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中国的一条千年古训。在对付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政策时亦需要牢记这一点。由此，我们的对策似应归结为以下几点。

1.要充分估计到今后斗争的复杂性、艰苦性和长期性，清除麻痹思想

前已说明，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向中国渗透并以此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这一反映美国资本帝国主义本质的对外方针，是绝不会改变的。而美国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倚恃其在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文化乃至意识形态上的优势，使意识形态斗争处于“西攻东守”的态势，这一斗争的基本特点，今后也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由于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高科技产业的兴起而导致美国持续了100个月的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发展，使美国似乎更有了称霸世界干涉别国的资本。西方各国尽管内部存在矛盾，但他们具有大体相同的价值观、人权观，同属典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维护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共同利益，因此，在涉及清除被他们认为是扩张资本主义势力的共同障碍时，在涉及打击那些不接受他们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国家时，他们中间一些主要国家，表现出了一致性，如美英就是如此。在用意识形态影响别国，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压制和剥削第三世界国家时，也往往存在某种一致性。1999年年初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就是在共同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有限论”“人道主义干预论”“新干涉主义”“为价值而战”这类力图使他们霸权主义行径“合法化”的谬论吗？他们动辄把资产阶级的标准冒充为全民和全世界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辨真伪，没有勇气冲破资产阶级思想的迷雾，就会招致灾难性后果。苏联戈尔巴乔夫宣扬“民主社会主义”，鼓吹以“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为标准，就是极其深刻的反面教训。

至于美国政客，如前所述，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敌意是根本不会消除的。对此绝不能心存幻想。1998年他们还在散布说，“尽管经过了20年的市场改革，中国人的政治体系不仅保持着压制和不民主性质，而且成为对世界民主制度的威胁”[115]。因此，正如美国《华尔街日报》1999年5月26日的一篇题为《另一个威胁正在逼近》的文章所指出的，“把中国妖魔化的活动眼下似乎正在如火如荼。为了在冷战后的世界中物色一个能够替代苏联的敌人，美国政治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试图让中国人充当这个角色”。对于这一斗争形势，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并准备进行长期的韧性斗争。

记得鲁迅说过，“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116]。看来，对付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的斗争，特别需要这“韧”的精神。

2.站在时代的高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

应当承认，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国的实力与美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中国要接受美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为如果站在时代的高度，从根本上说，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特别是它的核心部分，在世界范围内看已是一种起破坏作用的落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了。

我们知道，美利坚民族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包含着若干方面：个人主义、个人自由、平等、竞争、勤奋工作、讲究实际和革新创造精神等。其中有许多至今仍对其他民族和国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然而以商业精神立国的美国，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却是个人主义。还在美国独立不久，汉密尔顿就曾说，美利坚人“占优势的**是雄心和私欲”。曾任美国总统的胡佛在1927年说，“三个世纪来个人主义是美国文明的基本动力。它在所有这些年代里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提供了动力”。历史地看，个人主义在美国这块广袤的人迹稀少的大陆上曾起过开拓荒野、发展经济、反抗外来压迫与抗拒封建残余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发展，个人主义虽然至今并未穷尽其对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正越来越走向事物的反面。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这种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不受束缚的自我”和“享乐主义”，其恶性发展已威胁着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使“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并“构成了西方所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文化危机，这种文化矛盾将作为关系到社会存亡的最重大的分歧将长期存在下去”[117]。美国前总统卡特执政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指出了美国面临的十分严重的20个难题，诸如，债台高筑，贸易赤字，贪婪的富有阶级，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大规模吸毒现象的蔓延，过度的性自由，视觉媒体大规模传授道德败坏之风以及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等。他发问道：“一个不受一系列全球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念指导的大国，究竟能不能长时间地发挥其优势。”[118]“由于纵欲无度而产生的种种弱点，集中地体现了目前美国文化可能界定的趋向。”[119]事实上，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对世界产生巨大破坏作用的力量。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的作者莱斯特·瑟罗指出，资本主义除了贪婪和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并无其他指导思想。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缺乏一整套能把公民凝聚起来的共同目标与价值观，“最终，有一代人将无法在变化了的地球环境中生存。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想采取任何措施防止自身的灭绝也为时太晚了。每一代人都做出了正当的、资本主义式的决定，然而最后的效应则是集体的社会自杀”[120]。事实上，我们从美国疯狂地挥霍人类资源，肆无忌惮地剥削第三世界，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南斯拉夫所干的罪恶勾当所造成的大批平民伤亡、难民逃亡和自然环境遭到的毁灭性破坏中，不是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观的卑鄙、无耻和野蛮？！

至于说到我们自己，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亿万人民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因为这一事业符合人民的愿望，适应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正是由于这一缘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把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他们攻击的首要对象。

为了搞垮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美国当局每次都首先拿中国共产党作为攻击的目标。例如，他们在每年的《国别人权报告》（中国部分）中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垄断决策权的集权国家”或“极权国家”。这种对我国国体和政体的令人不可容忍的攻击和诽谤，反映出他们害怕中国人民走独立富强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阴暗心理。其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乃是中国人民历尽磨难而得出的宝贵结论。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所说：“1949年后出现的中央政权的组成部分是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它不仅有中共掌权前28年的经验，也有全中国人民的经验。长期的军阀统治和国民革命，接着是八年日本侵略和四年内战，使全国人民渴望有中央权威、坚强的领导、和平与秩序。”[121]

最能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与必要性的，莫过于历史事实本身。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半个世纪里，我们党领导人民顶住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由于经验不足和主观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也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包括十年“**”的严重的错误。但是，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中，开始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创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而成功地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50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呈现在亿万人面前的是一片饱经列强欺凌、惨遭战乱摧残的国土。当时国民收入只有约358亿元，人均约66.1元，折合美元约18元。199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约达79553亿元，人均约6347元，按年末汇率计算，大约折合770美元。按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199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排名第7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50年来，我们成功地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吃饭问题，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民基本得到温饱，愈来愈多的农民进入小康，并继续向比较富裕的生活迈进。

50年来，我们不仅成功地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还成为少数几个拥有人造卫星的国家。我国自行研制的长征系列火箭，已经进行了57次发射。

到1998年，我国钢、煤炭、服装、水泥、电视机、数字程控交换机以及谷物、棉花、水果、肉类等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位。

50年来，全国人民奋发努力，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了旧中国难以想象的奇迹。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79—1998年近2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引起全世界的瞩目。[122]

一位美国学者把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速度做了一个比较。他说：“一份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规模与速度的可靠指数表明的事实是，美国用了47年把人均收入增加一倍，中国只用了9年，实际上，中国在过去18年使人均收入翻了两番。美国用了50年时间把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例从70%降至50%，中国在实现同样变化时只用了17年。”[123]

所有上述成就都说明，在东方地平线上，一个巨人正在迅速成长。而且更为可贵的是，我们今天仍保持着20年来改革开放的好势头，并且正在积蓄起又一次腾飞的力量，去迎接21世纪的挑战。

近20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同步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这里仅举出若干方面实例即可说明。

例如，近20年来，我国根本的民主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认真的坚持，并逐步得到加强和完善。

作为人民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年按规定日期隆重举行。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四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兴建三峡水利工程等重大事项的决策，中央政府领导人的任免，无一不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讨论。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修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基本法律的制定，也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的。这些年来，对民主选举制度也做了一些改进。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由过去的等额改为差额。直接选举人民代表的范围，由过去的乡、镇一级，扩大到县一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20年来，各民主党派和政协组织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方面比过去更加活跃，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他们积极谏言献策，每年提出大量的提案和建议，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被采纳。如《关于加强宏观调控抑制通货膨胀的建议》，被国务院采纳施行后，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近20年来，中国基层民主也显著扩大。全国农村普遍推行了村民自治制度。各地农民采取直接的秘密的和差额选举的方式，选出本村的自治机构——村民委员会和村干部，并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定期举行全村民主生活日。约占世界人口1/6的中国9亿农民，以主人翁的姿态选举和监督本村的干部，开展群众性的民主自治活动，引起了世界的注目。美国卡特中心1997年、1998年两度派出小组来中国参观农村基层选举活动。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和讲话，称赞中国农民享有他们意想不到的民主权利，认为民主选举的某些方面（如不受财产限制等）优越于美国。同时，城镇基层民主也得到扩大。许多地方的居民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的职能和作用都有所加强。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中国的法制建设20年来大大加强。依法治国的方针，得以确立和贯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按照全国人民的意志，本着发展经济、扩大民主的原则，对《宪法》做了大小三次修正，对人权的维护和发展包括公民应享有的各种自由，做了更加明确的规定。现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已基本做到有法可依。通过《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修订，通过《律师法》《人民警察法》《检察官法》《法官法》《监狱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法的制定，司法中的人权保障明显加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之为“民告官的法律”——《行政诉讼法》。该法自1990年10月施行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受理了20多万起行政诉讼案件。这些案件中，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占大多数，相当一部分涉及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原告中有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被告中有县、市、省政府部门和中央国家机关。约2/3的诉讼都以行政机关改变原决定而终结。

还值得一提的是，法律在制定或修订过程中，都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1998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公之于报端，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时任委员长的李鹏还去东北农村考察《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情况，直接同农民交谈，请他们对条例的修改发表看法。有些法律还是人民群众建议制定并参与起草的。江苏省江都县农民费桂龙建议制定一部农业法，自己起草了初稿。结果他的建议被采纳，他被吸收进《农业法》起草小组，他的许多意见也被吸收进《农业法》中。

西方某些人认为中国政治上没有改革，主要原因是他们要求中国在改革中照搬西方的一套政治模式，否则就不算改。而中国只能按照本国的国情和人民的意志改革，绝对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发展，博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一切有识之士的高度赞扬。例如，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出版的被俄联邦高等教育部推荐为高等学校经济学方向和理论经济学专业的大学教材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就把中国、越南列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并认为从经济学观点看，这是改革旧的体制的唯一成功的例证。书中还特别强调中国依靠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质量和其他非经济因素的质量，从而使这一模式可以保证经济迅速地发展和高涨。[124]

关于这一点，《苏维埃俄罗斯报》1994年10月25日的一篇文章说得更为明朗。文章说，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发展证明，“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和世界上最大的拥有4000万共产党人的中国共产党是稳定的保障”。“这个党用实践证明，它善于学习和提出作为几代人行动纲领的构想。这几代人会把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来自联合国和西方国家的反映。例如，联合国发表的《1993年世界经济调查报告》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独特发展模式，指出，“尽管财富积累似乎是企业家的主要动力，但（中国的）事实说明创业精神与私人拥有权并无必然的联系”。“集体企业是中国80年代企业活力增长的最大来源。”报告对比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情况，认为，体制独具一格的中国经济将继续迅速增长，而大规模走向私有化的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等苏联衍生国家将继续面临经济大滑坡，并已出现社会动**迹象。[125]

美国著名学者，《巨龙——中国的未来》一书的作者丹尼尔·伯斯坦指出，“中国属于20世纪世界上富有革命思想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的福音，也是对世界的贡献”。他着重指出，“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首先致力于经济的现代化，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在让旧经济体系继续运行的情况下企图建设新的政治体制；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政策是根据自己的国家、社会、人民的特点制定的”[126]。

美国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专家之一、前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没有实行私有化，他们集中精力搞了一些新的企业；他们没有实行贸易自由化，而是努力提高商业企业的竞争能力。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形势最好的国家已经出现在世人面前！”[127]

也许正是基于上述事实，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沃尔森于1999年2月做出了如下评价：“现在可以说没有哪个领导班子比中国的领导班子更优秀。”[128]

事实上，这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选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肯定。

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是荆棘丛生，充满着艰险与曲折，但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充分依靠广大群众，不断做出改革开放的新探索，我们国家就大有希望。美国等西方国家“分化”“西化”中国的图谋就必定会失败。

3.加强思想教育，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前已说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并把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作为自己的国策。对此我们本应有高度的警惕。可是，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一些人产生了否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意识形态差异与斗争的思想，鼓吹“非意识形态化”的论调，甚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概斥之为“左”。这种思潮与当时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相互呼应，对我国社会主义曾造成极为严重的危害。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9年年初同外国朋友的谈话中就指出，改革10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同年6月，在平息了北京的政治动乱之后，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对外国人讲，10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129]就教育内容而言，则首先应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特别指出10年失误中没有把四项原则“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130]。这实质上也是抓住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深刻对立的根本。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在今天和今后相当长时间仍是我们在思想领域克敌制胜的法宝，对于“非意识形态化”主张是一个深刻的批驳。今天，当我们研究针对西方意识形态攻势的对策时，还有必要对“非意识形态化”等错误主张做进一步的分析批判。

我们知道，人与一般动物不同，是有思想、有意识的；人类社会则是有社会意识的。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一定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经济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意识形态不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起到维护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权的巨大作用。这些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无法由任何人主观加以消除的。

前已说明，美国就十分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1958年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发表的那份受参议院委托撰写的报告，就提出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131]。前总统尼克松在1984年发表的《现实的和平》一书中提出，“至关重要的是西方发动攻势来赢得这场（意识形态）斗争”，“要进行争取世界人民‘民心’的竞赛”。他相信美国“播下不满的种子，有一天将开出和平演变的花朵”[132]。尼克松于1988年写的《1999：不战而胜》和美国另一反共谋士兹·布热津斯基1989年写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则更为精巧地设计了一套如何从意识形态上彻底战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策略手法。布热津斯基特别提出抓人权口号。他说：“倡导尊重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过程。”[133]这难道不是美国当局始终在保持意识形态进攻吗？

面对西方发动的意识形态攻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决不能用什么“非意识形态化”来自己欺骗自己。列宁指出：“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我们同比我们强大许多倍的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期，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期内坚持革命建设，用军事的方法，尤其是用思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134]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就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135]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136]。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深切思考的。

可见，放弃意识形态斗争，就无异于在资产阶级思潮进攻面前放下武器。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宣告：“在国际交往中，我们绝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同样，也不允许别的国家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我们的这个原则立场，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还可以从苏联解体的过程进一步洞察“非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对社会主义的致命威胁。事实上，当戈尔巴乔夫等人一再宣称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的“民主和人道主义”来改造苏联和苏联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向国际资产阶级投降，其突出表现为在国际交往中的“软骨病”。1991年苏联《俄罗斯文学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在苏联滑入深重危机的时刻，过分积极的对外政策举动，使苏联较多地依赖外部世界，较少地独立自主……苏联领导把本国的‘改革’变成了世界各国的大业，自我置身于这样一种局面：每走一步都担心外国会对我们搞经济制裁，担心布什不来访，担心外国舆论对我们不理解。这就不得不唯美国和西方马首是瞻”[137]。在这种“软骨病”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戈尔巴乔夫等人要在苏联推行资本主义的自觉行动。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6月即苏联解体前半年宣称，“我们已经摆脱了一种制度，更准确地说是完成了一种制度的瓦解工作，但还没有进入新的制度”。“8·19”事件失败后，他迫不及待地宣布：“从今以后，苏联已经被看作是民主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138]

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国际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主张，本质上是适应西方敌对势力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而具有极大危险性的一种思潮。它用所谓“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动听口号掩盖了垄断资本主义压迫、剥削和对外侵略扩张、搞“和平演变”战略的基本事实，因而又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主张“非意识形态化”的人们所追求的“现代文明准则”究竟是什么呢？对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可谓是“洞若观火”。就拿西方国家认为是居于意识形态战略制高点的“人权”主张来说，其本来面目已日益被第三世界国家有识之士所戳穿。菲律宾一家报纸在1991年指出，美国等国过分关心其他国家的所谓“人权”状况，是“别有企图”，“这些国家过去用炮舰政策征服落后国家，在炮舰政策因被压迫国家的觉醒而失灵后，它们又以‘人权’和‘经济制裁’为手段，企图整垮和孤立不听他们话的国家”[139]。时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的阿拉法特则于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上说，某些西方国家“以人权做幌子，把它们的政治立场强加于人，从而导致了人权领域实行双重标准现象的泛滥。某些霸权主义势力一方面千方百计阻止发展中国家实施发展权，导致南北经济差距日益扩大；另一方面打着维护人权的招牌，从而达到它们对别国内政进行直接干涉的目的”[140]。这些都清楚地说明，所谓西方“现代文明准则”以及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不过是现代霸权主义压迫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策略手段而已。

在美国进一步“妖魔化”中国并加强人权攻势的今天，特别是他们打出“人道主义干涉有理”和“为价值观而战”的旗号时，国际关系中更加充斥着意识形态的斗争。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保持清醒头脑，才能不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

4.坚持国际关系中和平共处原则，坚决反对霸权主义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和平共处主张与霸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我们主张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国家和平共处，而美国却一再声称自己是世界当然的领导者，坚持搞霸权主义，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破坏和平共处这一国际关系准则。为了击破美国当局的图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和平共处原则，与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去赢得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胜利。

记得在1955年亚非会议上，我们的周恩来总理坦诚地讲了以下一段话：我们“从来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141]周总理的这段话，清楚说明了在国际交往中既坚持自身意识形态，又不把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辩证关系。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亚非国家之间，也适用于亚非国家与其他国家，包括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谁都承认，中美两国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历史发展迥异，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极大差别。但这并不妨碍中美两大民族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也不妨碍中美两国求同存异，友好相处。这对我们中国学者来说是一个不难理解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作为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历来在文化心理上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对外来的好的东西总是抱着欢迎的态度。虽然在特定条件下曾经有过“闭关自守”，但时间毕竟是相对短暂的。正因此，即使今天，我们对于美国人民中存在的革新精神、平等精神和求实态度等优秀品质仍然抱着学习的态度。第二，我们懂得历史的辩证的发展，因此也就没有理由、没有必要对外来文化采取一概排斥的错误做法。列宁曾经说，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体系“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42]。毛泽东也同样指出，我们绝不可能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他还明确地说，“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概抹杀”[143]。这就是说，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绝不应采取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的错误态度。当然我们反对把外来文化中的糟粕，特别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和西方的政治体制全盘地强行灌输进来。因为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我国人民的利益格格不入的。反过来说，我们也反对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人。因为我们对此曾经有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和切身体会。近代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积贫积弱，只是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后才一步步走向独立和富强，这不是什么外来势力强加的，而是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才找到的真理。因此也绝不会抛弃这一真理。我们又曾多次经历过来自外部世界的“左”右两方面的意识形态压力，一些国家曾指手画脚地要我们干这干那，实际上是要我们背离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也背离马克思主义本身，这给我国人民造成过巨大的损失和带来过致命的威胁。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难道今天我们还会信奉把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蠢事吗？我们始终坚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靠本国人民和民族去把握。任何试图充当“救世主”的态度都是错误的。正因此，我国政府自1954年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来，一贯坚持主张以这些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一般准则，主张在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在内的一切领域“互不干涉内政”。这一精神也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决原则”。

目前存在着一种极其模糊与错误的观点，似乎在对外关系中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就是违反国际局势缓和的大方向，就是反对“和平共处”。其实，由中国等国倡导的“和平共处”原则，恰恰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独立国家的意识形态，而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美国政界某些人置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于不顾，非要干涉别国内政。这才是从根本上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是反对世界人民的。我们只要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就一定能够团结全世界一切主张正义、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顶住来自美国的压力而立于不败之地。

5.一切为增强综合国力而奋斗

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它决定于社会存在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我们反对美国意识形态渗透的斗争集中表现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这场斗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谁优谁劣，谁胜谁负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发展与强大，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综合国力的增强。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等方面。从根本上说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力量都不断得到增强就最能调动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增强对抗外来意识形态渗透的能力。因此，不管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我们都要集中精力，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主题不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把自己的事办好，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不断增强综合国力。

我们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阵地，不断提高凝聚力，又将反过来大大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着弥足珍贵的优良传统道德，特别是有着经过科学论证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些都终将成为战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有力武器并使美国当局的“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最终变得无计可施。

写到这里，我们想起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一段话。尼克松生前曾多次鼓吹用人权和西方意识形态等手段演变中国。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在遗著《超越和平》一书中说道：“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使美国关于道德和人权的说教显得十分无礼。10年后，中国将使它们显得苍白无力。20年后，中国将使它们显得荒唐可笑。到那时，中国人可能会威胁说，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改善底特律、哈勒姆和洛杉矶中南部的生活条件，就取消美国的最惠国待遇。”[144]

应当说，美国朝野始终有一批有识之士清醒地看到中国发展的趋势而主张现实地对待中国，与中国友好交往而反对遏制中国。他们一再表示“美国经不起再次失掉中国”，“遏制中国肯定会违背美国利益”。他们都表示要“加深”同中国的“对话”。1997年6月，美国3位前总统布什、福特和卡特，6位前国务卿舒尔茨、基辛格等，10位前国防部长佩里、麦克纳马拉等都联名写信给白宫，要求保持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这些不能不对美国当局的决策产生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连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都在1997年5月明确表示，“在影响亚洲21世纪的发展进程方面，没有一个国家的作用会超过中国。中国人口众多，幅员广大，它成为不断发展的现代经济和军事强国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遏制“政策设想，实际上肯定会得出违背美国利益的结果”[145]。看来，这句话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此系200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终成果，原载梁柱主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四项基本原则》，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