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发现，如何看待战与非战是南宋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难点。在如何评定南宋的战与非战议题上还存有几个问题：

一是有人常把宋朝作为中国，而把以契丹人、女真人与蒙古人所建立的政权当作外人。

二是认为当时宋金关系中，宋是主体，金是客体，宋朝是中心，金朝是从属，换言之，宋是统一的象征，金朝处于宋朝的附庸地位。事实正好相反，尤其在南宋时期，随着一系列“条约”的签订，金朝始终处在宗主地位，而宋朝则是处于被动的“下国”地位。在战争中金朝则始终处在主动位置：“彼战则战，彼和则和。”[1]“绍兴和议”是南宋时期影响最大的一个条约：南宋向金称臣，世世代代子孙要谨守臣节；每年巨额的岁币银；宋朝皇帝接金朝国书需起立，而金则不需要，说明宋朝处于屈从地位。

三是认为在宋金关系中以战争为主，尤其是经过文艺作品的渲染，更把金人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无恶不作的杀人魔王，让人误认为金人特别坏。事实是在宋金关系中双方以和平为主，以战争为次。女真人中有主战的，也有主和的，有些将领统率下的部队纪律也是严明的。

四是认为宋金战争中主战是正确的，主和、主守都是错误的。这种以主战为是，主和、主守为非的思路来评价人物，自然就形成了抗战派是爱国的民族英雄、其他就是卖国的消极退让的投降派这一不科学的结论与标准。

那么，应该怎样评定？

必须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所谓过程性评价实际是对战争行为的动机、经过和效果所作的综合的、浑然一体的评价。人的行为是受动机支配的，而动机又是由某种需要引起的。换言之，需要因目标而产生动机。旧目标实现，需要得到满足，便会寻找新目标，激发新的需要。人们只有不断的在需要——动机——满足——新需要——新动机的往复过程中，才能得到新的提高和新的动力。所以，动机对于人的行为至关重要，由错误的需要引起的错误的动机往往会带来错误的结果。因此必须强调动机、经过和效果的三位一体的统一，既重视动机，又重视经过，更重视对于结果的全面评价。

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中，宋朝政府内部确实存在着严重的两派斗争，具体表现在以李纲、岳飞为代表的主战派和以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之间的斗争；在民间，中原人民和华北人民“怀土顾恋，以死坚守”，河北人民坚持游击战，红巾军保卫家乡土地，宗泽留守开封，等等。这些抵御南侵金军的事例都说明，他们要把金兵牵制在黄河以北，以实际行动倚恃人民的武装斗争，他们是真正的抗金英雄。从岳飞惨遭杀身之祸到文天祥在大都遇害，他们面对强敌，英勇抗争，在斗争中、在困难中，他们都能战斗到底。这些英雄从动机、经过和效果上做到了三位一体的统一。他们不管是胜是败，都是正确的。

同样，秦桧杀害岳飞，称臣于金，这一切都是由其动机所决定。从动机到过程、结果，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他的需要。同样，分析开禧北伐的动机、经过与结果可知，虽然它是主战的，但从动机到效果也都是错误的。

不能追求评价的“绝对性”，而是寻求评价的灵活性。

在评价宋与金战争的关系中，我们应注意克服民族的偏见，明确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南宋作为由汉民族组建的国家与由女真民族组建的民族政权，都是中华民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两个民族发生冲突时，不能总是袒护本民族；在由汉族与少数民族发生战争时总是偏向汉民族，贬低其他民族。假若有人同情或维护其他少数民族利益，就被赋以汉奸、不爱国等各种罪名。在处理统一与分立的关系时，既要注意中原地区政权对于统一的贡献，又不能抹杀民族政权在分立过程中对于国家统一的贡献。在处理战与不战的关系时，不能光强调战就好，越打越好，主打就好。反之，非战就是投降。这里，用得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一句话，恩格斯指出：

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

这就告诉人们，认识事物只用“非此即彼”的原则是愈来愈不够了，而以“亦此亦彼”为标准作为消除绝对分明的“非此即彼”的界限，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历史事实说明只有认真地清除评价环境中的绝对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如，史浩在与张浚的辩论中敢于说真话。在对付金兵、收复失地的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他从内部兵力、国家财力的角度考虑，反对劳民伤财，反对贸然出兵，反对“兴不教之师”。他主张在物力、军力、实力相当条件下进行北伐。这种勇于思考、追求真理、思想不僵化的思维模式，这种有条件地进行抵抗的主张，在当时和现时都是科学的，也是符合民意的。战争实践证明，史浩的主张也是正确的。而张浚只凭经验办事，以主观先验的眼光来看待新的战争形势，过分相信自己，就造成了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结果。尤其是王十朋以无限上纲的极端做法，非得在史浩身上扣上怀奸、误国、植党、盗权、忌言、蔽贤、欺君、讪上等八大罪状。[2]就是这些大帽，最后迫使史浩辞去相职。这种以“莫须有”的做法，实是历史评价中的大忌。

由此，我们就可得出多元化评价结论：主战派一般是正确的，但不一定全部正确，非战派正确与否则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分析他们的动机、经过与结果，不能因其不主战，就将其一棍子打死。要知道，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是主战、主降之外的“亦此亦彼”人物。以文天祥为例，他有三个弟弟：文璧、文霆、文璋，其中文霆早逝。1278年冬，元军猛攻文璧驻守的惠州，他开城投降，年底，文天祥被俘，文璋随文璧投降，后隐居不仕。文氏兄弟三人各自作出人生的选择。元初，有人写诗讽刺文璧：“江南见说好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如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谴责文璧降元。

文璧降元的理由：一是不绝宗祀，文天祥母亲已客死他乡，一直没有安葬，需举灵柩归乡；二是南宋实际已经灭亡，抗争结果只是全城百姓倒霉。这样的托辞当然无法让道德审判者满意，但他的这一举动却得到了文天祥的理解。1279年三月，文天祥被押到广州，文璧前来告别，文天祥在《寄惠州弟》诗中云：“五十年兄弟，一朝生别离。雁行长已矣，马足远何知？葬骨知无地，论心更有谁？亲丧君自尽，犹子是吾儿。”希望文璧替他尽哀痛之情。

1281年，文天祥给过继儿子写信，说：“汝生父（文璧）与汝叔（文璋），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文天祥以“孝”道体谅、认可了文璧的选择。他自己虽选择尽忠殉国，并未要求别人跟他学。同样，继子文升也“投降”了，当了集贤直学士，被封为蜀郡侯，孙子文富也为官。

文家三兄弟，或殉国、或投降、或归隐，选择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文天祥兄弟作出决然不同的选择，反映了人的生性的复杂性，谁是谁非？由人去评说，这是不能用“派”相概括的。

要关注质的分析。

在对战与非战的深入分析中，不排除量性分析，更要强调质性分析，尤其要重视从社会的视角中对其进行更为深刻的了解。

对于真正的抗战派或明显的投降派还是比较好辨认的。有人出于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精神，主战、善战，机智勇敢地担当起战斗的重任，这是值得赞扬的主战派；有人有计划、有目的、有预期的进行叛卖活动，成为敌方的代理人，这是被人们所鞭斥的真正的投降派。问题是如何正确评价两者之间的人物。建炎以来，和战之争屡起。有的人过低估计了自已的力量，看不到群众的力量，于是主张退避求和，这种错误决策虽给国家与民族带来损失，但他并没有投降；有的人看到金军力量确实强大，认为当时形势敌强我弱，战则不胜，由此做出自己的判断，主张在充分备战、国力增强之后再战，他既不反战，又不主战，要求缓战；也有人以主战为名，不合时宜地、不切实际地、盲目地要求作战，属于急战；这些不同想法有的属于政见问题，有的属于动机问题，不都是由于爱国的动机，而是见仁见智，当然就不能单纯地贴上主战派或投降派的标签。

以往，在很长时间里，有人就简单地把宋朝的将相、官员分为主战、主和两派，把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简单化。实事求是地说，人们不能简单地以“主”什么作为标准来分析一个人。对于南宋61位宰相逐一排队可见，他们始终存在着战、和、守、避四个方面的主张，具体对于某个人来说应该具体分析。而且，主战与非战有时也是相对的，也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比如：

早在建炎元年，李纲就提出过“议国是”问题，论述了和、战、守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过和、战、守三策。他认为，与金人议和，必须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然后其和可保”，若不讲究战守之计，一味相信议和，“则国势益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他提出“为今之计，莫若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待数年后，“然后可议大举，振天声以讨之，以报不共戴天之仇，以雪振古所无之耻”。[3]这就说明李纲既是主战的，又是主守的，关键在于掌握当时的条件。

赵鼎在南渡后，更是曾历陈战、守、避三策，力荐岳飞收复襄阳。

绍兴年间进士虞允文先以父荫入官，后曾出使金朝，回来后奏请加强战备。不久朝议主和，多次力争，未被采纳。

由此可见，主和的、主守的、主避的，即不主战的不一定是投降派，应该从本质上把握他的定位。

要注重评价的发展性与开放性。

过程性评价是持续的，因与果会延伸到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很多人从汉族为中心出发，认为中原地区被金人占领、长江以南岌岌可危，是南宋政府妥协、投降的结果，所以谴责南宋是个偏安的小朝廷。其实，谁都清楚，南宋受到轻视的真正原因在于自己的贫穷、软弱，只有富强才能有自己的政治地位，才能在与民族政权议和中占有优势。

有人习惯于一味追求“战胜”与“收复”的思维方式来思索问题，认为主战就好，越战越好。其实，动机与结果是相统一的，没有正确的动机，就不会有良好的结果。比如，开禧北伐的目的是韩侂胄想“立盖世功名以自固”，以坚固个人的宠位。明明是一场没有希望取胜的战争，却要坚持去打，这样的“主战派”只会给社会造成灾难。而史弥远以当时条件不成熟为由，反对北伐，并将此提到事关国体、宗庙社稷所重，以致关联到数千万人之性命大事的程度。从表面看，一个主战，一个主守，主战是当时潮流，被认为是正确方向；主守自然成为保守。若以发展观点看问题就会有不同的结论。

此外，在主战与不战的争鸣问题上，以往我们习惯于研究政府官员这一模式，而忽略了群众的看法和地区的差别。宋对金、元屡战屡败，确实是有其群众和地区因素的。宋朝长期处于战乱，广大人民一直生活在战争的旋涡之中。南宋广大群众反对战争，希望稳定。史浩任宰相时，就发现群众中有自断其指，用自残的方式拒绝当兵的实例，说明经过长期争斗，南宋的人心最渴望的不是进行没完没了的战争，而是赢得和平。汉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本性不是好战、好斗、好胜，需要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的生活。

从所处的地区来看，其中有两种人值得重视，一是由北方南下的移民，他们深受其苦，对于战争已经达到深恶痛绝的地步，南下移民就是为了躲开战争。史氏家族就是典型的南下移民。其实，史氏家族的子孙们也不都是惧怕战争的。早在史氏的始祖中，就有史崇在东汉光武帝时因平定战乱、再举帝业有功，被封为溧阳侯加骠骑将军；隋初的史万岁从小好读兵书，长大后成为武将，一生经历战斗七百多次，转战千里，是隋朝的一个良将。就是到了明州，史氏家族中也有众多的文臣武将参与战斗，比如，史岩之，是史弥忠的第三个儿子，进士及第后曾任各种官职，1238年仕至吏部尚书、沿江制置副使，这是总管一路或数路地区的统兵大员，掌管边防军务，作为副使应发挥协调的作用。1258年（宋宝祐六年），蒙古军队调动三路大军攻击宋军。期间，宋理宗让吴潜与贾似道为相主持政务和军务，史岩之等一批将领参与其事，由于能征善战，得到好评。1259年（开庆元年）史岩之升为沿江制置使正职。同年（开庆元年）闰十一月，忽必烈为夺取汗位，与贾似道相勾结，答应贾似道的称臣、纳币、求和要求。还让其引兵北还，并诈称大捷，等候论功行赏。贾似道还借此权势，迫害抗蒙将领，这些做法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1261年（景定二年），史岩之因不同意贾似道的主张，同赵葵、徐敏子等一起被贾似道“斥逐”离职，最后，也因此而被贾似道罢官。史肯之，是史弥巩的长子。自1237年（嘉禧元年）诠调汉阳卫开始先后在无为县（今安徽无为）、江都县（今属江苏）任知县，无为和江都是蒙古兵入侵的必经之地，每次遇到战事，史肯之都能率众迅速击败对手，得到朝廷称赞。1244年（淳祐四年）知高邮军（今江苏高邮），这里更是战争频繁，他曾带亲兵与蒙古军队连续六战，取得六战皆捷的胜利战果，得到御笔褒奖。兵部是掌管厢军、乡兵、士兵、蕃兵等事务的部门，虽与枢密院直接掌管军马政令有所区别，但仍属武装性质，其长官兵部尚书、侍郎、郎中必要时也需参与相关战争的工作。据记载，史氏家族子孙中有担任此职者，如：史弥坚曾任兵部侍郎，资望极高；史宜之，1254年曾任兵部尚书；史定之在讨伐李元、擒卢陵等事件中，以其不避势利而立功；史尧卿在负责各路军务或治安方面积极、认真，是个受人尊敬的官吏。甚至在无足轻重的小官中，如：史弥广为秉义郎殿前中军统领，即原西头供奉官，是个从九品武官阶层的小臣；史弥宁，曾任武功大夫，兼忠州团练，秦州淮东提举，通称提举常平官；史弥隆，是保义郎枢密院准备差遣使，为武臣小官，平日掌管役钱、义仓、水利等事，战时立即投入战斗，积极为保卫朝廷出力。由此可见，史氏家族子孙们反对的只是没有胜利把握的战争。对于战争所造成的痛苦，弄得民不聊生，他们与各地移民们一样更是感同身受。

另有一种就是南宋时期江南当地人对于战争的态度。中国古代的战争发生在中原地区较多，江南地区参加实战机会较少，对于战争的态度自然不同。比如，在南宋与蒙古军队的战斗中，南宋政府连续任用王爚、陈宜中、留梦炎、吴坚等四个浙江籍进士为宰相，这些秀才们从未打过仗，更不会领兵。所以，当元军逼近时，王爚力求回乡抗击；元兵到后，陈宜中立即逃遁，远走泰国；元军逼临安，留梦炎遂逃遁，吴坚也与留梦炎一起出逃。包括江西籍的章鉴，在元兵逼近临安时，也竟托故逃跑。这就告诉人们，让没有战争经历、对于战争态度不积极、又不会打仗的人去指挥战争，只能遭受全军覆灭，这是不能用主战还是主和来区别，或者把他与妥协、投降、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相联系，甚至给他戴上一顶定“汉奸”的帽子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应从社会大背景去寻找其中的原因。过程性评价强调开放性，就是不要拘泥于一个模式，希望从多元的、发展的、实事求是的角度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七月癸亥”条。

[2] 《宋史·王十朋传》

[3] 《梁溪集》卷58《十议·议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