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史弥远把韩侂胄的头献给金人，是实足的投降派，是“奸臣”。这样的评价是不妥当的，也是一种误解。

关于金朝统治者要南宋向金奉献韩的首级问题，当时就有人表示反对。有人提出不同主张，认为此举有伤“国体”，以为“韩首固不可惜，而国体可惜”，[1]有人则以为“和议重事，待此而决，奸凶之首，又何足惜？”[2]也有人认为“今日敌要韩首，固不足惜，明日敌要吾辈首，亦不足惜耶？”[3]但也有一些大臣认为奸凶之首不足恤，表示同意。最后，由宋宁宗领导大臣们经过讨论，思想基本得到统一，认为“与其亡国，宁若辱国”，决定接受金朝的全部苛刻要求：开棺、割首、装盒，送往金朝，达成和议。所以，献头一事不是史弥远的个人行为，是朝廷的决定。

这里，围绕所谓“有伤国体”，必须搞清两个问题：

（一）谁代表了当时国家的正统？

长期以来，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不少人总是以汉民族为其出发点，来看待其间的斗争，较少考虑其他民族的感受。如在谈及宋与金的斗争时，只顾及宋的利益，不考虑金的优势。我们能否就这个问题来个换位思考，能否在研究宋朝的历史问题上放宽一下眼界。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王朝，而且是一个历史阶段。当时，相对于宋朝来说，辽夏金并存不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已经成长为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够与宋朝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赵宋作为中原王朝，在当时历史大势中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不是体现在统一大业的领导权上，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上”。[4]

关于谁是当时中国历史上正统的问题，一直存有争议，辽、金、宋各朝都有人发表过各自不同的看法，它在中国社会史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有人认为，宋朝代表正统，因为，从宋太祖到宋太宗用了十几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南北统一，因此犹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晋、承汉”一样，[5]宋朝是中国历史的“正统”，元朝就是承继宋朝的。而辽朝和金朝都是窃国者、是僭越者。这种说法习以为常，没有人去深究。但是，在评定南宋与金关系时，它却至关重要。

也有人不同意这一看法，认为宋朝并没有最后完成统一大业，反而被元朝所灭，而与其分庭抗礼的辽朝与金朝却不断地取胜于宋朝，所以，辽朝与金朝有可能成为正统。契丹人也自以为是炎帝之后，而且辽朝建国在宋之前，理所当然地是正统。极力标榜辽朝的正统地位，且从当时外人的称呼中也可知道，在俄语或斯拉夫语系中人们习惯称中国为“契丹”，契丹就代表了中国。

金朝统治者更以为自已就是正统的代表。因为，他们认为中原即代表中国，金朝占有了北宋的中原地区，是胜利者，就是正统。金人把自己称为北朝，而把宋朝看作是已亡之国。南宋是南朝，他们把南侵称为“举兵伐宋”，是理直气壮的讨伐。他们提出自己是“合天下于一”，是有权实现统一的统治者。金世宗更以自己是“据天下之正”，认为自己处在正统地位。他们在中原实行尊孔崇儒，以为只要按原有的中原方式建立官制和礼制，就是正统。简而言之，站在汉人的立场上说南宋代表了当时的正统，而在金人看来，金人占据了宋朝的国都，抓走了北宋的君主，他们所面对的南宋只是一个流亡政府。他们南下追杀赵构，就是不承认这一政权，不允许南宋政府存在。而且金朝选择五行中的“土”德为自己的标帜，这“意味着金朝从此以后就作为合法的继承者，在汉人正统的王朝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们“认为自己对天下的所有一切，也就是说对全部文明世界的统治都已合法化。宋朝因而再不能宣称自己是中国土地上进行合法统治的惟一国家”。[6]所以，南宋与金的关系已不是南宋为主，金朝为次，而是相反，金朝理所当然地代表着正统。

正统观念在修史中也得以体现。《宋史》是元朝末年由元朝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的，在编修体例上也有过不同的主张，双方“持论不决”。

蒙古族也以正统自居，因此在正统承继问题上必须有个明确说法。脱脱丞相最后决定以“合三国正统说”来修《宋》《辽》《金》三史。即他们认为宋、辽、金三朝都不属正统，元朝是合三国而成正统的。换言之，他们认为当时的历史状况与魏蜀吴三国时期非常相似，属于“是非难明”时期。因此“金虽据有中原，不可谓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谓合天下于一”，元朝只是在金灭辽、元灭金、最后灭宋后实现统一的，是在此基础上“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后正其统”的。[7]所以，把元朝称为合三国而为正统较为适宜。

《宋史》作者不偏不倚的定位，有利于指导处理宋与金的是非。既然南宋并不代表正统，因此在杀韩侂胄、在向金奉献头颅上只是表明人们常说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并没有触犯正统地位，也无所谓“有伤国体”。南宋朝廷被迫同意向金人献头颅一事是经过朝廷讨论、皇帝认可的，实是南宋的无奈之举，怎么能归罪于史弥远一人，且非在他的头上戴上一顶“投降派”“奸臣”的帽子，并非得将其归入奸臣系列不可呢！

（二）谁应对此负责？

史弥远遭人非议最多的是他参与制订《嘉定和议》的条款。因为，从传统观念出发，汉人是不能向其他民族称臣、包括向女真人低头的。相反，如果其他民族包括女真人向汉人低头，以至于割了他们首领的头颅，他就会成为民族英雄。

其实，史弥远对于《嘉定和议》条款从制订到执行都不负有责任的。我们不妨将《绍兴和议》、《隆兴和约》和《嘉定和议》三个条约的条款做一比较。

1.从条约签订的时间看：

（1）《绍兴和议》先后两次，第一次在1138年（宋高宗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八月，宋朝金朝双方签订了正式和约。第二次在1141年十一月，与第一次相距三年。

（2）《隆兴和约》在1164年（宋孝宗隆兴二年，金世宗大定四年）十一月，订立，与《绍兴和议》相距二十三年。

（3）《嘉定和议》在1208年（宋宁宗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三月签订。与第二次《绍兴和议》相距67年，与《隆兴和约》相距44年。

2.从内容看：

（1）第一次《绍兴和议》规定：两国以黄河为界，将原刘豫管辖的河南、陕西之地交还宋朝；南宋向金称臣；南宋每年需向金朝交纳“岁贡银绢各五十万匹两”，即将原来交给辽朝的岁币转交给金；金人允许归还宋徽宗、宁德皇后梓宫，以及宋高宗之母韦氏。

第二次《绍兴和议》主要内容有：

第一，南宋向金称臣、奉表于金，由金朝册封宋主为皇帝，“世世子孙，谨守臣节”。

第二，南宋每年春季向金交纳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

第三，每年金主宋帝生辰及正旦，双方都需遣使致贺。

第四，宋金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

第五，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及商秦之半以畁金。

第六，燕京（今北京）以南、淮水以北流亡南方的人，若愿北归，南宋不得阻拦；而燕京以北逃匿于南方的人，则必须遣送归还。

第七，以口头表述为准，金朝同意将宋徽宗、郑后的梓宫，以及宋高宗之母韦氏等归还宋朝。

（2）《隆兴和约》内容较前有一定变化，如：皇帝称号由原来的君臣之国改为叔侄之国；改原来的诏表为国书，宋、金皇帝一律称为皇帝，文书都称国书；改称岁贡为岁币，银、绢也各减五万两；疆界以《绍兴和议》为基础，双方再割、再让一些州地；在遣返俘虏问题上也有变化。由此可见，宋朝地位较前有所提高，金世宗在保证所得前提下确实作了一些让步。

（3）《嘉定和议》的具体条款，有的依旧，如两国境界如前；双方遣返俘虏如前；有的稍有变化，如：称呼照前，只是由叔父改为称伯父；变化最大的有三点：一是宋每年交纳岁币银、绢较前增加十万两、匹，二是宋需交纳犒军银三百万两与金，三是惩办战争首谋之人，宋将韩侂胄与苏师旦的首级函送金人。

3.从影响看：

史弥远受遣责最多、最激烈的也在于此。其实，了解宋、金对正统的理解就能找到正确的定位。了解南宋皇帝的表现就能确定是谁的责任。

就在《绍兴和议》签订之后，宋高宗上表说：

臣构言，今来画疆，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敞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隧命亡氏，踣其国家。今臣既进誓表，伏望上国早降誓诏，庶使敞邑永为凭焉。[8]

1142年（宋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三月，金遣使册宋康王（高宗）为帝。[9]

这就是说，宋高宗是以臣子、藩方的名义向上国（金朝）承诺的，他感谢金主的恩典，表示今后世世子孙都能谨守臣节，认为所割疆域属上国所有，决不反悔。今日，以臣的名份进奉誓表，希望上国能早日下降誓诏，以保永久平安。

有人以为是史弥远让南宋遭受屈辱，事实上是早在宋高宗时就愿自受其辱：金国是上国，南宋是藩方；金朝是君主，南宋是臣下。谁是正统，谁是附属，定位一目了然。

有人对于金朝要求增加岁币银绢、交纳犒军银，以及惩办战争首谋之人并将他们的首级函送金人不理解。这正是西方史学家与中国传统史学观念的不同视点。《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说：在1207年下半年到1208年的和谈期间，金朝坚持要将韩侂胄作为主要的“战犯”，一再要求将他引渡。得知韩已被诛之后，他们又要求将韩的首级献给金作为赔罪的证物。换言之，金朝在《嘉定和议》中是以惩治“战犯”和战争赔偿的名义来处理宋金关系的。所谓“战犯”是指犯有战争罪行的人，他们认为韩侂胄破坏了原有的几十年和平局面；所谓“战争赔偿”是指战败国由于战争的原因，必须付给战胜国一定数量的实物或现金。按理说只有被侵略国家才有此权利。因为金朝认为“开禧北伐”是由韩侂胄挑起的，就把自己当成被侵略国家。

综上所述，宋金的这场战争以南宋答允金朝之请，函送韩侂胄首级换取所侵之地而结束。从此，南宋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对于南宋来说，《嘉定和议》比《隆兴和议》更为屈辱。宋宁宗在总结开禧用兵时说：“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10]但是南宋受辱，责任不在史弥远，他只是皇帝指令的一个执行者。应该对此负责的是宋高宗与韩侂胄。由此也可说明，宋金关系中定调与第一责任人应是宋高宗，此后很多问题来源于此。所以，史弥远临危受命时所遇到的问题，既不能归咎于当时的宋朝最高统治者宋宁宗的无能，也不能怪罪于史弥远本人玩忽职守，而是由于他们遇到了可怕的对手金军，以及南宋开国皇帝高宗种下的祸根。同样，南宋的灭亡，也不在于宋朝的软弱，而在于他们遇到了更为可怕的对手蒙古军队的攻击。同时还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不要折腾。这里，我们应该明确，不是所有主战者都是正确的。

假若对于双方来说都有好处的话，就是“这个和议又为宋金两国提供了20余年的和平相处的环境”。

4.从结果看：

宋朝向金屈从由来已久。尤其是不少人不能原谅史弥远向金献上韩侂胄头颅这一事实。这是由于他们并不了解历史的全过程，若从整体看，从长远看，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看，掌握了全部材料，就会了解史弥远主守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的做法也是整个过程的延伸，是无可奈何的。

（1）从1123年宋与金签署第一个和约开始，就出现了这种不平等的苗头。这是宋金两国最早的和约。那时，刚刚建国才十年的金朝就要求与宋朝并称为平等国家，阿骨打被称作“大金大圣皇帝”，宋朝要把原给辽的岁币交纳给金。所以，这一和约的签订标志着金宋一个漫长的的不平等时期的开始。

（2）时隔两年，1125年秋天，金朝就因“张觉事件”而大举伐宋。所谓张觉事件，实际只是金朝发动战争的借口。张觉原是辽驻平州（今北京东部永平）的节度副使，后反金降宋，仍任原职，金朝就以他是叛徒为由，要求宋朝引渡，下令将其处死并把他的首级送至金朝。宋朝被逼只得同意照办，这一行动说明，当时宋朝政府已不具备庇护自己官吏的实力。

（3）1127年初，金将宋徽宗和宋钦宗一律降为庶人，后分别被封为天水郡王和天水郡公；1128年又强迫他们为阿骨打穿孝行礼，表示赎罪。这些侮辱性活动说明金朝非常重视辈份，北宋也已无可奈何，只得照办。

（4）从称呼上看，从宋高宗开始，就称金为“上国”，自称为“鄙邑”，为“臣构”，将岁币称之为“贡”。而金则把宋看作是“侍从”，而不是一个有主权的政府。南宋的自我否定已达到了极点：俯首称臣。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按当时双方地位看，“金欲和则与之和，金欲地则与之地”。[11]这就是说，只要金人不答应，宋人怎样要求都是没有用的，只有金人满意了才能达成协议。

（5）1161年夏，金的最高统帅海陵王为了表明他将以正统的统治者来统治整个中国，便下令将辽朝的耶律氏和宋朝的赵氏家族中所有男子（当时约有130多人）全部杀死。更为可恶的是，他还以继母谏止他伐宋为名，杀害了他的继母、皇太后徒单氏和她的侍婢们。[12]

以上材料都可说明，宋朝自身地位决定它只能屈从于金的**威，南宋的宰相必须继承“老祖宗”遗留下的恶果，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在自己力量不及对方的前提下，不接受议和条件就等于自取灭亡。南宋政府只要不答应金朝这一条件，金人就会继续战斗下去，而南宋在战争中没有战胜的可能，结果会更惨。南宋当时的这一局面如同中国近代一样，弱国无外交、“胜者王侯，败者寇”、落后就会挨打，不平等条约不得不签，任何人参与都会是一个结果，形势逼迫史弥远只能满足金人的需要，别无他路。所以，这里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们不能因此把签约者或同意签约者都称作是投降派和奸臣。

在“战”与“和”、忠”与“奸”的相关议题上，除有“诛杀”、“献头颅”等问题外，还有“独相”和“擅权”两件事。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两件事？怎样由此来评定史弥远呢？

史弥远曾多年独相，独揽大权于一身，任相后步步高升，以致他的头衔越来越多，就此，有人更把史弥远与秦桧、韩诧胄、贾似道做了比较，认为南宋从1127年建立，至1279年灭亡，历时一百五十二年，期间宰相中任职时间较长的有：秦桧19年、贾似道16年。任职最长的是史弥远共计26年，其中独相为24年。由此认定史弥远与秦桧等三人在任职时间上有共同之处，而且较他们更长，因此认定他就是奸相。我们认为，不能以任职时间的长短或为相的方式同奸臣划等号。同样，也不能以是否是独相作为评判宰相的标准。

我们认为，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央集权体制下存在的主要矛盾。两千多年以来，社会总的趋势是皇权越来越膨胀，相权越来越缩小。所以，人们已经习惯于国家一切权力均由君主一人裁决，宰相只能是“助理万机”中一员。在这一思维方式下，皇权必须绝对管控宰相。皇帝必须位居权力的顶峰，总揽一切大权。皇帝之下设中央决策机构，即宰相与枢密院、六部九卿具体行政，构成以皇帝为中心的严密统治。这就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都得听命于皇帝。为了加强皇权，历史上也曾有过削弱宰相权力的行动，但之后却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社会实践证明，皇权与相权是相互制约、相互消长，并不断调节的，强调任何一方，削弱另一方都会发生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南宋时期的独相制是在宋朝与金朝的并立战争中，由执掌权柄的宰相逐渐形成的。原来，宋朝的统治者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除收夺兵权外，还加强了对于相权的控制，甚至以缩短宰相的任期来管控，造成主强臣弱的态势。宰相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政、三司主管财政、谏议大夫有弹劾大臣的权力，以此来削弱宰相的权力。强化皇权、分割相权、削减兵权是有宋一代的基本策略。但是，这一格局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尤其在宋金对立时期，军政之间矛盾很多，经常闹得不可开交，不利于将、相团结一致抵御外来的侵扰。因此，从宋真宗开始，在不动摇皇权作为最终的决策者地位的前提下，相权逐步开始加强。

到了宋宁宗时期，皇帝个人的状况决定他会采取一个更适合于自己的统治方法。宋宁宗是一个肌体不健全的人，是一个没有担任皇帝能力的皇帝。周密在《癸辛杂识》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宁宗不慧而讷于言，每北使入见，或阴以宦者代答。”[13]所谓宋宁宗“不慧”，就是他不聪明、愚蠢；所谓“讷于言”，就是说他“呆”、有话说不清、道不明，有时会见使者还需宦官为他代答。宋宁宗时期造成三十年独相的根本原因在此。韩侂胄能独相十四年，史弥远能独相十六年，权倾朝野，归根到底是由于皇帝的无能。宋宁宗的形象是由他的家族遗传因素决定的。他能接替皇位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宋光宗有精神疾病，无法打理政事。宋宁宗从小体弱多病，根据史料记载，宋宁宗外出，走到哪里，就有两块牌子作为先导，一块上书：“少饮酒，怕吐”；另一块写着：“少食生冷，怕肚痛”。皇帝仪仗队中出现如此“壮观”的情景也是历代少有。宁宗在位时由于庸碌无能，对于政事一问三不知。有人对此作过分析，认为：“宁宗在位三十年，未尝自处分一事，恭俭有余，明察不足。凡侂胄造御批、逐正人、禁伪学、开边隙，宁宗不察也。弥远与杨后、景献诛侂胄，函首送北，宁宗亦不知也。独有立济邸为皇子，出自宁宗独断。”[14]这就是说，他大事不会管，小事不想管，只是在立皇子问题上要“自己独断”。

由于皇帝贪图享受、怠于政事，使皇权不能有效地行使。那时，总得有人出来主政，这就是宰相，它为宰相大权独揽创造了条件。换言之，针对当时皇权状况，需要一个强硬的宰相来行使相权。无能、“不慧”造成了宋宁宗的悲哀，皇权难以实现，为史弥远成为南宋一朝的实际主宰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当皇帝无能、政局不稳时，相权就会上升，权相就有可能大权独揽。采取独相的办法，让宰相仍在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来行使权力，致使相权得以伸展。史弥远以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当政，之后开始独相，集政权与军权于一身，同时把宰相兼枢密使的做法固定下来，从此成为定制，这就避免了将、相之间矛盾，减少了中央决策中的不必要争吵。所以，由宰相收夺将领的兵权，实际上是加强了皇帝的全权。人们明白“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的道理。由宰相具体掌控军、政、财三大权力，理顺了新的关系，也是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办法。关键是宰相要忠于皇帝、忠于朝廷，让当朝皇帝在不退位的前提下自已当太上皇。史弥远能够长期独相，是与宋朝宁宗皇帝的本意相一致的，皇权并没有因为独相而遭到削弱。从根本上说，中央集权制度依然存在，大权仍掌握在皇帝手中，并没有被宰相所取代，中央集权由此得到了加强，皇帝何乐而不为呢！有人以为加强相权是史弥远的罪过，长期独相是他无所顾忌的表现，是史弥远作为奸臣的罪状。笔者却以为，这是适合南宋时期宋宁宗与宰相之间君臣关系的最好形式、是正确处理朝廷内部矛盾的最好方法。难怪到了宋理宗前期，依然采取相同的办法——皇帝不闻政事，再次让史弥远独相多年，成为赵宋宗族的一个大管家。从历史资料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史弥远有“六辞不拜”、“八辞不拜”、“不许”的记录，说明史弥远并不准备长期处在相位，这也是史弥远的独相与秦桧有着本质的不同。

对此，王夫之看得很清楚，他只把史弥远定位在正直与贪婪、君子与小人、利私与利国之间，认为史弥远有正与反的两面性，并不像王莽那样取汉政权而代之，他既没有这种的想法，更没有这种做法，他仍忠于赵宋王朝，并不存在夺权的可能。在忠与奸问题上，王夫之认为“秦桧擅，而赵鼎、张浚不能遏；侂胄专，而赵汝愚、留正不能胜；似道横，而通国弗能诘”；史弥远与这些“君子之穷”不同，[15]他与秦桧等确实是有区别的。

有人认为史弥远“擅权用事”，使皇帝不能亲政，又“操弄威福，有废立之渐”，废除赵竑，拥立理宗，说明他有“罪”、是奸臣。这样的判断也有待商榷。

史弥远为什么要废除赵竑，拥立理宗？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对此，《宋史·后妃列传》中有两段很有意思记载：

后既诛侂胄，弥远日益贵用事。嘉定十四年，帝以国嗣未定，养宗室子贵和，立为皇子，赐名竑。弥远为宰相，既信任于后，遂专国政，竑渐不能平。初，竑好琴，弥远买美人善琴者纳之，而私厚美人家，令伺皇子动静。竑嬖之，一日，竑指舆地图示美人曰：此琼崖州也，他日必置史弥远于此也。美人以告弥远。竑又书字于几曰：弥远当决配八千里。竑左右皆弥远心腹，走白弥远。弥远大惧，阴蓄异志，欲立他宗室子昀为皇子，遂阴与昀通。

又说：

十七年闰八月丁酉，帝大渐，弥远夜召昀入宫，后尚未知也。弥远遣后兄子谷及石发废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岂敢擅变？是夜，凡七往返，后终不听。谷等乃拜泣曰：内外军民皆已归心，苟不立之，祸变必生，则杨氏无噍类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弥远等召昀入，后拊其背曰：汝今为吾子矣！遂矫诏废竑为济王，立昀为皇子，即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同听政。

从上述两段资料可以得知，史弥远参与废、立是被逼的，是在宰相面临被废除、被流放甚至有生命危险时，被迫采取的紧急措施。历史上当皇权、相权失衡，相权威胁皇权时，为削弱相权、贬低相位，分割相权，皇帝会采取一套促成皇帝决策的调节机制，让“人主莅权、大臣审权、争臣议权”，实现国家重心由朝廷转向宫廷，来确保皇权。同样，当相权不保，宰相不可能坐以待毙，有时会采取抛弃原有皇子，甚至于国君，另立君位，建立新的朝廷，为自己在权力斗争中赢得一席之地，这些做法均属正常。

联系中国传统社会，子孙为争夺皇位，宰相“挟天子而令诸侯”，以及皇族以太上皇或太后以垂帘听政者的方式夺取权力，也是屡见不鲜，不足为怪的。皇亲国戚之间为抢班夺权而相互残杀，历代有之。曹操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只是因为他任宰相期间采取了“挟天子令诸侯”的手段，为建立魏国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史学界长期把他作为奸臣对待，至今戏剧舞台上仍让他以白脸奸臣面貌出现。但是，如今人们知道曹操是以“挟天子令诸侯”而闻名的功臣，而不是奸臣。唐太宗李世民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兄、杀弟，通过喋血禁门的“玄武门之变”而夺得皇位，在家族斗争中获胜，成为永享英明的天可汗，因此而光彩夺目，名留千古于世；宋朝的老祖宗赵匡胤从七岁的小皇帝柴宗训的手上夺走了皇权，通过“陈桥兵变”皇袍加身，成为政权的开拓者；赵光义采取兄终弟及的办法，改变原有父子相承的继承法，接替了赵匡胤的皇位。难道这些都是合理的？他们都是奸人？谁都清楚，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只要成功的就是正确的。历史上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在南宋当时的条件下，史弥远作为宰相不可能也不想夺取皇位。但为了自卫，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处死或“决配八千里”，采取废旧立新的办法，重新选择一个更为合适的人当君主是有可能的。而且，宋朝在立新君之前，为考验皇子，在两个皇子中进行考查与选择，也是常有的事。两宋时期发生过多次接班传位的问题，皇帝目测中的皇子有时不一定就是继大位的新君主。宋徽宗传钦宗是如此，宋徽宗退位时就发生过由其长子定王赵桓还是三子赵楷继位的问题，最后决定由赵桓继承，是为钦宗；宋高宗传位宋孝宗也如此，宋高宗退位时，也出现了是由恩平郡王赵璩还是普安郡王赵玮继位的问题，最后赵玮脱颖而出，由其继承皇位，是为孝宗；宋光宗也是通过吴后作主而确立传位于宁宗的。宋光宗退位时，也发生过由嘉王赵扩还是立吴兴郡王赵抦的问题，最后赵扩继承，是为宁宗。最后一次是宁宗传理宗，这时也发生了由其养子济国公赵竑或是成国公赵昀继承的问题，最后由宰相史弥远决定，经杨皇后同意才立理宗的。赵昀本是正宗的宗室子孙，本该有权继承皇位。他不可能是史弥远“阴谋”的产物。1220年时史弥远已56岁，如果为了寻找他自己的心仪之人，史弥远满可以从自己家的姻亲中去找，何必玩弄此种“花样”呢！如果为了控制皇帝，他更没有必要请人对其进行培训和教育，来保证皇帝的基本素质。值得重视的是，史弥远最后还是通过杨皇后的认可，使赵昀“汝今为吾子矣”，遂立为皇子，而即帝位的。既然有杨皇后出面，就应算是符合规矩、也算有正式手续的。从最后的效果看，宋理宗的即位较未登基就想整人、害人、杀人的王子、野心家要好多了。还是王夫之有高见，他认为史弥远虽有变易之心，“然且密属余天锡、郑清之以徐变”赵昀其德性。这较王莽与梁冀贪立童昏，目的是为了窃国，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理宗之静，固贤于竑之躁也”。[16]史弥远的这些做法为加强君主专制政体提供了服务，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制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些事实恰恰表明，史弥远是忠于赵姓一家的，是忠于赵宋王朝的大臣，而不是奸臣。

所以，《宋史》的态度很明朗。它分别将秦桧、韩侂胄与贾似道明确地列为“奸臣”一族，而将史弥远与其他几位宰相则放在列传之中。《宋史》并未以独相或诛杀韩侂胄作为标志，也不以主战、主和或主守来划分忠与奸，这种处理历史问题的态度是正确的。

为了更客观地反映与评价历史，特将各类文献资料和通史著作中有关史弥远的评述，作为附录放在本章最后，供读者参照。

[1] 《四朝闻见录》戊集，《臣除雷孝友上言》。

[2] 《四朝闻见录》乙集，《函韩首》。

[3] 《四朝闻见录》戊集，《满朝都是贼》。

[4] 虞云国：《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见《中国文化史论丛》，总第87辑。

[5] 《南村辍耕录》卷3，《正统辩》。

[6] 陈学霖《中华帝国的正统观：女真-金朝（1115-1234年）的讨论》一书，转引自《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28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7] 王祎：《正义忠公集》卷1《正统论》，清康熙间刻本

[8] 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卷72。

[9]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0] 《宋史·韩侂胄传》

[1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己巳”条。

[12]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265～279页。

[13]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宁宗不慧》条。

[14] 方回：《桐江集》卷7《郑清之所进圣语考三》，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15] 王夫之：《宋论》卷13《宁宗》。

[16] 王夫之：《宋论》卷1《宁宗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