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问题是中国古人经常讨论的关系问题，与义利关系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尚书·说命中》就有“非知之艰，行之唯艰”的说法，春秋时代也有类似说法：“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左传》昭公十年载子皮对子羽说的话）不是知之太困难，而是知而后实行，那才难上加难。在科学研究方面，知难行易。创造电视电脑，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可以说是千难万难。但是，使用就非常容易了，三五岁小孩都会开机操作，选节目，定音量。但在伦理方面，就不一样了，许多道理大家都懂得，到实行的时候，就不能完全做到做好。例如讲孝敬父母，报答养育之恩，道理很明白，一般人都懂，但是，许多人做不到做不好。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宋以前虽然也讨论知行的关系问题，但都不够充分。宋明时代讨论很多，主要讨论知行的先后、难易、轻重等问题。

1.知行先后之争

北宋程颐提出知先行后说。他认为：“须是知了方行得。”以走路来说，先知道路，才能走。“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往之心，其将何之？”[1]不知道路，虽然想走，往哪儿走呀？“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同上）朱熹也用走路比喻知行，“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义理不明，如何践履？”义理不明，就像眼睛看不见那样，践履就像走路。不知而行，就像盲人行走。陆九渊与朱熹在治学的路数方面有分歧，而在知行的先后问题上则完全一致，都认为知先行后。陆九渊说：“知之在先，行之在后。”又说：“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2]

从总的认识史来看，认识来源于实践。同时认识又要回到实践中去受检验，再认识。按毛泽东《实践论》的说法，认识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穷往复前进的过程。

用图表示：

实践→认识→实践→认识→实践→认识……

如果我们截取其中一段，那么，就会发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实践→认识”；另一种情况是“认识→实践”。简单地说从认识到实践，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未免失当。对于个人来说，少年学习，先认识；青年以后从事工作，后实践。理学家的先知后行，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就不是唯心主义认识论。对于具体的事情来说，也是一样，例如所有建筑，都是先设计，后施工，也是先认识后实践。比如鸡与蛋的先后争论，鸡生蛋，蛋生鸡，也是无限反复的过程。究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争论没有结果。最近有的科学研究认为先有蛋，后有鸡。实际上，鸡与蛋都是渐变的过程，一天变化一点点，几万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逐渐变出鸡来。也像人在成长过程中，不能说是哪一天变老的。如果刻意从中划出哪一秒开始变老的界限，那就十分荒谬。精确的工夫在这里无用武之地。即使是现在的鸡，也在变，蛋也在变，会变成什么样子，几十年是看不出来的。怎么能说先有蛋后有鸡呢？不知道渐变，想从连续中截然划出明确的界限来，是很难的。两个事物的分界线总是模糊的，过渡性的。有的科学家研究出先有蛋后有鸡的说法，就是不懂事物渐变的辩证法道理。

2.知行难易之争

《尚书》讲知易行难，因为它是经典，所以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没有人敢直接反对，宋代程颐也只讲“行难知亦难”。孙中山曾经列举科学知识来讲知难行易的问题，他说：“天下事唯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诸如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个方面都是这样。孙中山认为知难行易，在科学上是这样，在社会革命上也是这样。如果真正知道了革命的道理，那么就能够开展，并能取得成功。

毛泽东在参加革命实践中，经常反复思考革命的理论问题，并从哲学上进行概括。他撰写的《实践论》，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引进西方的哲学语言来谈的，后面的知行关系则是中国传统的语言。《实践论》讨论的问题是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并指导实践。人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开始，逐渐上升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在以后的实践中还要不断深化。认识是没有尽头的，是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的过程。实际情况不断变化，人的认识也要随着变化，既反对唯心论，也反对经验论，既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也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所阐述的是一套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这些理论似乎很简单，但在那时曾起非常巨大的指导作用。我曾听一些干部和一些科学家说到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一位研究物理学的老院士在回答听众提问“哪一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时，说：“主要就是两本：《实践论》与《矛盾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水平很高，理论很深刻，当时参加革命的工农群众，没有那么多时间读书，也没有那样的文化水平，因此不太可能去读诸如《资本论》、《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哲学笔记》等著作，即使有时问，也不是短时间所能读懂的。那些从“珠穆朗玛峰”（比喻马克思主义水平最高的苏联）上下来的一些理论家，到革命队伍做大报告，大家都听不太懂，也不生动，很乏味，没有兴趣。毛泽东就不一样，他一讲话，大家都听懂了，而且有兴趣。因为他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大众的语言。

毛泽东的决策正确，是因为他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情况以及农民的情绪都有深刻的了解。这不是从书上读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并没有讲中国农村如何，农民如何，即使讲了也不准确。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点是正确的，而这方法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变化的角度、运动的态势来分析实际问题，提出正确的战略与策略，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3.知行轻重之争

中国古人对于知行的轻重问题有过各种说法。在孔子那里讲的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后人将这智、仁、勇三项说成是天下三达德。孟子强调人有四善端：仁、义、礼、智。后来儒家概括的“三纲五常”，五常中有仁、义、礼、智、信。董仲舒特别强调“必仁且智”，他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又说：“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有爱心没有智慧，只知道爱，不知该爱谁，怎么爱。有智慧没有爱心，虽然知道却不肯去做。为什么不肯去做？因为做好事，可能损害自己的利益，还可能得罪权势人物，或者得罪周围一大批人。这类现象屡见报端，习以为常。所以，孔子讲的“勇”也是很重要的，是行所必须的。无勇，知而不敢为。

《汉书·霍光传》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客人经过主人家，看到他家的灶的烟囱是直的，旁边又堆放着许多柴火。客人就向主人提出两项改革建议：一是“曲突”，将烟囱改成弯曲的；二是“徙薪”，将柴火堆放到离火源较远的地方去。并且警告说：如果不进行改革，那就可能发生火灾。主人表面表示接受意见，但不重视，没有去实施改革。不久，主人家果然发生火灾，邻居很多人帮着灭火。火灾过后，主人感激救火的邻居，买了牛肉和酒来招待他们，表示感谢。他将受伤最重的（焦头烂额）请到上座，其他按伤势的轻重、功劳大小的顺序排列，没有邀请向他提两条建议的客人。有人对主人说：“假使你听了客人的建议，进行两项改革，就不会发生火灾，也不需要买牛肉和酒来招待别人。现在论功劳，请宾客，你却没有请那位客人，只是请受伤重的邻居为嘉宾。这是怎么回事呀？”主人听后，觉悟了，也把客人请来入席。

这个故事有两个成语：“曲突徙薪”与“焦头烂额”。我们从知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客人的建议是知，有知识，有预见性。邻居的救火是行，具有明显的感人形象。一般人就像主人那样，对知不重视，对行特别重视，以为行重于知。别人向主人提出疑问，表明对知的重视，认为知重于行。同样道理，古代战争中有一句话说：“兵在精不在多，将在谋不在勇。”将军的优劣是看他的谋略，而不是看他的勇敢程度。很明显，在楚汉战争中，韩信能够战胜西楚霸王，靠的就是智谋。项羽与关东子弟兵，勇盖天下，为什么败在汉军手下？智谋不足就是原因之一。中华民族不是弱智民族，也没有反智的传统。只是有一些庸人、浅薄者不知智的重要，就像那位主人那样，只看到明显的、外在的形象，看不到智慧的内涵的光辉。有一段时间极力歌颂体力劳动者的“出大力”，“流大汗”，对于像邓稼先那样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世界级科学家，都没有提及，一些教授写文章都不能署自己的名字，都要有“宫兵”之类的笔名，或者某某单位的工宣队。那种荒唐的时代是极不正常的。

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也是知识经济的时代，重视知识，特别重视创新的智慧，是理所当然的。中国人重视诸葛亮，就是重智的表现。从孔夫子的智仁勇到现代教育方针的德智体，都没有丢掉这个“智”。重德，是中国优秀传统；爱智，也是中国优秀传统。

4.欲速则不达

什么事情的成功，总要有一个过程。过程有长短之分，事情也有难易之别。也像植物生长那样，有的树长得快，有的树长得慢，不能要求一样快。古代有“揠苗助长”的故事，就是犯了这个错误：欲速则不达。在生活中也有这种情况：一些青年人虽然来日方长，却急不可耐，不切实际地希望办一切事情都能一蹴而就，结果当然事与愿违。而老年人虽然时日不多，还是按部就班地逐渐实现自己想做的事，因为他们知道做事情急不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许多事情，都是以不断的切实工作办成的，浮躁情绪，肯定不利于事业的成功。有一位科学家说，别人看到我们领奖时都很羡慕，实际上，我们是艰苦奋斗十几年、几十年，高兴才那么几分钟。领完奖，回去还要继续艰苦奋斗。谁都有领奖的希望，但那是用艰苦劳动换来的，不是拣来的。一分劳动一分成果，没有什么捷径。寻找捷径的人都是骗子的猎物。对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没有几年的冷静研究也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写了《论持久战》，批评了速胜论的急躁情绪，非常正确。他估计十年打败日本军队，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主要是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失败，苏联与美国都向日本宣战，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中国抗日战争提前两年，八年就战胜日本军国主义。

5.小利不能贪

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要做成大事，就要从小事做起。那么多小事摆在面前，自己如何选择？如果心中有理想，想做什么大事，与大事有关的小事，就是自己选择的对象。尽管做这种小事可能一时得不到什么效益。例如，两件事：一件事有可观的报酬，但与自己想做的大事没有关系；另一件事没有报酬，却与自己想做的大事有极密切的关系。贪小利者就会选择前者，时间长了，年龄大了，他只能赚到一些小钱，最后一事无成。最典型的是有一个青年，杨振宁想招他为博士，在科学上很有发展前途的人，后来为了赚钱，放弃学业去炒股，最后又因犯罪被驱逐出美国。美好前程被一些蝇头小利断送了。实在令人惋惜！有一些青年执着于自己的事业，经过若干年的艰苦努力，最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所有成功者，都是这么过来的。有的人说一不留神就成了名人，对青年人很有吸引力，但那都是一些痞子习气，在不正之风中炒作出来的，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没有诚实劳动，有一些人在经济转轨时靠投机倒把发了财，虽有这种情况，也不能说是正道。而诚实劳动发财致富，才是正道。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因此，每天应该做什么事，都应该有选择。

要使选择正确，必须有远大理想，不贪眼前小利。吃亏是福，吃苦是福，都是对于有远大理想的人来说的。历史上这类事情很多。董仲舒为仕不遇，回家著述，名传千古。公孙弘身居要职，“当世则荣，没则已焉”（《史记·孔子世家》赞）。李白、杜甫因为不受当时统治者的重视，仕途不顺，写了一些诗，至今家喻户晓；另一些人，甚至水平不在他们之下，因为受皇帝宠爱，当了大官，神气了一生，死后就被人们忘记了。柳宗元参加变法失败，一贬再贬，他因此出了名，成了唐宋八大家之一。如果他变法成功，可能不那么倒运了，还未必有这么多人怀念他。可以说打击柳宗元的人成就了柳宗元的业绩。韩愈、苏轼、曹雪芹等都是大名人，他们也都受过很多磨难。对于他们来说，吃亏是福。此外，还有一些小利，是骗子放的诱饵，奸商设的圈套，坏人挖的陷阱。如果贪了这些小利，轻则吃亏上当，重则倾家**产，还可能家破人亡。对于这种小利，怎么能不警惕呢？

6.起点要低

做学问，要从基础打起，先学会走路，然后才开始学跑步。做生意，也是先从小生意做起，逐渐做大。南洋许多巨富都是穷人从小生意做起，然后才发展起来的。从政也是这样，从基层开始当个小头目，管着几个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团体虽小，各种矛盾也都有，要细心研究，才能管好这个小团体。小团体管好了，就可以逐渐扩大管理范围，增加管理的人数，取得经验以后，管理工作就会比较顺利。

生活的起点要低。先打个比方。两个同学同时毕业，分在不同的单位工作，甲每月工资2000元，乙每月工资1000元。过了两年，甲的月工资降为1800元，乙的月工资升为1200元，再过两年，甲再降为1600元，乙又升到1400元。两者相比，甲每月还比乙多200元，但是，他们两个的心情很不一样：甲很悲观，乙很乐观。为什么？升降不同给心理造成的差别。同样道理，不管基础如何，只要不断升高，就很高兴。相反，如果基础比较高，以后不断下降，那就不会高兴。如果一开始生活水平就很高，以后就很难升高，甚至下降，因此，心情就不会太乐观。例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少年时代就在荣国府里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以后，他即使当上知县，也过不了那样水平的生活，何况他以后能当知县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贾宝玉后半生的命运注定是悲惨的，生活不断下降，情绪一直低沉。有些人因为生活落差太大，不能忍受，选择了自甘堕落或自寻短见的道路。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所谓“人往高处走”，是普遍的追求。受过苦难折磨的人，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就比较经得起考验，精神就不那么脆弱，不怎么怕挫折，才能坚持原则，坚定地走向崇高的理想。

现在，有的人提倡美国的快乐教育，许多美国人不知道什么是快乐教育，大概在美国也只是少数人提出来的新看法，并没有成熟的见解，更没有形成制度。但是，有的人以为什么都是美国的好，打上美国的招牌，就可以顺利推销。实际上，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虽有某些合理性，但从总体上看却是不成功的。中学生奥林匹克比赛，美国学生获奖的就很少，中国获奖的就很多，说明中国的中小学的教育从总体上比美国强。青少年在学校接受快乐教育，走出校门，走向社会能不能还都在快乐之中呢？如果社会不能提供快乐的条件，如何生活？那些从温室中培养出来的弱不禁风的幼苗就会在无情的现实中受到摧残。一些青少年自杀，都是心理承受能力太差造成的。社会竞争那么激烈，在学校没有这种准备，如何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中国一些教师在研究快乐教育时，提出一些看法是创见，不是美国所有的。例如，把快乐解释成愿意。虽然苦，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愿意受苦。让学生树立这种观念，就是快乐教育。对于青年来说，任何困难都是对自己的考验与锻炼。古代叫“玉汝于成”。这是中国的东西，不是美国的东西。

7.怀大义，识大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生活都会有所感悟。老年人对生活有很多感受，辛酸苦辣，五味俱全，真是一言难尽。有一句话可以与读者共勉，这就是孔子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这句话很简单，大意是说，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就必定有近期的忧愁。为什么想得不长远，就会有近期的忧愁呢？这应该说有许多原因。人的远虑，主要在于怀大义，识大体。

为什么需要怀大义，识大体？出于两方面的教训：一是看生活小节太重，以致误了大局；二是过于重亲情，破坏大义，最终也严重地损害了亲情。这两个教训都是缺乏“远虑”的后果。

城市里有很多青年是很聪明的，但是，他们由于太顾面子，怕人家说自己某一方面不行或不好，特别注意生活细节，浪费了很多时间与精力，最后一事无成。有少数城市姑娘，自视很高，加上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大有目空一切的架势。在学校，在单位，都喜欢议论别人，当然也经常议论周围的男同志。她对自己熟悉的男同志都有很不好的印象。找对象自然要到外单位去找。实际上，外单位的男子未必都比本单位的好，只是“眼不见为净”。有的姑娘真的找到一个外单位的男子，结果此男子并非自己理想的郎君，后来的日子过得很悲惨。还有极少数城市女青年，到四十岁还没找到合适的对象，似乎天下男子都没有令她满意的。也许有，却早已让别人捷足先登了。不过，如果还有好男子摆在那里，要不要她，也还另说。自己到底有什么条件要求别人那么高呢？更有一些年岁大的城市女性，自己没有上过大学，居然在别人面前议论某某研究员、某某大学教授如何傻。这些教授因为不留心生活细节，才会有今日的成就，如果在生活细节上都处处精明，那他可能只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一事无成的庸人。有人说，有作为的青年都冒点傻气，太聪明了，可能静不下心来，坐不住冷板凳。这话有道理。我以为他们并不傻，只是执着于自己的事业，又识大体，不注意生活小节就是了。在别人看起来，似乎有点傻。特别是在少数目空一切的城市姑娘面前。

对于亲情如何处置？一般地说，中国人比较重视亲情，讲孝悌。但是，过去也讲大义灭亲，为什么呢？为了维护大义，需要放弃亲情。一个在军队里管钱的少校，把军队的钱借给亲戚做生意，亲戚又不肯还钱，后来查出来，判了死刑，被枪决了。他自己虽然没有贪污，也没有花公家一分钱，由于徇私情，不能维护大义，走上犯罪道路。还有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医院女副院长为了两个不成材的弟弟断送了一切。两个弟弟受母亲的溺爱，好吃懒做，为非作歹。这位女副院长的母亲三番五次地要她为犯罪的弟弟到处托人求情，最后，两个弟弟都因杀人判了死刑，她自己因为求情而失身，懊悔而自尽。这个不识大体

的母亲面对的就是这个家破人亡的局面。这类教训甚多，我们应该引以为戒！在亲情面前，如果不识大体，放弃大义，那么，对于有志的青年来说，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8.志当存高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全人类又有共同的追求。追求，有远近大小之分。长远的、伟大的、崇高的追求，就是理想。诸葛亮所谓“志当存高远”，志，志向，就是理想。当存高远，应该树立高尚远大的理想。高远的理想是什么呢？研究发现，不论什么时代，什么阶级，什么民族，最高最远的理想都是相似或相近的，甚至是相通的。任何一种追求，如果只能使一部分人生活得幸福，而使另一部分人生活得悲惨，那么，这种追求就不是最高尚的。最高尚的理想应该使人类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孔子儒家先提出仁的思想，从爱亲推出爱人，博爱全人类。儒家在《礼记·礼运》中提出大同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要使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幸福的生活。儒家称这种社会是大同。大同理想是中国古代的最高理想，有时也称为太平世界。这种理想社会虽然不能实现，但是，在理想的引导下，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向文明方向发展。直到近代，康有为撰写《大同书》，孙中山题“天下为公”，应该说都受到大同理想的影响。

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是“解放全人类”，也是包括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使他们都从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过上幸福的生活。过去经常说以前的理想都是空想，都是不能实现的，只有共产主义这个理想是可以实现的。这个说法，现在还无法证实。是否可以说，任何最高的理想都是不能完全实现的。因为能够实现的就不是最高理想。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成员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劳动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这种社会与大同理想有很多相通之处，可谓大同小异。

如果我们有了高尚远大的理想，那么，我们考虑任何问题时，就会解放思想，较少片面性、局限性，就能比较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一切事物。一般地说，要充分了解世界历史，才能逐渐树立这种观念。如果不了解世界，只知道中国，或只知道某一地区的情况，就容易产生地理空间的局限性。所谓井底之蛙，所见之天只有井口大。如果不了解历史，只知道今天现实，也就容易产生时间上的局限性。所谓夏虫不知冰。有这些局限性，就很难树立最高尚的理想。

志存高远，精神境界就高，就能从容对待突发事件，恰当处理复杂矛盾，适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并加以实施，取得实际效果。这是追求的目标，它鼓励人们走向文明进步。崇高目标的价值在于前进方向与追求过程，不在于是否能实现。

9.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树立崇高的理想，就像确定了千里之行。要实现理想，必须采取具体措施。也像千里之行，必须始于足下，必须迈开步子，切切实实地走起来，向着正确的方向走去。只有千里之行的理想而不迈步前进，那就永远达不到目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大家都能明白，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有很多人不能实行，为什么呢？怕苦怕累图舒服，弄虚作假贪便宜。当然也有一些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我们在这里主要讲主观方面的问题。

千里之行，确定的是目标，是方向。始于足下，是指具体实施，指实际行动。人的追求，最远的是理想社会，还需要一些近的目标，阶段性的追求目标。例如，高中生以考上某所大学为近期目标，青年教师以三年内评上高级职称为奋斗目标。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如果没有远大理想，只有这些具体的奋斗目标，那么有时也会有所前进，也会有所实现，在顺风顺水的时候，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但在一些关键时候，遇到挫折，面临逆风暴雨，就可能失去方向，误入歧途。例如：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评不上教授怎么办？特别是做了好事却受到冤枉，努力工作，立了大功，却受到沉重打击，在这种时候，没有更高理想的人，就可能从此失望，失去生活的信心，甚至自寻短见。远大理想在平时很难说有什么价值，有没有似乎无所谓，有的人认为它没有用。在关键时刻，有与没有则有天壤之别。走出活路，或走上死路，从此分道扬镳。真所谓“无用之用，是谓大用”。没有远大目标不行，没有具体行动也不行。没有行动，什么目标也不能实现。

确定目标以后，就要行动。这个行动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但应该说有一些法则。一是务实，空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切切实实地解决问题。二是渐进，做什么事都要抓紧时间，又不能急于求成，通过切实功夫的积累，逐渐趋向目标。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是“始于足下”。关于做学问，实际上也是这样。学问也是积累的过程。现实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况：两个同学毕业后在不同单位工作，一个刻苦研究、不懈努力，经过十几年的认真工作，取得一系列成果，评上高级职称；另一个平时不抓紧，浪费美好时光，悠闭自在地度过了十几年，一事无成。有的人平时不下功夫，临到关键时刻，拿不出过硬的成果，到处求情，企图通过人情达到目的，结果多半是徒劳的。早知如此，悔不当初。

[1] 《二程集》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4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