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政以德

1.1 “大德”与“小惠”

过去，常有人说儒家用小恩小惠来拉拢百姓。实际上，儒家虽然讲过对人民要施以恩惠，但并不是讲小恩小惠。例如，《论语·雍也》记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何止是仁人，必定是圣人。尧舜还难以做到。这里讲的是“民”、“众”。对于民众能够博施，就是大德，不是小惠。孔子讲的“德治”，孟子讲的“仁政”，都是属于大德的范围。

《孟子·离娄下》载：“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子产任郑国相，主持郑国政务。溱、洧是郑国内的两条河，由于没有桥梁，人们不能过河。子产用自己的马车放在河中，让人们过河。孟子认为这种做法只能叫做“惠”，即给一些人带来好处，还不能说真正知道“为政”。孟子的“政”就是他所说的“仁政”。周朝规定每岁十一月修筑小桥，十二月修大桥（周历比夏历早两个月，周历十二月即夏历十月，这是农忙以后的时间）。发动并组织农民修筑桥梁，解决群众的过河问题。这件事做好了，人民就没有发愁过河的。所有群众过河的问题都解决了，就不必用自己的马车放在河里当桥用。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全国有许多河流，国相有那么多马车吗？可见国相的马车所能解决的问题就非常有限。马车是当政者的工作需要，是为了减少在路上耽搁的时间。如果马车放在河里当桥用，影响了国相的用车，会影响政务。当政者只要做好政务，出门时，要求路上行人回避，也是可以的。这样虽然给一般行人带来一些不便，却可以减少国相在路上耽搁的时间。孟子认为这也是需要的。哪能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方便呢？那样的话，你的时间就不够用了。国相做不好政务，将会使百姓遭到更大的损失。

朱熹注这段话时说：“惠，谓私恩小利。政，则有公平正大之体，纲纪法度之施焉。”（《四书集注·孟子·离娄下》）惠，就是小惠，是指按个人的意思给少数人特殊的小利益。政，就是为政，执政，行大德的政治。为政就需要公平正大地实施纲纪法度，使全体人民都能得到好处。他的马车有限，需要渡河的地方很多，不能根本解决群众的普遍问题。朱熹注曰：“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悦其意，则人多日少，亦不足于用矣。诸葛武侯尝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四书集注·孟子·离娄下》）为政如果没有法度，规则，谁来要求什么，就答应什么，不按规定，破坏规矩，给他好处以讨他的喜欢。对这个人有了私恩，这叫小惠。他高兴了，如果人人都这样要求，就不能都给予满足。诸葛亮曾经说过：“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华阳国志》文）要用大德治理社会，不能用小惠治理社会。诸葛亮讲的是赦的问题，即赦免罪犯。赦免犯人无罪，对于犯人来说，似乎施了恩惠，但对于受害者来说，却不是好事，使坏人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诸葛亮提到匡衡、吴汉都不同意实行赦免。《汉书·匡衡传》载：汉元帝问以政治得失，匡衡上疏说：“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即使每年都实行赦免，也很难做到刑罚设而不用。后来他又上疏提到“不以私恩害公义”，仍然是这一思想。《后汉书·吴汉传》载：吴汉在弥留之际，跟皇帝说了最重要的话：“臣愚无所知识，唯愿陛下慎无赦而已。”只希望皇帝千万不要赦免。当时的现实是，政府经常赦免罪犯，皇帝以为做了好事，却成了东汉时代行政中的一大弊端。王符在《潜夫论·述赦》中说：“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大恶之资，终不可化，虽岁赦之，适劝奸耳。”经常赦免犯人，只能鼓励坏人，伤害善良平民。损害人民利益最严重的就是频繁赦免罪犯。有的罪犯三番五次杀人，又三番五次地被赦免，赦免后没有改过的表现，反而更加疯狂地报复。有的已经杀了几十人，还被赦免，“身不死则杀不止”，都是因为赦免造成的。陈元方、郑康成经常与先帝即刘备讲到治乱的问题，从来未提及赦免的问题。刘表父子虽然每年都赦免一批犯人，对于治理又有什么帮助呢？朱熹认为诸葛亮的说法是正确领会了孟子思想的精神实质。小惠治世，老实人吃亏，爱哭的小孩多吃奶，爱吵的人占便宜。无原则地给少数人好处，坏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善良百姓得不到保护。当政者不能出以公心，不能主持公道，不能“平其政”，不能公平地处理政务，特别是与群众有关的所有事情，就不能树立当政者的威信。总之，儒家主张实行“大德”，忌行“小惠”。这是君子之道。行小惠者，是小人之道。“执政为民”，就是要公平地处理政务，才能真正做到为民。执政为民，是儒家提倡的君子之道，是诸葛亮讲的“治世以大德”。当今能严格施行法治，就是对人民行大德。以法治国，以德治国，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各种表述不同，精神却是一致的，思想是相通的。子产用自己的马车给行人渡河，东汉时代皇帝经常实行的赦免罪犯，都属于“小惠”，偶尔做一下，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以为这就是政治的全部，或者以为这就是最好政治的主要内容，那就错了。实行儒家所说的“大德”，就是首先解决全体人民的温饱问题，其次要重视教育，全面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知道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维护社会伦理，稳定社会秩序。与此同时，要健全法制，严格执法，惩治罪犯，清除腐败，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历代儒家政治理论中共同的观点，是孔子、孟子、贾谊、匡衡、桓潭、吴汉、诸葛亮、魏徵、武则天、朱熹、王夫之等历代政治思想家的一种共识。

当然，有时有的官员借口行大德，不行小惠，实际上为自己捞好处，不关心群众生活，在他们看来，群众的利益都是小事，只有他的私利才是大事。经常用“人民”的名义，谋自己的私利，或者将自己的私利说成是公益事。领导者如果容易被这些下属所欺骗，提拔这样的下属，不是官僚主义者，就是贪污受贿者。

1.2 “以身作则”

近几年，关于以德治国方面的问题，发表了很多文章。大多数文章都是将“以德治国”理解为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来治理国家。我以为这种理解可能不太全面。

以德治国，与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虽然语言顺序略有差别，主要内容却是基本一致的。为政就是治国。孔子的话完整地引下来是这样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以道德来实施政治的话，就像北极星那样。停留在那个地方，其他星都环绕着它。也就是说，以德治国，就会吸引人民，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成为群众团结的核心。儒家认为治国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法治国，二是以德治国。以法治国，就是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叫人民必须做到什么，禁止他们做什么，谁做了不允许做的事，就是犯法，就要受到惩罚，受到法律的制裁。令行禁止，就算治理好了，达到理想政治。以德治国，还可以分两种情况：一是“以身作则”，提高当政者的道德水平，用自己的模范行为，用自己的表率作用，来引导人民，达到治理的目的；二是以教治国，通过宣传，向人民进行道德教育，使人民向善去恶，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这些治国方式，哪一种好呢？孰优孰劣，儒家作过比较。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用行政命令来引导人民，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虽然可以使他们避免犯罪，但他们不知道犯法是可耻的；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仪来约束他们，他们有羞耻意识，就能够自觉遵守规矩。两者比较，表面上看，好像差不多，但有没有羞耻心，是能不能自觉遵守法则的重要原因。只是怕法律惩罚而不敢犯法，当没有官员在场，或者其他人在场，他们可能就会偷偷地犯法，如果很多人都是这样，当官的也防不胜防，社会治安就会混乱。相反，如果人民自觉遵守规矩，那么，不论有人还是没人的时候，他们坚持“慎独”，都会自觉地不去犯法。当官的不必操心，社会也会自然安定。

《论语》上有很多记载，都说明孔子极端重视当政者个人的道德修养。季康子问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政治，就是要自身正。你带头做正确的事情，谁敢不正？孔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自身正，当政就不难了。如果自身不正，怎么能正别人呢？那么当政就非常难了。当政者应该做百姓的榜样，“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自身做好了，“近者说（悦），远者来”，要做什么，都会很容易成功的。如果远方的人不愿意来，怎么办呢？财富吸引，高薪聘请，都是当下许多人所采取的办法。有的领导在招商引资时，用盛宴招待客人，却把客人吓跑了，因为客人不敢在有这种风气的地方投资，害怕自己投下的资本被这些官员吃掉了。孔子说“君子怀德”（《论语·里仁》），“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修文德，首先是修身，修身必须先正心、诚意。自己思想解决了，道德高尚了，就能吸引远方的人们来。这个修文德的，当然是当政者自己。也就是说，当政者首先要提高自己的道德，而不是靠自己向别人宣传说教。所谓投资环境，是多方面的，当地官员是否廉洁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方面。

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有道德的人一定会说出表明高尚道德的话，能说出漂亮话的人未必就是有高尚道德的人。言行有时是不太一致的。特别有一些人很会说漂亮话，唱高调，但是，自己却不那么做，或者根本做不到。他们想教育人民，实际上是在欺骗人民。人民不相信他们，社会风气因此变坏。因此，孔子又说“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说漂亮的假话，言而无信，就会搅乱道德。孟子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精彩论述。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心上》）仁言，就是说了仁义的话。仁声，是说当政者自己真正实行仁义，说到做到，群众中流传着对他的赞颂。孟子认为仁声对人民影响更加深刻。朱熹注说：“谓有仁之实，而为众所称道者也……感人尤深。”（《四书集注》）如果说得再漂亮，自己就是不实行，或者实行不了，那么连自己的妻子也不会相信，怎么能让别人相信呢？领导别人不按道理，连自己的妻子也领导不了。孟子说：“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孟子·尽心下》）因此，孟子认为，作为君子，就应该一辈子注意修身，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不当官的时候，自己做好了；当官的时候，要为天下人做一些好事。

所谓德教，就是身教，以自己的高尚道德来教育别人。所谓说教，就是言教，向别人宣传道德来进行教育。俗话说“身教重于言教”，就是这个意思。政治上、社会上是这样的，在家庭中也是这样，妻子、子女都是自己最亲密的人，有浓厚的亲情，如果自己行为不端正，对她们的说教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更何况他人呢？

从儒家的传统说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讲“为政以德”，讲“德治”，讲“仁政”，讲“王道”，实际上都是强调当政者首先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作示范，来进行领导。治国不能没有法，圣人“不能废法而治国”（《管子·法法》）。但是，执法的人必须要守法，要公正执法，这也是道德。如果执法者自己不守法，还以权谋私，贪赃枉法，那么，法再好也不能正确实行。孟子说得好：“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只有善良的愿望，还不能做好政治，只有法也不能离开人而自己去实行。所有讲法治的地方都特别重视道德问题，法律如果没有了道德的支持，社会也会陷入一片混乱。韩非提倡法治，认为什么仁义道德、什么文学修养，都没有必要。秦始皇按他的理论来治理国家，很快就亡国了。总之，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都可以作为我们现在的借鉴。

1.3 以德服人

德治应该有内外之分：对内，当政者应该提高道德水平，以身作则，引导人民求真、向善、爱美，移风易俗，向文明进步方向发展，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康。对外，应该主持公道，与大小各国和平共处，友好往来。这两方面都不可忽视。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与魏武侯乘舟浮西河而下，到了中流，魏武侯对吴起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回答说：“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魏武侯以为山河险固是国宝，吴起认为过去许多有险固山河的国家（如三苗氏、夏桀、殷纣等）都由于不施行德政而亡国，真正的国宝应该是德政。如果不修德政，那么，乘坐这一船上的人，都成了敌国。意思是说，自己身边的人都是敌人，外面有再险固的山河又有什么用呢？

秦始皇也是只相信有实力的人，他认为有可能威胁中央集权的家天下的统治的，就是北边匈奴，因此筑万里长城以备胡，以为这样就可以使江山永固，传之万世。历史事实与秦始皇的愿望完全相反，才传到二世，天下就大乱了，勉强拖到三世，就彻底灭亡了。更出人意料的是，首先揭竿而起的是名不见经传的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徒隶！他带领的队伍只是手无寸铁的没有经过组织训练的九百名戍卒！就是这样一伙不起眼的乌合之众，居然推翻了削平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原因何在？陈胜说：“天下苦秦久矣！”陆贾说：“秦二世尚刑而亡。”“虐行则怨积。”贾谊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汉时代的思想家都认为秦亡的原因就是“不施仁义”，是缺乏“德治”。德治与文明相联系，因此，古人有诗云：“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章碣《焚书坑》）竹帛是书，是文明的象征。只要关河，不要竹帛，秦朝很快就亡了。

《史记·陈涉世家》载：褚先生曰：“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地形险固是需要的，军事与法律也是治理国家所需要的。但是，只有这些还不够。先王是以仁义为本，加强边防和完善法制起辅助作用。有些人以为有地理上的优势，再加上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健全的法制，就可以称霸天下。他们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标准，不讲仁义，不施德政，不主持公道，以我为中心，目空一切，为所欲为。多行不义，积怨甚多，别人敢怒不敢言。这样，它也必然像秦王朝那样在绝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下垮台。由此可见，防外不防内，是片面的。防的办法，只讲军事实力与法律制度，不讲道德，是更严重的片面。因此，治国最根本最需要的在于道德，道德主要应该在于修身。

过去，周厉王暴虐，人民都批评他，当时叫作“谤”。周厉王依仗自己的权力，不许别人说“不”，更不许别人批评自己，就派人监视，发现诽谤者，就抓来杀了。“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人民都不敢说话，但是，不是没有意见，只是把怒气暂时压在心中。忍耐是有限度的，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就会强烈地爆发出来，产生严重的后果，以致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周厉王不知道不让说话的严重危机，认为别人再也不敢说他的坏话了，就很高兴。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弭谤”，即止谤。召公认为这只是一时不说话，并不是解决了人民的怨气。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水要导之入海，不能用堵塞的办法，堵塞的结果，只是暂时堵住，一旦崩溃，会淹死更多的人。对于人民的言论也是这样，人民有想法不让说，他们就将怨气憋在心中，积怨太深，一旦爆发就会很强烈。正如召公所预言的那样，周厉王就在国人的反叛中逃到彘地，以后就死在那里。

至于人与人的关系，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虽然一时得逞，终究要遭到反抗的。哪儿压迫最厉害，那儿反抗也最强烈。正像作用力与反作用力那样，是对等的。霸道行为不得人心，是很自然的。有的人缺乏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思维方法，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无视他人的利益，没有公道正义可言。总是以自己的实力去压服别人，到底是压而不服。孟子说：“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以力服人，就是霸道；以德服人，就是德治。

总之，以仁义为本，实行德政，就是王道；以实力为本，不讲道义，就是霸道。现在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过五十年，或者一百年，或者几百年以后，将来总有一天，中国会成为一流国家。到那时候，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不要称霸，应该与世界各个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和平共处，不要以本国强大去攻击弱小国家，也不要凭借富强对一些贫穷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不要以自己的价值观作为普遍的是非标准，强迫别国服从，要坚持“和而不同”的君子作风，尊重各国主权，不要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不要充当世界警察。一定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仁爱传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自己的高尚道德树立世界文明的形象，成为天下人民从心里佩服的、真心向往的东方乐土。这才有安全感。

1.4 长治久安

许多教科书中讲到中国古代哲学家时，经常讲到他们欺骗人民。例如，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是欺骗人民的精神工具。董仲舒在对汉武帝策问时提出天人感应说，他不是对人民说的，如果说他骗人，那么他首先骗的是当时最高统治者汉武帝，而不是人民。人民以及百官都无缘看到董仲舒的对策内容，因为这是保密的，汉武帝在策问中提到他要亲自阅读。贤良对策可能涉及一些权势人物，为了保密，汉武帝说“朕将亲览焉”，内容不会泄露出去，“书之不泄”，请各位大胆讲出自己的所有想法，“靡有所隐”（《汉书·董仲舒传》引汉武帝制文）。由此可见，董仲舒如果欺骗的话，那就是欺骗汉武帝一个人，没有欺骗人民的意思。

朱熹讲“存天理，灭人欲”，于是有人也说朱熹要人民放弃任何欲望，不让老百姓活下去。所谓“存天理”，就是保存封建伦理，维护封建制度。朱熹明确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要求美味是从饮食中产生出来的，人欲是从天理中产生出来的，所以，他又说：“人欲中自有天理。”（同上书卷九）对于统治者来说，天理就是天下为公，人欲就是一己之私。在处理各种政务时，就要出以公心，公正处事，主持公道。这就是天理，就是所有当权者应当遵循的。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贪赃枉法，贪污受贿，穷奢极欲，这些都是“人欲”，都是朱熹所反对的，也是一切正派人所反对的。这哪里是不让老百姓吃饭呢？他反对贪官污吏，是为了巩固封建政权，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有的人凭自己的观念就说，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为统治者服务，就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或者为统治者的现行政策作论证。这也有点离谱。我们可以从董仲舒的三对策中看到他是如何批评汉武帝的，说他搞不好，需要改弦更张，要勉强行道，现在人才缺乏，要建立各级学校来培养人才，二千石以上的大官每年必须向朝廷推荐两名候选人才，推荐出优秀人才，有奖；推荐不合格，要罚。批评官员与民争利，批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他讲天人感应，讲灾异谴告，都是要皇帝害怕，培养敬畏精神，目的在“屈君而伸天”，这个天就是儒学化了的天。多数内容是威胁皇帝的警告，并非歌功颂德的谀词。其目的和追求，都在于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为此必须制约皇帝个人的私欲。这是董仲舒以后许多儒臣所努力做的事情。历史是非常复杂的，过去有些人，包括我自己也经常用简单的两个阶级的对立斗争来理解古代现象，将复杂现象简单化。甚至有的人不了解历史，更不研究历史，却以为历史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用鄙视的眼光，认为“二十四史”都是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的文化垃圾。至今，还有那么一些人仍然没有走出这种“唯阶级论”的阴影。有些人站在被统治阶级一边，提出“造反有理”，在那发动革命的时候，当然是必要的。取得政权以后，为被统治阶级做点安抚的事情，也完全是应该的。但是，掌权以后，还跟过去一样，一再批判统治阶级。那恐怕连刘邦也比不上，两千多年前的刘邦还知道马上打天下，夺取政权以后，要下马治天下。列宁曾经说过：“我们只能利用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知识、组织和机关，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力和物力的条件下建设共产主义。”又说：“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1]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当然包括封建时期所创造的知识财富。有的人以为可以抛弃历史，抛弃民族文化，创造一个从未有过的新世界。这是左派幼稚病，是一种无知的狂妄。

2.德才兼备

中国古代讲人才问题的内容很多，现在研究起来，对我们今天的事业、企业的用人方面都会有启发作用。例如，中国古人一方面讲选人才要“德才兼备”，一方面又讲“无求备于一人”。在“备”与“不备”的问题上，似乎有矛盾。应该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所谓“任人唯贤”，这个“贤”就是指贤人。什么样的人才是贤人呢？一般人都认为德才兼备的人就是贤人。这样一说，似乎很简单。因为这是理论。实际生活却是非常丰富、十分复杂的。例如，什么叫德才兼备？有德的人会不会犯错误？会不会犯道德方面的错误？犯了道德方面的错误的人还能不能任用？有德无才和无德有才，这两种人用不用？优先用哪一种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讨论过红专关系问题，实际上这就是传统德才关系的问题在新时代的延续。这个问题极端复杂，无法全面讨论，只能就其中几个命题，谈谈自己的体会，希望对读者有一点启发。

德才兼备是理想的人才。但实际生活中的人没有无缺点无错误的人，所谓“人非圣贤，岂能无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都是说的这个道理。既然没有“完人”，怎么能只用德才兼备的“完人”呢？即使有一个半个“完人”，天下那么多事，也不能只靠这一两个“完人”去做。因此，要做大事，要用人才，就不能要求人才没有缺点错误。这叫不要“求全责备”，要量才取用。根椐人才的特点，用其长处，避其短处，或者采取某种措施制约其短处，保证其长处的充分发挥。这是用人的艺术，是当领导者的重要本事。用人不当，终究一事不成。求全责备，就是孤家寡人。

人才与人材还应该有区别。材料的材，指有某一种技能，可以当材料使用。对于人材来说，就是有某种专长，一技之长，使用适当，可以发挥大作用。另一种是人才，这是一种素质比较高的全面发展的栋梁之材，是可以参加策划、管理之类工作，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孟子所谓“劳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