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变，要研究的是社会历史的变迁。社会是如何发展的，有什么规律，决定力量是什么。这是非常复杂的，也是很难研究的。中国古人认为研究天人关系和研究古今之变都是最大的和最高的学问。对于社会的存在，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中国先圣认为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社会秩序要靠制度来维护。制订制度要根据人的性情。社会的发展，制度要不断改革，来适应新社会。因此制度的变化不是个人的意愿，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这些内容非常丰富，以下只作简单介绍。中华民族是重视历史的民族，有极其丰富的历史资料与史学理论，是世界文化瑰宝。

1.食足知礼，先富后教

《管子》一书的第一句话就是：“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国颂》）管子就是管仲，是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齐桓公的相，齐桓公称霸，他出了大力。《管子》不是管子个人所著的书，而是战国时代齐国管子学派的论文汇编，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其中有些内容保存了管子的语言和思想，大部分的内容只是后学的新发展的思想。《管子》成书于战国时代，到汉代已经很流行，流行以后就不会有新编的内容。因此，《管子》书的内容应该说在汉代就已确定。这一段话反映了管子的思想。大意是：凡是统治者，务必要按四时节令，做好粮食储备。国家富裕就可以吸引远方的人民来，土地开垦就可以留住人民。仓库粮食充实，百姓丰衣足食，他们就会重视礼节，知道荣辱，社会就会形成文明的风气。这是最早的关于物质基础决定人的精神状态和道德品质的明确说法。

推崇管子的孔子也认为管理人民要先物质后精神。《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学生冉有驾车。孔子说：“人真多呀！”冉有问：“人已经很多了，该怎么办？”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问：“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古代的教化，包括政治说教、文化教育、伦理道德教育、美学艺术教育等多角度全方位的素质教育。孔子先富后教的思想有他的合理性。一个人温饱没有解决，就没有心思接受教育。要稳定人心，也是要先解决生活基本条件。这是对社会现实的根本理解。

孟子也认为，人民“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这个恒产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就是土地。为了保证每个人有土地，就必须由统治者对土地进行划分管理。孟子说，实行仁政，就必须从划分土地开始。土地分多少呢？孟子倡导井田制：九百亩地按井字分为九块，中间一块是公田，周围八块各一百亩为私田分给八家人耕种。这一百亩地可以养活八口之家，使他们“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有了生活保证，人民就不想移到别处去。如果生活没有保障，有饿死的可能，为了生存，他们就会逃荒出走，迁移到别处去。趋利避害，这是人的本性。生活有了保证，人民都富裕了，怎么办？孟子也重视教育。他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生活富裕了，如果不进行教育，那么，人将失去人性，变成像禽兽那样。孟子所讲的教化的内容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例如他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同上）儒家所提倡的关系都是相互的，不是单向的。例如君臣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处理好这些关系，就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但是，有时候为什么会天下大乱呢？韩非提出一个著名的见解：因为天生万物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

韩非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馀，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蠹》）丈夫就是男子。男人不耕地，草木的果实足够人们食用；妇女不织布，禽兽的皮毛足够做衣服穿。不必劳动，天生的物品足够供养。那时人民少而财富有馀，所以人民不争。不实行厚赏重罚，人民自然很安定。现在不同了，一个人有五个孩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死，已经有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富少，劳动强度大，供养还不充足，所以人民争。虽然加大赏罚的力度，也不能避免动乱。由于人口增长快速，自然物供不应求，就产生竞争、动乱。这一理论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相似之处。韩非子认为人民的争与不争，是由人民生活的贫富决定的。他还认为，人际关系也跟物质条件有关。例如，粮食少时，自己的弟弟都不让多吃；粮食多时，不太亲近的客人也一定要热情招待。不是“疏骨肉爱过客”，而是粮食多少不一样。古代让天子的位子，不是道德高尚，而是那时的天子只是特别劳累，没有什么享受。后来的天子位尊权大，操生杀之权，掌赏罚之柄，锦衣玉食，声色犬马，极尽人类所有欲望，享受天下所有美好的事物。因为利大，后来的人都极尽武力，穷尽智慧，来争夺天子的位子。韩非认为这不是道德高低的问题，而是当天子的利益多少决定的。因此，“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惩罚宽严只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的。

东汉哲学家王充对于治乱问题也提出类似的看法。他说世界混乱是指盗贼众多，人民造反，战争连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由于很多人忍受不了饥寒交迫，才起来参加战乱。为什么会出现饥荒？王充认为是由于天气不好，产生水旱之灾，粮食歉收。粮食的多少，决定了社会的治乱。这些说法也认为物质条件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秩序有重大影响，甚至有决定性的作用。

恩格斯说：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1]应该说，在马克思以前，中国古人已经有了先吃穿而后才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的活动的思想。古代概括为“民以食为天”。天就是最大最重要的意思。用马克思的话表达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已经有了一点萌芽。

2.损益因革，变古易常

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数都认为人类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但不一定都在进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礼，就是古代的制度；因，就是继承；损益，就是减少和增加，就是修改。殷朝继承夏朝的制度，作了修改，这是可以知道的；周朝继承殷朝的制度，也作了修改，也是可以知道的。以后如果有继承周朝的，即使过了百世，要修改制度，也是可以知道的。这就肯定了社会制度必须不断改革。孔子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朝因为借鉴了前两代的制度，所以更加文明。他认为周朝的制度最好。说周朝制度最好，是肯定夏殷周三代的社会制度是发展进步的。周以后的制度应该比周朝更进步。但是，他还经常讲到尧舜，表示非常赞赏。难道那时候还会比春秋时代更文明？那不是倒退了吗？尧舜是远古时代，他已经很不清楚了，这只是他虚拟的理想社会。是为了批判现实而虚拟的。他也讲应该恢复周朝的制度，是否周初以后的几百年中倒退了呢？春秋时代天下大乱，一是礼崩乐坏，制度乱了；另外各诸侯国经常战争，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社会不是每天都在前进，经常有后退的情况。不了解这种情况，以为每天都在前进，那是极幼稚的想法。孔子赞扬古代，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表示，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批判方式。如果认为他批评现实就是复古倒退的观点，这是严重的误解。

韩非在《五蠹》中详细叙述了人类发展史：上古之世，人类少，禽兽多，人民斗不过禽兽虫蛇。这时有圣人出来，创造了在树上搭巢的办法，来躲避禽兽虫蛇。人民很高兴，就拥护他当王，这就是“有巢氏”。人民吃了鲜鱼与蚌蛤之类的水产品，腥臊气味伤害肠胃，引起多种疾病。这时有圣人出来，创造了钻燧取火，用火除去腥臊气味。人民很高兴，就拥护他当王，这就是“燧人氏”。以后又有许多圣人不断地克服困难，创造各种文明，使人类的生产更加先进，生活不断提高，精神更加文明，社会也因此逐渐进步。西汉政治思想家陆贾在《新语》中也讲了历代圣人不断发明创造，使社会不断进步、完善。东汉哲学家王充有更为详细、具体的论述。他将汉代与过去最文明的周朝进行比较。周朝的地方才五千里，而汉朝的地方有几万里；周朝时还是戎狄的地区，汉朝将这些地区的人民变成文明的良民，同时从宾客变成同胞，有了美丽的服装，衣、食、住、行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政治方面，周武王诛杀殷纣王时还相当残忍，殷纣王自杀后，周武王还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旌旗上示众，而罪行比殷纣王更严重的秦二世和王莽，汉朝统治者对待他们都没有这一类残忍的做法。汉朝统治者对于有谋反嫌疑的人也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特别是对于受灾的人民采取从丰收地区调拨粮食进行赈济办法，雪中送炭，使灾民顺利渡过难关。王充认为这些政绩是三皇五帝都难做到的，从综合情况进行全面比较，周朝也不如汉朝。这也是明确的社会进步论。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认为秦代的郡县制比周代的封建制有了很大的进步。儒家赞扬周朝，批评秦朝，都是非常强烈的。柳宗元能够从理论与历史事实上论证秦制好于周制，也是有相当的勇气。

社会的发展通过改革来实现，改革需要有改革家。改革家对于历史与现实都有深入的了解，并有改革社会的信心、决心。但是，由于改革开始总是违背世俗群众的意愿，又必然损害既得者的利益和掌权者的利益，当然会受到他们的反抗和迫害。多数改革家在上下夹攻中，下场都比较悲惨。但是，他们的勇气与献身精神令人钦佩，强烈地鼓舞着后人。

商鞅是战国前期的改革家，秦国相。他提出变法的理论：“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高明人的行为，总是要受到世俗的批评；有独到见解的人，必定被普通的人认为是倨傲的人。愚蠢的人对于明显的事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智慧的人对于没有发生的事就已经预见到。不能与人民商量事业的开创，可以与人民共享成功的快乐。讨论最高道德的人不跟世俗一致，要建立大功的人不跟群众一起谋划。所以，圣人如果可以使国家富强，不一定要效法传统的做法；如果可以使人民得到利益，不一定要遵循习惯的礼节。“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夏、商、周三代实行不同的制度，都一样成为天子；春秋时代的五霸实施不同的法律，都一样称霸一时。智慧的人制定法律，愚蠢的人受到制约；贤人改革制度，不肖的人受到拘束。“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史记·商君列传》）治理社会不只是一种道，有利于国家就不必效法古代。因此，商汤和周武王不遵循古代的制度，都一样当了天子；夏桀和殷纣王不变革制度，都一样灭亡。因此可以推出，改革古制，无可厚非；遵循旧礼，不算高明。这是有代表性的法家改革理论，司马迁精选这些内容，也是很有见地的。历史事实是，秦孝公利用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再经过六世的不懈努力，最终由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天下。以一个不起眼的小诸侯国到登上九五之尊，一统天下，充分说明改革所带来的效益，也说明改革家的事业成功以及对于社会的贡献。改革既要改变世俗的观念，又要摧毁贯彻变法的障碍，没有爱民之心与献身精神，就没有成功的希望。

商鞅后来被车裂而死，因为他变法时得罪了太子的老师，当太子继位以后，就开始整商鞅，最后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吴起也是改革家，为了楚国的富强立了汗马功劳，由于得罪了一批贵族，当楚王刚刚死去，贵族们就群起而攻之，吴起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扒在楚王尸体上，贵族用乱箭射死吴起，有的箭射在楚王尸体上，新继位的楚王把射箭者杀了，也算为吴起报了仇。秦始皇时的两位改革思想家：韩非与李斯，帮助秦始皇打天下都立下汗马功劳，也都没有好下场：韩非被囚，死于狱中；李斯父子，车裂而死。韩非知道国王有特殊的脾气，就像龙的脖子下有逆鳞，谁触了它，谁就会倒霉。他写了著名的《说难》，说明要劝说国王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也是万分危险的。他自己却因此而丧生。后人总结为“伴君如伴虎”。被梁启超喻为“完人”的王安石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诸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为了推动改革，为改革造舆论，他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传》）这“三不足”是何等有气魄呀！天有无上的权威，皇帝都怕它几分，他却不畏惧。祖宗的规矩是历代皇帝都要遵循的，他却敢不效法。众口可以铄金，所谓“人言可畏”，他却毫不畏惧。王安石有胆识，有自信，有大无畏的精神！他还算幸运，两度当宰相，寿终正寝。清朝末年，西方列强一再入侵，腐败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有识之士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大计，提出改革弊政。康有为写了《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为近代的改良和改革都造了舆论。

总之，社会是发展的，改革就是必然的。根据社会实际，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实行的改革，大方向都是对的。是否成功，还有许多别的因素。秦、隋两朝都有许多大方向正确的改革，却很快亡国，而汉、唐继承改革成果，成为盛世。王莽也作了很多改革，主要是以当时盛传的周朝制度为目标，实行复古改革，不合时宜，所以失败。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复古改革的特例。

3.势非圣意，理在民心

人类社会是发展的，发展究竟有什么规律？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历史的前进方向是什么？这些都是中国古人探讨的问题。

最远古时代，中国盛行天命论，认为历史是由天命决定的。当时所谓社会历史，就是以最高统治者天子作为代表。而这个天子角色是由谁来承担，便成为时代的标志。所谓历史发展就是天子的更替。因此，最初的历史发展理论就是天命决定论。

春秋时代道家提出道的理论，认为历史发展是沿着道发展的。道是神秘的法则，至今也说不清楚道究竟是什么。战国时代的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按五行相克的顺序互相更替的。而代表五行的也是最高统治者天子。例如代表木德的是夏朝统治者，代表金德的是商朝统治者，如此等等。大概从先秦到两汉，许多思想家都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决定因素的，但不知道这个决定因素是什么。孔子说是命，道家说是道，王充称为数或时（王充《论衡·治期》：“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这些都是指客观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他们的这种探索，首先，否定了天命；其次，韩非提出供不应求与王充提出粮食收成的丰歉都已经从物质的角度进行有价值的探讨，特别是柳宗元《封建论》中的研究成果更具有理论意义，封建制变为郡县制，是一种“公天下”的制度。应该说这是中国古人对公平、公正、民主的追求。怎么会产生封建制？柳宗元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就是说封建制的产生不是圣人的意志创造的，而是“势”决定的。这里提出“势”的概念，是很有意义的。势，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发展的趋势、形势、潮流。势，虽然还是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是比命、数、时的说法，神秘性少了一些。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经过深入研究，认为势虽然不是理，却与理有很密切的关系。他说：“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顺应势就是合理的。“在势之必然处见理”，从形势发展的必然性中可以了解到理。合理的才能成为社会趋势，从趋势中可以看到社会内在的理。对社会发展研究到这种程度，已经有了相当的深度，理论水平已经达到难得的高度。王夫之又认为理就是天，天就是“人之所同然者”。人的共识，就是天理。如果不管人民，大谈天理，那都是空谈。因此，“革命者，应乎天，顺乎民，乃以永世”。顺天应民的革命才能成功，统治才能巩固。这里的革命就是改革的意思。“民心之大同者”，“人之所同然者”，实际上就是“民心”。孟子说：“得民心者得天下。”经过许多研究，最终还是回到了孟子的民心论。因此历代统治者都要随民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治国方略，随时改革具体的政策，来争取民心。一旦失去民心，社会就会动乱，统治者的统治就出现危机，处理得好还可以维持，处理不好，就只好下台滚蛋。中国古人以为这是“天意”，实际上是“民意”。

4.重史传统

中华民族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国的学术主要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往前可以推到五千年前的三皇五帝，近可以推到夏商周三代，商代有甲骨文，周代有许多典籍，主要有《尚书》和《周易》、《周礼》等。重点还是春秋战国，因为那时是乱世，形势逼着思想家思考乱世是如何发生的，如何才能建立治世，如何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让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等问题，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形成不同的学派，并且进行广泛的争论，被史学家称为“百家争鸣”的思想活跃的学术春天。对后代影响比较大的有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名家。这些家由司马谈列出，被司马迁收入《史记》。

道家创始人是老子，老子生平如何，在西汉时代就已经弄不清楚了，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列了三个“老子”：一是李耳，“周守藏室之史也”；二是老莱子；三是周太史儋。这三个老子，至少有两个与史有关系。老子思想与他掌握大量历史资料有关系，他从大量历史资料中总结概括出来的道理，自然是很深刻的。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人与骨都已经烂了，只有言论在。这个言论，就是历史的内容。

孔子也是重视历史的。他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作为教材，教授弟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最重要的应该是《春秋》。孔子根据鲁国史记资料改编成《春秋》，将自己的政治理论贯穿在历史叙述中。例如记载诸侯结盟的时候，以大国居先。记载战争的事，受到侵略的国家放在前面，而发动战争的国家排在后面。宋襄公征齐，为什么却把齐摆在后面呢？因为齐桓公死后，竖刁、易牙争权不葬，宋襄公去征伐，是正义的。孔子对此作出肯定的评价，以此表示。这表明，孔子是反对战争的，但也不是一概反对，对于正义战争，还是支持的，肯定的。又如《春秋经》庄公二十九年载：“春，新延厩。”《公羊传》：“新延厩者何？修旧也。修旧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凶年不修。”《春秋经》上的话很简单，只有三个字：“新延厩。”厩是马棚，延是延长，指扩建。新指最近的事。也就是说：新近扩建马棚。《春秋经》的规矩，只写新的建筑，修缮旧房，一般不写。修旧马棚在这里为什么要写呢？这是一种批评。为什么批评呢？批评什么呢？批评的是“凶年修旧”，受灾的年份去修旧。这里表达孔子的政治思想：凶年不修旧。受灾年份，不去修理旧房子，为了节约民力，不要增加人民的负担，不要劳民伤财，这是爱民的表现，也是孔子为政以德的具体体现。不懂历史的人根本不理解“为政以德”的意义。

孔子非常重视他的《春秋》。他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就是说，《春秋》是孔子的代表作，表扬他和批评他，都会根据这本书。明君贤臣会从中受到启发，得到教诲，成功立业，光宗耀祖。乱臣贼子害怕《春秋》中的批评言论。孔子周游列国，没有诸侯任用他，他只好回到鲁国，将鲁国史记改写成《春秋》。他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就是说，我只是讲理论或道理，还不如把这道理体现在史事中那样更加深刻切实显著明白。换句话说，孔子愿意通过撰写历史来表明自己的政治见解。《公羊传》就是通过解释《春秋经》的话，将孔子隐含在简短记事中的政治法则阐发出来。这叫“微言大义”。就是说在简短的话语中包含深刻的道理。《公羊传》以及董仲舒、公孙弘等传扬《公羊传》的学者，努力通过阐发“微言大义”，为当时的中央集权制度服务，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推崇，使儒学跃居于独尊的地位。西汉时期，统治者独尊儒术，主要尊的是公羊学。

在《公羊传》和公羊学者董仲舒的影响下，司马迁撰写《史记》，也是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写史的方式表达出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讲述孔子六经，特别强调《春秋》。他说：“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有国者，就是统治者，当政者。他们不能不知道《春秋》。因为不知道《春秋》，就不会发现有的人进谗言进行挑拨，也不知道有人在背后搞阴谋诡计。当官的不知道《春秋》，固守原则却不知道这些原则适用什么范围，突然遭到事变也不知道如何灵活应对。普通百姓不了解《春秋》的精神，也会犯各种不同的错误。《春秋》是礼义的大宗。礼是防止人犯错误，法是惩治犯罪的人。法的作用是容易看见的，而礼的防止犯罪的作用却不容易知道。礼的教化，现在的说法是，道德教育。礼法互相配合，才能治理社会。因此，《史记》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政治学著作。

以后的史书，都是本着“善可为法，恶可为诫”的原则来撰写的。唐代魏徵主编《群书治要》，就是将各种书中关于重要的政治内容抄出来汇编成书，供当政者参考。宋代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更是如此。资，帮助。治就是治国、治理社会。通是全部。鉴是借鉴。书名的大意是：帮助治理的全部可以借鉴的资料。这是在以史为鉴的思想指导下编撰的。

中国人的学术重视史学是有原因的。中国学术形成于春秋战国乱世，思想家重视治理社会的理论，即政治哲学。政治哲学要与政治家相联系，政治哲学的正确与否，以什么作为讨论的根据呢？以历史上的兴衰成败。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中国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联系特别紧密。西方主流派是科学哲学，哲学家要与科学家相联系，重视科学实验的成果，以及逻辑学的运用。探讨的主要是客观世界，宇宙本原。因此，中国历代政治家都重视历史，不断改朝换代，每一个盛世都要修史，撰写前代的历史。两千多年来，不断修史，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二十四史”，这是世界上非常珍贵的文化瑰宝。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就深厚。有深厚底蕴的人，就与众不同，读史使人明智。许多人以钱财为评价标准，发财了，就是成功人士。司马迁不这么看，他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史记·货殖列传》）本富指生产致富，这是最好的。末富指加工业、运输业以及商业致富，属于第二等。最下等的是奸富，就是通过歪门邪道致富。以这种原则来分析世界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国家与个人一样，有的国家，是通过掠夺其他国家发展起来的，也属于最下等的“奸富”。掠夺发财的一些人，看到中国和平崛起，就担心害怕，以为中国富强了，也会去掠夺他们。这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狭窄浅薄的表现。有些卑鄙的人，用花言巧语欺骗别人的钱财，弄得别人家破人亡，自己得了不义之财，去高消费，挥霍一空。有人以为他是有本事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些人常常得意以后，就招灾惹祸，受到应有的惩罚。没有一技之长，突然暴富，财路不明，不要急着羡慕他们。有的国家暴富，未必就是他们的制度好，世界上的钱物为什么都到那里去？他们的收入为什么比其他国家的人民要高出许多倍？凭借国家实力，对别国进行巧取豪夺，用来滋养本国人民。如果别的国家也发展起来，那么，他们就不可能这么富裕。因此，他们就怕别国也富裕起来。在这种思路下，怎么能相信他们会帮助别国摆脱贫困。受骗者有之，受害者有之。典型的是原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刻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在这个方面，中国处理得很好。中国沿海省份和地区发展速度快，中西部相对发展较慢。中国领导人现在号召开发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政策完全正确。”他认为对中国，对世界来说，邓小平都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是20世纪的一位伟人，一位世界级的政治家，“他所创造的经济改革经验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学习和借鉴意义”[2]。戈尔巴乔夫对记者强调：他所谈的一切都是肺腑之言，是多年来对往事的严肃思考。一位大国总统经过多年严肃思考，总结出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他被所谓“民主化”骗了，实行大开放，全国大乱，经济失控，贫富两极分化，过去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

邓小平之所以成为伟人，与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分不开。他在经济改革方面是成功的，在政治改革方面也有重要成果，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并且带头实行。他提出“一国两制”方针，顺利解决了香港和澳门回归的问题。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处理类似问题的典范。

“一国两制”，中国古已有之。周朝实行封建制，周朝建立之初，将土地分成若干块，分给功臣和亲属，建立起许多诸侯。这些诸侯除了每年要向周天子述职之外，具有相对独立性，有自己的财政、赋税、军事以及系统的官僚机构。诸侯还是世袭的，自己当了一辈子，死后还可以由子孙继承。到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自己独立，逐渐脱离周天子这个中心，利用武力进行相互吞并。战国时代，秦国战胜各国诸侯，统一天下。秦王朝吸取历史教训，取消封建制，实行郡县制。不久天下大乱，经过几年血与火的较量，刘邦夺取政权，建立汉朝。他同时实行封建制与郡县制，实行郡县制，又分封了一些诸侯。这是较早的“一国两制”。戴逸教授说：“康雍乾盛世的制度创新意义重大。政治制度改革作用明显。这是封建专制发展得最完善的时期。雍正年间军机处的设立，加强了中央集权。母后、外戚、宦官、藩镇的专权在清朝康雍乾时期都没有。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清朝才是真正地巩固了疆域。清朝在中央设立理藩院管理民族事务，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行政机构又不一样，实行的是一国多制。比如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在新疆、东北设将军制，在西南地区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在蒙古设盟旗制，在维吾尔族地区设伯克制。这都是因地制宜，不把内地的一套全部用到少数民族地区。它们的形式与内容都不一样，但目的都是集中权力使得中央政治便于管理。汉、唐在西域设置军事机构都护府，而不是类似清朝的行政机构。”[3]满族入主中原时，康熙创造了统一战线政策，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4]。统一战线政策，也是一种多样一体的组织形式。民国初期，故宫内保留一个封建小朝廷，宫墙内外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西藏保留当时的农奴制，全国各地实行社会主义，也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局面。1959年达赖叛乱，才取消农奴制度。但是，邓小平解决的是香港回归问题。香港是特殊的政权方式，在一百多年前，清朝政府腐败，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订下割地赔款的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把香港交给英国人管理。现在要收回主权，就必须处理好与英国政府、香港人民的关系，从这种特殊情况出发研究出一套方案。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方案，三方都能接受，不费一枪一弹，妥善处理了香港回归的难题，而且为国际提供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成功经验。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思想，为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可见，中国重史的传统，给现代中国人留下无穷的智慧。应该弘扬重史的传统，是当代人的责任。

西方有所谓历史哲学。中国历史悠久，史料丰富，史论深刻。有些人却认为，中国没有历史哲学。我们看到西方的所谓历史哲学是很肤浅的，中国有丰富多彩的记叙历史和史论体系。我们应该研究出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中国古人有命定论、天命论、圣人史观、贤人史观、民心史观、理势史观，等等。现将贤人史观的部分内容作简要介绍（见本书第十三课“民本与任贤”），便可明白其中大意。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报刊文摘》2006年5月22日摘录《环球人物》第5期报道。

[3] 洪波：《盛世的沉沦——戴逸谈康雍乾历史》，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0日《文史天地》专栏。

[4] 《毛泽东话康熙》，载中共中央党校主办《学习时报》2004年2月16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