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是谈判双方在平等基础上的约定，而且在履行前和履行中，双方都会按这样的约定进行准备和行动，并对其结果及后续工作做好进一步的规划和打算。同时，合同双方又是单独的行为实体，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除了合同规定的内容外，其他行为都不受其制约和干扰。因此，双方必须严格按照合同中的约定执行，凡是没经过合同各方共同认可的改变，不论出于什么目的，都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在合同争议中也得不到支持。这一点在订立合同时要注意，在履行合同时更要时刻加以关注。

【案例11-3】 好意改变合同内容[1]

我国某土产进出口公司对新加坡出口一批红枣，国外来的信用证规定为三级品。交货时，土产公司因库存三级红枣缺货，就改成了二级货，发票上注明：二级红枣，价格照旧，即按原来三级货计价。土产公司原以为所交付的货物品级较原定的为高，而价格不变，对方不会有任何异议。但是，事实恰好与他们预料的相反，因国际市场行情不好，商品价格下跌。买方收到上述单据之后，称无法接受我方的二级货，认为土产公司违约，没有按照合同规定发货，而提出索赔要求。

案例分析：

土产公司只根据主观认识改变了供货的品级，最后遭到了指责，似乎有些吃力不讨好。但仔细思考一下，问题真的不少。从现象上来看似乎土产公司吃亏了，因为市场变化，正好被买方利用，成就了一次毁约的机会，买方占了便宜。但从长远来看，即使市场行情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土产公司这样做给买方也带来了许多不便。这次你以二级替代了三级，以后能否每次都这样做呢？显然不可能。买方不是红枣的最终需求者，他在供应商品时要求商品质量保持稳定，以及质量和价格相匹配。而这次卖方以二级品的质量代替了三级品后，买方的处理就很困难了，他作为卖方在供应中是提价还是保持原价是十分为难的问题。

【案例11-4】 双方擅自改变合同的行为[2]

1997年5月，A市商贸公司（以下简称A）与B市农业生产资料综合门市部（以下简称B）就购销建筑用钢材一事签订了书面购销合同。合同约定，A公司供应B公司的进口建筑用螺纹钢250吨，每吨价格1 600元人民币，总价款40万元，交货日期为1997年10月底，在天津港报关、商检后交货。同年10月25日，A公司从俄罗斯进口螺纹钢250吨抵达天津港后，立即通知B前来接货并支付货款。但B却以种种借口拖延，十天过去了，仍没有任何举动。为了避免支付更多的仓储费用，A于11月10日将这批钢材从港口取回，堆放在自己的露天仓库里，后被盗走了50吨，另有部分钢材生锈。由于多次催促B来提货未果，A只能通过司法途径寻求解决，要求B来提货、支付货款和违约金并赔偿损失。经过了解，B属于农业生产资料经营机构，购销钢材为超越其经营范围的行为，因此，B不敢继续执行该合同。

案例分析：

案例中，双方都没有按照合同的规定进行运作，而是擅自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了合同的要求。B是这起事故的起因人，超越自己公司的营业范围进行非法经营，企图通过倒买倒卖钢材来获取利益。等到发现问题后，又企图推卸责任，用不履行合同的约定把损失推向A，因此，不仅不合法，而且很不道德。作为A方，照例应该是受害者，如果严格按照合同进行运作的话，在发生损失时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追究B方的责任和获得赔偿。因为对B的非法经营不知情，不是同谋者，因此可以获得法律的支持。但是，经过催促无效时，A没有严格按照合同进行运作，而是自作主张把钢材从码头拉了回来，使货物受到了损失。这样反而给了B一次反悔的机会。我们可以设想，如果B知道了这样的结果后，会采取什么办法来推卸责任，又会给A造成什么损失。

案例讨论：

从以上两个案例可以进一步讨论：

1.不按照合同协商确定的内容运作会发生哪些不愿意看到的事实？

2.如果谈判时商定的措施并不合适，该如何处置呢？难道就只能遭受损失吗？

3.案例11-4中A该如何处理最为有利呢？损失一定会追回吗？还有什么更重要的注意事项？

4.针对在我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方的欺诈行为，怎样利用法律工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1] 参见白彦锋：《国际经济惯例宝典》，38页，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

[2] 参见俞里江：《合同法典型案例》，9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