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初的五行

《尚书·洪范》首先提出五行说。《洪范》开头就讲周武王打败商纣王，俘虏了箕子。周武王向箕子征求治国的意见，箕子介绍了洪范九畴，即治国的九项原则，其中首项就讲到五行。据此，五行可能产生于商周时代，距今约有三千年了。《洪范》载：“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五行是指水、火、木、金、土。并指出：水的性质向下渗透，味道作咸；火的性质向上升腾，味道为苦；木的性质有弹性，弯了能直，直了能弯，味道是酸；金的性质是可塑性，可以任意改变它的形状，味道为辣；土的性质可以种庄稼，味道为甘。这里没有讲到五行之间的任何关系，只讲到各自的性与味。古代典籍中，还有多处提到五行，如说黄帝时代的五行，夏启时代的五行，荀子讲子思、孟子学派的五行，没有具体讲五行的内容，一般都不是最早的出处。因为这个五行有的指水火木金土，有的则指仁义礼智信，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内容，所以讲五行未必就是水火木金土。有的虽然也讲水火之类，但没有明确说五行，例如《左传》说的六行，多一谷，那就不是真正的五行。总之，最早的五行说，必须有“五行”这两个字，其次还要详细列出具体内容（水火木金土），并对它们的特点作最简单的论述。按这一要求，只有《尚书·洪范》具备这些条件。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五行的最早的出处。

2.五行相胜

有了五行以后，才可能研究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后代的思想家开始研究五行之间的关系。人们首先知道的是水与火的关系，水能灭火，逐渐认识到五行相胜的关系。这个相胜，不是两者之间的互相胜，而是五者之间的循环相胜。具体地说，就是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这个胜，就是战胜的意思。有时又称为克，就是克服的意思。水胜火，容易理解。火胜金，就是火能把金熔化。这个金是指一般金属，不一定指黄金。金胜木，金属制作的刀可以砍伐树木。木胜土，是说木在生长过程中，它的根能够深深地钻入土地中。土胜水，用土筑成堤坝，可以拦住洪水。对这些相胜的关系的认识都是古人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获得的，或者还是聪明人总结出来的。后来他们又发现，这种相胜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因此，古人又提出“五行无常胜”。例如水可以胜火，如果一车的干柴燃烧起来，拿一杯水能扑灭吗？这叫“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如果用锅装水，火在下面燃烧，水不但灭不了火，火还可以把水烧干。所谓“无常胜”是说在一般的情况下，水能胜火，在特殊的情况下，水不能胜火，有时火还能胜水。《孙子兵法》、《墨子》都讲五行无常胜，说明在春秋时代，人们已经熟知五行相胜的道理，并且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不是绝对的。

战国时代思想家邹衍用五行相胜的理论解释历史上朝代的更替。邹衍的理论被称为“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应同》、《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郊祀志》以及《文选》注中都有这方面的资料。黄帝时代得土德，夏朝取代前朝，夏朝是木德。商朝是金德，金胜木，所以商代夏。胜金者是火，周朝取代商朝，说明周是火德。灭火者是水，秦始皇相信这一理论，认为自己胜了周朝，是水德，于是按水德规范，旗帜服装都改用黑色，数都用六，等等。这种理论成了以后历代思想家对于改朝换代时的“易服色，改正朔”的理论根据。《宋史·太祖纪》载：宋“定国运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那么，克火者水，元朝以水德王。克水者土，明朝以土德王，色尚黄。明故宫中，皇帝的特色就是明黄色。克土者木，清朝以木德王，色尚青，故有青龙旗。后代皇帝下诏书都说“奉天承运”，奉天就是奉天命，承运就是承受五德之运。把天命与五运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命运”。这个运是必然的，自然的，循环往复的，周期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3.五行模式

战国后期，经过几百年百家争鸣以后，思想日趋融合统一。这时就出现一种时髦，什么思想都往一起融合。五行就成为一个大布袋，什么都往里装。《管子》、《黄帝内经》、《吕氏春秋》以及汉代的《淮南子》，都以五行为框架，把宇宙间的一切东西都附会上去，形成中国特色的宇宙系统模式。与木对应的是春季、东方、酸味、青色、数八、鳞类动物、苍龙、角音、人体五脏中的肝、五官中的目；与火对应的是夏季、南方、苦味、红色、数七、羽类动物、赤乌（朱雀）、徵音、人体五脏中的心、五官中舌；与金对应的是秋季、西方、辣味、白色、数九、毛类动物、白虎、商音、人体五脏中的肺、五官中的鼻；与水对应的是冬季、北方、咸味、黑色、甲类动物、玄武（乌龟）、羽音、数六、人体五脏中的肾、五官中的耳；与土对应的是四季、中央、甘味、黄色、数五、裸类动物、黄龙（有的说“圣人”）、宫音、人体五脏中的脾、五官中的口。董仲舒认为在五行中，土最高贵，它承载所有万物，它就是地，只有它有资格与天对应。秦朝是水德，胜它的是土。汉朝灭秦自立，应该是土德。董仲舒提高土的地位，也许与这种历史背景有关。在秦成书的《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把土放在很不重要的位置上，挂靠在“季夏”的后面。在一年十二个月中，其他各“行”都主管三个月，只有“土”这一行，主管不到一个月。也许是当时的理论家还没有给土找到合适的位置。汉代思想家特别突出土的地位，可能也是有意的。“土”占着中央，管着四时，都是与众不同的，有特殊的地位。其他各“行”都只管两个月，而“土”这行却管四个月。每季的最后一个月都归土管。

为了看清楚，图示如下：

4.五行相生

董仲舒把五行进行重新排列，顺序是：木、火、土、金、水，又提出五行相生的关系。相生的关系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他把相生与相胜结合起来，概括为“比相生而间相胜”。比指相邻的两者之间的关系，间指两者间隔一个的关系。相胜关系是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金胜木，水胜火。

关于相生关系，应该如何理解？是有一些难点的。木生火，最好理解。火生土，是什么意思？古人以为火燃烧以后，剩下的灰，就是土。土生金，所有金属都是矿石炼出来的，而矿石就产于土中。这就是土生金。关于金生水，这是最难的问题。金怎么能生水呢？古人用金属的盘子在晚上天晴的时候，放在野外，对着月亮，不久就会从盘子中获得一些水。这就是金生水。这个盘，也叫承露盘。水生木，草木需要水分的滋养。无水，木就不能生长。这样，五行就形成循环相生相胜的关系。这种循环相生相胜的关系，是中国传统特色的辩证法思想。

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图示如右：外圈箭头是表示相生关系，内圈箭头是表示相胜的关系。

5.五行与医学

五行学说被广泛运用于生活的许多方面。有人用它算命，有人用它看风水。这些不值得过多研究。值得介绍的是，中国古代医学能用五行相生相胜来解释生理、病理以及治疗法则。中医有所谓“脏象学”，即人体的内脏与全身各部位表象的相应关系，从外表的症状可以诊断内脏某一部位发生了什么毛病。而内脏与五行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肝属于木，心属于火，脾属于土，肺属于金，肾属于水。肝开窍于目，主全身的筋，与情绪的怒相应。怒则伤肝，肝病易怒。“诸风掉眩，皆属肝木”。心与舌相联，主全身的脉，与情绪喜相应。喜则伤心，心实则笑。“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脾开窍于口，主全身肌肉，“诸湿肿满，皆属脾土”。肺开窍于鼻，主全身皮毛，与情绪忧相对应，肺病善哭。“诸气贲郁，病痿，皆属肺金”。肾开窍于耳，主全身骨头，与情绪恐相对应。恐伤肾。“诸寒收引，皆属肾水”。

在医学中五行、五脏与全身各部位相应关系，列表如下：

医家认为有虚实之分。例如，肝病，有肝火过盛和肝肾阴虚两类病：

肝火过盛多因七情过激，肝阳化火而引起的，特别是盛怒之后，所谓怒火冲天，火冒三丈，都容易导致肝火上炎的病。肝主藏血，久视伤血。视用目，肝开窍于目。肝、目、血，三者联系紧密。看书或看电视，时间过长，就会伤血，损目，伤肝。肝火上炎，症状见头晕、面红、目赤、口苦、舌边尖红，脉弦数。脉弦，端直而长，如按琴弦。脉数，急速，同一时间内，次数多。还可以引起失眠、眩晕、呕血，甚至发狂。一般用清肝泻火的药来治。

肝肾阴虚，肝虚与肾虚是互相促进的，导致两脏同虚。症状有眩晕、头胀、耳鸣、失眠、视物不清、咽干口燥、舌红少津，严重时还会引起遗精或崩漏。关于肝的虚实之病，金代名医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运用五行相生的原理来谈治疗方法。五行相生，生者为母，被生者为子。例如木生火，木为母，火为子。张元素说：“肝，虚以陈皮、生姜之类补之。经曰：虚则补其母，水能生木，肾乃肝之母。肾，水也。若补其肾，熟地黄、黄柏是也。如无他证，钱氏地黄丸主之。实则白芍药泻之，如无他证，钱氏泻青丸主之。实则泻其子，心乃肝之子，以甘草泻心。”

根据五行的原理，冬季吃冬季产的东西，夏季吃夏季生长的东西。例如，荠以冬美，在冬天收获最好，人也是在冬天吃最合适。荼以夏成，“夏，火气也，荼，苦味也。乘于火气而成者，苦胜暑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荼，就是茶。有苦味，夏季喝茶有去暑的作用。“春秋杂食其和，而冬夏服其宜，则常得天地之美，四时和矣”（同上）。冬夏应该吃适宜的东西，春秋两季，什么都吃，营养能够达到平衡。按这种说法，什么季节，自然生长什么东西，就吃什么东西，就是最好的。不与季节相应，可能破坏平衡，也许不利于健康。

6.对今天的启示

五行相生相胜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启示呢？还从医学方面讲起。为了保健，要协调五脏功能的平衡。如果对于某一脏补得太多，这一脏就亢进，它就会对别的脏腑产生损害作用。例如，原则是“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如果反过来，虚却泻其子，实却补其母，那就会加重病情。肾为水，肝为木，水生木，肾为母，肝为子。肾虚，如果用泻肝的药，就会加重肾虚的病。肝为木，心为火，木生火，肝为母，心为子。心火盛，心中烦热，焦躁失眠，舌红苔黄，口干咯血。如果再吃补肝的药，无异于火上加薪，火上浇油，会烧得更加猛烈。心火太盛，可以用泻脾的方法。不该补的，不能乱补；不该泻的，不能乱泻。有些缺乏科学知识和辩证法思想的人，发了财，有钱买补药，见补药就买，以为吃了补药总是有益无害的。结果是花了钱，买了病。有的广告为了推销钙的产品，说中国人，人人缺钙，每个人都要天天补钙。只说缺钙会引起什么疾病，没有说钙太多了会引起什么疾病。这就是不科学的，不符合辩证法的。正确的应该说，钙多了有什么病，少了又有什么病，多少量才是合适的。缺多少补多少。量，在哲学上又称为度。度非常重要。水是人们都必需的，无毒的，人饮水也有量的规定，过量也是不行的。人溺水，就是因为水过量才导致死亡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研究营养所产生的热量，脂肪最多，说明脂肪的营养价值高。这种理论传遍世界。六十年代，北京的猪肉，肥膘厚的，一斤卖八角四分，瘦的一斤才七角五分。美国人也争吃脂肪多的食品。后来，美国很多人得了心血管方面的疾病，经过许多专家研究认为是由于脂肪摄入量过多引起的。这个研究成果公布以后，大家怕得心血管病，就不敢吃脂肪多的食品，似乎脂肪成了毒品，一吃就会生病。过少进食脂肪，实际上也会引起其他的疾病。科学研究成果是正确的，但是，片面理解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更严重的疾病。从人体的需要来看，什么营养要素，不吃哪一个，只吃哪一个，都是不利健康的，都会导致一些疾病。偏食也会造成营养不平衡，必将引起内脏及其相关部位的疾病。这就是辩证法。

对于科学研究的成果，我们应当尊重。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科学研究是没有止境的，还有许多奥秘需要继续探索。因此，现有的一切科学成果都不是终极真理，都是需要继续研究的假说。科学都是以假说的形式发展的。科学研究出来的真理与谬误，“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同上书，引论），社会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把现有科学成果，或科学结论看作是绝对的，那就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是一种偏见，是把一种局部当作事物的全部。所谓“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到现代社会，偏见更显突出。有一本书叫《生活六百忌》，大概现代的忌讳也没有说全。忌讳何其多！无独有偶，汉代研究天文历法（当时的科学）的阴阳家也有很多忌讳。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时说：“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司马迁说：“夫阴阳四时……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的“未必然也”，是非常高明的见解。现在，许多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以科学的面孔出现，用科学的语言，说身高、体重、吃素、减肥、补钙、鱼油、补脑等等说法，应该也是“未必然也”。但是，又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不相信科学。我们既反对伪科学，也反对唯科学。应该坚持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检验，不是一次两次，而是要一直检验下去，这样，我们的思想才不会僵化，辩证法才会永远是活泼的、新鲜的、有最强生命力的。

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很有特色的哲学范畴，也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假说，有它的合理性。现在科学有了大的发展，但也没有穷尽真理，也是假说，也需要继续发展。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成果总是相对的，都不是终极真理。探索真理是无穷的过程，这是辩证法的起码常识。

7.中医与西医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有的学者提出，文化是有民族性的，而科学没有民族性。有欧洲文化、印度文化、中华文化、阿拉伯文化、玛雅文化、日本文化等，而没有德国生物学、法国天文学、英国数学、美国化学等。当时，我以为很有道理。会后，我从中医与西医的不同，对以上说法逐渐产生了怀疑。科学是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文化有民族性，科学自然也应该有民族性。科学发达与世界进步以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贸易大大发展了，强势群体的优势科学掩盖了弱势群体的落后科学，才出现了一统天下的科学。这种科学以欧洲模式作为代表。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其他民族科学的合理性。关于这一点，可以医学为例作一下说明。

关于医学，到底是不是自然科学，世界思想界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医学是什么？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与疾病作斗争的科学体系。这个科学体系主要包括正常人体学、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学、药物学、预防学、养生学等。都是研究人体与疾病的，研究对象是一样的，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科学体系呢？因为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文化背景中包含不同的思维方式。我国现在医学界主要分为中医与西医两大体系。分析思维影响下的西医，分科很细，分为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肠胃消化科、泌尿生殖科、皮肤科、神经科、心血管科等等。五官科又分为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牙科等。有心内科、心外科，还有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有男科、不育症科，还有肿瘤科、传染病科等。各科都因科学的发展，分科越来越细，科类越来越多，甚至连医生都说不清究竟现在有多少科。新发现的艾滋病、“非典”究竟应该属于哪一科？都需要重新研究。综合思维影响下的中医，没有分那么细，只分为内科、外科、骨科、妇科、儿科、针灸、按摩等。实际上针灸按摩不是“科”，而是治疗方法。

有人类的地方，都有人类与疾病作斗争，也就都有医病的经验，经过总结，加以提升，也就有了医学。治病经验的丰富、理论思维的特点，医学会有水平高低、特色不同的问题。又由于人的疾病与自然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疾病的种类、症状、治疗方法，也会由于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的不同而有很多差异。治病的药物也因地制宜，与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医学在产生的初期，还常与当地的迷信、巫术相联系，甚至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这就是所谓“巫医同源”。这也就决定了医学与民族文化的联系。后来，医的成分不断增加，巫的成分逐渐减少。从世界科学发展史来看，科学产生以后，长期与哲学、神学、工匠技术融合在一起。科学从融合体中独立出来才是一百多年的事。而后，医学才从科学中分离出来。医学真正形成自己体系的时间就更短了。在化学不发达的时候，西医的治病水平很难说就比中医高明多少。两百年前的欧洲医学水平之低，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中国在两千年前的汉代，人口达到五千九百多万，到清代康雍乾盛世，人口达到三亿，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一直是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事实可以间接说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是比较强的，也说明中国的医学水平是比较高的。至于现在，中医的神奇之处，还有待研究。

中医与西医，由于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

第一，对人体的生理的理解就有很大差别。西医以尸体解剖为基础，研究人体分几个大的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生殖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内分泌系统等。中医则以活体功能即五脏六腑与体表的症状相联系的“脏象学”和全身形成一个系统的“经络学”为基础。以西医的模式来审察中医，认为所谓经络是无稽之谈，没有解剖学上的根据，谁也不能“拿”出经络来证明它的存在，用显微镜也看不到它的存在，于是就有人认为中医是“迷信”。后来由于针灸治病的大量的事实，以及用针灸麻醉动大手术的奇迹，使一些明智的西医医生承认针灸的有效性与经络的客观性。但是，还是很多西医医生将自己解释不了的现象判为“迷信”，将针灸说成是“伪科学”，有一位西医外科医生对于用拔火罐方法治关节痛，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跟我说：“还隔好几层组织，怎么能拔出来？没有科学根据！”

第二，中西医对疾病的解释不同，有各自不同的病理学。西医认为疾病是由于细菌侵入、肌体受伤害引起的；中医认为疾病是由于环境变化、七情过激、阴阳失衡引起的。

第三，诊病方法不同。西医用看、触、叩、听四种办法进行诊断，科学发达以后，还可以通过化验、透视、心电图、B超、同位素等方法诊断许多疾病，技术不断提高，诊断更加精确。中医使用望、闻、问、切来诊断。望，与西医的看是一样的。看的内容不尽相同。西医主要看营养如何，有什么痛苦。中医望的，首先是气色，了解阴阳盛衰，虚实升降。中西医都看舌苔，但理解也不一样。中医舌诊认为舌头的不同位置，反映不同内脏的功能变化。闻，闻气味，阳气出上窍，从口鼻出来的气味浓，说明阳气盛，偏于亢。问，是了解情况，问病史、感觉，也问生活变化以及社会地位的变化、经济状况等，因为这些与情绪有密切关系。情绪变化是重要的病因。切，是中国医学的以功能为基础的诊断疾病的特点，用三个指头按在患者腕前的手脉上，根据脉搏的跳动情况来了解五脏六腑的功能状况。西医用听诊器听心脏的跳动与肺的声音，对心肺的毛病进行诊断。三指切脉与听诊器听诊，是中西医诊断的主要的有代表性的差别。

第四，中西医治病方法的不同。西医使用化学药品进行杀菌，增加营养，修复肌体，来治疗疾病，恢复健康。化学药品在杀菌的同时，也伤害人体的正常细胞，副作用比较明显。中医使用中药（主要是植物根叶）来调整阴阳，使之平衡，提高身体的正气，抵抗邪气，排除病气，恢复健康。高明的医生还通过有针对性的说法，解开患者的思想症结，恢复心理健康，达到治病的目的。由于重视功能，中医可以用针灸、按摩等办法疏通经络，进行治疗。中医使用的药物主要是草药，是绿色药品，有利于环境保护，又少副作用，应该也算是一种特点和优点。针灸、按摩，不用药，好处就更不用说了。

第五，对于健康，中西医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西方人评选健美运动员，主要看肌肉的大小。中国医学认为健康主要是阴阳平衡的问题。在防病、保健方面，中医也有一些特殊的内容。例如，动为阳，静为阴，西方人讲“生命在于运动”，挑战极限，重视动；印度人讲静（瑜伽、坐禅）；中国人追求阴阳平衡，讲动静结合，劳逸适度。动后要静，静后要动。华佗创造“五禽戏”，自编模仿动物动作的五套体操，提倡在静坐时间较长以后要适当运动；但动又“不当使极尔”（《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引华佗语），运动又不应当达到极限。这是很适合知识分子从事文化工作时的保养身体的形式。中医认为一种姿势时间太长，都会产生疲劳，疲劳会导致疾病，如说五种疲劳：“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黄帝内经·素问·宣明五气篇》）因此，中医认为，要经常改变姿势，可以消除疲劳。这也是一种防病保健的重要措施。现在有些人长时间看电视，或者长时间在电脑前工作，都是有害健康的，对血、对眼睛、对肝脏，都是不好的。哪一种姿势，会产生什么伤害，是可以讨论的。但是，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不利于健康，会产生相应的疾病，这就是西方医学所谓的“职业病”。知识分子长时间坐着工作，容易得脊椎病、颈椎病，以及由于活动少而得心血管毛病。

与西医不同的是，中医重视情绪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强调心气平和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基础。而心气平和则要通过提高心性修养来实现。因此，加强道德修养，对于保健也是很有意义的。做好事、善事、合理的事，叫行义。做坏事、恶事、不合理的事，叫行不义。行不义的人，或者因犯罪死于国法的制裁，或者因害人受到别人的报复，或者因作恶多端，结怨太多，死于恐惧。心灵不得安宁，很难长寿，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行义的人，心安理得，君子坦****，生活幸福，容易长寿。因此，古代哲学家董仲舒说：“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行义，行善，不仅对别人有好处，对自己更有好处。行义，对于养身，比任何财富都更重要。

西医用高科技，诊断准确，但收费高；用化学药品，药效快，但副作用大；强调运动，提高体力，增强免疫力，是其优点，不太重视心理平和，有其不足。综合来看，中医与西医好像两个相交的圆，各有治病的范围，有的重合，有的各自独立。有的病，用中医或西医都可以治好的；有的病，中医治不了，西医能治；有的病，西医治不了，中医能治；有的病，中医与西医都治不了，当然可以试用藏医、泰医或者其他什么医学，也许还有希望。现在有的西医医生认为西医治不了的病，就是绝症，到哪儿，用什么办法，都不可能治好。有少数人经过其他治疗，果然好了，西医经常采取不承认的态度。有的大医院的西医诊断为癌症，结果被某中医用中药治好了；而西医却说可能诊断错误，本来就不是癌症。有的病经过西医没有治好，中医治好了；而西医却说那种病可能不用治也会好，否定中医的医疗效果。这都是我亲耳听到的，不是什么道听途说。这是科学的态度吗？中国人崇拜西医大大超过西方人对西医的信任。

德国大哲学家、一百零一岁的伽达默尔，在接受洪汉鼎的采访时说了这样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唯一的长寿秘诀就是五十年来未看过医生，尽管走路已拄拐杖好几十年。他将他的健康归功于他的做化学家的父亲。他说他父亲在他小时候就通过实验告诉他药物的作用与副作用的危险，以致他从那时起就未吃过任何化学的药物，也从未去医院看过病”。洪汉鼎回忆十年前在波恩与他见面时的情况，“他当时食欲很好，不仅饮了许多酒，而且也吃了很多肉，我尽管比他年轻四十多岁，食量却比他差多了，我说这可能是他长寿的要方，他立即笑了，他说他的酒量确实不小”[1]。西医所使用的化学药品确实有严重的“副作用的危险”，由于误诊、用药不当，或者连续使用一种西药等原因，对于人类的健康与生命都造成严重的威胁。而在这一方面，中药是有开发前景的。中药本身就是绿色药品，又以君臣佐使相配制，副作用达到最低限度。

如果能够结合中医与西医的优长，对于保健、防病治病，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西医发展很快，在全世界占了统治地位，各地方的本土医学受到排斥，取代。在中国，也是西医占了统治地位，同时也有一些人，特别是学过西医的人，推崇西医，排斥中医，甚至认为中医都是迷信，没有科学根据，应该取缔。美国有的人对于“草根能够治病”明确表示怀疑的态度。但是，现在的事实是，中国的中药出口逐年缓慢增加。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都投下巨额资本来研究开发中医药。说明世界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并开始重视中医的价值。这是好的趋势，也是医学发展的正确路子。在中国，迷信西医与贬斥中医形成两大误区，严重阻碍医学的发展。解决的办法也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提高中医的水平与中药的效力，增加中医在群众中的信任度；一是纠正西医工作者的一些错误观念，提高他们的思维水平。作为政府应该做的工作，要重视中医中药的研究开发，也要重视培养中医中药的人才。在世界上，科学界，特别是医学界的人士应该认识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与科学，尽管水平有高低之分，有时低水平的特长却可以补高水平的不足。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就是这个意思。

西医在诊断、治疗癌症中，经常出现一些令人疑惑的现象。有些人在检查身体的时候，被诊为患了癌症。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可能与世长辞。如果没有体检，也许还好好地活着，天天上着班。许多人的死亡与心理因素有关，对癌症的恐惧感造成严重的精神负担，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据统计，我国病死的癌症患者中，80％以上不是死于治疗期，而是在结束常规治疗以后的康复期。特别是手术化疗后的病人存在诸多心理问题，导致患者最终难过心理康复关。”[2]

另外，有人经过医院检查，说是得了胰腺癌，而且是晚期。复查结果是一样的，化验单都在，不可能误诊。预后如何？医生说：“不动手术，最多可以活两个月；如果动手术，有几种可能，一是下不了手术台；二是可能活三个月、半年；三是最好情况也不会超过一年。”患者感觉多活时间也不长，又要花许多钱，就弃医回家，找中医开一些药服用。服药两年，感觉还可以，中药也不吃了，只是继续吃一些蜂王浆等补品，提高免疫力。开始经常散步，后来每天下午打乒乓球。这时距离医院的诊断已经两年多了。对于这种情况，一般人就认为是误诊，可能不是癌症。这是人们对癌症的错误认识。以为癌症必死，不死就不是癌症，就只好说是误诊。很多人对西医的任何理论都没有怀疑与批判的精神，认为西医都是正确的。那么，西医的误诊率究竟有多高呢？

癌症不一定死人，由于过度宣传癌症的可怕，癌症给一些人的精神压力太大，在这种压力下，容易死人。恐惧癌症，比患癌症更容易死人。关于这一方面的事例太多，著名医生洪昭光也讲过这类事例。他说有一个东北青年人被诊断为肝癌，日益消瘦，似乎即将告别人世。工会主席问他有什么心愿，他说想上天安门城楼。工会研究决定，派出四名工人抬着他上火车，进北京，上天安门城楼。看了景观后下来，到北京的一家大医院再检查一下。医生说是肝囊肿，不是肝癌。四名工人放下担架跑了。患者也没事了，自己回家了。不论中医、西医，只要能治好病，就是科学的。科学要经得起考验，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中医、西医，都能治好一些病，但也都有治不好的病。任何一方也都不能包治百病。现在讲科学，有一门植物学。西方植物学就是讲植物的分类。只知道植物分类，不知道植物可以配方制药治病，算不算科学呢？算不算完整的科学呢？有些人说西方的植物学是科学，而中国几百年前，明代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不是科学。科学是什么？没有客观标准吗？只要符合西方的思想体系就是科学的，这哪有什么科学精神？

[1] 洪汉鼎：《百岁西哲寄望东方——伽达默尔访问记》，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25日第5版。

[2] 《难过“心理康复关”，八成肿瘤患者死于康复期》，载《人民日报》2006年4月6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