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重德轻才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人大多数是重德轻才的。作为中国文化基础的儒学最有代表性。因此，我们就先从儒家讲起。

孔子讲：“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智、仁、勇，后人称为三达德，是并列的，没有轻重之分。孟子说人性有四个善端：仁、义、礼、智，也是并列的。但在德才进行比较时，孔、孟却都是重德轻才的。例如，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华，如果既骄傲又吝啬，那也不足观。季氏已经很富裕了，冉求还帮他聚敛财富，孔子很气愤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冉求是孔子的学生，很有能力，由于帮助季氏搜括民脂，聚敛财富，孔子不承认他作学生，并鼓动其他学生声讨冉求。这也说明孔子是重德的。孟子认为如果不能引导国君走正道（人才），只是用自己的本事为国君效力（人材），那就是“富桀”、“辅桀”，或者叫“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这种有能力的官员，不是“良臣”，而是“民贼”（《孟子·告子下》）。后人所谓“从道不从君”，要服从治国之道即原则，不能只服从国君个人的欲望或意愿。鲁国要让乐正子管理政务，孟子高兴得睡不着觉，不是因为他能力强，学问多，而是由于他“好善”（同上）。因为有了“好善”这个特长，就会大量引进善人，有很多善人当政，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好。因此，“好善”这个道德，在当权者那里就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全局的品德。这也是重德的突出表现。

法家不讲求仁义道德，只要民众服从命令，遵守法令，一切是非都以法令为标准，“一断于法”。秦政府按军功封爵，显然是重才轻德的。汉代以后，认为秦朝很快灭亡是由于不施仁义，不讲道德。因此，汉代思想家都是重德轻才的。董仲舒虽说“必仁且智”，因为“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只有爱心，缺乏智慧，不知道应该爱哪些人，也不知道如何去爱。有智慧却没有爱心的人，虽然知道哪些人是好人，应该爱，也知道应该如何去爱，却不肯去实行，因为他认为这么做虽然是对的，对自己却没有什么好处，也许还有危险。没有爱心和智慧，只有才能的人，那只会强化他的恶性，增加他对社会的危害。从这里可以知道董仲舒是重德的。他还用天人感应说来给汉武帝讲应该效法天道，德治为主，刑罚为辅。刑罚最好设而不用。其他人如翼奉说：“人诚向正，虽愚为用；若乃怀邪，知益为害。”（《汉书·翼奉传》）诚实正派的人，智力差一点，还可以用；心术不正的人，虽然有智力，也只能增加他的罪恶。“巧伪不如拙诚”，成为当时人的普遍观念。翟方进也说：“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国之患也。”（《汉书·翟方进传》）北宋司马光认为德与才的关系，就像掌舵与划桨的关系，也像射箭的方向（准）与力量（远）的关系。他按德才的有无多少，将人才分为四类：才德兼备，谓之圣人；才德俱无，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这四类人，最理想的是才德兼备的圣人。其次自然是“德胜才”的君子。如果没有圣人和君子，那么，选小人还是选愚人呢？司马光主张，宁选愚人，不用小人。为什么呢？他认为君子用才能做好事，小人用才能干坏事。愚人想干坏事，还没有这种能力，刚一动手，就被人发现；小人有能力干坏事，还不容易被发现。司马光的说法借助于《资治通鉴》，得以广泛流传，影响久远。重德轻才的说法，逐渐演变成贬才的观念，似乎谁有才能，谁就是无德，于是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后来，这种说法扩大为“男子无才便是德”。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展到这样的程度：谁学习好，业务精，就是走白专道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谁学习好，得到老师表扬，谁就是资产阶级培养的修正主义的“黑苗子”。

关于红专关系，当时的说法，红是政治，专是业务。政治应该挂帅，要统率业务。举例是：一个飞行员会开飞机，是业务，是专。开飞机的方向，是政治，是红。如果他把飞机开到敌占区去，那么他的飞行技术再好，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技术不好，虽然方向正确，飞机掉了下来，那也不好。但是，由于红，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会认真钻研技术，提高水平，使业务精益求精。这就叫政治挂帅，也叫以红带专。因此，当时的说法，只要有红就行，就是可用之人，专可以在以后继续提高。这是当时的普遍观念，没有人认为不对。而在实际中，业务好的、学习好的，何曾是政治上不好，甚至反动的？他们普遍受到打击。按这种方针培养，只能造就一批庸才。许多事与愿违的事情，这恐怕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件。专门以德选拔人才，容易招致庸人，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往往不能满足道德要求的某一方面而被排斥，更何况选人者本身就是庸才，如何能选奇才？海外有些学者针对这种现象，认为中国有“反智”的倾向。这是把本来有合理性的思想引向极端以后所产生的偏颇。从中国历史上看，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反智”都不是主流。除了《老子》，没有人提倡愚民。在特殊时代，有个别人的说法，可以被理解为“反智”。聪明一直是中国人普遍追求的、长期崇尚的。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而《三国演义》中作为聪明化身的诸葛亮则是许多人所崇拜的形象，因此，在中国人文景观中与诸葛亮有关的特别多。诸葛亮到过的地方都有古迹，甚至有华丽的庙宇。所谓“反智”，只是海外一些人抓住个别言论，大做文章，并非在全面考察中国历史中真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概括和总结。“反智”现象，不是普遍的，没有代表性。

2.2 唯才是举

历代思想家虽然都主张重德轻才，而许多立功创业的政治家却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不论道德如何，一概量才取用。

例如，春秋时代，齐国内乱。管仲和召忽辅助公子纠，管仲还曾经射中政敌公子小白的带钩。后来，公子纠失败被杀，召忽自杀殉难。管仲没有殉难，却投降了政敌公子小白，并尽心竭力辅助他治理齐国，称霸诸侯。小白就是著名的齐桓公。按一般儒生的说法，管仲“背主事仇”，是有才无德的典型小人，应该受到道义上的谴责。但是，儒家的创始者孔子虽然认为管仲“器小”，“不知俭，不知礼”（《论语·八佾》），道德上有一些不算小的毛病，对于他的历史功绩却是充分肯定的。他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孔子这话的大意是：齐桓公多次召集各诸侯国的盟会，不用武力，这都是管仲的力量啊！这就算是他的仁德吧！这就算是他的仁德吧！又说：管仲辅佐齐桓公，使齐国在诸侯中称霸，并使天下走上正道，老百姓到了今天还享受着他给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现在也还要披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意思是落后、愚昧）。难道他也要像一般老百姓那样守小信，在小山沟里自杀也没有人知道吗？管仲帮助齐桓公不用武力而是用信义来纠合诸侯，匡正天下，表现出仁德。他虽然没有一般人那样守信殉主，却为社会作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后代人民都还能享受他所创造的某些社会文明的好处。造福后代，造福万民，当然就是历史伟人。后儒无视孔子的评价，当与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加强有关。又如，刘邦在楚汉战争中，主要依靠萧何、张良、韩信、陈平。陈平“偷金盗嫂”，是个小偷加流氓的人物，名声很不好。投到刘邦门下不久，又有人反映，他贪污受贿。刘邦找他当面质问，他也供认不讳。该怎么办？一般说要撤职查办，更谈不上任用。但是，历史事实是，刘邦经过了解，事出有因，并不责怪，还给予赏赐。后来又拨给四万金，作为他的活动经费，用于离间楚霸王的君臣关系。后来，陈平用奇谋帮助刘邦取得天下。刘邦死后，陈平又平息了诸吕之乱，巩固了汉室江山。司马迁称陈平是少有的“善始善终”的“贤相”（《史记·陈丞相世家》）。按一些儒家重德轻才的标准，陈平是小偷加流氓，又是贪污受贿的犯人，无论有多大才能，也不能任用。怎么能是“贤相”？

有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那就是曾子的学生吴起。他是正统的儒门弟子，在鲁国为将。齐国进攻鲁国，鲁君想让吴起为将军。吴起的妻子是齐国的姑娘，有人因此怀疑吴起担任与齐国打仗的将军是否合适。吴起为了解除鲁人的疑虑，就回家杀了妻子，表明与齐国没有瓜葛。鲁君任他为将，打败齐军。吴起虽然打了胜仗，鲁人对于他的杀妻还是不满意，认为他太残忍了。吴起又杀了诽谤自己的三十多人，然后向母亲告别，说如果不当卿相，决不回来。后来，母亲死了，他还没当什么卿相，所以，真的没有回家送葬。鲁国人因此对他更加反感，鲁君尊重民意辞了吴起。杀妻求将，母死不归，吴起有了这种不仁不孝的坏名声，就无法在儒学盛行的鲁国待下去。吴起就从鲁国出来，投奔魏国。魏文侯用他为将。吴起与士兵中地位最低的人同吃同住，行军时不骑马，亲自背着粮食，与士兵一起跋涉。士兵有病疮，他用口吸吮浓血。魏文侯死后，魏武侯继位。魏武侯乘舟漂于西河，到中游，他对吴起说：“这么险峻的山河，是魏国的宝贝呀！”吴起说：“（国宝）在德不在险。”过去君王都有许多险峻的山河，到头来，也都亡国灭身。如果国君不修德政，“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言外之意，无德，众叛亲离，山河再险又有什么用呢？吴起有杀妻求将，母死不归的经历，也有与士兵同甘共苦的表现，还有劝魏武侯重德治的言行。可以说吴起是一个集不仁不孝与大仁大忠于一身的特殊人物。按司马光的说法，仍然是有才无德的小人，不可用。但他在鲁国破齐军，在魏守西河，秦兵不敢东向，楚国用吴起为相，实行政治改革，精简官员，富国强兵，“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事实证明，他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改革家，是难得的人才。因小节弃大才，不是良匠。吴起是有德之人，还是无德之人？开始不清楚，终其一生，全面考察，盖棺论定，应该属于可用的贤人。

另有一个人也是有争议的。东汉时代的胡广，字伯始。他平时和蔼可亲，对任何人都客客气气，不敢讲真话，从来不对任何人提批评意见。当时流行两句顺口溜：“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后汉书·胡广传》）他不理政事，不提意见，不主持公道。这两句话就是批评他“无忠直之风”。这种表现，现在叫“自由主义”，古代称为“乡原（愿）”。孔子说：“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不主持公道的乡愿是破坏道德的行为。当然属于缺德的范围。胡广活了八十二岁，在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历事六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位在三公，是当时最高级的官。他推荐的人多是天下名士。他熟悉人情世故，了解朝廷制度，“虽无忠直之风，屡有补阙之益”。他作为一位老臣，虽然不能锋芒毕露地斗争，却经常能在协调关系方面起平衡的作用，这是专制制度下所需要的人物角色。这种人任职时间较长，一般被称为“不倒翁”。所谓“容容多后福”，也是指这种人。胡广逝世，确实也是帝业的一大损失。大小官员参加葬礼的有数百人。范晔称：“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后汉书·胡广传》）后来，汉灵帝还想念胡广的“旧德”，叫人绘画胡广的像，并令蔡邕作颂来赞扬胡广的功德。盖棺论定，胡广也是有德的贤才。

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广收人才，多次提出“唯才是举”的口号。有德有才的人要，无德有才的人也要，甚至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要。司马光说他“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资治通鉴》卷六十九）。在这里，司马光也肯定曹操知人善任，大胆任用无德有才的各类人才。

曹操“唯才是举”，除了他个人素质之外，还有客观形势的需要。英雄人物要创业，要改革，要开拓新局面，都需要一大批能人。曹操广揽人才，是为了在当时混乱局势中扫平群雄，开辟太平天下。他后来称雄四方，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谋士成群，挟天子而令诸侯。曹操的儿子曹丕建立了魏朝，终至于以魏代汉，结束了四百年的汉朝。事实证明，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是成功的。

重德轻才和唯才是举，正相反，哪一个对呢？或者两个都对？

2.3 无求备于一人

这是《论语·微子》上记载周公对鲁公说的一句话，意思是不能要求一个人具备一切优点，没有任何缺点。上面讲“德才兼备”，这里又讲“无求备”，不是矛盾了吗？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对人观察太仔细，优缺点了解太详细，大家都怕他，离开他，他的朋友、弟子就很少了。要做大事业的人，没有人不行，人少了也不行。因此，无求备于一人，是一切领导者都应该掌握的传统人才观。

社会有治与乱不同的时期，自然要选用不同的人才。在治世，天下安定，政府有很高的威望，各级官员就需要树立良好的形象，给百姓展示好的榜样。这时就比较重视德。没有才能，只要能按上级指示办事，就不会有大错。社会秩序就能维持下去。治世重德轻才是很自然的。在乱世，德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能力，才能解决社会动乱，开辟太平世界。因此，刘邦可以而且应该用陈平、韩信这些人。四皓（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虽然道德高尚，却无法使战争取得胜利。汉武帝为了抵御匈奴，选用卫青、霍去病为将。经费不足，就用善于理财的桑弘羊为大夫。曹操为了逐鹿中原，急需各种人才，因此三下求贤诏，连不仁不孝的，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的，都要录用。唐太宗兵入玄武门，杀兄弟，逼父亲，做了当时伦理上不允许的事，如果当不好皇帝，那就成了罪大恶极的罪人，遭千古骂名。为了治理好国家，他也用了一批贤能之士。魏徵与管仲相似，他先事建成，建成被杀后，他又尽忠于唐太宗。唐太宗与齐桓公一样，任用仇人，为成功立业服务。一些道学家批评魏徵：“不死建成之难，而从太宗，可谓害于义矣。后虽有功，何足赎哉？”（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宪问》注引程子言）但是，唐太宗是英主，魏徵是贤相，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争议的定论。如果求全责备，那么，管仲、吴起、陈平、魏徵这些人就不能被录用，而胡广也会被免职，那么，这些人的本事就没有用武之地，汉唐盛世也就难以出现。无视才能，只注重道德，必然会吹毛求疵，否定了许多人才。魏源认为：“专以德取人，必致取乡愿。”（《默觚·治篇十》）专门以德取人，不能得到有才能的人，也不能得到道德高尚的人，只能得到“乡愿”的人。特别是在乱世用人之际，太讲究生活小节，必定会失掉贤人。求全责备，一方面失去贤人奇才；另一方面招来两面派、阴谋家。其严重性不言自明。这里有一个典型的比较：周勃和灌婴等人向刘邦告状，说陈平不能任用，刘邦责问推荐陈平的魏无知，魏无知说：“我推荐的是能力，您责问的是品行。现在有守信的尾生，孝顺的孝己，对战争的胜负没有作用，您能用他们吗？现在楚汉对抗，我推荐有奇谋的人才，只要看他的计谋是否有利于国家，至于他是否盗嫂受金，又有什么关系呢？”（《史记·陈丞相世家》）刘邦正在用人之际，对于个人小节，就不计较，对陈平不但没有处分，还给予厚赏，并加重用。其结果，充分发挥了陈平的作用，在逐鹿中原的决战中，出奇谋，立大功。同样也是周勃和灌婴等人在汉文帝时故伎重演，围攻“洛阳小子”贾谊，汉文帝虽然十分欣赏贾谊，仍然贬贾谊为长沙王太傅，终致贾谊英年早逝。周勃和灌婴代表政府中的一批庸俗之人，而陈平和贾谊都是奇才，他们的命运不同，与时代的治乱不同和国君个人素质的差异都有一定关系。汉景帝杀晁错，也说明晁错是奇才，而汉景帝是庸主听信了俗人的俗论，所以酿成悲剧。非常人才能创非常业绩，能立非常功劳。关于人才的问题，总原则是德才兼备，在不同时期，所需要的人才有所偏重。创业立功，改革创新，需要智能之士，对于个人的品德就不必苛求；在守成时期，侧重德行，代表政府形象，利于社会稳定，移风易俗，对于智能则没有过高要求。领导人用人、选人，要用其长处，避其短处，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来选用适当人才，应无固定的标准。因此，重德轻才，唯才是举，不拘一格降人才，对于适当的条件，各自不同的需要，都是对的。有一个相同的基本原则，那就是“无求备于一人”。

2.4 德才须分析

从理论上探讨是必要的，但是，只有理论探讨，一旦联系实际，又可能出现麻烦，令人深感糊涂。所谓德才关系，德有高低之别，才有大小之异。一讲德，好像就是圣人。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圣人呀？应该说基本诚实，有爱心，就算有了起码的道德，有了做人的基本条件。不能以历史上的圣贤形象为标准来衡量现实中的人。关于智力问题，也不能绝对理解。缺才的人，只是才少一点，能力低一些，并不是白痴。孔子的学生高柴被认为是愚蠢的，但他也没有跳井自杀，实际上他也是一个贤人。孔子三千弟子中有七十二贤人，其中就包括高柴，如果不算他，那么贤人就只有七十一个了。也就是说，不论德还是才，都不是绝对的，一样的。德有许多不同的方面，有的人廉洁，有的人勇敢，有的人充满仁爱之心，有的人坚守信义，一诺千金。廉洁的人未必勇敢，勇敢的人未必有太多的爱心，也不一定会坚守信义。很少有人什么德都是完全具备的。才能也是这样，有的人善于运筹帷幄，有的人能够冲锋陷阵，有的人擅于土木建筑，有的人专会鸡鸣狗盗，凡有一技之长的，都属于有才能的人。同样善于战争的，也还有水平高低的问题。例如，刘邦能够带领十万军队，韩信带兵则多多益善。有的人如吾丘寿王，在朝廷出谋划策，深得汉武帝的赞赏，而到地方上任地方官却对治安问题无能为力，不能建业立功。古代这种情况甚多，不足为奇。因此，在人才问题上非常重要的是知人善任。不知人才的特点，一件事办好了，就以为他可以做好一切事情；一件办糟了，就以为他不行，什么事情也办不好。这是一种严重的偏见。

良匠无弃材。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一个人才，只要使用得当，他们都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使用不当，多么杰出的人才也会浪费掉。韩信是大将之才，在西楚霸王项羽那里只不过是执戟小卒。历史上立大功的名臣、名将，多半是亡国之臣，败军之将。为什么在这里会立大功，在那里却不能立功呢？有很多原因，用人是否适当可能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对于上面提到的管仲，孔子说他不知俭，不懂礼，有僭越行为。似乎在德方面有大毛病。但是，孔子又说他为人民立下很大功劳，泽及后世，许他为“仁”，这应该是德高望重的仁人。又如陈平，似乎品德不行，但是，他又是德高之人。帮刘邦打天下，又为扫除吕氏之党做出突出贡献，司马迁说他是“善始善终”的贤相。吴起是不仁不孝的，而他在魏国、楚国，都有善政，特别提到为政以德的思想，完全符合儒家的政治原则。

总之，德与才都要在具体社会环境中加以具体分析，没有死的标准。有的人总喜欢别人提供现成的方法，希望自己不必动脑筋，就可以方便搬用。世界上没有任何现成的方法，如果有，也是不能用的。谁怕下功夫，谁就找不到真理。谁想图省力方便，谁就会滑到唯心主义那里去。这是前人的经验总结，我们应该认真记取。

2.5 亲近来远

如何看待人才，不是为了别的，主要就是为了引进真正的人才，来发展事业。如何吸引人才和聘请人才？现在有所谓高薪聘请。但是，有的单位出了高薪，却吸引不来人才，原因在哪里？中国古人怎么吸引人才呢？他们确实有一些做法是成功的，也是可以供今人借鉴的。

古书有这样的记载：

燕昭王问于郭隗曰：“寡人地狭人寡，齐人削取八城，匈奴驱驰楼烦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庙，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愿请闻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宾也；危国之臣，其名臣也，其实虏也。今王将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则厮役之材至矣；南面听朝，不失揖让之礼以求臣，则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礼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势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则师傅之材至矣。如此则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择焉。”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之士开路。”于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苏子闻之，从周归燕；邹衍闻之，从齐归燕；乐毅闻之，从赵归燕；屈景闻之，从楚归燕。四子毕至，果以弱燕并强齐。夫燕，齐非均权敌战之国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说苑·君道》）

上面这一段话的重点在讲君臣关系，君对臣采取的不同态度，就会招来不同等级的臣。君对臣的态度越尊重，臣对君越尽心尽力。在另一地方记载，郭隗先讲千金买马骨的典故，说是有一个国君派人出去买千里马，经过三年的调查才知道某地有匹千里马，使者立即带上千金赶去，到那地方时，千里马已经死了。这时就用五百金买千里马的头骨回去。第二年有三匹千里马从外地跑来投奔。燕昭王就把郭隗当作千里马骨供起来，像尊敬老师那样对待，后来，一些人才就从各地投奔燕国，燕国马上强大起来，先是收复被齐国强占去的地盘，又进攻齐国，占了除莒以外的所有地方。从实力看，燕国无法与齐国相比，为什么能打这么大的胜仗呢？就是因为燕国吸引了这么一些人才。古诗中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文王吸引了很多人才，所以他很安宁。就是说明人才对于政权的重要性的这个道理。人才重要，吸引人才的办法很多，重要的有两种方针：一是亲近来远，二是舍近求远。以上这个例子就是亲近来远。燕昭王对于自己身边的郭隗特别尊重，特别“亲”，待遇特别优厚，起个示范作用。这种“礼贤”的精神，传播出去，就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影响，对各种人才都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把远方的人才都吸引过来。这就使本来较弱的燕国一下子超过齐国，报了仇，还几乎灭了齐国。

亲近来远，是正确的吸引人才的方针。但是，有的人以为只要亲近就行了，不重视来远，甚至还采取搞小团体、小圈子的办法，为少数人谋利益，怕别人沾了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搞关门主义、排外主义。这种用人方针，虽然亲近，却不能来远。有时虽然也能办成几件小事，就沾沾自喜，绝对办不成大事。任何事业也不可能有大的发展。这就像《庄子·秋水》中“鸱得腐鼠”的寓言。他说：“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相而吓我邪？”惠子当着梁国相，庄子要去见他。有的人告诉惠施：“庄子来是要取代你的梁国相位。”惠施害怕，在国中搜查庄子三天三夜。没有查到庄子，庄子却到了他的官府。对他说：“南方有一种鸟叫鹓雏，你知道吗？它从南海飞往北海，一路上，不是梧桐不停留，不是竹实不吃，不是甘泉不饮。”就是说，鹓雏是非常高贵的动物，对自己的物质需要特别挑剔。但是，鸱这种鸟（乌鸦）喜欢吃老鼠，得到腐烂的死老鼠，如同宝贝一般，还怕被其他鸟抢走。鹓雏从上空飞过，鸱抬头呼叫：“吓！”庄子在这里把相位比作死老鼠，把惠施比作鸱，而把自己比作鹓雏。最后庄子说：“现在你想保住梁国的相位而轰我吗？”《水浒》中，梁山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也是小肚鸡肠的小心眼者，成不了大事。

另一种方针是舍近求远。这种领导看不起自己身边的人，认为他们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和缺点，水平都不如自己，不能重用。总是伸长脖子向外张望，希望从遥远的彼岸寻找到神通广大的人才。所谓“远处的和尚会念经”，就是对这种心理的描绘。实际上，远处的和尚未必会念经，远处的人才未必都是有大本事的。人才不分远近，任人唯贤，才是正确的。

总之，选择人才总要从德才两方面加以考察，达到基本要求，又符合本单位的需要，就可以录用。不能要求人没有任何缺点。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另外，如何引进人才，特别是如何吸引人才，则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讲“筑巢引凤”，这个“巢”不一定都是硬件，有时软件更重要。即使有高楼大厦，如果没有轻松、和谐、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社会环境，人才可能也会望楼兴叹。“巢”虽然非常美丽，周围站着一些猛禽凶兽，凤也未必敢来。高薪聘请和尊重人才，都是重要的，只有高薪聘请，可能引来贪财的骗子，已经有这类教训。有的引进后没有充分利用，也是只图造影响，并无真正实效。

2.6 有过之臣是否可以复用

有过之臣是否可以复用的问题，西汉时代的萧望之认为，有过之臣，免官以后，再加复用，将会受到诋毁。刘向上书皇帝，提出不同的看法：“尝有过之臣不宜复用，是大不然。”有过错误的官员不宜复用，这是很不对的。他列举过去许多名臣，都是有错误被处治过，后来重新任用，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立了大功。“季布有罪，至于夷灭，后赦以为将军，高后、孝文之间卒为名臣。孝武帝时，倪宽有重罪系，按道侯韩说谏曰：‘前吾丘寿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杀宽，后将复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贳宽，复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宽者也。又董仲舒坐私为灾异书，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诛，复为太中大夫，胶西相，以老病免归。汉有所欲兴，常有诏问。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时，夏侯胜坐诽谤系狱三年，免为庶人。宣帝复用胜，至长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类，难一二记。有过之臣，无负国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观矣。”（《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刘向在这里一口气列出一批名人，都曾经犯过错误或罪过，后来立功，为社会，为朝廷，做过好事，成为名臣。下面详细介绍这些人的情况：季布，《汉书》卷三十七有传。他曾是项羽的部将，多次逼刘邦于窘困。项羽灭亡后，刘邦悬赏通缉季布，谁藏匿季布，罪三族。后经人劝说，刘邦赦了季布，并召来，拜郎中。季布在惠帝时为中郎将，在文帝时为河东守，对政治都有所贡献。季布在民间还有很高的信任度，所谓“一诺千金”，就是出于他的典故。季布犯了夷三族的大罪，任用以后还能作出相当的贡献，成为当时的名臣。

倪宽，《汉书》卷五十八有传。从欧阳生学习《尚书》，又向孔安国学习。后得张汤赏识与推荐，任为中大夫，又迁左内史。他处理政务，“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他主张开渠灌溉，发展生产，收租宽假，后来因为收租少，不能完成上交任务，应该免职治罪。百姓听说后，大家牛车，小家挑担，连续不断将粮食运来，超额完成上交任务。当时，按道侯韩说出来保倪宽，向汉武帝进谏说：“以前杀了吾丘寿王，陛下至今悔恨。现在如果再杀了倪宽，以后会更加后悔呀！”汉武帝听了感动，赦免了倪宽。又任用他，直至任了御史大夫。“宽为御史大夫，以称意任职”（《汉书·倪宽传》），是汉武帝最满意的，最称职的，也就是最好的御使大夫。刘向认为所有当御史大夫的都没有倪宽那么好。

董仲舒，《汉书》卷五十六有传。董仲舒在家里研究灾异问题，写成草稿，还没有上奏，主父偃窃取上奏，汉武帝召集诸儒传阅，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是老师的书，说是大愚。董仲舒下吏，当死，幸蒙不诛。以后，复为太中大夫，又当了胶西相，以老病免归。朝廷议论大事，经常派人去向董仲舒请教。董仲舒为世儒宗，他议定的说法，对当时社会有很大贡献，有益天下。他所提倡的独尊儒术，大一统论，对于奠定中华民族的精神，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都有重大贡献。司马迁说他是唯一明于《春秋》的大经师，刘向说他“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将董仲舒与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吕望并列，认为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如果当时就诛杀，那将是多么大的损失！夏侯胜，《汉书》卷七十五有传。汉宣帝上台，下诏书，要褒扬汉武帝的功绩，夏侯胜反对，认为汉武帝有很多错误，因此，被认为“非议诏书，毁先帝”，下狱。免为庶人三年。四年关东地震，宣帝大赦，又任夏侯胜为谏议大夫，当了太子太傅，成为敢于直言的名臣，天下人都赞美他的品德。九十岁死于官位上。因为教过太子，太子为他素服五日，以报师恩。刘向的结论是：“有过之臣，无负国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观矣。”犯过错误的臣子，经常是对国家无害处，对社会有好处的。这种人重新任用，是完全应该的。更何况有的并非臣子的过错，而是冤假错案！只要当政者真正执政为民，不图私利，不是感情用事，就应该及时纠正错误，加以平反，重新任用。

汉代许多名臣名相都曾经有过倒霉的时候，刘向在这里只举四臣为例。还有更加突出的，例如萧何，是开国功臣，刘邦当汉王时就任丞相，刘邦得天下以后，认为“何功最盛，先封为酂侯，食邑八千户”（《汉书·萧何传》）。萧何任首任相国。鄂千秋认为萧何立了“万世之功”，刘邦“乃益封何二千户”，又增加两千户，还有特权：“令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同上）这样一位功极人臣的萧何也曾免职为庶人，“下何廷尉，械系之”。后经人劝说，才赦免出狱。又如周勃，开国之时，随刘邦转战天下，立战功甚多。在诛诸吕保刘氏江山的行动中，又立大功。曾任太尉、右丞相，邑万户，位极人臣。他也遇到过麻烦，先免相就国，后有人上书告他想造反，被逮捕下狱。出狱后，他深感狱吏的利害。只有曹参和陈平能善始善终，成为贤相。当然，萧何与周勃只是一时下狱，吃点苦头，很快就出狱，继续享受荣华富贵，终其一生。倒霉只是小插曲，增加了人生的特殊感受，多了一点麻辣味。而另一些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越国的文种和秦国的白起、蒙恬，汉朝的韩信、彭越，以及后代许多敢谏之臣，多蒙冤而死。

班固在《汉书·公孙弘传》的最后说：“凡为丞相御史六岁，年八十，终丞相位。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敦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这里共有七位丞相，只有公孙弘和石庆两位终丞相位，其他五位都伏诛。一个读书人进入仕途，经过千辛万苦，历尽风云变幻，才有极少数人能达到丞相的位置上。这个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首，伏诛者却占了七分之五的多数。这些人都是该伏诛的吗？古人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不是一句空话！中国历史上冤杀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很普遍的现象。只有宋朝政府比较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各代皇帝没有杀过士大夫。因此，宋代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名家，如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父子以及许多学派，许多人物。人头不像韭菜，割了还长。杀错了，想纠正也难。所以砍头的事要非常慎重。特别对于各级官员与知识分子，放着不会乱天下，他们即使发表了当政者不愿意听的意见，还是像刘向所说的那样“无负国家，有益天下”，过一段时间又可以任用。因为有了严重教训，往往会更加努力，将功补过。这经常是没有犯过大错误的人所不具备的优点。

[1] 《列宁选集》第4卷，282、2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