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这是许多思想家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有没有是非？如果有，又怎么分辨？分辨不清该怎么办？夏、商、周三代只保存下来一些记载，从《尚书》中看，对是非问题没有讨论，只是统治者以是否违背天命作为是非的标准。说谁非，就说他违背了天命。说谁是，就说他遵循天命。当时，有人提出民是天生的，天立君以为民，于是，保民、利民的行为就是正确的，而害民、损民的行为就是错误的。《尚书》基本内容反映了三代的粗略说法。有些篇章经后人整理，掺入后代某些内容，基本可信，未可全信。

到了春秋时代，老子、孔子等思想家只是讲出自己的生活体验，他们的言论并不是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后代人把他们的话当作是非的标准，而没有衡量他们言论的标准。现代人说他们的话是“独断论”，因为没有经过论证。可见，春秋以前有是非问题，思想家还没有讨论过关于是非的理论问题。到了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诸子百家讨论许多问题，发现必须从理论上研究是非问题、讨论规则，以及是非的标准诸问题。墨子、庄子、孟子、荀子以及一些名家都参与了是非问题的讨论。

1.墨家的三表说

墨子在《墨子·天志上》说：我有天志，就像木匠有规矩那样，符合规的就是圆，符合矩的就是方。不符合规矩的就不是圆方。天志就是分别是非的规矩，符合天志的就是“是”，不符合天志的就是“非”。这是继承过去天命论的说法。

墨子在讨论命运的时候，提出衡量言论是非的三条标准，即三表。他在《非命上》说三表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古代圣王是人民的榜样，学习榜样，就是“是”，与榜样相反的，就是“非”。大家都学习榜样，因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榜样是有限的，没有榜样可以参考时，就根据百姓的耳闻目睹，群众的实际经验。这里讲百姓，就是为了避免根据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特殊感觉所产生的片面性。百姓耳目之实，是指群众经验。废，同“发”，意思是实行。中（河南河北地区尚保存此方言，音zhǒng肿），意思是符合。议论是非，实施以后，看它对国家人民是否有利，对国家人民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就是“是”；对国家人民不利的，就是“非”。这个是非，就是价值问题。

三表中，第一、第三表都是或主要是价值问题，是非与善恶相一致，只有第二表是关于真假虚实的是非问题。这一条强调的是群众经验，因此，墨子在认识论上是有经验论倾向的。墨子立三表来衡量天下的各种言论，“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天志上》）。他还认为，辩论有胜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经说下》）。谁的议论符合这三表的，就是正确的，就是“是”，也就是辩论的胜利者。墨子认为言论有客观的标准，辩论可以分胜负。庄子不同意这种意见，庄子认为，辩论不能分清是非。

2.庄子的是非观

庄子的《齐物论》主要讨论是非问题。他认为是非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会因时间、地点、条件、群体的不同而有变化。他有典型的命题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彼，那。此，这。这两个字都是指示代词，可以代表很多东西，可以代表不同的时间、地点、阶级、民族、政党、国家、宗教，也可以代表各团体和具体个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那有一个是非，这也有一个是非。对于时间来说，就是：那时候有一个是非，这时候也有一个是非。例如，夏天穿背心是对的，穿棉袄就不对；到了冬天，穿棉袄就是对的，穿背心就不对了。庄子举的例子是：丽姬是戎国的美丽姑娘，晋国俘虏她时，她痛哭流涕。后来，她到了晋国，因为美貌被选为姬，与晋公同吃山珍美味，同睡一床，享受人生幸福。这时她后悔当初的哭。后悔，说明她的是非观念变了。对于不同的生物，也有不同的生活习惯，于是也有不同的是非。庄子所举的例子是：关于在什么地方睡觉最好，人认为在**睡觉最好，猿猴认为挂在树上睡觉最好，泥鳅却认为在烂泥中睡觉最舒服。人认为在烂泥中睡觉会得风湿病，但是，如果把泥鳅放在**睡觉，那么，到第二天，它就会干了。关于美的问题，也有不同看法。人以为毛嫱、丽姬都是美女，都想接近她们，但是，鸟见她们，高飞远避；鱼见她们，潜入水底；鹿见她们，奔跑逃窜。庄子认为人的审美观点不能代表其他动物的审美观点。同样道理，一个学派的是非观点也不能代表其他学派的是非观点。坚持一个学派的是非，否定其他学派的是非，是孤陋寡闻的表现，古代称为“拘墟”，现代叫“局限性”，“门户之见”。庄子认为只有站在道的高度上，俯瞰人间，才能摆脱人间的各种局限，真正认识是非。

墨子认为以“三表”来衡量辩论双方，就可以分辨是非。庄子说：我与你辩，你胜了，难道就能确定你是正确的，我就是错误的？或者我胜了，就是我对你错？也许全对，还可能都错了。来个第三者，他如果同意你的看法，难道你的看法就对吗？他如果赞成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就一定正确吗？或者他不同意我们的看法，提出另一种看法，那就更分不清谁对谁错了。总之，在庄子看来，辩论虽然有胜负，却无法确定是非。那么有没有是非呢？如果有是非，那又怎么确定呢？庄子认为有是非，只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是非。这就是他说的“齐是非”。有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非”呢？也就是说，有没有古今中外都一致的，全人类的共同是非呢？或者有生命的物质的大是非？庄子认为从道的宏观角度来审视，没有这样的一个绝对的是非。这就是很多人说的，庄子思想有相对论倾向。

但是，庄子认为还是有是非的。他的这种是非观是很深刻的，也有合理性，可以打破僵化观念，建立开放心态，提高辩证认识的理论水平。但是，如果把庄子的思想误解为否定一切是非，不承认任何条件下的是非，那就会陷入相对论错误。具体条件下的具体事物是有是非之分的，这种具体是非也是可以确定的。如何确定具体的是非呢？庄子对此没有具体论述，具体论述就由以后的韩非以及十分推崇庄子的《淮南鸿烈》去继续做。

3.韩非的参验论

关于是非问题，韩非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韩非子·奸劫弑臣》）一般人总是把与自己意见相同的说法看作“是”，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说法视为“非”。这种是非是个人主观上的是非，不是真的是非。真的是非是如何确定的？他说：“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同上）把言论（名）与实际情况（实）进行对照，看是否符合。言论符合实际的，就是“是”，言论不符合实际的，便是“非”。用实际情况来确定言论的是非。参验，就是参照验证。根据大量的事实，经过参照验证，就能分析某种言论的是与非。韩非认为，国君如果能够这样分析问题，确定是非，那么，官员就知道伪诈不能成功，“妄毁誉”和“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都是非常危险的，是自取灭亡的道路。这样，百官不敢伪诈，就能实现“尊主安国”的目标。韩非所谓是非，主要是指国君对臣下的正确认识，参验是方法，目的是“尊主安国”。韩非的是非论不是自然科学的认识论，而是社会科学的认识论。

为了参验，必须有丰富的古今知识。只有圣人才有广博丰富的知识，才能“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韩非子·奸劫弑臣》）。例如，治国采取“正明法，陈严刑”，本来是为了保护弱者，稳定社会，“愚人不知，顾以为暴”。愚蠢的人不知道严刑的好处，却以为是“暴政”。一些愚蠢的学者，脱离实际的书呆子，只是背诵古书，企图用古书上写的办法来治国，却不了解社会现实。听了这些人的话，非搅乱社会不可。他们虽然也能讲一套道理，却不是从实际出发的，似是而非的。韩非认为，能够实现治世的理论，便是“是”，不能实现治世，反而招致乱世的学说，就是“非”。韩非的这种说法，符合墨子“三表”中的第三表。他说：“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同上）严刑重罚，可以禁止奸邪，保护良民，稳定社会，富国强兵，治理好国家，而仁义爱惠却做不到这些。因此，韩非认为，严刑重罚，是；仁义爱惠，非。讲的顺耳好听，实行起来没有社会效益，不能取得预期效果，不能算正确。审视韩非的观点，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但他否定仁义爱惠的教化作用，是不全面的。法治的社会效果是明显的，容易看出来的，而教化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长期渐变的，不容易看出来的。忽视教化的作用，经过一段时间，就会患上难治的社会疾病。秦王朝就是采用韩非的学说，看到明显的社会效果，但是，不久就陷入大乱，不可救药，终至亡国。荀子曾经指出秦政逐末舍本，虽然能够取得一些成效，但终究不能长久。事实证明了荀子的远见卓识。当然也有一些统治者专讲仁义爱惠而不讲法制，也因偏废而亡国。可见，韩非之是，未必是；韩非之非，未必非。是非难分，需再三反省。

墨子的三表，韩非的参验，都是对于是非理论问题的探讨。用具体的标准来衡量是非，来确定是非，实在是太难了。后人又提出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4.《淮南鸿烈》是非无定论

韩非认为治国有法就行，仁义爱惠之类，儒家所宣扬的那一套都没有用。因此，他把儒生列入“五蠹”之一，视为不劳而吃的蠹虫。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政策，从根本上说，是先秦的原始儒学不适应中央集权的法治社会。《淮南鸿烈》认为法是需要的，但有些社会问题，是法所解决不了的。它说：“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泰族训》）韩非的是非，显然也存在问题。《淮南鸿烈·齐俗训》提出“天下是非无所定”的命题，认为是非在不同人、不同地方和时代是各不相同的：第一，是非不是由说话者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主术训》）。不是官大说的就对，也不是地位低的人说的就不对。

第二，个人意见不能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齐俗训》）我认为不对的，别人未必也这么看。我认为对的，世俗未必赞同。

第三，由于职业不同，立场不同，对是非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为武者则非文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时世之用也。”“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氾论训》）第四，由于志趣不同，学问不同，思想观念不同，则有很不相同的，甚至相反的是非观。“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同上）这些人都是圣贤，他们对是非没有一致的看法。《淮南鸿烈·齐俗训》又说：“今世俗之人，以功成为贤，以胜患为智，以遭难为愚，以死节为戆。”实际上，各人价值取向不同，各有自己的是非判断和选择。“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发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乐直行尽忠以死节，故不为也。伯夷、叔齐非不能受禄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乐离世伉行以绝众，故不务也。……今从箕子视比干，则愚矣；从比干视箕子，则卑矣……由此观之，则趣行各异，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节者见难不苟免，贪禄者见利不顾身，而好名者非义不苟得。”志趣不同，观念不同，各有自己的选择，从圣人来看，“未有可是非者也”。正如《汜论训》所说：“是非有处。得其处则无非，失其处则无是。”处，是时间、地点、条件的总和，是指特定的环境。特定环境下有具体的是非，“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

总之，《淮南鸿烈》认为没有固定的是非，普遍的是非，是非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在某一特定环境下则有一定的是非，摆脱局限的环境来考察，这些都是“无所定”的。“至是之是无非，至非之非无是，此真是非也。”（《齐俗训》）只有圣人才知道这种绝对是、绝对非的“真是非”。什么是“真是非”？《淮南鸿烈》没有说明，大概只是虚悬一格，让后人去猜想吧！

5.王充的效验论

中国古代讲是非，更多的是从价值观角度讲的，而东汉时代的哲学家王充则是从虚实方面讲的，他自己说写《论衡》的宗旨是“疾虚妄”，目的在于“归实诚”。因此，他以虚妄为非，以实诚为是。如何分别虚实与妄诚呢？他提出了效验论。他相信：“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论衡·语增》）这就是说，天下的事情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增加，也不能减少，因此夸大和缩小都是错误的。许多客观事实是不能随便解释的。把前后的事实排列出来，人们就会发现有些说法是错误的。这样，哪些说法是合情理的，而哪些说法是不合情理的，是非也就可以确定了。

汉代，有人说殷纣王力气很大，能够把铁棍拧成绳索，能够把铁钩伸直。又说周武王征伐殷纣王时，兵器的刀刃上没有沾血，就取得胜利。王充把这两种说法联系起来：有索铁伸钩力气的人，谁也不是他的对手。兵不血刃，以德取胜，只有三皇五帝这类圣王才能做到。如果殷纣王确有那么大的力气，那么，周武王就不可能兵不血刃取得胜利。如果赞誉武王有兵不血刃的道德，那么，殷纣王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气。这两种说法相互矛盾，不能都是正确的。

孔子说：“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纣王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坏，所以君子就怕倒霉，天下的坏事都加在他的头上。孟子说：“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王充认为按孔子的说法，流血很多是可能的，按孟子的说法，接近兵不血刃。一个圣人，一个贤人，讨论同一个问题，却有如此大的差别。到底谁说的对呢？

对于历史上的问题，应该借鉴现实，研究现实有助于研究历史。王充就是根据秦汉时代的事实来分析历史现象，提出有价值的见解的。他说，刘邦讨伐暴秦，大战项羽，“战场流血，暴尸万数，失军亡众，几死一再，然后得天下”。说周武王讨伐殷纣王“兵不血刃”，是不可能的，“非其实也”。刘邦诛暴秦，灭项羽，都是经过残酷的激战，死亡众多，才最后取得胜利的。刘秀诛王莽也是这样。王莽作为臣子毒死平帝，罪大于殷纣王作为君王杀比干，纣王是继承王位上台的，王莽却是篡汉自立的。这是基本事实。王充认为，“杀主隆于诛臣，嗣立顺于盗位”，“纣之恶不若王莽”，那么，士兵背叛王莽的应该比商朝背叛纣王的士兵更多。但是，汉朝消灭王莽，昆阳一战，就死了几万人。王莽逃到渐台，汉兵包围渐台，经过激战，死伤很多，地上流血没了脚趾。以此推知，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时，不可能“兵不血刃”。王充认为孔子的说法更合理一些。

王充利用各种说法互相矛盾，进行分析，推论，说明一些说法是不合实际的。在具体分析中，可以看出王充论说，知识丰富，逻辑严密，用事实验证和逻辑证明来解决是非的问题。王充认为：“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没有证据、事实，“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理论说得很雄辩、很正确，人们也还不相信，虽然列举很多事实，不进行反复思考，严密分析，也不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他又说：“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薄葬》）要分清是非，不仅要通过耳目观察，而且还要经过心的思考。否则，只凭耳目观察，容易被虚象、假象所迷惑，颠倒黑白。由此可见，王充在是非论上，既反对唯理论，也反对经验论。他对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析，也充分体现了这种认识，既重视事实的验证，又重视逻辑的推论，在分析具体问题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使现代学者也感到佩服和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