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唯不争，故无尤。

最后一句，王安石没有注。《老子想尔注》：“唯，独也；尤，大也。人独能放水不争，终不遇大害。”[4]放，是仿。人只要能模仿水“不争”的品德，就会始终不遇大灾难。这些都是说水的特性有“善”的意味，人如果能模仿水的特性，就会有善的品德。实际上就是人们用水的特性来比喻善。

《管子·水地》中对水的描述就更加系统全面了。它说：“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准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质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违非得失之质也，是以无不满无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在这里，水就有了仁、精、正、义、卑等高贵的品德。仁义是儒家的思想精华，精、卑是道家的思想核心，特别是卑，是“道之室、王者之器”，是道家的哲学家与政治家的宝贝。“正”则是当时许多思想家所共同推崇的内容广泛的概念。水的“准”、“素”、“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性质，“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天地万物都少不了水，所以称得上“水神”。在这里虽说“水神”，并非神灵，而是神妙的意思。

古人也将玉视为珍贵的东西，不仅由于坚硬，而且由于玉的一些性质类似许多品德。《管子·水地篇》载：“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彻远，纯而不杀，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宝，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玉有仁、义、勇等九德，实际上也是比喻。

水与玉都是没有神灵的，因此所谓“德”也都是比喻性质的。宋明时代的理学家一般不讲神灵之天，他们所讲义理的天，也都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的，不能说天有义理，就变成不是自然之天了。

古人先将人的品德赋予自然界，然后提倡人们向自然界学习，效法自然。先从具体事物说起，如水、玉等，然后扩大到天上去。就是要人们顺天、则天。这种思想引入医学，就特别有意义。例如在《礼记·月令》中专门叙述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天，人事也要随着更替，是顺天。冬天穿棉袄，夏季必穿纱，就是人随着天的变化而变化。另外，《月令》还讲春天是万物生长繁殖的季节，人们不应该上山砍树伐木，也不要打猎捕鱼，同样道理，对于犯人也不能在春天行刑。砍树、捕鸟、网鱼，都要在秋冬季节，处置犯人也是在秋冬季节，所谓“秋后问斩”，就是这个道理。古代战争也是选在秋冬季节，那是农闲时期。如果在农忙时期发动战争，将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影响收成。在《黄帝内经》中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篇》）四季与阴阳都是天的表现，是万物的根本，也是人的根本。圣人知道这个道理，因此，顺应天的变化，在春夏季节注意养阳，在秋冬季节注意养阴，这样就可以少生病。这些思想在《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中，在《淮南鸿烈·时则训》中，都有所体现。《吕氏春秋·孟春纪》：“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无聚大众，无置城郭，掩骼霾髊。”春天，祭祀山川时，不用母畜，怕它有孕。禁止伐木，不要破坏鸟巢，“孩虫胎夭”与麛、卵，都是幼小动物，都在保护之列。“无覆巢”，也是怕摔了尚未能飞的雏鸟。“无聚大众”，不要搞大型聚会，怕影响春耕生产。“无置城郭”，不要修建城墙，也是怕妨碍农业生产。霾，同埋。高诱注：“白骨曰骼，有肉曰髊。”掩骼霾髊，就是掩埋骸骨。一方面表示仁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卫生。《淮南鸿烈·时则训》也有类似的内容，它说：“牺牲用牡，禁伐木，毋覆巢杀胎夭，毋麛毋卵，毋聚众置城郭，掩骼薶骴。”薶骴，同“霾髊”。说明这些思想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在先秦两汉时代是很流行的。儒家与道家都根据这种思想，提出保护环境的问题，提出应该保护生态资源，不要竭泽而渔。用现代的说法，就是要求人类与自然环境处于和谐的关系。

天有好生之德，圣王则天，也是有好生之德的。《新序·杂事五》载：

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罹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网，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四十国，非徒网鸟也。

“祝网者”置网四面，就是想把鸟一网打尽，其实未必都能网到鸟。这是亡国之君夏桀的错误做法。汤网开三面，只留一面，专门捕那些“犯命”的鸟，让多数鸟都可以逃走。这是爱心的表现。连对禽兽都有这种爱心，那么对人当然会更好了。于是，汉江以南的四十个小国都归顺汤。在过去，当政者的道德有强大的感召力。也可以将这种情况说成是圣王与天同样有好生之德。现在可以说有了新的意义，一方面，这对于保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资源，都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中，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中，都要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维护和而不同的和谐状态，不要把别人逼上绝路。欺人太甚，也会遭到强烈反抗的。有的强国经常采取经济制裁和武力威胁的办法，强迫别人服从自己，接受自己的价值观，严重侵犯别国的主权，也是不得人心的霸道行为。

2.2 天人一类

中国古代有三个哲学思想体系影响最大，它们是八卦、五行、阴阳。在这三个思想体系中，天与人都是一一相对应的。

《周易》中的八卦是乾、坤、震、巽（xùn）、坎、离、艮（gèn）、兑。它们对应自然界的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对应人事的是父、母、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对应人体的是首、腹、足、股、耳、目、手、口。这样，天为父，地为母，天人就对应上了。因此，最高统治者皇帝就称“天子”。“天子”是天人一类的最有代表性的典型说法。

阴阳说也是将天与人一一对应。在医学经典《黄帝内经·金匮真言论》中说：“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脏府（腑）之阴阳，则脏者为阴，府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三焦、六府皆为阳。……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故以应天之阴阳也。”（《黄帝内经·金匮真言论》）男为阳，女为阴，气为阳，血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如《周易·泰卦·彖言》曰：“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周易》还将阴阳与道德对应起来，如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5]柔、仁与阴对应，刚、义与阳对应。总之，中国古人将人事与阴阳对应，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最早提出五行说法的《尚书·洪范》中将人事的貌、言、视、听、思与五行中的水、火、木、金、土一一对应。到战国后期，建立起以五行为框架的宇宙模式，把当时人们所能掌握的内容都尽量装入这个体系。例如把一年四季（四时）和方位、五色、五味都与五行对应，四季与五行对应是有困难的，但是，他们先将土挂在季夏之末，如《吕氏春秋》；有的则在夏季中设一个长夏来与土对应，如《黄帝内经》。到了汉代，要提高土的地位，就将土与四时对应，使土在五行中具有了特殊的地位。所谓“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莫贵于土”，与土对应的那一系列，也都鸡犬升天了，“五声莫贵于宫，五味莫美于甘，五色莫贵于黄”（《春秋繁露·五行对》）。

人与天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甚至是一一对应的。西汉政治哲学家董仲舒将天人关系归纳成一句话：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

按类来分，天与人是一类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人一类，这也是天人合一的一种形式。董仲舒为此还作了许多新的论证，例如说人是天生的，“为人者，天也”。因此人像天，与天同类。再从形体上看，天有十二个月，人也有十二块大骨节，天有三百六十日，人也有三百六十块小骨节，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有数量关系，天人一致；没有数量的，按类分，天人也是对应的。这就是他说的“人副天数”。

天人是同类，根据同类相感的原理，天与人可以产生双向的精神感应。天有无上威力，有爱心，能够赏善罚恶。当天子犯了错误时，天会降下灾害，谴告他；他如果还不纠正错误，天又会降下怪异来吓唬他；他如果还不改正，那么，天就会使他灭亡。董仲舒认为这说明天对天子是特别爱护的，才这样一再提醒，天子应该按照天意办事。

董仲舒从天人一类中引申出这种说法，是为了给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天子以制约，不让他胡作非为，因为权力不受制约，就要产生腐败。天人感应过去受到的批判最多，现在冷静地思考一下，它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天是整个自然界，人当然是这个自然界的产物，与自然界有一致性，也是无可非议的。董仲舒的那些类比，显然牵强附会，但这对于当时还没有民主制度，对于皇帝还缺乏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树立天的威信，给皇帝加上精神枷锁，无疑有益于社会的安定。人类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已经适应了，成为习惯了。顺天、则天，在这里也会得到支持的。实际上就是适应大自然，也就是与大自然和谐的问题。

西方人强调征服大自然，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但是，现在科学发展的结果，居然带来负面影响，造成了环境的严重污染，破坏了生态平衡，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中国传统的阴阳论强调阴阳平衡，五行学说也是强调平衡，人与天即人与大自然，也要平衡和谐。这些和谐的思想，对于养身，对于治国，对于处理国际关系，对于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都是有价值的，有现实意义的。

2.3 天人一性

《孟子·尽心上》说：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人如果能尽心，就能知性，知自己的本性。知性，也就会知天了。历代学者对于心、性、天有不同的理解，对这句话的解释也就各不相同。东汉赵岐是最早给《孟子》作注的人。赵岐注云：“性有仁、义、礼、智之端，心以制之。唯心为正，人能尽极其心，以思行善，则可谓知其性矣。知其性则知天道之贵善者也。”又说：“能存其心，养育其正性，可谓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无亲，唯仁是与。行与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6]这里说的是仁人能够存心养性，以思行善，行善就是好生。天也是贵善的，也是好生的。因此，仁人与天道是一致的，贵善好生的本性是一致的。

北宋二程（程颢、程颐）认为：“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7]这好像是反对天人合一的说法，而实际上他们的主张，天人完全是一回事，不需要讲“合”。他们把天人合一，合得更加彻底。程颢认为“合天人”，“天人无间”[8]，完全是一体的，用不着再说什么“合”。他还说：“人和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人与天都是“一物”，一个东西。如果在人之外，“别立一天”，那就是“二本”了。他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所谓“仁者”，应该是道德高尚的人。这种人必须将天地万物与自己视为一体，所有的事都是与自己有关的。如果对一些事不关心，认为与己无关，那就是麻木不仁。二程讲到天人合一的地方甚多。如说：“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圣人即天地也”，“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至于圣人，亦止如是，更无别途。……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9]他们认为人的道理与天地的道理是一致的，圣人的想法与天地的道理是一样的，因此，在道理上，在本性上，人与天地是一致的，所谓“天人一也”。

2.4 天人一气

庄子讲“通天下一气耳”，人就是气聚合而成的，因此，与万物没有什么不同，与天也是一致的。王充讲，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论衡·命义》），“用气为性，性成命定”（《论衡·无形》）。人的“性”是由天的“气”决定的。人性与天性就有了一致性，或者说天与人在“性”上是有一致性。也就是说，天与人在“性”上可以合二为一。“天不变易，气不改更。”人禀天气而生，也一样不会改变。张载提出，天是太虚，“由太虚，有天之名”（《正蒙·太和篇》）。又认为太虚充满着气，“太虚即气”。“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人与万物都是气聚合成的客形，人死以后，又回到气的本来状态。万物也是这样，毁坏以后，回到气的本体。“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唯尽性者一之”（《正蒙·太和篇》）。“客感客形”是指天地万物与人这些看得见的形体，“无感无形”是指看不见摸不着的没有形体的气，这两者怎么能统一起来呢？张载认为只有能够“尽性者”，才能将二者统一起来。张载认为看不见的太虚（即天）充满着气，看得见的万物和人都是气聚合成的，那么，天与人在气这一材料方面就是一致的。“天人合一”（《正蒙·乾称篇》），这个“一”就是气。他在《乾称篇》中还说“天人一物”、“一天人”、“万物本一”等，都是天人合一的思想的不同表达。二程讲天人合一，合于“性”；张载讲天人合一，合于“气”。所合不同，能合则一。在这里，所谓“天人合一”，不是两种东西的相加，是两种现象统一于一个本质。如果没有中国哲学这种思维方式，或者不理解这种思维方式，可能对此感到费解，或者根本无法接受。张载合天人于气，明确提出全宇宙只有气，万物的本质就是气，人与万物也都是气聚合而成的，一旦消亡，再回到气。如果用公式来表示，那就是：

综上所述，天是复杂的，多义的，人也是复杂多义的，天人合一，也有多种不同形式。主要是讲天人的一致性，统一性，天人可以统一于气，也可以统一于理，统一于道，统一于高尚的道德。天人合一，也讲天人感应，讲天与人能够进行精神方面的相互感应。因此，天人合一，既包含神秘的神学目的论的内容，也包含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意思，其中也有人应该顺应自然界的养身之道。如果只讲一个方面，或者不讲某一个方面，显然都是片面的。

现在，神灵的天与精神感应的“天人合一”已经过时，不再适用了。自然界与人类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正是现代所需要的，应该加以新的解释，用于现实，解决现代社会的一些实际问题。正如季羡林先生在首届北大论坛（2001年11月2日）上发言所说的，西方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很多福利，也造成严重的问题，如气候变暖、淡水缺乏、动植物物种灭绝等，西方以自然界为征服对象，征服的结果，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挽救人类。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大自然与人类的和谐统一，印度也讲人与宇宙的统一。走遍几大洲几十个国家而又学贯东西的世纪老人，能讲出这些话，不值得我们深思吗？现在有些人不能从宏观上把握世界历史，受到当前的事实所局限，羡慕暴发户，对于自己没有信心，对于本民族的文化没有信心，难道不能向季老先生学习一点什么吗？天人合一的现代价值就在于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

东西方文化有互补作用，可以取长补短。我们不必那样自卑。最近，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二百年以后，全世界学习汉语，也像现在学英语那样，一方面，由于中国语言的特点；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文化的长处。“他说二百年以后很可能大家都学习中文，犹如今天大家都学习英文一样。这种预感的根据可能是由于中国语言的形象性。……他不知不觉地又重复他的预测，二百年内人们确实必须学习中国语言以便全面掌握或共同享受一切。”[10]这位一百零一岁的西方大哲学家也不是随便说的。

3.人定胜天

人定胜天，是在社会发展、科学进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口号。它表明人类开始从自然力控制下解放出来，从天命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标志着人类自信心的提高，是思想革命与观念更新的象征。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很有意义的口号。

有的人以为，人定胜天，就是像两军对垒那样，将对方打败或者消灭，于是提出怀疑：人怎么能消灭天呢？人怎么能战胜自然规律呢？例如春夏秋冬四季变化，人是无能为力的；昼夜更替，人也无法改变。在这种认识下，对“人定胜天”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我以为这是需要给予解释的。

为了正确理解中国古人关于“人定胜天”的思想，首先要知道中国古人讲的“天”是多义的，“人”也是多义的，在“人定胜天”中，这个人应该主要是指群体的人，有时也指个人。最关键的是对“胜”的理解。什么叫“人胜天”？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

3.1 期待自然与人力奋斗

自己奋斗是人为，自然恩赐是天。有的地方，天气正常，农业就有收成；一旦遭旱灾或涝灾，就没有了收成，人们就说那里是“靠天吃饭”。强调人为，反对消极等待天命，这就是人胜天的思想。战国时代的荀子在《天论》中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加强生产，而且节约开支，天就不能使他贫穷；营养充足，而且适时活动，天就不能使他生病；遵循社会法则不违背，天也就不能使他遭祸。相反，“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不积极生产又要挥霍浪费，那么，天也不能使他富裕；营养不充足又懒得活动，天不能使他健康；不遵守社会法则，胡作非为，天也不能使他吉利。前者是靠人自己争取幸福，后者是放弃自己的努力，依赖天。前者胜后者，这就是人胜天的一个内容。因此，荀子提出的口号是：“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错，就是措，即放弃的意思。放弃人自己的努力，指望上天恩赐，那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总是要失败的。这是提倡靠人自己的努力，争取幸福。改变求天恩赐、靠天吃饭的观念，打破天命论的精神束缚。这个说法就是人胜天。这在当时有很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应该肯定。

3.2 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

荀子在《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说：“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所有天象，圣王禹治天下时与暴君桀治天下时都同样存在，但是，治世与乱世却不相同。也就是说治世与乱世，产生于不同的治理，与天象无关。“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讲的是一个意思：天的运行是有客观规律的，不因当政者的好坏善恶而改变，也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全天下的人都厌恶寒冷，天也不会因此而取消冬季。

人不能改变自然规律，但可以利用自然规律为自己创造幸福。荀子提出：“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也就是说，认识天的规律，加以正确利用，就可以为人类造福。相反，如果不能正确利用，还违背规律，那就要失败。例如，天发大水成灾，鲧用堵塞的办法，结果失败。禹用疏导的办法，“决九川，距四海”，开辟九州的名川，将洪水引入大海，最后取得抗洪防灾的胜利。唐代刘禹锡说：船在小河里行驶，行止快慢都是人掌握的。快速平安，是驶船者技术高；搁浅或翻船，是驶船者水平低。不论船行如何，人们知道都是人为决定的，不是上天决定的。为什么？刘禹锡认为，“理明故也”。所谓理明，就是人掌握了客观规律。只要“理明”了，人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受天的影响。另外，他认为，四季变化是天的作用，人不能改变它，但人可以利用它。例如春季阳气上升，是作物生长的时候，人就开始种植；秋季阴气上升，是作物结果的时候，人就从事收获。种植与收获，是人胜天的表现。

人类能够砍树盖房，采矿冶炼，制造金属工具，这也都是人类根据金与木的天性进行的合理利用。这些都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人胜天”。

在战争中，有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与疾病斗争中，也需要知彼知己，了解疾病发生的原因，同时了解自身的免疫功能，这样才能在防治疾病中打胜仗。战胜疾病，也是人胜天的重要方面。

3.3 社会秩序是人胜天的结果

社会秩序需要人为。要维护社会秩序，就需要法度。天不会制订法度，只有人会制订法度。

按天的自然规律，强者胜弱者，青年胜老年。例如大暑天去登山，山上只有一棵树，青年登山快，到顶上就坐在大树底下乘凉。老人走得慢，到山顶时，树下已经坐满人，他只好在树阴外继续挨晒。这是自然的。强胜弱，众暴寡，大欺小，这都是自然状态，古人认为这也都是天即自然的。

人能够制订法度，确定是非，规定礼义，进行赏罚。“义制强讦，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人之能也。”（刘禹锡《天论上》）人制订的义，就是要抑制强者，保护弱者。人制订的礼，就是要分别长幼，尊老爱幼；尊重贤人，奖励有功劳的人。建立法则，排除邪恶。这些有利于社会安定和进步的制度，都是人的作用，也是人定胜天的一种表现。

社会稳定，法度健全，是非明确，立功得赏，违法受罚，为善得福，作恶得祸，赏罚祸福都是自己行为的报应，与天无关。这也是人胜天。人类之所以能够建立有正义的有秩序的社会，就是因为人类能够制定法律、制度，还能够提出各种伦理规则、道德规范，从各种方面来约束人们的行动，以保证多数人的正常生活。就是人胜天的重要内容。

3.4 人类文明是人胜天的成果

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成果，人类文明，应该说都是人胜天的内容。鸟会飞，人能够造出飞机，飞得比鸟高而且快；鱼会游，人能够制造船，游得比鱼快而且远。人造的火车跑得比任何野兽都要远，所拉载的东西比任何动物都拉得多而且重。一座大坝，一个大堤，一条大路，一座城市的建筑，一颗卫星上天，一个电视节目的播放，一本小说的发行，甚至一首歌曲的流行，都可以看到人类的伟大力量，也都是人胜天的形式。所谓“巧夺天工”，就说明人能够创造出比自然更加美好的东西来。自然界有优美的海滨，雄伟的山峦，壮观的瀑布，奇特的岩石，变幻的极光等许多奇丽景观。人可以在自己的范围内进行种种改造，建设优美的小环境。经过精雕细刻，将自然界的美景浓缩在小画面中，呈现出人胜天的景象。

3.5 坚持不懈，世代相传，是人定胜天的保证

自然规律需要艰苦探索，不断探索。探索出成果以后，也还需要继续探索。已经成功的探索往往还包含着错误，需要新探索来纠正，来发展。探索是无止境的，往往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八代十代的探索也是常有的事。有的规律是探索了很长时间才认识的，例如制造一种药物，进行多次试验都失败了，坚持试验，做了六百零六次才获得成功。后来将这种药命名为“六零六”。发明这种能够治疗梅毒病的药的德国人欧立希因此获得诺贝尔奖。这个试验次数作了记录，才知道有六百零六次。更多的试验没有记录次数，就不知道次数。例如，现在全世界科学家研究治疗艾滋病的药，试验可能已经超过六千次六万次了，至今还没有成功制造出特效药。西方的地心说和中国的浑天说在历史上作为天文学界的统治思想达一千多年，经过几十代人的反复证实，最后还是被新的学说所推翻。这说明自然规律需要不断探索，不能因为有了几次成功，就以为万事大吉了。

科学探索是无止境的。人类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才可以说“人定胜天”。“人定胜天”是在坚持不懈、世代相传中逐渐实现的。因此，一时没有掌握某种自然规律，暂时不能控制某种自然现象，并不能证明人不能胜天。人类文化是人胜天的主要内容，不断发展先进文化，就是人定胜天的保证。这个发展总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提高，不继承人类几千上万年形成的传统文化，发展就没有基础。但如果停留在基础上，就不可能有新的文化大厦。一句话，人类的文化发展是没有止境的。

3.6 人定胜天的条件

自然界选择了人类，不是因为人类有什么尖牙利爪，而是因为人类有两个长处：

一是能群，就是能够结合成群体，互相配合，团结一致，战胜自然灾害，保护并发展自己；

二是人会动脑筋，有智慧，能够制造工具，发明创造，不断提高改造世界的能力。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所谓人类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的历史。人类只要能够保持这两大优点，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就可以在未来继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必定能够在自然界保持胜利者的地位，也就是“人定胜天”。

当然，如果有那么一天，人类放弃这两个长处中的任何一个，那么，人类就可能很快灭亡。人类一旦不动脑筋，不会思考，失去智慧，那么，就会败于很多动物，或者在自然灾害面前无能为力，最后遭灭顶之灾。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另一种可能性严重地存在着，那就是人类内部的矛盾斗争。这种斗争在一定的限度内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如果无限制地激化人类内部的矛盾斗争，那么，最后也会灭了自己。古人讲的“能群”，就是现在讲的能够和平共处，能够协调关系，团结一致。没有这一条原则的维系，人类将可能自我毁灭。

3.7 人定胜天不等于优胜劣汰

西方人经常讲征服自然。中国传统讲顺应自然，并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为人类创造幸福。西方讲优胜劣汰，以强凌弱。中国传统强调保护弱者，认为强者要以弱者为基础，大同理想中就将“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列为一个目标。对于自然界，中国传统也强调开发要节制，不能无限制地盲目开发。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大意是：不误农时进行耕作，粮食就吃不完；不用太密的网在池塘里捕鱼（网眼大四寸，捕长一尺以上的大鱼，让小鱼逃走），这样，就经常有鱼鳖吃；按时进入山林砍伐（春夏是草木生长季节，不准砍伐树木，到秋冬季节，草木凋零，那时才能进入砍伐），这样就有用不完的木材。有吃不完的粮食与鱼类，又有用不完的木材，百姓养生送死就没有什么遗憾了。这就是实行王道的开始。孟子提倡王道理想。他认为实行王道首先要保证百姓生活的物质需求。要保证物质需求，就要保护生产资源与生活环境，保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几千年以来就有保护环境的传统。

人类已经成为自然界的强者，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不能与人类抗衡。人类的过度发展，逐渐地侵占了许多生物的生存空间，使它们已经灭绝或者濒临灭绝。由于它们的灭绝，破坏了生物链，破坏了生态平衡，也就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已经看到环境的变化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危害，如果不加以保护，环境就会被严重破坏，成为人类无法生存的环境，那么，人类也将会因此而灭亡。有了危机感以后，再回头看中国哲人数千年前的论述，可以得到新的启发。

中国古人的“人定胜天”，不是一味以征服自然，而是注重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同时保护自然。西方明智者早已知道，人类每一次征服自然的结果都要受到自然的报复。人类再用自己实力征服自然的报复。人与自然就长期处于这种对立状态中。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空前地发展了，受到自然的报复也就空前地严重了。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必然导致人类的灭亡。因为自然界不可能灭亡。而中国传统是要求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存，和平共处。因此，如果将中国传统的“人定胜天”理解为西方的“征服自然”、“优胜劣汰”，那么可能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可能抹杀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抹杀了东方文化的优秀成分。

人胜天，表明人类在自然界是强者。中国古人批评过“强者胜”（《淮南子·氾论训》）的说法。在人类社会，强者如果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代表社会向前发展的方向，不真正实行道德，就会遭到多数人的反抗，最后归于失败。在自然界也是一样，强者要以弱者为基础，强者如果盲目发展，不断消灭弱者；没有了弱者，强者也就不能存在了。人类如果无限制地捕杀各种动物，采集植物，最后资源枯竭，人类也就失去生存空间，有可能成为当代的恐龙，在地球上灭绝。因此，在这里人类也要遵循客观规律，保护生态平衡。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揭示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并加以利用，人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 刘禹锡：《天论上》，载《柳宗元集》第二册，443～4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四书集注》，135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3] 容肇祖辑：《王安石老子注辑本》，北京，中华书局，1979。

[4]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1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 《周易·说卦》，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十三经注疏》，27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二程集》，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8] 同上书，15页。

[9] 《二程集》，13～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 洪汉鼎：《百岁西哲寄望东方——伽达默尔访问记》，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25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