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当初，人们认为只要与事实符合的就是真的，与事实不符合的就是假的。但是，在复杂的社会中，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人们发现真假难辨。于是，总结真理，批判谬误。后来发现许多真理又变成谬误，许多谬误中又包含真理。所以真假更加难辨了。有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却是教条主义者，为什么有这种现象？值得研究。也许有这么一种原因：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太高，威信太高，大家都把它当作绝对真理，可以照搬照抄，这样就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教条主义者。如何避免这种现象的产生呢？我以为首先要从理论上弄清一些问题，否则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理论上解决问题，就要探讨真理、实践、实事求是的理论问题。

1.真理问题

真理是什么？古今中外都有很多人探讨过。人类思想发展到现在，对于真理应该有比较深刻的看法。但是，不幸的是许多人对于真理的看法还停留在很肤浅的水平上。我以为主要有两个偏向：一是把真理看成简单的、一成不变的死东西；二是认为没有真理或把真理看成不可捉摸的神秘的东西。

把真理简单化，也有多种情况。有的人认为，真理一旦被发现，就固定下来，就是永恒的，普遍适用的，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例如一加一等于二，平行线不会相交，如此等等。有的人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任何地方都是合理的，适用的。这个问题从观念上说，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那么就会有复杂的情况。一加一等于二，这个数是抽象的，如果具体到事物上，什么东西相加都可能有复杂的情况，假若一把火加一捆干柴，最后结果既不是两把火，也不是两捆干柴，而是一小撮灰和飘走的一缕烟。又如一只狐狸和一只鸡加在一块，最后结果却只剩下一只狐狸。当然，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加在一起，也可能产生出一群小鸡，最后结果却是若干只鸡。一个人加一个人，是两个人，力量也增加一倍。但是，如果组织得好，那么，力量就会比单独的两个人大。如果组织得不好，增加内耗，那么，力量可能比单独的两个人小，甚至比一个人还小。所以，在一种情况下，人多力量大，众人添柴火焰高；在另一种条件下，人多不好办事，互相扯皮，效率低。从实际出发，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事情本来就是那么复杂，有些人总想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因此就弄出许多错误来。关于平行线不会相交的问题，如果从实际出发，那么，许多问题又来了。世界有哪两条平行线不能相交呢？桌子的两边是两条平行线，只要把它们延长到几公里以外，它们就相交了。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两条线不那么平行，只要差一点点，一旦延长，就相互接近，最后相交了。当然有人说，这两条不算平行线。我们可以再从实际中找平行线。例如，我们用两条细线分别捆上两个重物，让它们垂直于地面。这两条垂直于地面的细线是平行线。但是，它们向下延长，到地球的中心，就相交了。用太阳光线作为平行线的实验，两条阳光虽然是平行的，向太阳方向延长，它们也会在太阳的中心相交。在世界上找不到不会相交的两条平行线。只有在人的观念中，才有所谓的平行线。数学老师在黑板上画两条线，说这两条是平行线，实际上这只是假设的平行线，它们不是绝对平行的。总之，在人们的观念中，在数学家的假设中，平行线才是绝对平行的。在实际中没有绝对平行的两条直线。

关于马克思主义，许多人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又说那是马克思主义，似乎谁都可以给马克思主义下定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陈独秀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武装斗争，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说一定要用武装斗争这种革命形式。在革命遭受惨败以后，从实际出发的革命领袖提出武装斗争，拿起枪杆，保卫国家，发展自己。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王明、博古等人提出革命武装斗争要采取城市暴动的形式，共产党在长沙发动武装暴动，结果失败了。后来，从实际出发，采取转入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取得革命胜利。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就是马克思主义吗？如果在日本那样的国家，能不能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进行革命呢？不能。因为那里农村没有回旋的余地，城市已经联成一片。有的人从这些事实又概括出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城市暴动，所谓农村包围城市，都是具体的革命形式，这些形式都不是基本原则，基本原则是武装斗争。因为剥削阶级的统治者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是不打不倒的。也就是说，武装斗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可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武装斗争。这是以前的观念。现在这个所谓的基本原则似乎也不是基本原则了。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在讨论的时候，是难以分清哪一种理论是正确的。理论是否正确，不在官位的高低，也不在于支持人数的多少，而在于以后实践的证明。这就是所谓实践检验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真理难以确定，但是，并不是没有真理。

有些人认为本来就没有什么真理，真理都是主观的，谁都可以说自己的这一套理论是真理，但是，别人却不承认。而别人又有另外的一套真理。这种真理观当然是另外一个偏向。真理是有客观性的。许多人总是以自己的思想观念作为真理的标准，与自己的思想观念一致的就是真理，与自己的思想观念不同的就不是真理。实际上，在一定条件下，是有统一的真理的。真理有绝对性，这是不可否定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是真理。它符合客观实际，也符合中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里有两个标准：客观标准和价值标准。符合实际情况，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规律，这是真理的客观标准。这种理论对于社会，对于人民，对于国家，是有利的，那就是真理。如果对于社会、人民、国家没有利，或者还有害，那就不是真理，而是谬误。这是价值标准。如何用标准来检查是真理还是谬误？那就是实践。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实践检验问题

这个问题大家原以为很简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前后进行了一场大讨论，才发现这个问题不简单，需要研究的方面还非常多。什么是实践？什么是社会实践？如何检验？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标准？什么样才叫唯一的标准？经过几年的讨论，才知道这一句话，每一概念都有争议，只有“是”与“的”两个字没有争议。这个“没有争议”，也是相对的，在今后的中国和当时的外国还可能是有争议的。别人讨论了很多，我们在这里不再重复，只想结合自己的研究，对一些说法提出自己的讨论意见，供大家参考。一般说法，经过实践检验得到证实的就是真理，经过实践检验得到证伪的就是谬论。例如，水加温到一百度，就会沸腾，我们做一个试验，得到证实。我们就认为，这是真理。事情并不都是这么简单的。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在高山上做这种实验，不到一百度，水就沸腾了。在这里，这个真理没有得到证实。原来的说法还是不是真理呢？有的人就认为，既然被实践所否定了，那就不是真理。原来是真理，现在又不是真理。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哪一个正确呢？似乎不言而喻，后者正确。如果是这样，那么，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后人所推翻，今天的一切也会被后代所推翻，那么，人类还有什么真理？这里有一个对真理的看法问题。辩证法认为真理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对任何事物的看法，对一切事物的认识，都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无限过程，没有终点。因此，人类对任何事物的认识，只要被实践所证实，那么它就是正确的认识，就是真理。虽然被以后的实践所否定，它还是那个时候，那种条件下的真理。新的实践否定了原有的认识，提出了新的认识。新的认识是在新的情况下的真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也会被后来更新的实践所否定。它也仍然是这个时代这种情况下的真理。既不是过去的真理，也不是未来的真理。各个阶段的真理连接起来，形成真理的过程。每一个时期的真理都只能是相对的。人类在研究宇宙过程中，二世纪在东方中国有科学家张衡主张浑天说，认为天像一个鸡蛋壳，地像蛋黄，居于中央，静止不动，天绕地旋转。同时在西方有托勒密主张地心说，认为地是宇宙的中心，外面有九层天，日月五星各居一层天，还有一个恒星天，最外面的一层是宗动天，那是上帝居住的地方。上帝在宗动天上主宰天地万物。这两个宇宙体系都是以地为不动的中心，天绕地旋转，很相近。浑天说曾用浑天象在地下旋转的实验来证明它的合理性，它又能指导制订精确的历法，还能解释并预告日食和月食。在一千五百年中，在中国天文学界的反复检验下，被一再证实。应该说它就是被实践反复检验所证实了的真理。但是，一千五百年后，浑天说与地心说都被新的日心说所取代。时过不久，日心说很快地也被新的现代天文学所取代。现代天文学是真理，日心说也是真理，浑天说与地心说也都是真理。它们连接起来形成关于天文的真理的发展过程。同样道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也是连接起来形成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真理的发展过程。

在自然科学中，比较强调反复试验，反复证实。例如，水在一百度时沸腾，反复试验，都能得到证实。但是，在人类社会领域，许多事件都是一次性的，只能发生一次，不可能再重复一次。有时虽然出现前后有惊人相似的两个事件，实际却有很大差别。因此社会科学领域就无法进行反复试验，就不能反复证实。无论如何正确的结论，都不能照搬到另一条件下应用。并不是说社会科学中没有什么共性，而是说，在任何有共性的两个条件中，还都有它们之间的特殊性。例如，俄国进行十月革命，成功了。中国也要进行革命，找不出与它相同的原因，国情很不相同。但是，中国人民感到需要革命，需要改变现实，需要改革政治，需要振兴救亡。中国与俄国，国情不同，目的也不同，却产生了相类似的革命。在革命的方式、过程诸方面都不一样。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过世界几十年“冷战”以后，俄国结束了七十年的苏联历史，苏联解体。东欧各国也都脱离苏联的控制，回到独立自主的地位。中国既不同于东欧的国家，也不同于苏联，走着自己开辟的道路。从“冷战”时代出来以后，中国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内外方针，实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方针，取得一系列成功。在社会主义的阵营中，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古巴以及东欧各国都有自己的特点，都不一样。什么理论都是不能照搬的。中国照搬苏联的要失败，哪一国照搬中国的也要失败。任何国家都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参考外国的成功经验，来确定自己的治国方针。

科学已经成为中国人公认的原则。现在批评某种说法，可以说它不科学。是否科学，成为真假是非的标准。但是，什么是科学？许多人却说不清楚。过去有的人说科学就是被科学实验所反复证实了的，近年又有人提出科学就是可以被证伪的。似乎两说正好相反，而实际上是一致的，只是后者更深刻，更辩证。可以被证伪，说明它以后会被实践所否定，所证伪。承认现在的结论都只是一种假说。有毒的东西不能吃，无毒的东西可以吃。这好像是天经地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为什么说“好像”呢？因为它不科学。我们现在生活的空间几乎到处有毒，有细菌，不管你接触哪儿，也不论你吃什么食品，都无法躲过它们。那么怎么办？不接触任何东西，不吃任何食品，人还怎么活呀！这要看毒的量多少，不能绝对不吃有毒的东西。某医学院有一个讲微生物课的教师，他知道许多食品有细菌，又知道细菌会导致各种疾病，因此他经常利用工作之便，使用显微镜来检查食品。任何食品中都有很多细菌，他当然很害怕，因此，吃一个苹果，要洗五遍，用开水烫，用高锰酸钾消毒，用凉开水洗。结果他的抵抗力很差，到四十多岁就死去了。接触一点有毒的东西，甚至吃点有毒的东西，可以增加抵抗力，对健康有利。在这个意义上说，俗语“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还含有一点辩证法。无毒的东西是不是可以随便吃呢？也不是的。例如被大水溺死，就是因为吃水过多，不是因为水有毒。吃肥肉过多，也有害健康。一次吃太多，容易得急性胰腺炎。天津有个青年一顿饭吃八碗红烧肉，当晚就得了急性胰腺炎；长期多吃，则容易得心血管病，也不是因为肥肉有毒。总之，食品重要的是要注意量。现在社会上每天都会有许多说法，都会有许多“科学”出现，我们应该相信但又不能迷信，还是应该在实践中加以检验，要经常识别那些伪科学。反对科学疯子，揭露科学骗子，不当科学傻子。科学在中国成了形容词，什么是科学的，就是正确的。什么是不科学的，就是错误的。而在西方，科学是名词，其中包含正确与错误两方面。现在，科学在中国是霸权主义者，不允许任何人对科学有所不敬。但是，这个问题也是暂时的，不久就会改变。紧跟外国，总是会慢一拍。

3.实事求是

《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河间献王刘德说：“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是“实事求是”最早出现的地方。后人把说真话，根据实际情况办事，都叫作实事求是。讲真话，做实事，似乎并不难，每个人都讲过真话，做过实事。难的是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一般人不肯讲真话，不愿讲真话，不敢讲真话，他讲了真话，所以特别可贵。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一般人只能按书上写的、领导指示的、群众说的、过去有的即传统观念上有的办事，他能摆脱一切预设，从实际出发办事，就是难能可贵的。各国与各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也有避而不谈的内容。要做到实事求是，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妨碍实事求是的因素主要是观念问题。在过去，中国人喜欢按传统办事，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不容易被群众所接受。例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科技人员在农村推广新技术就很困难，因为农民世世代代就是那样耕种，不习惯于改革措施，也不太相信新技术会提高多大效益。甚至有明显效益的情况下，也还有人不肯采用。经过反复试验，不断取得明显效益，农民才逐渐愿意推广新技术。应该说，农民不相信科技的这种观念，现在基本上转变过来了，都比较相信科学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不法商人就将伪劣产品，加上科学的名义，来欺骗农民。什么农药，什么良种，都以科学的名义，从农民那里骗取金钱，坑农，害农。开始，受到传统的局限，不相信科学，不实事求是。后来，相信科学，没有分清真科学与假科学，只要有科学的名称，都相信，实际上也是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即使是真科学，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在不同的条件下，也未必都是合理的、适用的。如果盲目照搬，那就可能失败，造成巨大损失。这也是要从当前本地的实际出发，作一番研究、试验，确实适合本地的，才可以逐步推广。

实事求是，有来自几个方面的阻力。这些阻力，我认为归根到底都是观念的问题。从政治上说，“唯上”是个主要问题，不论什么事，都是官大的说了算，谁官大，谁就真理多。有了分歧，请大官来裁决，大官说谁对，谁的说法就成了真理。在思想上说，“唯书”则比较严重，好像书上写的都是真理，特别是权威著作上的话，更加使人不敢怀疑。如果书上写的与自己的想法不一致，那就是自己的水平不行，总是找自己的原因。

无论对于自然科学的问题，还是对于社会科学的问题，也无论是科学文化的问题，还是经济政治的问题，都要分清是非真假。分清不是容易的事，不能凭自己的感觉如何，不能只凭自己的过去经验，也不能只凭书上是怎么写的，也不能只听上级是怎么说的，要从实践中加以考察，即所谓实践检验。这当然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因此，谁也不能对问题的看法就有绝对的把握。任何一个人的思想都不可能绝对全面的，都会有偏差，而且实践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认识又是无止境的。

关于民航票价的变动，可以从中体会到实事求是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民航票价都是政府规定的。1997年6月以前，海外游客公布价每人每公里0.95元人民币，国内旅客0.65元。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前，为了适应形势，两价并轨，但允许各民航公司给予票价打折扣。因为没有统一规范，又由于供大于求，各民航公司竞相压价，造成1998年全行业亏损达35亿。接着，国家计委、国家民航局发布命令，禁止票价折扣。结果，社会批评很多，航空市场也出现不正常的现象，例如北京去泰国的票价低于北京到云南的票价。首先，民航亏损的原因何在？这是需要调查研究的。简单地认为就是由于竞争，马上下令禁止竞争，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亏损的原因是什么？除了票价折扣，还有购买飞机过多，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旅游和贸易，乘客减少。两方面原因造成供大于求。民航还是政企不分的，计划经济模式还影响着工作效率。航线规划不合理。航空公司多而规模小，全国有35家。这些都造成成本价过高而客源不足，亏损是很自然的。票价折扣不规范的恶性竞争只是加剧了危机。不能实事求是地分析存在的问题，就不能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用“禁折令”企图解决亏损问题，只是“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民航如果恢复统一定价，那就扼杀市场竞争，保护落后。一方面，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把消费者赶到其他运输业如铁路和公路等行业。一些领导不深入实际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对于一些现象不能从实际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也就找不出较好的解决办法。他们虽然也经常讲要实事求是，一遇实际问题，就找不到实事求是了。我国的邮政和电信行业还存在很多明显的问题，这些行业的领导除了提价之外，还有没有办法解决服务差而又乱收费问题以及所谓的“亏损”问题？[1]

总之，任何人的思想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因此，我们都需要虚心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要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地与大家讨论一些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如果实事求是真正成为执政者的作风，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气，大家都会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处理本行业的实际问题，那么，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我们生活的环境也会变得非常美好。

以下，我们列举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困难以及敢于实事求是的典型人物，供大家参考。

4.真话难讲

谁都要讲真话。有时出于感情爱憎，而不能讲真话。与自己亲密的人，对自己有恩情的人，就不肯说他的缺点。与自己有深仇大恨的人，或者仅仅与自己意见不合，有过小恩怨的人，就不肯说他的长处。正因为有这些情况，有些人遇到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或与自己有仇恨的人，采取沉默的态度，怕别人说自己“袒护”和“挟恨”之类。由于自己的爱憎感情，又由于怕别人议论指责，对于有关这些人的事情，一般人都不愿意说实话。不过，历史上还是有说实话的。例如，春秋时晋国大夫祁奚就是肯讲真话的人。他要告老还乡，晋侯问他谁可继任，他推荐解狐。解狐是他的仇人。晋侯将要任命解狐，解狐病死了。晋侯再次要他推荐继任者，他推荐自己的儿子祁午。这就是著名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不因为自己个人的好恶之情，影响实事求是地为国家推荐人才。

讲到自己，似乎比推荐别人更难。中国传统以谦虚为美德。有些人“少年得志，不可一世”，被社会所鄙薄。因此，很多人不敢在口头上说自己的功劳、贡献。特别是在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制度以后，皇帝成了圣人，一切智慧、功劳都要归于皇帝一身。在这个问题上，很难有说实话的人。南宋哲学家陆九渊认为，在这一问题上，能讲实话的，“唯汉赵充国一人而已”（《陆九渊集·与致政兄》）。西方羌族再度入侵，汉宣帝问谁可以领兵去抵御，赵充国说：“无逾老臣。”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了。这种自我推荐，自有毛遂在先，不足为奇。赵充国领兵出征，打了胜仗回来，有人劝他应该将功劳归于朝廷即皇帝和其他合作者，归于全体官兵。赵充国却说：“战争是关系国家利害的大事，应该为后世提供可靠的经验，不能胡说，我怎么能因为怕别人说自己贪功而去欺骗皇帝呢？”陆九渊说他根本不是夸耀自己的功劳和能力，只是“直言其事”，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同上）。也只是讲了真话、实话而已。

讲真话难，原因在于有利害关系。怕的是两项，一是丢官，二是杀头。古代有一个官职叫“太史”，负责记载天下发生的大事和保管图书资料。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是当着这种官，因此，他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可以写出史学巨著《史记》，在汉代称《太史公书》，最后一卷写《太史公自序》，是自传性的文字。这个“太史”就是官名。

齐国一个大臣叫崔杼，杀了齐国国君。齐国太史就写上：“崔杼弑其君。”崔杼把太史杀了，让太史的弟弟接任此职。新太史仍然写上：“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杀了这个太史，让太史的小弟弟继任此职，他还是这么写。这个三弟在两个哥哥被杀的情况下，还要坚持实事求是地写上了这个事实。有个叫南史氏的，听说崔杼接连杀太史，自己就拿着竹简要去接着写这一事实，在半路上，听说第三个太史已经把这一事实写上了，崔杼没有再杀，才回去了。为了写真实的历史，为了留下一部信史，史学家们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这种敬业精神是十分可贵的，这种实事求是的坚定立场值得赞扬。此事记载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资治通鉴》记载：魏文侯派乐羊攻下中山国，封给他的儿子击。有一天，他问大家：“我是什么样的国君？”大家都说是“仁君”，魏文侯听了很高兴。有一个叫任座的，提出不同的看法，“你得了中山国，不分给你的弟弟，而分给你的儿子，怎么能称得上仁君呢？”魏文侯一听大怒。任座赶紧退出去。魏文侯又问翟璜，翟璜回答：“是仁君。”魏文侯又问怎么知道的，翟璜说：“君仁则臣直。刚才任座敢讲真话，这就可以知道您是仁君。”魏文侯听了很高兴，把任座请回来，亲自下堂迎接，当作贵宾来接待。“君仁则臣直”，这一句话，思想很深刻。国君要有仁爱之心，对臣子宽容，臣子才敢讲真话。各级官员如果都在讲假话，都顺着皇帝的意思讲，就说明这个皇帝不能容忍不同意见，谁提反对意见，他就要惩罚谁，这样才造成了从上到下讲假话的风气。

子思认为魏侯不管事情是非，就喜欢别人赞扬自己，各级官员也不论有没有道理，只是一味阿谀求容，好像上下一致，实际上是亡国的征兆。国君说话自以为是，官员不敢纠正他的错误。谁顺着，就有福，谁批评，就有祸，这样怎么会有正确的决策呢？子思认为经常批评国君错误的人是忠臣。[2]可惜的是，历代很多敢讲真话的忠臣被诛杀。像明代海瑞那样，为了讲真话，把棺材抬到宫门前，结果却没有被诛，这类事情是很少见的。

中国这个传统在现代也有表现。例如当林彪红得发紫时，陈毅提出反对意见，敢讲真话。当林彪叛逃摔死以后，整个社会共讨之。这时陈毅却说林彪过去打过几个好仗。陈毅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实在可贵。各国各民族又有自己的风俗习惯，有一些真话却不能讲。如果问中国人青春几何，芳龄多少，一般人都能如实回答。如果问到钱财的事，那就可能不说真话，或者为了不露财，少报数字；或者为了讲排场，摆阔气，虚报财富。如果问到未婚者的**问题，那就难于启齿。而在美国人那里，年龄是个人隐私，问年龄是犯忌的事。至于中学生的**却不算什么秘密，老师与父母都有责任教子女如何避孕。同样道理，各国有各自的风俗习惯，各民族有不同的隐私和忌讳。在中国古代有避讳说，一个人不能讲父亲的名字，朋友对话时也要避讳对方父亲的名字。皇帝的名字成为天下人的共同避讳。为了避讳，还经常要改变一些地名、官名和其他的一些名称。例如，现在故宫北门，原名“玄武门”，为了避康熙玄烨的名字，才改成现在的“神武门”。而在美国，子女对父母，直呼其名，没有叔叔、姨、姑、表弟之类的称呼。这当然很简单方便，却与中国传统不一样。在东南沿海，渔民非常忌讳讲海浪，讲翻船，甚至与“浪”谐音的“蛋”，也避而不谈，把鸡蛋说成“太平”。在宴会上，吃鱼时，不说翻过来，因为“翻”会使人联想到翻船。各民族、各行业、各地区，都有自己的忌读，我以为这些并没有优劣之分，应该互相尊重。所谓入乡随俗，所谓客随主便，都是很有道理的。

5.实事难办

要办事，要办成一件事，要办好几件事，最基本的一点是要从实际出发。除了从实际出发这条路子，还有从什么出发的路子呢？一是从观念出发。比如，王莽经过几十年的经营，终于代替刘氏，当上皇帝，建国号“新”。封了十一公，它们是：安新公、就新公、嘉新公、美新公、承新公、章新公、隆新公、广新公、奉新公、成新公、崇新公。每一个公都带一个“新”字，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使新朝兴旺发达。十一公中的奉新公名叫王兴，原来是看城门的门卫，因为名字好听，意思是王莽要兴旺起来，没有什么别的贡献，也没有什么本事，就被封了公，那是比现代部长还要大的官。崇新公，名叫王盛，意思是王莽强盛，虽然是卖烧饼的小贩，也被王莽封为崇新公，没有什么功劳，只是因为名字吉利。在王莽的观念中就有这种迷信，一个好名字会给他带来好运气。这叫从观念出发。

二是从书本出发。王莽在这一方面也是典型，他召集了一大批文人，根据古代典籍《周礼·王制》的内容，讨论改革。西汉初封了许多王，还封了四夷的领袖人物为王。王莽根据“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记载，把所有的诸侯都改为公，把四夷的王都改为侯，并收回了汉朝颁给他们的印绶。把匈奴王改为侯，受到匈奴王的反对，因此与匈奴关系紧张，增加了外交上的困难，成为王莽失败的一个因素。王莽还按自己的意愿和古籍上的说法，改了许多地名、官名，如羲和、纳言、秩宗、典乐、共工，这都是书上写的尧舜时代的官名。王莽不是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来解决实际问题，他按书上说的进行改革，希望社会回到儒家盛赞的三王五帝时代。他的失败，是复古改革的失败，是按书本改革的失败。《韩非子》说的“守株待兔”，《吕氏春秋》说的“刻舟求剑”，都批评“以古之政，治今之民”的错误，王莽正是严重地犯了这种错误。中国历史上常有按书本办事的人，王莽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三是按别人说的办。这个“别人”，可以是皇帝，或自己的上级领导，也可以是自己身边的比较亲信的一群人，还可以是社会上的群众。这些人的指示和意见，当然都要听取，问题在于，当这些指示和意见与实际发生严重矛盾的时候，怎么办？是按这些指示和意见办，还是按实际办？按实际办的，就是实事求是，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事例。

邹忌是个美男子，他问妻子，与城北徐公相比，谁更美。妻子说他美，徐公比不上。再问妾和朋友，他们也都说邹忌比徐公美。三人成众，都说美，就是群众的意见了。但是，第二天，徐公来，邹忌没有因为有三人说自己比徐公美而藐视徐公，而是认真考察一下，认为还是徐公比自己美。然后再思考这些人为什么不说真话的原因，妻子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妾是畏惧，朋友是有求于自己而说的奉承话，这些情况都在一般人的情理之中，未可厚非。此类假话可听而不可信。邹忌对此颇有感触，以此来劝齐威王纳谏。齐威王下令，鼓励群众给自己提批评意见。开始提意见的人很多，门庭若市。说明存在的问题很多，后来提意见的人渐渐少了，说明许多问题得到了解决。听到好话就相信，不进行实际考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邹忌是实事求是的，齐威王也是实事求是的。

讲真话是实事求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或者为某种崇高的理想，或者为了自己的合理需求，讲假话也是实事求是。比如地下工作者，间谍，经常要讲假话。古代如郑国弦高以二十头牛犒赏秦军，保卫了郑国的安全。弦高虽然谎称郑国国君的命令来犒赏，说了假话，却立了大功，获得大奖。《淮南子·氾论训》总结说：“信反为过，诞反为功。”任何事情都是有界限的，哲学上称为度。超过这个度就要走向反面。讲真话也是有度的。一个病人患了癌症，已经查出，医生可以与病人家属通报情况，但不能跟病人本人讲真话，怕他恐惧伤心。这是人道主义的假话。有的人认为讲真话才是实事求是，讲假话就不算实事求是，因此，实事求是的人在任何时候不会也不应该讲假话。这种推论就不是实事求是的，不是从实际出发，当然不可取。

春秋时代，齐景公派晏子去治理东阿。三年后，齐景公召回晏子，狠狠地责备一番。晏子说：“请让我用另一种办法来治理东阿，如果还治理不好，我甘愿受罚。”齐景公允许了。第二年，晏子来汇报工作，齐景公出来迎接，并祝贺他，说他治理东阿非常好。晏子说：“以前，只是没有花钱去贿赂收买您身边的人，把收入用于改善穷困的贫民的生活，这么做，人民没有饥饿的，您却指责我。这一次我改了办法，从人民那里搜刮财物贿赂您身边的人，国库空虚了，人民挨饿的超过半数，好处都给了当地的权势人家，您却出来欢迎，并向我祝贺。我实在不能再去治理，还是回家养老，免得挡住贤士上升的路子。”景公仍然挽留，说东阿由你负责，我再也不干扰了。这是中国古代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只听旁人汇报的典型，不是实事求是的典型。

中国古代也有实事求是的典型，这就是齐威王。有一天，他召见即墨大夫说：“你任即墨大夫后，我每天听到有人讲你的坏话，我派人去那里考察，生产大发展，人民生活提高了，官吏没有事故，治安也很好。政治这么好，为什么我身边的人都说你的坏话，是由于你没有贿赂这些人。”齐威王重赏即墨大夫。又召见阿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阿任大夫以后，我每天听到赞扬你的话，我派人去考察，阿那个地方，田野荒芜，人民贫困，赵取鄄，你不去救援，卫攻取薛陵，你还不知道。政治这么糟糕，为什么我身边的人都说你的好话，是由于你用厚币贿赂他们，求他们替你美言。”齐威王当即把阿大夫和身边赞扬阿大夫的那些人都投入油锅炸了。虽然只炸了几个人，这种严厉的办法，对各级官员震动很大，使他们都不敢讲假话。齐威王不轻信亲近的人说的，重视实际考察，是实事求是的领导。油炸几个官员，有人以为严酷；害死成千上万平民，却没有人为此悲悯。作为一个领导，听意见很重要，也很有技术。关键有两条：一是要实际考察，二是要深入分析。齐威王的办法虽然也很高明，还是比较简单明白，容易分析的，子产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子产叫公孙侨，任郑国相，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规定城乡差别、上下差别、地界分明、居民组织等。行政一年，下层群众传出顺口溜“取我衣寇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群众的顺口溜反映了群众的意见，怎么办？停止改革，恢复旧制，行不行？子产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只要对国家有好处，将生死置之度外，即使有千难万险，仍然勇往直前。过了三年，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群众又传出了新的顺口溜：“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群众怕人亡政息，改变政策，改革的成果再次丧失。子产引《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礼义没有过失，何必顾虑别人说什么。后来，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所谓“人言不足恤”就是从这里来的。《吕氏春秋·不二》说：“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听大家议论来治国，国家就很危险。原因是各人有各人的主张，无法统一，而治理国家必须有所统一。统一才能稳定，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有一个寓言说：祖孙二人牵驴去赶集，走在路上，有人说这一老一少真傻，有驴不骑，自己却步行。爷爷就让孙子骑上驴。没走几步，又有人说，这个小孩儿不孝顺，让爷爷在地上走着，自己骑驴。那就换下来吧。又有人说这老头私心太重，自己骑驴，让小孙子在地下跑着。那怎么办？祖孙俩人都骑在驴上，这下大概没有人说了。不料还有人说，这么一只可怜的小毛驴，居然驮着两个人！据说后来两人只好抬着会走的毛驴。这回没有人说话，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抬着一只毛驴，而祖孙自己心里都明白，这是最不合理的方案，只是因为怕人议论而采取的。由此可见，没有议论，未必是最好的政治，不受批评，也未必是最好的干部。《论语·子路》上载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很有启发性。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全乡人都说他好，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不行。”又问：“全乡的人都反对他，这个人行吗？”“也不行。不如乡里的好人说他好，坏人说他不好。”大家都说好，说明他不坚持原则，从来没有得罪过人，不扬善，也不抑恶，见人都说好。这种人选举时可能得票最多，也可能全票。王充认为“选举多少，未可以知实”，“称誉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贤也”，“善人称之，恶人毁之，毁誉者半，乃可有贤”。但是，他又提出，怎么知道誉之者是贤人，而毁之者是恶人呢？如果对拥护者和反对者都不了解，那么投票结果就没有意义了。因此，考察干部不能只看拥护者有多少，反对者有多少，还要看哪些人拥护，为什么拥护，哪些人反对，为什么反对。这样才能真实了解这个干部的全面情况。

6.贤才难得

考察人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领导者来说，就是选拔各级官员的重要方法；对于普通人来说，主要有交友的问题。孔子提出的方法是：“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不能只听他自己怎么说的，要看他的实际行动。如何观察人的行动呢？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首先看他的办事动机，其次观察他所采取的措施，再看最终要达到的目的。这是做事的整个过程。从全过程来考察一个人，自然会全面一些。

一般人对人的考察都着重于某一方面。难以提出全面系统的标准，把这个标准抽象出来，用于别处又失效了。关于这个问题，王充《论衡·定贤》有比较多的论述。世俗论贤人约有三十种标准，王充一一加以分析。其一，朝廷上选拔贤者，大家都说他好，算不算贤人？王充认为未必，有的人出头露面，认识的人多，推举者自然也多。有的人很少出风头露面，认识的人少，推荐者也少，却未必不贤。这跟他在朝廷担任什么职务有关系。另外，有些人拉帮结派，请客送礼，赞誉者就多，而另一些人正直无私，清正廉洁，可能还得罪过一些人，赞誉者当然就少。

其二，为官一任，受到当地民众歌颂，是贤人吗？王充认为也未必。战国四公子：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都有门客数千，成为贤人。古代大将军卫青和霍去病，门无一客，称为名将，也是贤人。另外，有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目的用虚假的办法骗取民心，让人民歌颂他。例如齐国田成子想夺权，用大斗贷出粮食用小斗收回，这点小恩小惠就拉拢一些群众拥护他夺权。越王勾践为雪会稽之耻，他也吊死问伤，关心人民，讨得人民欢心和拥护，为他卖力。王充认为他们是别有用心，别有所求，不是真正的贤者。

其三，当官取得一定成功见效，能否肯定他是贤者？成功见效，有几种情况。一是粮食丰收，那是气候起决定作用，风调雨顺，就丰收，并不是领导有方。水旱虫灾，收成不好，圣贤无可奈何。禹时大水灾，商汤时大旱灾。不能因为受灾，就说禹、汤不贤。况且，作具体事情，容易见效，高水平的人要做长治久安的大事，见效就很慢。从效果难断贤与不贤的差别。同样做一件事，时代不同，联系极广，有些因素不具备，贤人也办不成。有些人不是贤人，由于条件特殊，却也能获得某些成功。道与事不同，道与术也有差异。吾丘寿王在汉武帝面前出谋划策，十分高明，而出去任东郡都尉，负责治安工作，多次征兵加上灾荒，社会大乱，他无法禁止，受到汉武帝的批评。回到朝廷，又能给汉武帝提供很好的建议。这些说明吾丘寿王了解治国之道，缺乏行政之术。办事有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动机，古称“志”；效果，就称“功”。只谋“功”不察“志”是不妥的。许多时候虽然不能成功，已经尽心尽力了，就值得肯定。荆轲刺秦王，虽然未能成功，气势撼山岳；夏无且虽然未能救主，尽心尽力了，精神可嘉，不能不奖励。总之，成功见效未必是贤人，功不成、效未见者，也未必不贤。

其四，富贵荣华是人们喜欢追求的，有的人抛弃已有的富贵，隐居山林过清贫生活，这是贤人吗？王充认为，这些辞职的人都是有原因的，或者有所逼迫，或者不得志，如果因为辞职，就认定他是贤者，那么那些顺心称职，得志行道的人就不是贤者了。另外，不贪财为贤者，管仲与鲍叔分财时自己多取，就不能算贤者了？显然，这一标准也不能成立。

其他如凡事礼让，王充认为也未必贤。“子贡让而止善”，鲁国规定，谁从国外赎回一个当奴隶的鲁国人，可以从官府中领取一笔补偿金，子贡赎了人，却不去领取。孔子批评说：今后不会再有人去赎了。子贡的让，阻止了大家的行善。“子路受而观德”，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送他一头牛，以示感谢，子路接受了。孔子赞扬说：今后鲁国人一定会去救落水的人。如果以让为贤，那么子路就不贤，而孔子却批评了子贡的让。没有缺点、错误的人是不是贤人？有一种人与世俗同流合污，像忠信并不忠信，似廉洁也不廉洁，要反对他，却没有理由，想批评他，找不到充足的根据，大家都喜欢他，他自己也觉得不错。孔子、孟子都认为这种人是“乡原（愿）”，是破坏道德的。王充说这种没有错误的人却是似贤非贤的人。

世俗确定贤人的标准都是外在的、具体的、局部的、非本质的，王充认为这些表现可以是贤者的表现，而不是贤者的人也可以有这些表现。他认为，贤者的本质在“心”上，心是看不见的，要通过综合考察，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进行综合的、深入的分析，才能了解贤者的“心”。全面综合考察，才能发现真正的贤材。这是在考察人才上的实事求是态度。如果只了解某一方面的具体情况，虽然也是“事实”，却未必求得真贤的“是”。关于实事求是，是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实际问题。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尽述的。这里只是从本人的生活体验出发，从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中找出一些自以为对于如今现实还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供读者参考。

[1] 参见毕井泉：《从“禁折令”看实事求是》，载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00年8月7日第8版。

[2] 原话“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载《郭店楚墓竹简·鲁穆公问子思》，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