出意见的人。1241年（淳祐元年）至1243年（淳祐三年）是史嵩之的独相时期，史璟卿是史嵩之的侄子，他直接向史嵩之提出了书面建议，《宋史·史嵩之传》中记载了建议的全文。

初，嵩之从子璟卿尝以书谏曰：

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办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寝不克终，用人之法，不待举削而改官者有之，谴责未几而旋蒙叙理者有之，丁难未几而遽被起复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醲恩异赏，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运筹帷幄、献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献赂幕宾而得之乎？果能驰身鞍马，效一战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颦奴仆而得之乎？徒闻苞苴公行，政出多门，便嬖私昵，狼狈万状，祖宗格法，坏于今日也。

自开督府，东南民力，困于供需，州县仓卒，匮于应办。辇金帛，挽刍粟，络绎道路，曰一则督府，二则督府，不知所干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闻蜀川不守，议者多归退师于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备边御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维扬则有赵葵，庐江则有杜伯虎，金陵则有别之杰。为督府者，宜据鄂渚形势之地，西可以援蜀，东可以援淮，北可以镇荆湖。不此之图，尽损藩篱，深入堂奥，伯父谋身自固之计则安，其如天下苍生何！

是以饥民叛将，乘虚捣危，侵轶于沅、湘，摇**于鼎、澧。为江陵之势苟孤，则武昌之势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则江、浙之诸郡焉得高枕而卧？况杀降失信，则前日彻疆之计不可复用矣；内地失护，则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复施矣。此隙一开，东南生灵特几上之肉耳。则宋室南渡之疆土，恶能保其金瓯之无阙也。盍早为之图，上以宽九重宵旰之忧，下以慰双亲朝夕之望。不然，师老财殚，绩用不成，主忧臣辱，公论不容。万一不畏强御之士，绳以春秋之法，声其讨罪不效之咎，当此之时，虽优游菽水之养，其可得乎？异日国史载之，不得齿于赵普开国勋臣之列，而乃厕于蔡京误国乱臣之后，遗臭万年，果何面目见我祖于地下乎？人谓祸起萧墙，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为伯父苦口极言。

为今之计，莫若尽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与改弦易辙，戮力王事，庶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视失而不知救，视非而不知革，薰莸同器，驽骥同枥，天下大势，駸駸日趋于危亡之域矣。伯父与璟卿，亲犹父子也，伯父无以少年而忽之，则吾族幸甚！天下生灵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

从四段行文分析，史璟卿写此建议的动机完全是出于好意与善意。首先，他肯定了史嵩之工作的性质及其重要性，希望他能秉天下之大政，成天下之大功。同时，对于行政官员中存在的问题，如那些“不待举削而改官”的人，刚刚受到谴责的人，他们会通过“旋蒙叙理”、哄骗、买通、贿赂等方法，使自己由不应该被起复而得到重用。他认为，当时吸纳人才的“用人之法”，必然造成“政出多门，便嬖私昵，狼狈万状”，以至使“祖宗格法，坏于今日”。

其次，针对当时“督府”制度存在的一些不足，提出意见。南宋有时由宰相担任都督，掌总督诸路军马，出外视师，设置都督行府。史璟卿运用战争实例尖锐地批评他们“不知所干者何事，所成者何功”，只是为了自固自安，认为它的直接后果会危及“天下苍生”，应该引起广泛重视。

再次，史璟卿“以饥民叛将，乘虚捣危，侵轶于沅、湘，摇**于鼎、澧”的情状，痛心疾首、苦口极言地劝告伯父，要学“开国勋臣”赵普的为人，坚守南渡之疆土，捍卫主权，争取“异日国史载之”。千万别步蔡京“误国乱臣”之后尘，成为“遗臭万年”之徒。这一比喻话虽有点重，但本意依然是为了维护国威、家风，光宗耀祖。

最后，做为下辈人，史璟卿抱着以情动人的心态，说出“伯父与璟卿，亲犹父子也，伯父无以少年而忽之”，力劝史嵩之要从国家社稷的兴旺出发，以家族的理想与国家的希望为重，做一个受人欢迎的宰相。这些以天下生灵、祖宗社稷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有理、有节、有力，直截了当地叙述了他对政局的看法。

这些意见是史璟卿个性的表露，也代表了当时太学生和武学生们对于史嵩之的一些看法和不满。小辈敢于对长辈直言看法正是史家门风的展现。

（四）严于律己守本分的家风

古人有云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善良没有大小之分，也没有轻重之别，“人之初，性本善”，善良作为人类的一种美德，是人们信任的基础。史氏家族保持了善良这一门风。史渐父子的行动就是最好的说明。

史渐，字进翁，号东皋。1124年（宣和六年）生于明州东钱湖下水村，因其父亲史木早年英逝，一个五岁的孩子只得自幼孤育于王氏家中，虽然养成了古朴的民风，但学习条件却不如别人。年近四十才入太学学习，因而考科举也未能成功。归家后便以教书为生，他把自己的经验与教训全部告诉子侄及姻亲的后人，“册录善恶，以示惩劝”。又对附近数十家孩子，教给行父坐子立之礼。在平时，他能照顾民众的疾苦，姻族和乡亲中死后欲葬而无钱者，他就先以火葬帮助别人料理丧事，后再购买山地，尽自己所能“割山以葬之”。在学习上，他对于子孙要求极严。史渐虽未能中举，但他的儿子们却个个争气，史氏宗祠内曾悬挂一块书写有“五子登科”的匾额，表彰他的儿子全都考中进士。史渐尤其重视思想品德教育，孩子们都懂得“偏周亲族之困乏者”，还以学习朴素的古风为荣。

史弥忠，字良叔，号自斋，生于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是史渐的长子，在史渐的关注下培育了正直的性格。淳熙十四年进士及第后，史弥忠最先担任了鄂州咸宁尉一职，初次返归故里，行囊装得满满的，里中人非常羡慕，以为他在外发了横财。东皋公史渐见后很是忿怒，认为为官一任，应该为公、清白，不能搜括百姓，取不义之财，对他怒加训斥。于是，他召集乡里人，命令史弥忠当众打开行囊。结果，待史弥忠不慌不忙地打开书箱，发现箱子里、行包里面绝大部分是线装书籍和包书的套子，让人们大吃一惊，由此人们更称赞史渐为人正直、教子有方。1206年（宋宁宗开禧二年）史弥忠在文思院任职，他一丝不苟，严格把关，在掌管制造金银玉器宫廷用品时，又一次得到好评。1219年（嘉定十二年），让他知吉州，正值岁饥，他请求皇帝蠲免田租十八万以恤民，得到皇帝的肯定。后因治理有方，提举福建盐茶事，事成论功行赏，他也丝毫不受。史弥忠不仅低调行事，不阿不竞，不高攀权势。还在他的堂弟史弥远久在相位时，数次劝其致仕、退休归家。1237年（嘉熙元年），朝廷赐其以金带服系，授金紫光禄大夫、龙图阁学士，授端明殿学士。后以儿子史嵩之入相，皇帝命其迎养，他五辞不允。为了亲属回避，他在未到年龄时就乞求致仕。他的正直的高贵品德在官场中留下很好的印象，资望极高。他有五个儿子，其中史嵩之、史岩之为高官，他也不以此显赫为贵。1244年（淳祐四年）九月卒，享年84岁。后人都以史渐、史弥忠父子的正直有才、坚守家族门风而深受鼓舞。[3]

[1] ［日］谷川道雄：《六朝贵族的家庭生活及在社会政治上的作用》，参见《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4月出版，第44页。

[2] 《鄞县志》第38编《人物》。

[3] 《鄞县志》第38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