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世界，经历了三次国际格局的变动：从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优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两极对峙，到世界多极化格局的逐渐形成。以综合国力为依据的三次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又是以科技格局、经济格局的变动为基础的。研究与总结这三次国际格局的变动及相互关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总结20世纪人类历史的进程，而且对于我们更自觉地把握21世纪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然而，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我们有必要认真补上这一课。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能够占有绝对优势，称王称霸，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踩在脚下，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关键在于它们在世界科技格局和经济格局中占有绝对优势。

以机器为主体的工厂制度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手工工场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发端于欧洲；19世纪末开始的以电力技术和内燃机发明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也发端于欧洲。由此，使欧洲在世界科技格局中占有明显优势，使之在世界的经济格局中也占有绝对的优势。20世纪初，欧洲是世界银行家和世界工业工厂。1913年其工业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7.7%，从而把亚、非、拉美绝大多数的国家远远抛在了后面。由于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展开几乎与当时欧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同步，从而使得这些先进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得以依靠自己的科技经济和军事优势，疯狂征服与瓜分世界，把贪婪的触角伸向全世界每个角落。

两极政治格局代替欧洲优势格局，其根本动因仍在科技与经济。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的科技经济乃至综合国力的优势就逐渐削弱，而美国、日本等国开始发起了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欧洲的绝对优势从此一去不复返，而美国和苏联在科技经济方面上升到优势的地位。这种优势地位的获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有关。这次以原子技术、空间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技术革命发端于美国。苏联由于卫国战争的需要，也在军事工业如坦克、飞机、导弹等项的研制和生产中获得巨大发展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1945年首次试爆原子弹成功，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等等，都毋庸置疑地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在科技上形成了美苏并列的两极格局。从经济格局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60年代末也基本上是美苏两极格局，只是苏联一极的力量远逊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一半以上，黄金储备的3/4，是历史上头号超级大国，并且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债权国。以它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苏联尽管经济实力大不如美国，但毕竟在世界上仍名列前茅，加上一批新建立的人民民主国家，从而使其在经济上成为一极有了可能。而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当时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正是新出现的两极科技与经济格局，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政治格局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当然，苏联成为一极还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其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作为支撑。

20世纪90年代初，两极格局的解体和世界日益走向多极化，其根源仍在科技与经济。

世界多极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已见端倪。而在近20年来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高级阶段——信息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世界科技格局正趋向多极化。一方面，美国在高科技领域仍处于明显优势，但日本、欧洲各国都在奋起直追，从而在90年代初形成美日欧三足鼎立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也都在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由此，也加速了世界经济权力结构的多极化。90年代世界经济三足鼎立之势正向美国、西欧、日本和东亚“四极”相互抗争的局面转移。苏联一极之所以垮台，说到底，还是在于苏联的高度集权的封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需要，使科技水平日趋下降，并使苏联、东欧经济被困扰于体制功能的衰退之中，最后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政策和戈尔巴乔夫等人的“西化”政策下归于演变和解体。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科技和经济在当代世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任何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21世纪的多极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都必须首先努力占领高科技这个制高点，同时处理好科技、经济、政治、军事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辩证关系，努力增强综合国力。

目前，国际上多极化趋势正遭到美国的严重阻挠。美国企图利用其科技、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推行“网络资本主义”“经济外交”和“人权外交”，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等，其核心就是企图取消主权国家的主权，实现美国的单极统治。他们还故意把“极”的概念绝对化，似乎目前世界上除了美国，谁也没有资格成为一极。其实，“极”一般指的是某一“力量核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也算一极”。当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密切注视当代世界科技、经济和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的科学论断和“科教兴国”的方针。这是高瞻远瞩的重要决策。我们历史工作者有责任也有可能从总结国际斗争与合作的经验中获得某些新的带规律性的认识，为使我国在今后多极化的世界中占有应有的地位，为争取世界光明前途做出自己的贡献。

（原载《世界历史》，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