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意识形态渗透被认为是“和平演变”与“制服”中国的最重要手段

美国是注重吸取历史经验，特别是国际斗争经验的国家。他们看到，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被帝国主义用军事手段所消灭的，而和平手段却往往得手。美国在与中国的军事较量中特别是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多少领教了中国的力量。正因此，美国在汲取过去与中国军事冲突中尝到的“苦头”和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尝到的甜头之后，更加注重把意识形态渗透作为对付中国的主要手段。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9年11月就对世界局势做出了一个精辟论断。他说：“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98]这是深刻的历史警示。

多年来，西方国家发动“没有硝烟的战争”，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图谋是毫不隐讳的，一直是公开地大量地宣传和实施的。

早在1980年，尼克松就宣称，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就开始了……到现在已进行了三分之一世纪”[99]。他把新中国的成立、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古巴革命战争等，都归入正在进行的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战争，这场战争已经到达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它是在生活和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进行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意志力量、一国的激励性思想的力量及其目的感的明确性——所有这些中的每一点，对于这场战争的结局都是十分重要的。”[100]

尼克松继而在1984年出版的《现实的和平》一书中鼓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他说，“要进行争取世界人民‘民心’的竞赛”，“随着一代一代往下传，我们将开始看到和平演变的进程在东方集团中扎下根来”，“它播下的不满的种子，有一天将开出和平演变的花朵”。[101]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时，尼克松已是近80高龄，但他仍不遗余力地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而奔走呼号。他说：“我是一个反共分子，……如果俄罗斯取得成功，那将会大大冲淡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就会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证据向第三世界证明自由可以带来好处。”[102]

尽管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丑闻而自动下台，但他的主张和谋略却深得美国当局的赏识并被奉为圭臬。

对于中国，美国抱有意识形态渗透的最大热情。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混过几年又当过美国驻中国大使和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的李洁明公开表示：“我们提供奖学金给中国学生，邀请政府官员来美国访问的做法，就是要‘和平演变’中国大陆。”[103]一些国家的学术界、新闻界人士均客观地指出：对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美国一些人认为这是他们“最后一个眼中钉”，力求“利用经济交流使中国解体”[104]。美国《纽约时报》在一篇评论中露骨地攻击中国是“日渐缩小的共产党国家的代言人”，“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敢于这么大胆地维护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过时或邪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该报声称，“随着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使美国谩骂的‘邪恶帝国’的位置出现了真空。现在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填补这个真空，成为美国主要的意识形态的对手和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讨厌的象征”[105]。这代表了美国国内一些极端仇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客的立场。

由此人们不难理解，美国当局一些人为何这些年来处处在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上制造事端。所谓人权问题，所谓“中国威胁论”，以及制造“银河号事件”，支持达赖分裂祖国的活动，为台湾李登辉访美大开绿灯，直接间接制造“两个中国”等，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反对并最终搞垮社会主义中国，“和平演变”中国。事实上，在美国当局看来，这也是它们制服中国的唯一可行的途径。

2.意识形态因素是服务于美国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世界经济霸权利益的必要手段

我们知道，美国早就为其经济霸权主义的需要而瞩望于对中国的控制。据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菲伯记载：“1945年9月，他（指杜鲁门——笔者）对一位顾问说，‘美国未来的外交重点在西半球和太平洋地区’，总统认为，亚洲的利益取决于强化中国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蒋将取代日本的地位，成为亚洲的稳定力量。美国还可以因此获得经济利益。”美国当局认为，假手蒋介石，他们不仅能开辟巨大的中国市场，还可以开辟其他亚洲国家的市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商人梦寐以求的市场要成为现实，“10亿亚洲主顾会大有助于避免另一个经济危机”[106]。

美国之所以如此依赖开放的世界市场是由其经济制度决定的。正如一位美国官员所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国际体系，一旦在国际上行动不开，就要彻底崩溃的。”[107]美国杜鲁门总统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明白。他说，“全世界都应当采用美国的制度”，因为“美国的制度只有在它成为全球制度之时，才可能在美国生存下去”[108]。也就是说，美国只有在全球进行扩张才得以生存。这种情形到现在是更为突出了。1997年《外交》季刊上一篇文章指出，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比过去任何时刻都更依赖于外部市场。美国不再能够依靠国内来保证足够的增长，提供足够的工作，获得足够的利润和储蓄。目前，美国超过1/3的经济增长来自出口。到世纪之交，超过1600万的工作岗位依靠向海外出口来维持。可口可乐等许多美国公司，它们50%以上的收益来自国外。“从对外政策看，美国与最多的国家发生关系，其对这些国家的潜在的影响，都日益增加地靠着这种商业联系。”[109]

正因此，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天天走向强盛，美国是不会甘心的。建立主要由美国控制的“世界经济秩序”，是美国当权者的基本政策。克林顿总统提出“扩大战略”，“即扩大全世界市场民主国家的自由大家庭”，说穿了，就是让美国实现世界经济霸权的同义语。仅仅为此目的，它也绝不能容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独立地发展下去。但是，美国当局懂得，为了实现这种世界经济霸权，仅仅用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是难以实现的。于是，通过传播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和平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而控制中国经济，控制世界经济，就成了美国当局的首选策略了。

3.意识形态因素直接体现了美国政治战略目标——反对全球共产主义的需要

美国一向自诩为世界文明的“灯塔”和各国效法的榜样，从来不允许有另一种社会制度与之竞争，何况这是一种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威胁，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意味着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政治运动，一种分析方法和一种生活方式”。“共产主义不仅包括了政党的成长，而且也包括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110]这一切在美国当局看来不能不是对其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提出的严重挑战。由此，也正如法国学者克劳迪·朱里安所说：“针对共产主义而展开一切活动”，就成为“美利坚帝国的特色”[111]。

这一点，在美国对苏联推行的人权外交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在苏联戈尔巴乔夫当政那几年，尽管苏联在美国“人权”压力下一再让步，美国却毫不放松。原因何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东西方关系问题专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透露了实情。他说：“像苏联这样一个国家，即使它更自由化一些，也很难逃脱来自美国的指责。无疑，使俄罗斯人和其他原苏联人建立起一整套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系，应该成为美国的一个长期奋斗目标；美国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使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实现这一点。”[112]

苏联解体后，美国又把矛头对准中国，这并不奇怪。早在十多年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就把美国当局对中国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他说：“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直接受到威胁，如果中国人自愿选择共产主义，那就可以断定人类的大多数是不会走我们的路——至少目前是如此。因此，我们在这场危机中聊以**的是，认为新的中共独裁政权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认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纵手段才能维持下去。总之，我们认为它太坏，不能持久。因此作为一种原则和义务，我们必须反对它。”[113]这样，就很清楚地把反对社会主义中国提到了美国对外战略的高度。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防止两极分化，这又引起美国当局一部分人更大的不安和仇恨。

墨西哥《至上报》1995年7月30日的一篇文章说：“自1949年革命成功后的毛泽东时代起，这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资源得到了开发，增长是强劲的、稳固的。”“中国的各个方面都在发展”，但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才是最突出的。它克服了贫困，各个阶层的生活都大有改善，尤其是农民。”“它的社会和经济是在和谐地增长，这将使它能以一种完善的形象屹立于世界。……哈利法克斯首脑会议声明说，‘持续发展的目标是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如果的确有国家在这样做，无疑就是中国。”[114]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它要走向消灭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与目前美国贫富差距日渐扩大的情况，不能不形成一种明显的反差。中国的实践对世界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对美国当权者而言，则成为其推行全球霸权主义战略实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更大障碍。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决不会放过对中国的攻击和诬蔑。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

此外，正如前文所提及的，美国在处心积虑地企图“和平演变”中国的同时，已经提出，中国改变全球资本主义的能力可能不亚于它受这一制度管束的程度。这反映了资本主义代表人物特有的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