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民为本

人民在社会历史上是一种什么角色，它与天神、上帝是一种什么关系？在中国商代以前的统治者认为天神、上帝是在统治者之上，而人民在统治者之下。推翻商朝统治，建立周朝统治的新统治者才提出人民与天神紧密联系，是一样重要的，体现了十分开明的政治态度。这也说明人民在社会上的地位有所提高，作用开始壮大，日益成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以民为本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逐渐产生、形成的。我们下面就分几个阶段简述这个过程。

1.1 民为神主

三千年前的西周时代，新的统治者开始重视民的地位。他们将民与天相联系，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泰誓》语）。天看到的，就是人民看到的；天听到的，就是人民听到的。大概有些统治者背着上天，在人民面前作威作福。这些话就是对这些人的警告。他们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昭公元年引《泰誓》语）人民有什么愿望、要求，天会努力使它得到实现。对于统治者来说，这些事情做得如何，就决定了自己的地位是否巩固。因此，他们又从理论上概括：“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语）德，指使人民得到好处。天没有亲人，它只辅助能给人民带来好处的有德者。他们把民抬到与天并列的崇高地位，说明他们是极端重视人民的作用的。因此，敬天保民成为他们的政治纲领。

春秋时代，敬神与保民作为社会风气同时流行。有的统治者重视神，祭神特别隆重，从人民那里刮来很多财富，准备祭品，作为敬神的物质条件。同时，他们每有大小事都向神请示，非常相信神，凡事都按神的意志办。另外一些思想家把民放在比神还重要的位置上，要求统治者先把人民的事情办好了，然后再去向神表示敬意和感谢。例如，季梁说，治国之道就是“忠于民而信于神”。忠于民，就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要经常想着如何才对人民有好处，就是“上思利民”。他又说：“夫民，神之主也。”在古代，蜡烛的芯，叫做主。民为神主，大意是说：神的情绪随着人民的意愿而产生变化。人民高兴，神也高兴。人民不高兴，神也会不高兴的。所以，圣王先办完人民的事情，然后才花一点时间去敬神。“民和而神降之福”（《左传》桓公六年），人民安居乐业了，神才会降福，统治者办事才会成功。“民不和，神不享”（《左传》僖公五年），人民生活不好，神就不会享受统治者给它的祭品，当然也不会给他们降福。

无论是将民与天并列，还是主张民为神主，都说明西周以后开明的思想家已经有了重民的思想。当时普遍的观念还是天与神有崇高的地位，风俗是畏天敬神的。天、神的地位都在最高统治者天子之上，如果民与天、神并列，那么，很显然，民的地位应该也在天子之上。这是很容易推导出来的。但是，这种思想到战国时代才由儒学大师、儒家亚圣孟子概括出来。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人民最尊贵，国家是其次，国君排在最后。这就是著名的“民贵君轻”思想。

人民是历史的决定力量，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古代称为“本”。国以民为本，我们称它为“民本思想”。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影响深远。在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所谓“国以民为本”，“为国者以民为基”，“民者，国之根也”，都是一个意思：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荀子·大略》中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上天为了人民而立君，所以，君即统治者要为人民兴利除害，为人民办好事。这是应该有的君民关系。如果统治者让天下人为自己服务，那么，他就违反了上天的意志，就要受到惩罚，甚至家破人亡，身败名裂。

1.2 民为国本

从西周到战国时代，民本思想就比较流行。秦统一中国以后，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民的地位有所下降。秦朝速亡，使西汉思想家对民本思想有了新的认识。战国时，关东六国实力相当强大，文臣武将那么多，却被一个秦国所并吞。如此强大的秦国，却被名不见经传的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几百人的农民起义推翻。可见，民的力量是何等的大！写了《过秦论》的西汉政治思想家贾谊对于民本思想有深切的体会和详细的论述。他在《新书·大政上》中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听说从事政治，没有不以人民为根本的。国家、国君、官吏都要以民为根本。国家因为人民而有安定与危险的差别，国君由于人民而有威望与侮辱的不同，官吏根据人民的态度而有贵贱之分。这就是说，人民是国家安危、国君威侮、官吏贵贱的根本。

重民、民本与民主还不一样。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民主思想的因素。中国传统的民主思想因素与西方也不一样，也有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民是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人，以孟子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说法为典型代表；二是统治者处理大事时重视人民的意见。贾谊说：“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新书·大政上》）人民虽然在社会上地位低贱，却不可歧视；虽然愚昧，却不可以欺骗。所以，自古至今，所有与民为敌的人迟早都要失败。人民是海水，统治者是小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水是海的主人，而舟是客人，舟要依靠水，舟一旦失去水，自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1.3 吏为民役

民本思想认为，民是根本。人民虽然是根本，还都要在统治者的统治之下。其重要性也只有载舟的作用。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是有特殊意义的，肯定了人民在社会历史上的决定作用。直接提出人民是主人，官吏要像仆役那样为人民做事，是唐代的柳宗元。柳宗元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说：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唯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1]

这一大段话特别有价值，所以全文引录。大意是：凡是在地方当官的，你知道自己的职责吗？是人民的仆役，不是奴役人民的。凡是在某个地方生活的人，都要拿出自己收获的十分之一财富雇佣官吏，让他们负责，为人民公平地处理一些事情。而现在天下的官吏都是拿了俸禄（薪水）又不为人民办事的。何止不做事，还贪污受贿，盘剥人民的财物。假如你雇一个仆役在家，他拿了你给的工钱，不给你干活，还要偷你家的钱物，那么，你必定大怒，要惩罚他，或者把他赶走。现在天下官吏多数就像这样的仆役，人民却不敢发怒，也不能惩罚或罢免他们，为什么？形势不同。但是，形势不同，道理却是相同的。应该怎么样对待人民呢？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能不害怕吗？

在柳宗元的这一段话中，以主人比喻人民，以仆役比喻官吏。人民与官吏的关系是主仆关系。类似现代的说法：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他所说的“势”，现在可以理解为缺乏民主制度的封建社会的形势。这个“势”一旦变成民主制度的势，那就“理同势也同”了，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了。柳宗元“吏为民役”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非常光辉的，对后代也有深远的影响。

1.4 谋及庶人

中国古代有些统治者是重视民意的。重视民意首要的措施是让人民说话。邵穆公说：“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国语·周语》）人民把心里想的说出来，如果是正确的，就应该实行，怎么可以堵塞言路呢？郑国相子产也有一番高论。子产实行政治改革，有一些人就在乡校议论这些新政策，有时还评论执政者。有的人就向子产汇报这种情况，并建议取缔乡校，理由是怕他们的议论影响政府的威信。子产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群众早晚休息的时候到乡校去，借此机会议论政治的问题。他们认为是好的，我们就实行；他们所反对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取缔它呢？很明显，子产是要让人民说活的，他听取这些群众的意见，作为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所以认为乡校是自己的老师，应该保留，不应该取缔。两千年以后的明朝末期，黄宗羲主张学校是议政的场所，可能受到子产的启发。古代请群众议政，原是很普遍的传统。例如，《尚书·商书·盘庚上》有“王命众悉至于庭”（国王命令群众都到宫廷来议论大事）的说法。说明殷商时代，统治者在迁都之前召集群众讨论过，最后按群众的讨论结果定了新都。《尚书·洪范》有“谋及庶人”（与百姓商量）的话。庶人就是平民百姓，就是普通群众。据《周礼》记载，古代征求群众意见已经有专门的机构或专职人员，小司寇就是这种专职人员。

中国古代有这样的一种制度：内朝是国王与百官商议事情的地方，外朝是小司寇向万民征询意见的地方。同时规定，凡是国家大事都要征询万民的意见。什么是国家大事呢？一是国家受到武力侵犯，处于危急的时候；二是国都要迁移的时候；三是要确立新国君的时候。这就是战争、迁都和立嗣三件大事，都要征询群众的意见。

我们现在可以从《左传》中看到这些制度在春秋时期的实行情况。例如，定公八年载：卫侯要背叛晋国，就与国人商量。国人就是本国的平民。卫侯派王孙贾去征询。经过商量，最后决定叛晋。这是国家外交上的大事，也就是战争与结盟的大事。另一处记载是哀公元年的事：吴国入侵楚国，吴国派使者来召陈怀公。陈国是小国，夹在吴楚两个大国之间，吴楚相争，两边都不好得罪，陈怀公很为难，就向国人征求意见。所谓“国人”，可能是比庶人地位高一点的，或者可以称为没有当政的贵族。国人意见分歧很大，有的说不能去，去了就表明支持吴国侵略楚国，我们就得罪了楚国；有的说应该去，否则，就得罪了吴国，等吴国灭了楚国以后，会来找我们算账的。讨论很激烈，莫衷一是。怎么办呢？陈怀公说：“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左传》哀公元年）支持楚国的站在右边，支持吴国的站在左边。陈怀公数一下人数，就知道支持哪一国的人多。这是两千多年前的“站队”问题，也是最早的左派和右派的划分。点人数，也应该是一种最早的投票方式。后来演变成在碗里放豆，再到举手，最后用无记名投票。这次站队的结果，支持楚国的占多数，因此，陈怀公决定与楚国结盟，不支持吴国的侵略行动。这是与国人商议战盟大事的记载。

《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晋惠公当了秦国的俘虏，让瑕吕饴甥对国人说：“我战败当了俘虏，侮辱了国家社稷，即使能够回国，也不能再当国君了，希望由长子圉当国君。”瑕吕饴甥向国人传达了这个意见以后，大家都哭了。这是关于立新君的大事向国人征询意见的记载。

《盘庚》所记的是关于迁都的大事而向群众征询意见。

从以上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有关三大事向群众征询意见，是有传统的。

根据票数的多少来决定大事，不尽合理。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此也有过分析。他们不是简单地根据多数来决定大事，而是理智地审察群众的意见，经过分析，作出抉择。例如《左传》成公六年所载晋栾书的一件事。楚军进犯郑国，晋栾书带兵去救援郑国。郑国得救了。这时，晋军要不要跟在蔡国的楚军交战呢？栾书拿不定主意。赵同、赵括等人主张向楚军开战，一决雌雄。知庄子、范文子和韩献子不同意，认为救郑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班师。如果到蔡国与楚军开战，胜了没有多少意义，如果失败，那就是大耻辱。栾书决定撤兵回国。这时主战者对栾书说：“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多数派说：圣人与群众思想同一，所以能办成事。你何不服从多数呢？你掌握大权，应该考虑民众的意见。你的辅助者十一人，其中不愿意战的，只有三人而已。愿意战的人可以说很多。《商书》上说：“三人占卜，随二人的。”就因为二人是多数（例如三占卜，一人说凶，二人说吉，那就相信是吉）。栾书说：“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栾书提出：两种都是善的意见，可以从众。善是群众所依附的中心。三位贤卿的意见，虽属少数，也不是个别的意见。听从他们的意见，不也是可以的吗？在这里，贤士的意见应当较有分量。不能简单地看多数。在战争中，许多军人打红了眼，只图痛快、解气，主张战是很自然的。有战略眼光的贤士就比较冷静，理智地分析形势，做出战与和的选择。《水浒》中的李逵什么时候都想打仗，由他带兵打仗，只图杀个痛快，必将误事。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也有很多军人想不通，做了很多工作，才解决的。而当时明白国共合作必要性的人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由于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是善的，终于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这就是“善，众之主”的意思。

现在有一些所谓的“明星”像雨后春笋一样，由电视台成批地制造出来。没有电视台时就没有这么多的明星。为什么？电视台给很多人提供露面的机会。实际上经常露面的未必都是高水平的。现在中学生有一批“追星族”，到大学就不追星了。为什么？减少了盲目性。如果让追星族选总统，可能会选歌星、影星。

对于群众意见，要加以分析。对于多数人的意见，特别是古代，科技落后，通信不发达，人民群众还比较愚昧，盲目性还比较大，选举出来的人不一定都是贤能之人。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此认识比较深刻。例如上述郑国相子产重视听取群众意见，不同意取缔乡校。但他也不是盲目听从群众的意见的，他在郑国从政一年，进行一些改革。开始，群众反对，子产不怕，坚信自己的主张会给人民带来好处，就坚持贯彻改革措施。后来，群众看到实际好处，也就支持改革了。这也是“善，为民之主”的意思。群众是向善的，在群众还暂时不理解的时候，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

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大家都说他不好，我也要自己考察一下；大家都说他好，我也要考察一下。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古代讲“众口铄金”，大家都说话，连真金都会受到破坏，更何况其他东西。所以孔子不肯相信从群众那里听来的，总要自己加以认真考察。所谓“百闻不如一见”，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提出要走群众路线，不要做群众的尾巴。这是对待群众意见的正确态度，也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

简单地说，真理不一定在多数人手里，往往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科学创造，总是少数人发现真理，不可能几亿人同时发现什么真理。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新的发现总是少数人做出来的。但是，在社会政治领域实行投票选举，对不对呢？在社会领域主要是价值观的问题，投票占多数，说明这是多数人的意愿。这与自然科学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认为在社会政治领域采取投票选举的办法是对的。至于自然科学，例如讨论人类基因的问题，就不能用投票的方式决定对错。

总之，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国以民为本”，肯定了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民贵君轻”思想，肯定了群众比任何个人都伟大。“吏为民役”，肯定了纳税者人民理应是社会的真正主人。“谋及庶人”，说明中国古代早就有了民主的思想，只是这些思想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的一种制度。

现在我们看到，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也是各有特色的。有议会制，有杜马制，有人民代表制。中国采取的是人民代表制度，这是符合中国现在国情的。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未必符合中国现在的国情。许多制度是在实践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创造，过去有些人也曾经搬来过外国的制度，也有过自己的主观创造，但，都没有成功，都因为不适合中国当时的国情。能够成功的制度，就因为它适合中国的国情。这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对于制度的检验。

2.任贤之力

历史是发展的，前进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谁的力量？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什么？古今中外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说是历史的发展变化都是偶然的，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往往有一种偶然事件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进程。有的说历史发展是必然的，有规律性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由生产力这个因素决定的。西方还有英雄史观，认为是英雄决定历史的进程。

中国对于历史的发展理论也有过许多研究，提出过各种理论。中国早期有天命史观、圣人史观。后来，人们从历史事实中探讨，认为贤人与任用贤人的当政者起着关键的作用，于是有了更加具体的讨论。

2.1 贤者之力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有道德有能力的人才，得不到任用，是当政者的耻辱。要实现对社会的公正管理，就必须任贤使能。要达到富国强兵，就必须任贤使能。要创立大的功业，就必须任贤使能。

齐桓公听从鲍叔的建议，不记射钩之仇，任用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终于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齐桓公与管仲，究竟谁的作用更大些？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晋平公问叔向：“昔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识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的观点是：“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缝，宾胥无善纯缘，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用裁缝为比喻，管仲善于剪裁，隰朋善于缝纫，宾胥无善于锁边，齐桓公就知道穿衣而已，裁缝当然都是臣的力量。

师旷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臣请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断割之，隰朋善煎熬之，宾胥无善齐和之。羹以熟矣，奉而进之，而君不入，谁能强之？亦君之力也。”（《新序·杂事》）用饮食作比喻，管仲善于刀功，隰朋善于烹调，宾胥无善于调和，做好菜送进去，国君如果不吃，谁又能勉强他呢？看来国君起着关键的作用，是“君之力”。

有一种说法：“将谓桓公仁义乎？杀兄而立，非仁义也；将谓桓公恭俭乎？与妇人同舆驰于邑中，非恭俭也；将谓桓公清洁乎？闺门之内无可嫁者，非清洁也。此三者亡国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毕朝周室，为五霸长，以其得贤佐也。失管仲、隰朋，任竖刁、易牙，身死不葬，虫流出户。一人之身，荣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异也。”（《说苑·尊贤》）齐桓公有亡国的表现，没有亡国，就是因为他用了贤人。

同样这个齐桓公，没有管仲以后，任用别人，国内大乱，自己死后不能及时埋葬。这都说明贤佐的作用，也就是管仲对齐国的作用。因此，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这里讲的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造福后代，没有使用兵车即武力，都是管仲的力量。应当说，管仲确实出了很大的力气，起了很大的作用。按孔子的说法，管仲即贤人的作用，才使齐桓公能够称霸诸侯。

2.2 荐贤之力

但是，同一位孔子，在另一处，却认为推荐管仲的鲍叔比管仲更加贤。子贡问大臣。子曰：“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子贡曰：“否。齐有管仲，郑有东里子产。”孔子曰：“然。吾闻鲍叔之荐管仲也，子皮之荐子产也，未闻管仲、子产有所荐也。”子贡曰：“然则，荐贤贤于贤。”（子）曰：“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韩诗外传》卷七第二十四章）孔子认为推荐贤人的人比贤人更加贤。鲍叔推荐管仲，而管仲没有推荐别人。推荐的力量更加伟大。理由是：知贤，是一种智慧；推荐贤人，是仁爱的表现；引进贤人，是一种大义。有仁义智这三种品德，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按这种说法，鲍叔比管仲更伟大，也更有力量。“虽有贤者而无以接之，贤者奚由尽忠哉？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乐而后至也。”（《说苑·尊贤》）贤者没有人推荐，也就没有尽忠的路子。因此，推荐的作用不可忽视。子贡所谓“荐贤贤于贤”，肯定推荐的作用更伟大，更重要。

关于千里马的说法，韩愈在《杂说》之四中开头就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千里马比喻贤者，伯乐则是推荐贤者的人，即荐贤者。韩愈认为“伯乐不常有”比常有的千里马自然更难得，更可贵。这还是荐贤者高于贤者的思想。有名马，没有伯乐的推荐，名马只能屈服于奴隶之手，成批地死于平常生活的环境中。

2.3 倡贤之力

《韩诗外传》卷二第四章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楚庄王听朝罢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罢之晏也，得无饥倦乎？”庄王曰：“今日听忠贤之言，不知饥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谓忠贤者，诸侯之客与？国中之士与？”庄王曰：“则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者何等也？”姬曰：“……今沈令尹相楚数年矣，未尝见进贤而退不肖也，又焉得为忠贤乎？”庄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进孙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霸。楚史援笔而书之于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诗》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谓也。

刘向《新序·杂事》所载略异，樊姬与楚庄王、孙叔敖是一样的，是谁推荐孙叔敖？二说不同。《韩诗外传》说是“沈令尹”，《新序》说是“虞丘子”。可能另有所本。转载如下：

（樊姬）曰：“……今虞丘子为相数十年，未尝进一贤。知而不进，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为贤？”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于是辞位而进孙叔敖。孙叔敖相楚，庄王卒以霸。樊姬与有力焉。

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关于楚庄王的资料，有“三年不鸣，鸣将惊人”，有伐陈、攻郑、围宋的壮举，没有提到樊姬、孙叔敖、沈令尹的事。在《循吏列传》中第一名就是孙叔敖，“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所用的资料与《新序》同。并对孙叔敖的政绩作了简略的介绍，又在《滑稽列传》中讲到优孟与孙叔敖之子的关系。都没有提到樊姬。《新序》所载，当另有所据。

沈令尹辅佐楚王几年了，没见他推荐贤人，怎么能算是贤人呢？樊姬向楚庄王倡导要推荐贤人，对楚庄王有了启发，后来沈令尹（虞丘子）推荐了孙叔敖，楚国称霸于诸侯。楚史认为楚国能够称霸是樊姬之力，并郑重地写入史册。这也就是强调倡导推荐贤人的作用。

2.4 任贤之力

贤人没有人推荐不行，推荐不被采纳、任用也不行。任用者起着关键的作用。

鲍叔推荐了管仲，因为管仲是齐桓公的政治敌人，曾经箭射带钩，差点要了他的命，此仇未报，还能用他治国吗？能用政敌，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气魄。齐桓公让管仲治国，管仲说：“贱不能临贵。”人微言轻，地位低的人管不了地位高的人。齐桓公就任命管仲为“上卿”。但是，国家并没有治理好。齐桓公责问管仲：“为什么没有治理好？”管仲说：“贫不能使富。”贫穷的人指挥不动富裕的人。齐桓公将一年从市场上收来的租税全部交给管仲。管仲还是没有把齐国治理好。齐桓公又问究竟为什么。管仲说：“疏不能制亲。”疏远的人制约不了亲近的人。管仲管不了齐桓公亲近的人。齐桓公把管仲立为“仲父”（《说苑·尊贤》）。结果，齐国治理好了，全国大安，于是就称霸天下。齐桓公问管仲：“何如而害霸？”怎么做会妨碍称霸？管仲说：“不知贤，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说苑·尊贤》）在用人中，首先是知贤，知而能用，用而能任，任而能信，信而能专，才能充分发挥贤者的才华，使他成功立业，名垂千古。在这个问题上，孔子也承认“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同上）

孔子所谓“三权”，就是法家所谓“势”。慎到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韩非子·难势》引）尧是圣人，没有势位，不能够管理三个人。管仲即使是圣人，没有势位，也只能管理三个人。因此，管仲如果没有齐桓公知贤善任，也将埋没了自己的才华。管仲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权，提出几乎是别人不敢想象的要求，齐桓公能一再答应他的要求，才使他得以成功。如果齐桓公不是那样信任他，只要有一点动摇，都将前功尽弃。像管仲这样，伸手要官，再伸手要钱，还要名誉地位，如果在现在，管官的人会怎么想？也许会认为他是十分贪婪的名利之徒，不能给予满足。但是，贤人伸手要条件，是为了干事业，而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享受。当政者如果不能分别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就可能对贤人伸手产生怀疑。

古人说“疑人不用”，用则无功。这里我们还应该了解乐羊攻中山的事。魏文侯派乐羊带兵攻打中山，围攻三年终于攻下中山。胜利凯旋，乐羊很高兴，想向魏文侯请功，魏文侯赏给他两箱子书，里面全是群臣和宾客反对乐羊攻中山的内容。乐羊看了以后很感慨地对魏文侯说：“中山之举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说苑·复恩》）同一内容，在《新序·杂事》中，乐羊说的是“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仗是将军乐羊打的，但是，没有魏文侯的信任和支持，乐羊早就被撤职了，还怎么会打胜仗？这里又可以说是任贤者之力。

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要贤人建功立业，就要为他创造必要的条件。齐桓公不给管仲“三权”，管仲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立不了大功。因此，齐桓公称霸诸侯，既是管仲的出力，又是齐桓公的善任，是君臣协同合作的结果。与此相反，有些君王做不好一件事，就认为是臣下的过失，总埋怨下属无德无能，不能像管仲那样创功立业，却没有反省自己，究竟为下属创造了什么条件？能不能像齐桓公对待管仲那样对待自己的下属？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那是办不成大事的。

管仲提出三权，都是非常必要的。高官厚禄虽然不能给人以真理，但是，百姓仰慕高官厚禄者，所以，官大禄厚者说话的影响力就大。相反，官小禄薄者，人微言轻，说话没有人听，即使是真理，也会被人忽视。我们从现在的追星族也可以体会到这种情况。有很多有知识的人包括教师，由于社会地位低，工资少，原来崇拜教师的学生，现在也不怎么看得起自己的老师了。而有些文化素质比较低的演员，由于经常在电视上露面，收入又十分可观，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学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追星族。有些明星唱歌，一台晚会唱几首，就可以收入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这是其他职业的人都达不到的。因此，以前崇拜的作家、科学家、政治家也都退居明星之后。

管仲官大禄厚以后，还不能治理好齐国，原因何在？齐桓公的三亲六故仗着与齐桓公的亲近关系，不把管仲放在眼里。所谓“公章碗口大，不如熟人一句话。”管仲的政令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严重的抵制、破坏、干扰。俗话说：“疏不间亲。”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以后，齐桓公所有的亲戚、朋友、故旧对管仲都要敬畏三分，齐桓公的亲友的所有优越感在管仲那里，全都丧失了。齐桓公给管仲“三权”，实际上是将自己的绝对权威授予了管仲。没有高度信任，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东汉哲学家王充说：“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举之，可谓壮强矣。吴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两主不能举也。举物不胜，委地而去可也，时或恚怒，斧斫破败，此则子胥、屈原所取害也。”（《论衡·效力》）同样道理，“韩信去楚人汉，项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则能量其力，能别其功矣。”（同上）按王充的说法，管仲有力，齐桓公也有力。哪一个力气更大呢？王充认为，齐桓公之力比管仲之力更大。同样道理，刘邦的力量也比韩信大。相比之下，吴王不能用子胥，楚王不能用屈原，力量都比较小。王充认为孔子是“山中巨木”，道大难行，周流天下，无所留止。人不能用也。同样道理，魏徵有力量，唐太宗也有力量，唐太宗能用魏徵，说明他的力量也比魏徵大。

我们可以设想，现在的领导者当自己的下属提出像管仲那样的要求时，自己能不能像齐桓公那样答应并满足这些要求？当自己的下属也像魏徵那样当面批评自己，特别是在自己觉得做了很多好事以后，周围又是一片歌颂的声音时，下属当众提出一系列批评意见，自己能像李世民那样虚心接受批评，并认真改正吗？楚汉战争，为什么汉能胜楚？项羽能胜人不能胜己，而刘邦能胜己。刘邦能战胜项羽，也说明刘邦之力大于项羽之力。从此我们可以体会，作为创业的国君，这种内在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又是多么的重要。老子讲“胜己者强”，是很深刻的。

2.5 人民之力

在历史的长河中，从个别的典型的事例来看，贤人、荐贤、任贤的作用都是很明显的。倡导任贤、荐贤，少数情况下也起了明显的作用。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古代人物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上上是圣人，上中是仁人，上下是智人，下下是愚人。从中上到下中都是“可与为善，可与为恶”的中人。尧舜就是圣人，桀纣就是下愚。“齐桓公，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这几个人如何排列呢？管仲排在上中，属于仁人。推荐管仲的鲍叔牙排在上下，属于智人。齐桓公排在中中，比管仲低三个等级。寺人貂和易牙则排在齐桓公再下两等的下上。从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来看，班固的排法自有其道理。

如果从长远的全局的情况来看，问题就可能更复杂一些。所谓复杂，就是真正起大作用的力量是隐藏在后面，是不容易被发现的最为巨大的力量，那就是人民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起先，人们看不到人民的力量，认为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以及统治者的更替，都是少数杰出人物决定的，特别是帝王将相的诏书与征战。而帝王将相的兴衰成败又是由天命决定的，这又是一种人类无法把握的神秘力量。西周统治者发现了人民的作用，他们认为人民与天命是一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泰誓》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昭公元年引《泰誓》语）。这样一来，由天命决定一切就过渡到由人民决定一切。尽管在周初已经提出这种非常进步、开明、深刻的政治见解，而在三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仍然以少数人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占主流。而明君贤相就是这少数人物中的佼佼者。

周初的统治者强调“德”。德者得也。什么叫德？人民得到就会高兴的那个东西就是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文），皇天只辅助能给人民办好事的人。给人民办好事，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就会得民心。战国时代儒家代表孟子明确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论断。汉初贾谊总结归纳出系统的民本思想。

群众心理是值得关注的。在春秋时代，周天子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仍然有很高的威望，而齐桓公要率诸侯朝周天子，这就比较得人心，再加上齐国的实力，讲诚信，救援小国，所以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五霸之首。管仲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努力，做出贡献，成为历史上的名相。

对于人民的力量，容易被抽象化，甚至被某些人当作独裁专制的工具和借口。因此，还有一些理论问题，需要继续研究。到底人民的力量表现在什么地方？如何表现？历史学家、政治家、哲学家如何看待人民的力量？在自己的行为中如何尊重人民的力量？这些都是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人民的力量，从历史上看，例如秦朝如此强大，却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所推翻。因为秦朝苛政和赵高之类佞臣胡作非为，使民不聊生。又实行焚书坑儒，破坏文明。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强烈地与人民对抗，才激起反抗。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军事实力比中国强得多，中国人民为了保卫自己领土和国家主权，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终于战胜入侵者，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许多人有一个观念：不当亡国奴。为什么有这种观念？这是过去思想家提出来的，又经过长期培育，逐渐形成的。

各国有不同的思想家提出不同的观念，培育出不同的民族精神，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对后来的社会心理有很大的影响。得民心，就是要得具体的社会心理。因此，从历史进程来看，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社会心理，这与科技发展、社会文明、生产力的进步程度有关系。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也会严重影响到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是历代思想家努力创造的结果，是精英文化的思想结晶。所谓民族魂，就是历代思想家劳动成果的积淀。现在保存下来的典籍，保留着他们的思想成果，正是这些成果，影响并塑造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传统思想。在这种意义上，所谓民心，就是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又是历代思想家影响下形成的，是历代精英思想的积淀。那么，思想家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不可谓不巨大。思想家是精英分子，他们的思想是从人民思想中概括出来的思想精华，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是代表进步文化的，因此得以流传下来，数千年而不衰。这些思想能够掌握群众，鼓舞群众，引导群众，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人民群众是精英思想的物质基础，精英思想是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

哲学的内容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研究就是要反思即研究这些精英思想。精英思想代表时代精神，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的进步表明社会进步的程度，哲学怎么能不研究精英思想？

[1] 《柳宗元集》第2册，6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