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9年以前
中美两国建立联系，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中国广州贩取丝茶开始，到现在已有200多年历史。从1784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50多年时间，两国关系基本上是平等友好的。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北部工业革命的发展及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膨胀，美国加强了向太平洋和亚洲扩张的势头，其对中国的侵略也已开始。重要标志之一就是1844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以此为契机，美国当局对华意识形态渗透政策也已有所表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开始竭力贬低中国人民，甚至把中国人污蔑为“懒散的动物”。与此同时，他们把中国看作是亚洲“向西去的文明潮流”的“枢纽”，“是一个有指望的地方”，而“美国人具有特殊的责任去进行指导”[57]。
然而，这种指导又是什么呢？一是反对辛亥革命而支持袁世凯称帝。在美国看来，“共和政府绝对不适宜中国人。中国人只知道皇帝”[58]。二是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这是因为在美国看来，假手蒋介石不仅能开辟巨大的中国市场，还可以开辟其他亚洲国家的市场。于是他们把矛头对准了他们认为是心腹之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曾信心十足地说道，“没有理由认为国民党政府就不能在这个斗争中取得胜利”[59]。结果是，在中国制造了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却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2.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
1949年，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之时，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7月20日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中，提出了鼓励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使中国“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斗争策略。他在信中说，“我们仍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局面无论可能怎样悲惨，无论中国庞大人口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可能残酷地处于为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中国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起来，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羁绊。我认为我们应当鼓励在中国的一切发展，这些发展在现在或将来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工作”。显然，艾奇逊在这里说的“帝国主义”，指的是苏联；“一个政党”，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艾奇逊的主旨就是运用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和个人主义价值观“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搞“和平演变”，以达到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搞垮人民政权的目的。这样，艾奇逊成了制订对华“和平演变”策略的始作俑者。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对社会主义在苏联、中国和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国家中的巩固和发展，以及美国在侵朝战争中的失败，美国的某些人更进一步把“和平演变”作为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策略原则。1953年1月，准备走马上任国务卿的杜勒斯公然提出对中国等人民民主国家的“解放问题”，鼓吹以意识形态作为手段促进这些国家的“解放”，并且说，“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60]。
为了达到所谓“解放”中国的目的，杜勒斯等人可说是用尽心计。杜勒斯曾说：“如果我们认为，贸易和文化关系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么我们就建立这样的关系。”“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同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能促进这种消逝，那么我们就建立这种关系。”“如果我们认为，现政权参加一些联合国的活动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我们就不反对它参加。”[61]但是，1958年8月11日，美国国务院还是发表了所谓不承认中国的备忘录。备忘录称，“美国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是永久的，它有朝一日总会消失的。它（美国）想通过不给北平外交上承认的做法，来加速这种消失的过程”[62]。总之，通过各种手段根本改变中国社会制度成了美国当局的既定方针。
不过，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一直推行孤立遏制中国的政策，两国少有接触。这反倒使和平演变中国的政策，一时难售其奸，而当时美国把目标重点放在了东欧。
3.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
1969年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上台执政。鉴于当时美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美国国力相对衰落，苏联实力地位迅速上升，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国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力量的壮大，尼克松政府开始被迫对外交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于1969年7月提出了“尼克松主义”。其中，把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作为关键的一步，并于1972年2月实现了他的夙愿——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了《上海公报》，美国持续了20多年的对华“封锁”和“孤立”政策，终于成了历史的陈迹。中美关系跨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积极的步骤对中美双方都带来了益处。但是，这也使美国对华和平演变政策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美国加快了企图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步伐。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朝野的一些反共人士看来，是他们施加意识形态影响，搞“和平演变”的极好时机。这一方面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段和平环境中，现代科学技术有了迅猛的发展，社会经济力量有了迅速的膨胀。社会和阶级矛盾得到了局部的调整和调节，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和科技上积累起了相对的优势。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挫折。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但在一些反共、反社会主义者的眼中，这是他们实施“和平战略”，把社会主义拉向倒退的大好时机。1982年6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时声称：“我现在要叙述的长期计划和希望——自由和民主的前进，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弃置在历史的灰烬之中。”[63]里根发表演说后，美国国务院举办了一次所谓研讨共产党国家民主化运动的会议。时任国务卿的舒尔茨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支持民主不仅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也是美国历史和世界观的根本所在，公开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国家内”的“和平转变”上[64]。美国一些人鼓吹要抓住机会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并说什么“西方地理政治的利益在于鼓励中国的新政策”，“苏联经济将会完全卷入规模更大的世界经济，从而使自己陷入互相依赖的商业和财经关系网。这是非共产党世界国际政治的标志之一。”[65]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美国以推行人权外交等手段，开始了有计划的“和平演变”中国的行动。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后，邓小平于1月28日至2月5日对美进行了正式访问。就在邓小平访美期间，时任总统的卡特提出了恢复外国在中国传教自由和中国移民自由等问题。1979年3月美国国会两院先后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强调“维护并促进全体台湾人民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
1979年8月，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蒙代尔访华期间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声称他“代表卡特总统给中国人民带来一个信息，这是关于美国、关于它在世界上的目的，以及我们对中美关系所抱的希望的信息。……我们对人权、同情心和社会正义抱有根本的信念。美国的民主制度使这些价值观标准得以制度化”[66]，竭力推销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只是当时由于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战略需要，中美两国关于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尚未公开化。
1981年里根上台后，美国政府逐渐把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推向公开。1983年2月8日，美国国务院提交的所谓各国“人权”情况报告，其中涉及中国时诬称中国的“政治结构继续在对个人权利和自由施加重大限制，尽管中国总趋势是向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演变”[67]。1983年4月4日，美国司法部宣布美国移民和归化局已经同意让中国女网球运动员胡娜在美“避难”，其编造的理由是中共强迫她加入中国共产党，而里根总统宣称他“宁肯收养她也不会强迫她返回中国”[68]。中国政府认为这是美国当局“蓄意制造的一起严重政治事件”，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4月7日，中国文化部宣布自即日起停止执行1982年和1983年中美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中尚未执行的全部项目。4月9日，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布什为美国决定给予胡娜政治庇护的行为进行辩解，宣称美国不能因有人反对就屈服，就这样一个问题向美国挑战是不适当的。[69]胡娜叛逃事件实际上是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第一次出现的正面交锋。
此外，美国在中国计划生育、西藏等问题上也露骨地干涉中国内政。
1984年5月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援外法案修正案，禁止资助中国推行人口控制计划或资助在中国推行强迫堕胎的人口控制计划组织。1985年9月25日，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声明，以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支持中国的强制性堕胎和非自愿性绝育为由，决定扣留原准备向该组织提供的1000万美元的经费。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随即对美国歪曲我国人口政策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言人发表声明驳斥美国政府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攻击。
美国当局还把矛头对准中国社会制度并在西藏问题上制造事端。1987年6月18日，美众议院通过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修正案和关于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前一修正案称，中国领导应当采取必要的步骤去建立一个更民主的社会，一个实行保护所有在那个国家生活的人基本人权和自由以及开放的政治体制的民主社会。力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后一修正案则称，美应当敦促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做出的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努力采取相应的行动；美总统应当指示美官员更加关注西藏人民的忧虑，以同所有关心西藏侵犯人权的人密切合作，以便寻求美国政府和人民能为之效力的领域。这表明美国当局在公然为西藏分裂主义的达赖集团撑腰。美国当局这些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的愤怒抗议。6月2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国会的行为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表示强烈愤慨和不满[70]。但是，美国当局仍我行我素。9月18日至28日，安排达赖访美。21日，达赖应邀在美众议院人权小组上发表讲话，称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0月6日，美参议院以98票对0票通过参议员佩尔和赫尔姆斯提出的一项关于所谓“西藏问题”修正案。修正案歪曲当时在拉萨发生的骚乱事件，抗议所谓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声称美国“应该把对待西藏人民的态度作为它处理同中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随后签署了这一修正案。
这一时期，美国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中国人民宣扬资本主义的所谓优越性。例如，1985年10月16日，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布什在四川大学发表演讲时称，“我们满怀热情地相信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制，这种制度使我国变富”[71]。
值得注意的是，到里根下台之前，美国当局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抱着一种乐观态度，似乎中国正沿着美国希望的路线向前发展。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舒尔茨1988年7月21日在夏威夷大学的演讲说明了这一点。舒尔茨在这篇题为《美国：太平洋国家》的演说中这样讲：“集体安全、解决地区性冲突、开放性市场以及民主的价值准则，这些40年来一直是促进民族发展、国家安全以及世界和亚太地区区域性稳定的强有力的方略。……今天，共产大国——先是中国，现在是苏联——似乎已开始认识到这些政策的力量。”“形势正依循我们的途径发展——迈向和平，迈向缓和紧张局势，迈向自由市场和民主的价值标准。”[72]
如果仔细品味一下舒尔茨上述讲话的内容，不难发现，他在竭力把美国打扮成一个一向爱好和平的天使的同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兜售美国式资本主义和价值观上，并且认为中国已先于苏联开始受到美国政策的吸引。这或许就是美国当局当时对其“和平演变”中国所取得成就的沾沾自喜的自白吧。
总体来看，从卡特到里根执政这12年间，美国对华的人权外交逐步转向了公开化并使斗争长期化。尽管美国在这一段的重点放到了苏联东欧，但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和“和平演变”的考虑却一天也没有停止。他们甚至把中国看作是先于苏联接受美国政策影响的国家。
但是，发人深思的是，美国当局如此大张旗鼓地发动对共产主义的全球攻势并日益明显地威胁中国之时，竟然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两任领导人的政治活动实践中引起应有的认识和警惕，更没有采取任何相应的有力的对策。相反，他们看不清美国人权外交的帝国主义本质，在美国人权外交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政治势力面前，容忍甚至放任鼓励，这就在客观上迎合了“和平演变”战略的目标和要求。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就是因为“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73]。他后来进一步强调，这两任总书记“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74]。
这样，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确实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政治形势。一方面，里根发动的反共主义全球运动在大力推行；另一方面，是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势力的形成和扩大。在一段时间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几乎在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基本观点上，都遭到诋毁和挑战；我们党和人民所珍视、引为骄傲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光荣历史和传统，都无例外地遭到凌辱和亵渎；我们用以完善、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所有革命口号，包括“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也几乎无例外地被接过去加以歪曲，并把它们变成推动中国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口号。到最后，甚至连爱国主义都被当作“最后一道防线”加以抛弃。1988年，围绕电视片《河殇》掀起的那场大鼓噪，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咄咄逼人的攻势推向**。《河殇》以“历史总体反思”为标榜，实质上是对我们民族的历史、革命史，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总体否定。正如《河殇》这部电视片的“总顾问”金观涛所断言的，他们所要说明的是“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20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75]。显然，他们的论调是和美国当局遥相呼应的。
由于上述情况，美国当局一些人对当时中国的发展方向确实做出了认为十分有利于他们的乐观估计。例如，美国《外交》季刊1997年3、4月合刊的一篇文章指出：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一直“相信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变得像西方一样非意识形态（化）、实用主义，并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更加自由”[76]。由此可见美国当局当时的心态。
4.1989年“六四”前后
1989年1月，美国共和党人布什继里根之后入主白宫。这时，正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恶性发展之时，更是东欧发生历史剧变的前夜。布什一上台，就风尘仆仆地开始了他的中国和东欧的波、匈两国之行。对于他这两次访问，用他自己和他的谋士的话说，是“就共产主义危机采取行动”的重大步骤，是抓住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来加速“共产主义制度的失败”的过程[77]。在谈到为什么上任才一个月就这么快地对中国进行访问时，布什说，“因为，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已建立的最重要的关系之一”[78]。他特别强调，“当今世界上‘正吹拂着一股清新的和风’。全世界正出现一个争取更大自由的运动，即人类创造的自由和经济机会的自由”，而“中国是最先感受到这股清新的和风的国家之一”。显然，在布什看来，中国应当是最有希望“和平演变”的国家之一。
因此，虽然当时从布什整个对外战略看，苏联仍然是被置于最核心的地位，但中国却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希望予以“演变”的国家。这当然有来自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之错觉，也有对中国在中央领导核心中出现美国所企望的转向的极大幻想。为此，他们在“六四”之前进行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活动。
在经济上，他们在向中国提供贷款和最惠国待遇的同时，力图通过发展美中两国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来影响中国的经济决策，诱导中国经济改革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上，煞费苦心地培植亲西方势力，特别是注重在领导层身上做文章。此外，还加强了对留美学生的“战略投资”，以改变“未来领导人”的政治立场和信念。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则大搞攻心战，通过各种文化、学术交流、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向中国宣传资本主义模式及其制度的优越性，宣传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和“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更露骨的是，美国一些报刊和“美国之音”等利用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时机，大肆进行歪曲报道，煽动和支持学生上街游行，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4月16日，由在美国的“中国民联”部分人组成的“中国民主党”向北京一些大学生发出《告全国同胞书》，煽动学生“要求保守派官僚们下台”，“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79]，矛头直指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4月21日得到美国支持的国内一小撮反动分子甚至贴出“打倒共产党”“中华民国、国民党万岁”的标语。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等立即对中国出现的动乱表示支持。4月27日美国三大电视网都把这件事作为头条新闻加以报道。当时《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公然散布说，希望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一种专断、残酷和不起作用的政治秩序——共产主义——的崩溃”。《华盛顿日报》说，“结束共产主义下的凄惨生活不是改革制度，而是彻底根除”[80]。布什多次表态，表示支持中国动乱分子的要求。
5月下旬，当北京一些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并成立临时指挥部时，美国当局和一些报纸更是欣喜若狂。5月21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以《北京起义——在人民新革命的背后》为题发表文章，宣传“（中国）政府遭到人们彻底的公开反抗”[81]。在美国当局的怂恿鼓励下，6月2日在北京多所高等院校反复出现公开主张组织武装，联合台湾国民党力量并取得国外支持进行反对共产党活动的传单——《如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今中国时局可能性预测与分析》。[82]
从美国总统到传媒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美国处心积虑地想通过支持中国的动乱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这一行动极大地鼓励了中国的自由化分子和颠覆分子。对于如此猖狂的进攻如果不加反击，甚至退让妥协，其后果不堪设想。
“六四”风波正是在这一国际大背景下爆发的。正如当时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所指出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83]。
“六四”反革命暴乱被粉碎的当天，美国总统布什立即发表声明，攻击中国政府平息暴乱的行动，并宣布采取一系列所谓制裁中国的措施，还声称“共产党社会民主化过程决不会是顺利的”[84]，准备做长期斗争的打算。
“六四”事件发生后，在布什、贝克等高层人士的首肯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驻华使馆利用高技术装备，通过“地下铁道”组织了帮助被通缉的“民运”重要头目潜逃的“黄雀行动”。[85]布什政府带头在西方国家中实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技术制裁。接着，美国国会又以保护人权、防止留学生回国受迫害为名，通过了一项关于中国留学生长期留居美国的“佩洛西法案”。1990年年初，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国别人权报告》，从此开始将中国列为其攻击的重点目标，攻击中国是“专制国家”，实行的是“极权统治”等。1990年3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开始炮制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决议案。5月12日，布什签署公告，宣布5月13日为“全国支持自由和人权日”，对中国政府横加指责。1992年2月，苏联瓦解后仅两个月，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就急不可耐地说，“苏联的崩溃产生了一个世纪才有一次的机会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念”[86]。“和平演变”的目标更加对准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曾幻想中国会自动地走向资本主义并把中国视为“朋友”的美国，此时则把中国看成是危险的“敌人”。由此也更加增添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新内容与新特点。这些在1993年上台执政的克林顿政权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5.1993年以来
1993年1月起，美国民主党人，原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这是在美苏“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之后上台的第一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时美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一方面，美国的长期对手苏联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世界却出现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由民族、宗教、领土等引起的地区冲突明显增多。令美国始料未及的是，中国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国际大背景下，在经历了“六四”风波之后，不仅没有垮台或发生演变，而且坚持改革开放，政局稳定，经济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健康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稳步增长，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虽然更为迫切地想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向中国施加压力，逼迫中国“西化”和“分化”，只是又觉一时难以下手，更无法操之过急。但是“和平演变”中国的基本方针还是通过克林顿的主要助手和盘托出。1993年1月13日，被提名为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声称，对中国“我们的政策将是设法通过鼓励那个伟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来促进中国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和平演变”[87]。
经过8个月的酝酿与研究，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所谓“扩展战略”。这可看作是美国新的对外战略，包括对华战略的形成。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安东尼·莱克9月21日在阐述这一战略时说，在冷战时期实行的针对全球威胁的遏制政策之后，“继之而起的战略必须是扩大世界上由实行经济的民主国家组成的自由大家庭”，而其中美国“要起领导作用”[88]。莱克说，“核心思想是民主与市场经济”。在谈到中国时，莱克表达了美国当局的利诱与威逼兼施的策略。一方面在保持与中国接触的前提下，拉中国走资本主义自由化道路；另一方面，又实际上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是“提高压迫和侵略行为的代价的国家”，应“给予惩罚”，还要“最大程度地缩小”中国等国对美构成威胁的“能力”等。[89]“扩展战略”之于中国乃是一种新型的“接触加遏制”的“和平演变”政策。
这以后，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壮大，“遏制”中国因素不断上升。自1995年8、9月起，“遏制”（Containment）中国一词竟成了美国的一大热门话题。
美国《纽约时报》1995年8月15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正摆脱200年的软弱和耻辱。它终于掌握西方的技术和经济思想（这多少反映了他们对我国经济思想的片面理解——笔者）。许多中国人感到，他们终于能博得他们应受的尊敬和尊重。但是，中国不论朝哪个方向看，美国都在对它进行挑衅”[90]。日本《世界周报》也在1995年8月15日发表以《美中会迎来“新的冷战时代”吗？》为题的文章。文章揭露说，“对于以世界的领导者而自诩的美国来说，最大的课题是如何使中国成为不给美国及盟国带来‘危害’的国家”。《周报》援引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帮办埃佩尔的话说，“今后的10年将决定中国的性质”。他暗示，“今后的10年要努力把中国引导到理想的方向”。这种对美国来说的“理想方向”，就是“西化”与“和平演变”中国。
事实是，自1994年、1995年起，美国舆论越来越把中国当成一个对美国最具潜在威胁性的敌手。一位专栏作家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认为中国是继纳粹德国、日本、苏联、伊拉克之后的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五个敌人。美国要像对待以前四个敌国一样以军事和综合的手段把它打败。为此，美国当局和舆论界一门心思地从事“妖魔化”中国的活动。正如我国新华社记者李希光在1995年冬在结束对《华盛顿邮报》半年工作访问之前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美国等西方媒体用践踏人权、压榨和拐卖妇女、强迫流产节育、屠杀孤儿院的婴儿、出售犯人、走私军火、出售导弹、扩散核武器、武力威胁邻国、到处是便衣警察、半夜骚扰外国人、运动员服兴奋剂等大量的丑陋和恐怖信息，把美国公众和国会议员圈在一堵密不透风的‘石幕’内，一点看不到改革开放10多年来，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讲话以来中国经济腾飞、民主法制建设和人权的改善”。李希光写道：“美国报界素以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而自居，但最近一年来他们关于中国的报道读起来完全是一个声音，如此舆论一致，如此有组织性，真是罕见。美国报人对于来自中国的消息，已完全不在乎这些东西是否编造或是高度夸大。他们只是一心一意地要妖魔化中国。”[91]1996年9月30日美国开播了“自由亚洲电台”。该台台长把电台宗旨确定为“如同自由欧洲电台一样……将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说穿了，“亚洲自由电台”就是要在其对象国主要是中国扰乱人心，制造动乱。此外，在“妖魔化”中国的气氛中，美国国会在1997年度国防支出权限法案中首次把中国当作美国假想敌国而列入条款。[92]
随着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和1998年6月美国克林顿总统访华，处在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似乎出现了转机。自1997年10月以后，中美两国之间的高层互访频繁。美国政府更加重视同中国保持高层次、多领域的战略对话，并把“全面接触”政策推向前进。例如，寻求同中国建立定期的对话机制；重视同中国在安全和军事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在中美关系发展最关键的台湾问题上，美国从维护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担心“台独”势力可能引起台湾海峡新的危机，给自己带来被动，而重申要致力于“一个中国”的政策。
美国之所以对对华政策做某些调整，其原因在于，美国当局在1997—1998年就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所做的分析认为，至少在2015年前，世界上没有“可以向美提出军事挑战的势均力敌的对手”，中国要过15到20年才会具备在亚太地区投入强大军事力量的能力，此前对美国不构成威胁。相反，美国面临着直接严重的“非对称性威胁”，即来自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组织，或个人、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电子黑客等非国家角色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特别感到同中国在对付这类威胁中合作的重要性，因此有求于中国。
此外，美国安全观的内涵已经大为扩大，日益把别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及全球性问题同美国的安全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是把开拓出口市场机会的大小看作是美国经济安全领域安排轻重缓急次序的主要依据。由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中长期前景特别看好的新兴市场，美国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而且，中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在东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也已为世人所公认。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和对切身利益的权衡，美国当局不能不对1993年提出的“扩展战略”进行调整。在对中国的政策上相对减少价值观因素的考虑以淡化对中国的敌意。这些，也是克林顿总统多次表示，为了美国的利益必须加深与中国的对话，孤立中国对美国没有好处的原因。[93]
但是，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美国始终心存芥蒂。他们担心中国进入国际机制后会在其中自主发挥作用和制约美国。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现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加滕说，使中国全面地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既有吸引力也有缺陷；中国改变全球资本主义的能力可能不亚于它受这一制度管束的程度。[94]这样就形成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重性特点：既不公开以中国为敌人或作为中国近期的主要对手，又对中国抱有巨大戒心；既想把中国吸引进现有国际机制又试图以此为契机推行美国价值观与人权观，“和平演变”中国。这些，在美国克林顿总统1997年接待江泽民主席访美和1998年克林顿访华过程中就明显地表现出来。
就拿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6月底7月初的对华访问而言，从酝酿到实现访华的全过程，就总有一些美国政界和新闻界人士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不断地以中国的所谓人权问题为由进行干扰破坏。还在1997年10月，美国政府就放出风来，除非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所改善，否则，克林顿总统不会接受访华邀请[95]。及至1998年，据美国报纸载，“在宣布克林顿总统将于6月底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美国国内就开始一场旨在破坏美中关系的运动”，而其主要借口之一又是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至于克林顿总统本人，在他启程来中国之前撰写的《我为什么去北京》的文章中，表示“在会见中国领导人时，我将继续在人权问题上做出努力，牢记这样一个目的：使情况发生变化”[96]。果然，自踏上中国土地那天起，他就大谈人权。在两国领导人会谈中谈，在与江泽民主席联合答中外记者问题时谈，在与北京大学学生见面等各种场合都谈。这既是受制于美国国内反对派的压力，也是其内心愿望的真实表达。他也确实“牢记这样一个目的：使情况发生变化”。难怪1998年6月29日当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并对师生发表讲话之后，一位北京大学学生发问到，“您带着友好的微笑，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并来到北大校园，因此，您的光临使我们非常激动和荣幸，因为中国人民真正渴望中国和美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友谊”。但是这位学生接着又说，“据我所知，在您离开美国之前，您说您访华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太重要了，接触胜过遏制”，“我想问您这句话是不是您为这次访问所做出的一种承诺，还是在您的微笑之后是不是还隐藏了其他什么话。您是不是有什么遏制中国的其他企图？”[97]克林顿赶紧矢口否认。但是，这里似乎用得着中国一句古话，叫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为美国政界上至总统下至一些地方议员关于通过“接触”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政治制度的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克林顿自己说的“牢记这样一个目的：使情况发生变化”，也已经把此行的一个重要动机点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大学的学生发出那样的提问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香港《星岛日报》1998年6月30日在题为《北大学生的提问实在太精彩》的报道中说，“没料到这回北大学生的问题却如此尖锐，一次又一次戳中克林顿的痛处。更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克林顿一直宣扬学生所追求的自由，又屡次勾起中国人民的‘六四’情结，到头来非但没有离间中国政府与学生的关系，反而挑起学生们更激动地敢于向美国说‘不’的情绪”。
1997年以来，美国一直信誓旦旦地要和中国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但是时隔不久，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狂轰滥炸的同时，竟然于5月7日冒天下之大不韪，派出美国B-2飞机，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20多人伤亡的惨剧。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捍卫“人权”和防止“人道主义”灾难的旗号，却对南斯拉夫人民和中国人民制造了一场空前的人道主义大灾难。事件发生后激起我国人民的愤怒抗议，引起世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同声谴责，为美国始料所未及。美国当局用种种抵赖办法把这场蓄意的暴行说成是“误炸”。其实，这一恶性事件再次突出说明了对于美国当局来说，中国虽有某种战略上的重要性与共同利益，但美国骨子里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实质丝毫不会改变。
其实，为了搞垮社会主义的中国，他们正在不断积蓄“弹药”。他们恶毒攻击中国的政权性质、社会制度，在台湾问题、宗教问题、西藏问题、司法问题，所谓“不同政见者问题”、盗窃核机密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极尽诬蔑攻击中国之能事。他们在随时窥测方向，一旦认为时机成熟就会吹起“人权高于主权”的法螺，打着“为价值观而战”的旗号，对中国进行各种形式的破坏和攻击，达到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