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义利的本义

利字是刀与禾的结合，可以理解为农业生产的收获。收获的生产品就是物质的利。后来推而广之，把所有对人有好处的物质的与精神的东西都称作利。义字就比较复杂，繁体字作“义”，上羊下我。中国古代把许多美好的东西都与羊联系起来，如美、善、养、羡等都带着“羊”。我，据考证，是一种兵器，作为第一人称，是后来的事。有人猜想，是人拿着兵器守卫着羊群，就是义。这种猜想有一定道理，但没有旁证材料。儒家讲：“义者，宜也。”据考证，“宜”是切肉的意思。义与切肉有什么关系呢？《庄子·大宗师》：“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庄子讲的这些是反话，由此可见，在当时人看来，“齑万物”是义。齑是细切、粉碎的意思。《周礼·天官》郑玄注：“细切为齑”。细切羊肉，是为了更合理地分配。合理分配，就是义。这种说法，还可以举孔子、孟子的话作为旁证。孔子说：“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见到利益，首先要想是否合理，如果合理，就可以取。孟子说：“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不是你的，你拿走，就是不义。贪污受贿得来的钱财，就是不义之财。推而广之，所有利益，一切好处，都应该有合理的分配，这是义的原则。如果多吃多占，或者贪天之功，据为己有，那都是不义。利是利益，最初是生产品，引伸为一切好处，包括名誉、地位、权势。义是合理分配，引伸为一切合理、公正的观念与行为。二者是统一的两个方面。在先秦时代，就有义利统一的思想。如晋国大夫里克说：“夫义者，利之足也。”“废义则利不立。”（《国语·晋语二》）利是由义支撑着，没有义，利就立不起来。晋国另一个大夫丕郑说：“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国语·晋语一》）义不但支撑利，而且还会生出利来。利是为了丰富人民的生活，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孔子认为义非常重要，是政治的重要内容。他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义者，宜也。宜就是合理、合适的意思。这样，孔子的话就可理解为：礼制就是为了处理事情能够合理，处理合理，能调动积极性、创造性，就会创造更多的利。有充足的利，可以使人民安定生活。这是政治的大节。可见，义利之辨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义，应该是所有政治家都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平民百姓的生活准则。

后来，有权的人在分配生产品时，自己多占，出现不公平现象。义与利出现脱节，合理分配的为义，不合理的分配就是当权者的不义。平民百姓合理地待人接物，顾全大局，也是义；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就是不义。头脑中考虑别人的利益多，是义；考虑自己利益多，就是不义。后世讲义利对立，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2.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指统治者，社会管理者，负责各种利益的分配。坚持公平公道，实行合理分配，就是行义。做官就是为了行义，对待人民也要注意义，所有不义的事都不能干。在利益面前是否严格按义去做，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君子应该知道如何分配才是合理的，百姓只要知道自己可以得多少。孔子的话原来就是讲这个意思。后来，君子向小人宣传义，许多小人也了解了一些义的基本原则，也能顾全大局，也知道义。还有一些人只知道自己的利。于是在百姓中也有义利之分。这样，对待义利的不同态度，也就表现出道德的高低。因此，义利之辨成为后代判别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准。两千年来，义利之辨一直是许多思想家经常讨论的重大问题。近二十年，又重新讨论这个问题，还有一些需要研究的理论。西汉刘向《说苑》卷四记载一些具体的事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义利之辨。

例如，孔子拜见齐景公，齐景公表示要发给他俸禄作为生活费用，孔子推辞，不肯接受。他出来对弟子说：“我听说君子立功受禄，现在，我给齐景公提了一些建议，他并不想实行，又要给我俸禄，太不了解我了！”他就率领弟子们离开齐国。

又如，曾参穿着破衣服在耕地，鲁国国君派使者把一个封邑（一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民）送给曾参，说是以此来给他做衣服用的，曾参不接受。使者再次登门献邑，曾参仍然不接受。使者说：“先生不是向别人求的，而是别人奉献的，为什么不接受呢？”曾参却始终不肯接受，说：“我听说，‘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即使你能做到给人东西不骄傲，我能不畏惧吗？”孔子听了这件事后说：“曾参的话可以保持自己的气节。”

再如，孔子的孙子子思住在卫国，穿的是破袍子，二十天才吃九顿饭。贵族田子方听说后，就派人把珍贵的白狐皮裘送给他，怕他不肯接受，特别交待说：“我借给别人的东西就忘了，我送给别人的东西就算扔掉了。”子思不收，田子方又说：“我有你没有，我送给你，你为什么不收呢？”子思说：“我听说，随便给人东西，不如把东西抛弃在沟里。我虽然贫困，但不忍心把自己当作臭水沟，所以不敢收。”

在利益面前，持什么态度？对于别人主动送上门的好处，持什么态度？这都是要“见利思义”的。合义的可以取，不合义的，就要明确表态：辞。有一个富人告诫他的儿子说：“和朋友处得淡淡的——即使是朋友，也决不白拿白要他的任何东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物质。如果处于无奈拿了朋友的或任何人的，就一定要等价回报。只有这样，你和朋友的关系才是平等的。记住，你和朋友的每一次不平等来往，都会招致你们的关系走向失衡，以致水火不容。鉴于这样一个原则，建议你千万不要乱施与不需要你帮助的人，包括亲人和朋友，那样，你会使他们产生欠债感。使人产生欠债感，是不道德的。有一句话很有意味：人对人的要求，就像银行存款，要求一次，存款就少一些。不要求人，不动存款，你永远是个富人。”[1]孟子也主张不随便拿人家的任何东西，也不随便给别人任何东西。在一切经济来往中，都坚持义的原则。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如果见利忘义，经不起利的考验，就会陷于不义，被动，失节，悔之不及。为了一点小利，污了一身清白，是不值得的。

对于收取别人的礼物，古今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也都有一些流行的俗语。孔子说“立功受禄”，现在叫作“无功不受禄”，曾参说“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现在也有类似的说法，叫作“吃人者嘴短，拿人者手软”。为什么嘴短手软呢？就是“畏”人家嘛！吃人家的请客，嘴油了，就不敢提意见，就不敢批评。收了别人的礼物，该处理的事情，就下不了决心。现在说哪儿治安不好，地痞流氓比较猖獗，很可能那里的当权者吃请受贿，或者与那些罪犯有许多牵连，不敢下手，或不忍下手，手软了。“打铁先要自身硬”，自己就是贪污受贿的，嘴短手软的，又怎么能够去处理别人呢？当然也有这种说法：“小偷坐监牢，中偷做检讨，大偷作报告。”这种反常的不合理现象，总是不能长久的。陈毅元帅在答记者问时引了一段俗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贫穷的子思不肯把自己当作臭水沟，藏污纳垢。现在有一些人当着高官，拿着厚禄，却不自爱，还把自己当作臭水沟，这是为什么呢？值得深思。他们不是傻子，只不过利令智昏，存有侥幸心理。《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及其注，值得仔细读一读。

3.功贤于耕织

复杂的社会有复杂的人事关系。人事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出现矛盾。矛盾一旦激化，就会引起社会动**，使大家都过不好日子。为了大家的利益，就要确立社会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而这些原则就是义。有的人知道了，有的人不知道，因此，知道的人有责任去宣传义，好让更多的人知道义。这样就有了一批宣传义的人。有的人说，你不去生产，讲义有什么用？甚至有人把宣传义的人说成是“不劳而获”的。墨子在宣传义，鲁国有一个叫吴虑的人，说自己冬天制造陶器，夏天种植庄稼，自给自足，道德跟舜差不多，还要义干什么？墨子告诉他，我一个人拼命种地，只顶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分给天下，一个人还吃不了一顿。我拼命织布，也只相当一个妇女，织了一年，分给天下人，每个人得不到一尺，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但是我去宣传义，一个国君听了我的话，把国家治理好了，这不是对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好处吗？普通的人听了我的宣传，提高了觉悟，做了好人。我虽然不参加劳动，贡献比直接参加劳动还大。这就是所谓的宣传义的价值，“功贤于耕织”（《墨子·鲁问》）。孔子也说，只要你实行仁义，四方人民都会背着小孩来投奔你，你还要自己种庄稼才能有饭吃吗？有的人认为，不劳动就不应该有收获，并且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们把宣传仁义、实行仁义，都看成是“不劳而获”的行为。恩格斯曾经明确说过：“不耕耘者就不应有收获”，“并不是我们的主张”[2]。

唐代大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写了一篇散文《梓人传》，讲的是建筑业上的一个“梓人”，相当于工程师。梓人对于建筑材料了如指掌，木材长短粗细圆方，用在什么地方合适。所有工人的特长，他也都非常清楚。在施工过程中，他负责指挥，一大批工人都听他的指挥干活。没有哪一个工人都可以，没有他什么工程也建不成。在官府施工，他的工资是别人的三倍。如果给私人施工，他个人要拿施工费的一大半。有一天，柳宗元到梓人的宿舍，发现他的床腿坏了，他还不会修，要等别的工人来给修。这时候，柳宗元认为，这个梓人没有什么本事，拿的钱可不少。按现在的说法，这个梓人剥削了其他工人。后来，柳宗元在施工现场又看到梓人与工人的工作情况。只见那个梓人站在中央，许多工人拿着工具，围绕着他，听他指挥。梓人拿着指挥棒，指着一堆木料，说：“砍了！”拿斧头的工人就奔到右边，动手砍开了；又指一木材，说：“锯了！”拿锯的工人赶紧奔到左边。大家都看他的脸色，听他说话，没有人敢自作主张。不胜任的工人，被他辞退，也不敢有怨言。他指定的哪一根木料用在什么地方，没有不合适的。工程竣工时，在大柱上要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建。写的名字，就是这个梓人的名字。了解这些情况以后，柳宗元心灵受到很大震动，感慨了一番。这时，他体会到，梓人的作用，跟宰相很相似。梓人不亲手做那些具体的事，他善于用材，善于用人，善于指挥，就完成了别人无法替代的工作。宰相在管理国家行政的时候，也不能亲自动手做多少具体的事情，主要在于出主意，想办法，在于决策，在于用人。梓人与宰相是不同等级的劳心者。

孔子说的“君子喻于义”，意思是劳心者明白义的原则，懂得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懂得合理用人用物。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意即这些有丰富知识的人是管理别人的人，只能由这些人担任社会管理者。董仲舒所说的“正谊”、“明道”的人也正是这些人。王充认为这些人“以知为力”，所起的作用比筋骨之力还要大。

过去有些人对智力的作用不很理解。尤其是在“鼓足干劲”的年代，出大力，流大汗，才是英雄。在各种报纸杂志上，都在宣传流大汗的英雄。知识分子不但没有什么名声，而且在物质条件方面也很困难，待遇很低。因此，社会上流行这样的话：“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做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经过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都受到普遍重视。特别是现在提出了知识经济，知识的价值越来越明显了，很少有人会忽视知识了。轻视科学知识，重视具体技能，是小生产者的思想局限，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而过去我们经常把这种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比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要高得多。这是过去许多人所不了解的，也是不愿意承认的。

4.义者宜也

孟子非常重视义，他说，如果让他去杀一个无辜的人，就算可以给他天下，他也不会去干。他的做人原则，不符合义的，不要别人的哪怕是一分钱，也不给别人一分钱。少了不要，再多也不要，哪怕给他亿万财富。如果自己做出了贡献，自己应该得的报酬，多少都要，问心无愧，可以“安富尊荣”。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所讲的义不排斥物质利益，只是要求得到合理的物质利益。取得自己应得的报酬，再多也是义，而不是利。这是常被后代许多人误解了的说法。又如朱熹曾经说过，吃饭是天理，是义，而想吃好的，超过自己的经济条件，那是贪欲，是利，是需要克服的。

有人以为不要钱，不要工资，不要享受，不要经济效益，才是义。这不仅是误解，而且简直就是故意歪曲。子贡是孔子的学生中唯一下海的。他很会预测市场，赚了很多钱。鲁国规定谁能花钱把在外国当奴婢的鲁国人赎回来，可以到政府那里领取一些钱，作为赔偿金。子贡赎了一些人回来，因为他自己钱多，就不去政府那里领取赔偿金，受到孔子的批评。孔子说，不能因为你有钱，就不去领取赔偿金。做事情，要考虑如何合适，才能作为别人的榜样。你这么做，今后鲁国人在外国当奴隶，再没有人去赎了。在这里，不拿钱是不义，拿钱才是义。这叫“让而止善”。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用一头牛来表示感谢之情，子路接受了。孔子高兴地说：“鲁国人今后一定很热心于拯救落水的人。”当时，一头牛是价值十分昂贵的酬谢品。后人说这是“受而观德”（按语意来说“观”应是“劝”字）（《论衡·定贤》）。《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劝刘备取荆州。朱熹的学生陈淳在《本溪字义》中说，刘备不取荆州，是利，是不顾天下大局，只讲刘表情面。而诸葛亮主张取荆州，是出于大义。同样道理，在利益面前，嫌多嫌少都是不义。应该得多少，就得多少，合理是个原则。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多少才是合理的。这当然没有固定的标准，需要提高了觉悟以后，就知道多少是合理的。过去许多人以为平均才是最合理的，结果，干活多少好坏都一样，使许多人都变成懒汉。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不齐是事物的普遍现象。价值可以相差几倍、几十倍，乃至千万倍。人也不例外，价值也有若干倍之差。勉强把差别拉平，必然要乱天下，因为违背了客观规律。但是，社会不可能绝对按劳分配，在大体按劳分配的情况下，贫富需要调节，让没有劳动能力而又失去依靠的弱势群体能获得生活资料，能够存活下去。汉代董仲舒认为人天生就有好义与欲利两种心理。因为义与利都是人所需要的。义可以养心，利可以养身。身与心比较，心更重要，因此养心的义也比养身的利重要。例如，历史上如孔子的学生原宪、曾参等人都是很穷的人，生活不富裕，但他们都有高尚的道德，别人都羡慕他们。他们自己也都很乐观，精神很充实。另一些人，身居高位，享受荣华富贵，却不肯行义，甚至做伤天害理的亏心事。他们虽然物质丰富，心里却不踏实，精神空虚。他们或者死于犯罪，或者死于忧愁。总之，他们都不能安乐地生活一辈子。董仲舒经过论证以后，得出结论说：“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义，对于养身比财利都更重要。实际上是说，人的精神需要超过物质需要。极端地说，人没有饭吃，就要饿死；没有衣穿，就要冻死。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物质对于生命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但在一般情况下，人的精神状态对于健康却是非常重要的。《光明日报》1996年11月18日刊登过一个消息：孙世贵在1968年冬的一天夜里，那是困难的岁月，他在洛阳火车站拉脚，忽然，火车站广场有一个妇女喊：“抓贼啊！他把我的钱包偷跑了！”一个家伙慌慌张张从孙世贵面前跑过去。后面一个解放军战士一边追一边喊：“抓住他！”战士跑到孙老汉跟前时，把一个包丢给他，说一声“给我看着”，就追小偷去了。老孙在那里等了个把小时，不见战士回来，他就打开提包，里面有90斤粮票和124元钱，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字，贪心突然冒出，带着包拉着车跑100多里回家了。连吓带累就病了。从那往后，天天做噩梦，身子一天比一天瘦，吃药打针都管不住，一直拖了半年多。这患的是心病，药是没法治的。过了二十八年，孙世贵一家生活越来越好，大儿子买了汽车，要带他逛街，他坚决不去，怕见到解放军战士。在电视里看到解放军战士抢险救灾，就会难受好几天。有一天，解放军战士尚光远把孙老汉的迷失三天的孙子送回来，还给他买吃的、穿的，对孙老汉有巨大震动。他再也睡不着了。他自己感觉做了一件老天爷不可饶恕的亏心事。孙世贵拿了自己不该拿的钱，做不义的事，精神上一直不得安宁。这一事例充分证明了董仲舒关于义可以养心的说法。后来孙老汉在济南军区的操场包了一场电影给战士看，电影开映之前，老汉把这些话说出来，送电影算是赔罪，也摆脱了自己心上多年抹不去的阴影。

有一个少校军官叫张林，贫苦出身，是个非常廉洁、很有前途的好干部。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他的内弟向他借钱，从他管理的钱库中借走五万元。其他内弟也来借钱，共借去二十万元。后上级来查账，发现少了钱，他先说被人借走，后因没有借据，就承认是自己挪用。挪用马上就全部还清，还可以不判死刑。妻子向家人乞求还钱，全家所有借了钱的都不肯还。最后，张林伏法，妻子也用捆骨灰盒的绸布自缢身亡。只顾亲情，挪用公款，做了不义的事，最后，亲人没有留下情，自己落个家破人亡。由此可见，做不义的事，不但损人，有时也会害己。

董仲舒提倡：“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他从政治大局来考虑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现实是富贵的人贪得无厌，越富越贪利，越不肯为义，骄奢**逸，违法害人。贫贱的人越来越穷，没有“立锥之地”，“衣马牛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上》），过着悲惨的生活。这种两极分化，必然造成社会混乱。富者无恶不作，穷人只好落草为寇，社会秩序怎么能安定下来？富者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与人民争利，人民怎么能争过他们呢？董仲舒反对当官的还搞什么副业赚钱，反对与民争利。他提倡以公仪休做榜样。

公仪休任鲁国相，他办完公事回家，吃饭的时候，就问葵菜价钱，家里人说不要钱，是自己家菜园里种的。他听后很生气，说：“我们拿了俸禄，还要自己种菜，这不是夺了菜农的利益吗？”说完就到菜园里，把葵菜都拔掉。葵是一种古代比较普及的菜种，不是名贵菜，相当于现在的白菜。他有一次回家，看见夫人正在织布，他认为她夺了女工的利益，就把夫人赶出家门，休了。这是有名的“拔葵出妻”的故事。现在对于公仪休的做法有争议，许多人认为能够参加劳动的国相夫人是多么好，不应该休掉。再说，即使犯了错误，也应该允许改正。而我们现在社会上一些干部夫人，劳动不参加，大家也没有要求她参加，但是，通过夫人贪污受贿的事，时有发生，一旦被揭发却说是夫人干的，不关首长的事。两相比较，不是也可以给人以启迪吗？公仪休任国相，有人投其所好，给他送鱼来，他不接受。了解他的人说：“您不是很喜欢吃鱼吗？给您送鱼来，为什么不要呢？”公仪休说：“我收了鱼，以后当不成国相，就没有人给我送鱼，我就吃不上鱼了。我不收鱼，一直当着国相，可以自己花钱买鱼吃，还怕没有鱼吃吗？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我不收别人送的鱼。”当时有人议论，认为公仪休真正会为自己打算，真正懂得珍爱自己。

董仲舒一辈子没有置自己的产业，只是研究社会问题和哲学理论问题，教学著述，终其一生。可以说他是言行一致的人，实践自己信仰的人。关于“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句话，历代许多人有误解，以为董仲舒只讲道义，不讲功利。其实，所有儒家没有不讲功利的。董仲舒也不例外。谊，就是义。“正其谊不谋其利”，就是说做事情，要考虑如何做才符合义的原则，不要谋自己的私利。或者说，做事情要考虑怎样才是合理的，不要只考虑是否对自己有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个功，不是“立功不朽”的那个“功”，而是贪天之功，急功近利的那个“功”。做事情要按客观规律办，不要急于求成。现在有的官员，不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为官一任，造了一批纪念碑工程。为什么许多领导干部对教育不感兴趣，不想投资，也不去关心？因为抓教育不容易见效，是软工程。为什么有些人对建筑楼堂馆所特别感兴趣？因为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座高楼，是我在任时建的”或者“是我批准建的”。以此夸耀于人前。至于当地人民生活提高了多少，对文化事业都做了些什么，全民的文化素质究竟提高了没有？没人提起。不抓教育而在那里抓纪念碑工程的干部，就是急功近利的干部。他们天天在那里“计”自己的“功”，至于“道”在何方，他们是不“明”白的。

孔子讲，人要有智、仁、勇。后儒称这三项为“三达德”。有智，才知道如何处理是合理的；有仁，才有那种爱心去做利人的事；有勇，才有大无畏的精神，敢于同坏人做斗争，为保护弱者挺身而出，打抱不平。智、仁、勇，三者都是行义所不可缺少的。有智而无仁，知而不肯为；有智而无勇，知而不敢为；有勇而无智，只能胡作非为；有仁而无智，想做好事，却不知从何下手，即所谓“爱莫能助”，或者还会帮倒忙，甚至把好事做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中国所讲的义，只是一种原则，并不是死的教条，而是强调在实践中了解如何是合理的，就如何处理。这就是宜，也就是义。知道如何才合理，这是个人素质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素质问题。西方人也重视素质，但是，一些中国人引进西方文化时，不重视素质，只知道引进具体的措施，到中国就变味了，甚至变成很糟糕的东西。不论古代的，还是外国的，要引来用于现代，都只能抽象继承其精神实质。按王安石的说法，叫作“当法其意”[3]。

[1] 见《报刊文摘》2000年5月1日第3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6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 ［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之六录《上仁宗皇帝言事书》，9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