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让人更加痛苦的所谓欢乐，理应果断抛弃，而让人更加快乐的所谓痛苦，也理应积极追寻。
最珍贵的东西不过就是健康。唯有健康，才值得我们花费时间、金钱，挥洒汗水、付出劳苦，不惜用生命去追寻。
我在家中无所事事之时，才摊开纸笔来创作，前前后后拼凑，大约就有了这部杂文集。有时因事外出几个月时间，写作也就此耽搁，反复如此，持续了不短的时间，经历了各种不同的时期，这部作品终于问世。现在，我绝不会因为此刻的种种想法去改动最初的原稿，若是为了让部分文章增色添彩，也会稍作改动，但并不是删几个字词。我很乐意将我的思想过程展现出来，让人们看到每一次思考是如何产生，又如何持续下去的。实际上，我早就想这么做了，我希望能看清自己的转变过程。之前，我有一位专为我做口述记录的仆人，他从我的话里偷走了好几篇文章，自以为狠捞了一笔。对于我来说，在发生这件事之后，再也不会有什么东西丢失了，这一点至少还让我堪以**。自我走上写作之路，我就整个老了七八岁，但也并非完全荒废时光，我在这慷慨的岁月中深刻体验了肠绞痛。长期同时间打交道，这不可能会一无所获。但我唯独希望，当年华为垂暮者准备礼物之时，能赐予我一份更易于接受的礼物。不过，与我从年幼时就获得的一切相比，年华献给我的礼物也绝不会可怕多少。垂暮之人所承受的苦难中，这种苦难恰恰是我最恐惧的。我三番五次地慰藉自己，想我已在人生之路上走了如此漫长的旅程，这漫漫长路上遭遇一些不快和困苦，也不足为奇；我也数次说道，是时候该上路了，该遵循外科医生的规则来动刀截肢，在健康之处切断生命之源了。若有谁不按时补偿他欠下大自然的巨额债务，大自然自会榨干他的全部血肉，要回这高利贷。然而，这也只是空话。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一直深感不适，自觉处境不妙，但也并不像立即就要撒手人寰，所以反倒让我愈加淡定从容，安之若素。我已妥协于折磨我的肠绞痛，与它达成某种协调；同时，我又找到了一些满含希望、让人欣慰的东西。人总是会很快习惯于自己的悲惨境地，所以即使条件再严苛，也不会活不下去。
米西纳斯说了这样的话：
就算失去一条手臂，患上痛风病，双腿也已残废，松动的牙齿被拔光，只要生命尚存，我也会深感满足。[1]
在对待那些麻风患者时，铁穆耳实在是太过残忍，简直无异于一种荒谬且愚蠢的人道主义：一旦他听说某个地方有麻风病患者，就立即下令处死他们，还信口雌黄地声称，这种方式是帮助他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最好方法。然而，现实中那些麻风患者无一不认为，就算患麻风病三四次，也比死了要好。
斯多葛派人安提西尼重病缠身，他痛苦地叫喊道：“谁能让我从病痛中解脱出来啊？”恰好此时，第欧根尼去探望他，听到他这句话，便递上一把匕首，说：“若是你要马上解脱的话，来，这个东西可以用。”而他马上辩驳道：“我说的是从病痛中解脱，又不是摆脱生命。”
某些痛苦仅仅只是触碰灵魂的边缘，这对我来讲，就不会同其他人那样倍感痛苦：有些源于心理态度（因为有的事情对世人来说十分可怕，唯恐避之不及，即便放弃生命也在所不惜，而对我来说就没什么影响），有些源于思想意识，这些不会对我造成直接伤害的事愚不可及；我想，我天性中最好的一部分，便是这类意识。然而，对于那些实实在在的肉体痛苦，我却十分敏感。在我朝气蓬勃的年岁，在上帝的庇护下，我只顾享受着健康、安逸和幸福，一旦我的想象中出现了疾病侵袭的画面，这种虚无的痛苦简直就会让我无法忍受，所以，实际上于我来讲，这种畏惧心理要远远多于受到伤害。这让我渐渐对一件事深信不疑：我们在生活中使用灵魂深处的绝大部分天赋时，获得的结果大多都是扰乱这份安宁，而不是促成这份安宁。
不幸的是，我同最棘手、最糟糕的疾病打上了交道。这种突然袭来的痼疾实在是太过痛苦，随时还有置人于死地的危险。我反复承受五六次这种病痛的突然发作；每一次我都默默祈祷自己尽快痊愈，就是在这一境况下，倘若灵魂可以摒弃对死亡的畏惧，摆脱医生给我们潜意识灌输的不幸、威胁和严重的后果，那么还能够寻觅到支撑和坚持下去的力量。痛苦并不至于让一颗淡然宁静的心变得疯狂绝望，它没有那么可怕和尖锐。就像我与肠绞痛的长期斗争，在这一场妥协中，至少我得到了这一益处；原本我无法同死亡妥协，同一切痛苦并存，而现在，在肠绞痛的促使下，我愈是被逼上绝路，却愈不会害怕死亡。过去，我是为了活着而严肃认真地活；这就是我对生活的理解，而这一看法被病痛推翻了；上帝的此番安排自有它的意图：倘若痛苦将我踩在脚下，那就是在催促我转变方向，朝着另一个不见得稍好的极端走去——从恐惧死亡到期盼死亡！
这最后的日子，既无所畏惧，也无所盼望。[2]
——马尔希埃
这两种情况皆为可怕的心理，但相比起来，其中一种解药比另一种更为唾手可得，更加容易。
更何况，就我看来，让我们用一种镇定自若、无所畏惧的态度来对待病痛，并对它表示出不屑和蔑视，这种说法还是彰显出做作虚伪。哲学什么时候开始对外在现象感兴趣了？哲学应该去研究心灵和思想！至于我们的身体行为和外在活动，哲学应该移交给那些喜剧演员或修辞学家去操心，这是他们的职责。哲学应该做的是，如若胆怯无法在肠胃或心房内驻留，就让痛苦从口头上怯懦地宣泄出来；这类情不自禁的抱怨，应该归于我们那些不受理性控制的自然反应，如叹气、啜泣、心跳、面色苍白等无法控制的行为。心中不再有畏惧，言语中不再有沮丧，哲学就该满足了！胳膊略微变形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思想和灵魂毫不扭曲就足够了！哲学的培育对象并不是其他什么人，而是我们自己，哲学的培育也不在于改变外在，而是改变我们的本质。
哲学要改善我们的看法，但这样就不应去控制我们的看法；在承受肠绞痛的折磨之时，必须保持正常的思维，维持灵魂的清醒状态，承受痛苦的重量，将痛苦压在身下，而不是卑微地臣服在痛苦的脚下，灵魂在斗争中预热燃烧，而不是颓废萎靡；灵魂要能够沟通交流，甚至与其的对话应抵达某一深度。
在这一关键时刻，我们还得在行为上左顾右盼，这就是残忍。倘若我们内心从容镇定，即使表情难看也无关紧要。倘若呻吟能减轻肉体的痛苦，那就任凭它去呻吟；倘若高兴时身体愿意颤动，那就随它去。倘若尖声惊叫能像驱散浓雾般赶走痛苦（医生坦言这会有助于孕妇的分娩），抑或是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摆脱烦恼，那就随他喊去。不要去控制声音，命令它该怎样，而要给它空间，允许它怎样。这一点伊壁鸠鲁不仅认同，还倡导他身边的贤者把心中的苦恼都喊出来。“角斗场上的斗士，在挥起双拳准备出击时，嘴里也不停地发出哼哈声，因为这会让全身都紧张起来，让肌肉集中所有的能量，让挥出去的拳头更加有力。”[3]痛苦本来就已经让我们忙不迭了，其他多余的规则更是无暇顾及。许多人在遭遇疾病的反复折磨时，难免都会叫苦不迭，怨声怨气，因此，我的这些话正是为他们准备的；至今为止，就算我不幸感染疾病，也依旧能保持良好的心态，不会刻意维持一种表面的矜持，这一点我并不注重；疾病让我作何反应，我就如何反应；可能是因为我遭受的痛苦并不强烈，也可能是我比常人更加坚强。当我实在难以忍受病痛的煎熬，我也会开口抱怨个不停，但不管怎样，至少我不会像这样完全失控：
他叹气，抱怨，痛苦呻吟，大声哀号，四处诉苦。[4]
——阿克西斯
当我身上的疾病发作激烈时，我也会继续考量，而这时便会发现，我还能够思考，还能开口说话，能清清楚楚地回答别人的问题，同其他时间的我没什么区别；然而，不同之处就在于，这很难持续下去，因为痛苦会时时刻刻让人分心，失去理性，无法持久地集中注意力。当别人认为我已经彻底萎靡不振了，便不会再搭理我，而这时，我就会振作起来，开始扯一些与我的疾病毫无干系的话题，同他们大谈特谈，只要我努力，就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要想让这股力量延续下去，就很难了。
西塞罗这个梦想家的福分我是一辈子都无从消受了，睡梦中，有一个女人搂住了他，而梦醒之后他竟然发现，床单上赫然地躺着他肚子里的那颗结石！而我的结石让我全然失去了对女人的兴致！在一阵剧痛后，尿道得以放松，针刺般的痛感也消失不见，我瞬间就恢复了常态，若肉体没有做出任何刺激或反应，我的灵魂便无从获知那些警报的出处，这一定得益于早期我对这种事的理性判断。
无论何种考验出现，我既不会无法辨别，也不会惊慌失措：
我的心灵早已对它们熟知——一切预测和体验都已存我心。[5]
——维吉尔
像我这种没什么经验的人，遭遇这种考验还是有些太过严厉，也太过突然，因为原先我所过的生活十分平和，十分幸福，而这就让我突然间跌入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深渊，让我措手不及。不仅仅疾病本身让人心灰意冷，最初体现在我身上的种种症状也比平常要更强烈。频繁反复的发作让我从此失去了安宁。现在的我还有个不错的精神状态，若是能持续下去，一定比其他人的状况要好很多；那些人实际上并没怎么生病，也没遭遇什么真正的痛苦，他们所感受的痛苦，只是源于自己的错误思想罢了。
自负心理会带来某种微妙的谦卑，这就正如我们很清楚自己对很多事物都一无所知，我们坦言自己对大自然赐予的某些特性和品质无从探究，也承认自己不具备挖掘其原因和探索其方法的能力。我们所说的明白的道理，就是自己真正明白的，我们也期盼自己真实而诚恳的表白能获取别人的信任。因此，寻觅奇迹或是解决怪题就实在没什么必要。我认为，那些老生常谈的东西里，就藏有许多匪夷所思的怪事，丝毫不逊色于那些奇迹和怪题。比如，让我们诞生于世的那滴精液就是一个神奇的魔怪，除了验证了祖先的相貌特征，还包含其性格上的特性。怎么会有如此之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容包含在这滴**中呢？
孙子与曾祖父相像，外甥与舅舅相像，这种纷乱复杂的相像性从何而来呢？在罗马，李必达一家有三个孩子间隔出生，注意，并非是紧挨着先后落地的，但他们却生来就有个相同之处：同一只眼睛上长了一块软骨。底比斯有一个家庭，所有的孩子自打从娘胎出来，身上就有一块标枪形状的胎记，一旦哪一个新生儿身上没有这个标记，就被视为野种。亚里士多德说，有些国家实行共妻制，父子关系的判定以容貌相似度为标准。
毫不怀疑，我的结石病是由父亲遗传而来，他就是死于这种病——**里长了一大块结石，最终疼痛而死。他发现这个病时已经六十七岁了，而在此前的大半辈子里，他从未察觉自己的胸腔、肾脏或其他部位有什么异样感；直到垂暮之年，他的身体也一直都十分硬朗，很少生病；即便是患了结石病，也还继续活了七年时间，不过，最后的这七年，他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
在他身患结石病的二十五年前，他生下了我，那时的他还十分健壮，我是他的第三个孩子。哪儿才是这种疾病隐患的藏身之地呢？那时，父亲离患上此病还有这么遥远的年岁，而我的出生所产生的影响会如此遥远深刻？我也有很多兄弟姐妹，都是同一个母亲所生，但患上这种病的人唯有我一个，为什么我在四十五岁后会罹患这种疾病？它又如何隐藏得这么天衣无缝？若有人能为我清楚地解释这一过程，我一定会对此深信不疑，像信任其他那些奇迹一样；我只希望他不要像其他人那样，冠冕堂皇地给我讲述一些比事实还古怪难懂的理论，还强迫我听信于他。
在这里，希望我的放肆能得到医生的谅解，因为历经了这场无法逃身又曲折不堪的遗传之路，我曾对医生的各种说法心生厌恶，轻蔑以对。这种对医学的轻视态度，完全是出于遗传，而不是我本身使然。我父亲的寿命为七十四岁，祖父为六十九岁，曾祖父也活了近八十个年头，他们从不吃什么药物；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所有不作为日常食用的食物，都可称作药。
我的观点在于，医学是由实验和病例创造出来的。不过，这样一个显著且又解释问题的实验要在哪儿做？我并不清楚能不能从医学史中找出这样三个人——出生于同一个家庭，不论生死都在同一所房子里发生，自始至终都坚持遵循医生的要求生活。他们应坦然承认与我站在同一边，就算不是源于理性，那至少源于运气；而就医生来看，理性要远不及运气来得重要。
如今我落得这种境地，医生千万不要威胁我或吓唬我，也不要幸灾乐祸，否则这就是不负责任地敷衍糊弄人了。因此，实际上，就我的家庭来看，所有成员都能活到那个年岁，这至少证明了我的话不是毫无道理。这种稳定性在人群中并不常见，再过十八年，这一信念也就有两百年的历史了——因为曾祖父是在1402年出生的。不过，这个实验逐渐失去了说服力和证明力，这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现在我备受折磨，但我不应承受他们的谴责：之前的四十七年我一直过得安然无恙，无病无灾，哪怕我的生命现在已走到了尽头，也算是不感遗憾了。
出于某种难以解释的天性，我的祖祖辈辈似乎都厌恶医学，我的父亲连药都不能接近。我的叔叔科雅克领主，一位教会人士，自幼孱弱多病，但也就这样顽强地活了六十七年。一次，他连续几日高烧不退，医生派人转告他的家属，说若不及时求医必会毙命（他们所指的求医，通常无异于求死）。在听到这个可怕的宣判时，这个老实人吃惊不已，但尽管如此，他也照样回答：“那就死好了。”没过多久，这份宣告就被上帝撕了个粉碎。
我家有四个兄弟，最小的是布萨盖领主，比其他兄弟年轻好几岁，也就只有他一人与医学领域常打交道。我想，这是出于他议会法院顾问的身份所致，虽然他看上去神采奕奕，但除了圣米歇尔领主外，他比其他人都早死许多年。
我想，很可能我对医学的抵制态度也是源于他们那里。但假如只有这一点原因，我会努力将其克服。因为这种天性的倾向性通常都没什么道理可言，也就难免会有不利，是一种理应消除的病态心理。既然我的这种倾向是天性使然，那么我的理性也必然会反复思考它，顺便就巩固强化它，以至形成了我现在的态度。因为药难入口而躲避或反抗医学，这一顾虑也会遭受我的谴责；我的禀性并非如此。我的观点是，为了健康，再苦的药、再难以忍受的痛苦治疗，都是有所价值的。
据伊壁鸠鲁所说，我认为，会让人更加痛苦的所谓欢乐，理应果断抛弃，而让人更加快乐的所谓痛苦，也理应积极追寻。最珍贵的东西不过就是健康。唯有健康，才值得我们花费时间、金钱，挥洒汗水、付出劳苦，不惜用生命去追寻。倘若生命没有健康，那就是不公平的，是艰苦难耐的。倘若没有健康，一切智慧、学问、美德和幸福，都会渐渐消退得无影无踪。许多哲学家对此有各种蛮横无理的说法，为了驳斥他们的观点，不妨就拿柏拉图来说，倘若他突然中风或癫痫发作，那么灵魂中的天赋即使再丰富、再高贵，也起不了任何作用。
就我看来，一切抵达健康之峰的道路都不算颠沛流离。当然，这其中我也发现一些其他表象，让我不禁心生疑惑。我并不是说医学全无道理，而是说在庞大的自然界中，有益于我们健康的东西数不胜数，应有尽有。
我所想表达的是，有些草药可以用来滋养，有的草药又是用来汲取精华；根据我的亲身体验，我得知辣根菜可以用来通气，番泻叶可以治疗便秘；像这类的经验之谈我还懂得很多，比如羊肉可以让人强健，酒能活血通脉；梭伦称食物也是一种药剂，治疗的是饥饿症。我坦言承认我们利用大自然神奇的价值，也毫不怀疑万事万物对我们的有益性。我看见燕子自由自在地飞翔，白斑狗鱼兴高采烈地畅游。让我们产生怀疑的，是我们脑海中的新创造，现实中的新发明。为了这些，我们遗忘了自然界的界限和节制，遗忘了我们应遵守的自然规则。
现在我们所遵循的司法，是古代所有律法延传至今而成的一个大杂烩，但常被不合理、不正确地运用；那些对司法心生不满和不屑一顾的人，并不敢直接顶撞这一崇高的品德，而是对这种神圣的亵渎和滥用大加斥责；同理，我会尊重医学这一崇高的学术，敬重它救人治病的宗旨，以及它给予人类重生的希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所见到的医学的运用，实在是无法苟同。
第一点，我的经验导致我不自觉地恐惧医学，因为据我过去的所见所闻，凡是进入医生治疗范围内的病人，都是先得病的人后痊愈。事实上，过分地谨遵医嘱对恢复健康没什么好处。许多医生并不仅仅满足于随意摆布病人，还试图让健康的人也患病，以便落入他的掌心之中，最好一直逃不出去。所以他们才总说这样一句话，常年健康之人必得重病。我就是个常常生病的人；我认为，他们若是不搭理我，我的病也不会多么难熬（我几乎已经尝试了所有的办法），很快也能痊愈；我也不需要他们给我开什么药方。我同其他健康的人一样自由，不必给自己限制种种规矩，唯一就只有习惯和心情需要注意。我在什么地方都能生存。即便是生病，也不需要比平常多加什么特殊照顾。身边没有医师，没有药物，没有治疗，我也不会恐慌——就我所知，大多数人拥有这些以后反倒比生了病还要焦虑。难道说，见到一个医生身体健康、长寿，就认为他们必定也医术高明？
在最初的几个世纪，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存在医学这种东西，而那也是最幸福、最美满的世纪；即便是当下，世界上还有十分之一的土地不存在医学，这些领土上的国家并不知道何为医学，而那儿的居住民也比我们这些人更加长寿健康；在我们这群人当中，活得最快乐、最自由的，就是最普通的老百姓。罗马人接触医学是在六百年后，而在他们尝试过以后，又在监察官加图的力量下，将它驱逐出了他们的领域；加图称，没有医学他也照样活得很好；加图活了整整八十五年，而他在指导妻子长寿之时，并非说不服药，而是指不向医生求助——一切对生命有益的东西都是良药。
普鲁塔克告诉我们，加图用以维持全家人身体健康的原料似乎是兔肉；据普林尼说，阿尔凯迪亚人治疗所有疾病的工具是牛奶。希罗多德说，利比亚人盛行这样一种风俗，小孩一旦年满四周岁，就要用火炙他的头顶以及太阳穴上的血管，以此来彻底隔断伤风感冒的扩散通道。这个民族的所有成员一旦遭遇疾病，一律都用酒来治疗，挑选出最烈性的酒，将藏红花和许多辛香作料掺入其中，这一疗法屡试不爽。
说白了，这形形色色的药方，实际上换了谁都能用草药来完成——所有的目的与效果无外乎就在于洗胃涤肠。
我并不清楚这些药方是否真如他们所说如此灵验，我们的身体是否也像酒一样，依靠酒渣才能储存下去，是不是必须存留一定量的废物残渣才能健康。有一个随处可见的现象，许多健康的人因某些刺激或损伤而不慎呕吐、腹泻，因此他们就坚持一定要将自己的肠胃彻彻底底清洗一遍，实际上这只会使疾病恶化，让身体变得更糟糕。近来，我从柏拉图的伟大著作中看到这样的话，他说人体有三大运动，其中催泻是最不利于身体的运动，除非你完全疯了，否则不到不得已的情况千万不能那样做。背道而行只会引来疾病，扰乱身体的平衡。若是我们不幸患病，应缓慢地引导自己以缓解病况，逐渐恢复健康。若是抓起一把药物朝疾病狂轰滥炸一通，这显然不利于健康，因为这就导致身体内部失衡，引发内在的种种冲突，身体无法把握住药效的功力和深度，那些有损健康的成分就开始伺机作乱。
我们应遵循自然法则，那些对跳蚤和鼹鼠适用的法则，人也同样适用；而跳蚤和鼹鼠甘愿在自然秩序的支配下生存，人也要有同样的耐性。高声疾呼毫无作用，除了喊哑了嗓子以外，根本不会促进秩序。秩序是不讲情面的，它高高在上地俯视着一切。我们心中的失望、恐惧或沮丧，只会令它反感不已，延后它的帮助作用，而并不是推动它的有益性。无论是抵达疾病，还是通往健康，它都有自己的旅程，它不会执法不公，不会做出任何让一方受损又让另一方获利的事，否则还有何秩序可言。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跟随它而去吧！跟随它的人，秩序会带领他们前进，不跟它走的人，秩序会强迫他们前进，甚至连他们的怒火、医学，以及所有的一切，都逃不过秩序的手掌。与其清洗你的肠胃，还不及清洗你的头脑来得有意义。
有一个斯巴达人被人问道，他的长寿秘诀是什么。他回答说：“对医学一无所知。”阿德里安皇帝在弥留之际也不断地高呼，那群医生是杀害他的罪魁祸首。
一位拙劣的角斗士后来成了一名医生，对此，第欧根尼告诉他：“你的选择是对的，要坚持，要勇敢；过去别人欺压你，撂倒你，现在你翻身了，去撂倒他们吧！”
不过，就尼科克莱斯的话来看，医生算是幸运的了，他们的成功被阳光照耀得烁烁生辉，他们的失败被大地隐瞒得天衣无缝；此外，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被他们拿来谋利，一旦自然命运或其他无数复杂外因在我们身上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体现出良好的结果，医生就用他的特权将一切功劳归为己有。只要一个病人躺在医生的治疗室里，那么，他身上显现出的所有好转，都可以被算作医生的功劳。我与其他许多人在生病以后也不会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即便如此，当我们因为种种缘由而痊愈之际，医生还会费尽心思盗取些成果算作自己的贡献；一旦遇上什么糟糕的事，他们则会避之不及，若病人怪罪于他，他也只会矢口否认，将所有责任通通推卸给病人，摆出种种荒谬可笑的理由。总之，就算只是一个念头、一个眼神、一句感慨，都能成为他们冠冕堂皇的借口。
倘若他们愿意，在病人病情恶化之时，他们也会伺机插手一套万无一失的手段，以此来为自己增光添彩：他给病人服药之后，病人的寒热不断升高，而他则拍着胸脯向我们保证，要是没有他的这剂药方，病情不知道会多严重。一个浑身发冷的病人，被他们折腾得天天发热，他们还说，要是没有他们这个人只会高烧不退。可想而知，连病人的坏事都能被他们变成自己的好事，这医生的工作又怎会不受欢迎呢。这种做法完全可以在病人身上建立起对他们的信任。你想啊，想让人相信如此难以置信的事情，不建立一种完全彻底的信任，又如何做到？
这话柏拉图说得够实在，医生之所以具备说谎的自由权利，正是因为他们那虚伪空洞的承诺，正是决定我们是否获救的唯一要素。
伟大的作家伊索出类拔萃，才华非凡，但是真正赏识其才情之人却寥寥无几；对待那些已经被病魔折磨得可怜兮兮的患者，医生如何肆意作为——他描绘得非常幽默风趣：医生询问一位病人，他所开出的药剂疗效怎样，病人回答道：“我冒了一身的汗。”医生说：“好。”第二次，医生又问他，身体恢复得如何了，他说：“我浑身发冷，感觉冷得厉害。”医生说：“那好。”等到第三次，医生再次问他的病情怎样了，他说道：“我觉得自己像患了水肿病一样，感觉浑身都是浮肿的。”结果医生还是这样说：“这下更好了。”这位病人的仆人前来探望，主人对他说：“朋友，医生说我很好，好是很好，但我就要在这好上丧命了。”
埃及有这样一条法律：病人来向医生求助，前三天一切结果病人自负，三天之后，医生才担当全部责任；在埃斯科拉庇俄斯这位医学之神的救助下，海伦起死回生，而后遭受雷殛，
万能的众神之父，看到已到达阴间的死人又返回阳间，十分生气，大发雷霆，便用雷电轰击这一神奇医学的奠基人，将阿波罗之子驱往冥河边缘。[6]
——维吉尔
而他的追随者将活人送进地狱，这样的举止却获得赦免，这是哪门子道理？
尼科克莱斯曾经听到一名医生向他吹嘘，说无论是谁，见到他的高明医术无不肃然起敬。对此，尼科克莱斯说：“一个人害死了那么多人还怡然自得，谁见了还不肃然起敬啊。”倘若我也属于这一行业的一分子，我会塑造一套更神秘、更神圣的医术；最初的时候，他们做得还不错，但遗憾的是，没有人做到了善始善终。神鬼被赋予医学创始人的身份，用一种怪异特殊的说法，一种怪异特殊的写法，这的确是个高明的开头。
正如一位医生为病人开的药方上写着，“服用体内无血、背负房屋、于草地爬行的大地之子”[7]。
——西塞罗
从医学的工作，以及其他所有虚无缥缈、稀奇古怪的工作来看，这也是一项规则。要使得药物有效地发挥疗效，首先必须要求病人充满信心和希望。至今他们仍旧死抱这条规则不放；对于那些盲目信任医生的病人来说，再经验丰富的陌生医生，也比最无知的熟悉者要医术高明。
医生所使用的药物，绝大多数都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乌龟的左爪，壁虎的尿液，大象的粪便，鼹鼠的肝脏，白鸽右翼下的血液；要是碰上我们这类肠绞痛患者（他们实际上根本不在意我们的痛苦），就给我们开些老鼠屎粉末或其他怪异的东西，像变魔法一样拿出这些来，看上去完全没什么科学依据。我还没提到有些药物必须按照单数服用，一年中某些节日或特殊日期的疗效还不同，方子中草药采摘的不同时间，以及他们呆滞的眼球，小心翼翼的举止，恐怕普林尼也要大加嘲笑一番。不过，我要表明的是，继这个还不错的开端之后，他们没能继续坚持到底，这就加强了他们行列和诊疗的宗教意义和神秘性，将非同道之人统统隔离开来，埃斯科拉庇俄斯的秘密仪式也不得参加。
这一错误就引发了他们的种种缺点：态度不坚决，做事不果断，证据不充分，武断猜疑，态度生硬地对待不同观点，满心怨恨、嫉妒，充满私人情绪；所有缺点都**在外，一览无遗；在这种情况下，还毫不担忧地将自己交付于他们，这与瞎子有什么区别啊。你们没有看见吗，那些医生在看到同行的药方时，哪一个不是要将其剔除几味或再添加几味？他们的这一做法就完全泄漏了动机：他们对自己名声和收益的重视，要远远超过对病人的重视。最聪明的医生所提倡的做法是，由一名医生负责治疗一名病人。因为，若是这位医生治疗效果不佳，那么他的错误不至于影响到整个医学界的名声；反之，倘若他恰好大获成功，荣耀不仅是他自己的，也会为医学界增光添彩；一旦医生越来越多，这必然会让病人遭受的损害比获得的益处更多。若是古代名医永远都各持己见，他们绝对乐坏了，只有饱读医书的人才清楚这一点，而他们之间互相矛盾的诊断观点，相互攻讦的做法，绝不会在百姓面前透露出一丁点儿来。
不管愿不愿意，来看看古人在医学方面的激烈辩论吧。希罗菲勒斯的观点是，所有疾病的起因都在于人的体液当中，对此，埃勒西斯特勒塔斯所持的观点是在动脉血管；而阿斯克勒庇亚德斯则主张存在于毛孔间流动的看不见的原子；阿尔克米昂则坚持是体力的缺乏或过盛；戴奥克利兹则认为源于身体内各元素的失衡，以及人体呼入的空气质量；斯特拉托认为是人类食用的物品太过丰富，由我们进食的那些腐烂和生的食物引起的；希波克勒蒂兹则认为神灵才是疾病的源头。
对这件事唏嘘不已的还有一个朋友，这个人他们比我还要熟悉，在世上所有实用性学科中，直接关系到我们生存健康的就是医学，它的重要性无须多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它也是最混乱无章、最不具确定性、最变化多端的学科。若是将太阳的高度测量错了，又或者点错了某个天文学测算的小数点，这并不会酿成大祸；然而，因为医学与人类的身体息息相关，所以若是我们跟随它的转向随风摇摆，这一点也不明智。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与医学相关的传闻并不多见，医学之所以后来得到尊重，完全依靠希波克勒蒂兹的努力。之后，克里西波斯将他创造的一切彻底推翻；再往后，亚里士多德的孙子埃勒西斯特勒塔斯又对克里西波斯的论点大加驳斥。在这些人之后又有了经验派，他们对待医学的做法完全不同于古人。当经验派的威信开始下降时，希罗菲勒斯开创了一种新医学，又被阿斯克勒庇亚德斯打倒，消灭干净。接着又有泰米森的学说风行一时；以后又有穆萨的学说；再后来是韦克修斯·维伦兹的学说，他是与梅瑟莱娜有深交的名医；医学王国毁在尼禄时代的塔萨吕斯手中，他对流传到他这个时代的一切都加以抨击，他自己的学说又被马赛的克里那斯推翻，他重新按照星辰活动和星历表调整医学活动，要人依据月亮和水星的活动时间来安排睡觉和饮食。他的地位不久又被同一座城市的另一名医生夏里纽斯代替。后者不但反对古代医学，还反对已流行几世纪的公共热水浴室。他要大家即使在冬天也洗冷水浴，把病人放进天然泉水中去。普林尼时代尚未来临之前，行医者当中还没有一个是罗马人；就像现在法国的行医者都是拉丁族人，那时候，行医的也都只是些希腊人或其他国家的外来人。正如一名大医师所说，对于那些我们所熟知的医学，我们采集的草药，我们自己并不愿甘心接受。但是，倘若那些自己有医生的国家给我们送上愈疮木、菝葜、桐树根，不妨换个角度思考一下，我们国家的香芹或白菜是否也会因为充满异域风情、物以稀为贵而备受欢迎呢？历经千辛万苦，这些东西才长途跋涉地来到我们这里，还有谁会轻视它？
古时候的医学就已如此曲折颠簸，时至今日尚且还不知会有多少的改变，就如当代帕拉塞尔修斯、菲奥拉凡蒂和阿尔金特里厄斯所做的那样，时常会有彻底且全面的改革。他们改革的对象并不是某个药方，而是——像别人告诉我的——整个医学领域的组织和管理，谴责过去的行医者那些行骗或无知的行为。好好想一想，那些可怜的患者究竟都处在什么样的境遇中！
他们若是犯了什么错误，也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不会从中受益，也不会蒙受损失；倘若他们给我们这样的承诺，倒不妨在不承担失去一切的风险下试试会获得什么益处。
有一则伊索寓言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买下一名摩尔奴仆，而摩尔人的天然肤色却被认为是遭受先前主人的虐待所形成的，于是这位新主人叫人在浴盆里放满药水，让这个摩尔人清洗了很多遍；然而，他皮肤的这种褐色一丁点也没有变淡，反而失去了原本健康的光泽。医生在医死病人后互相抱怨、推脱责任的现象，我们不知目睹过多少！这让我想起了，我家临近的城市在几年前曾席卷过一场极其危险的流行病，这种病存在致命性的危险；成千上万的人被这场疾病卷走了性命，而当它过去以后，当地一位最有名的医生发表了一本谈及这场流行病的书。在书中他说道，居民应该改变放血的习惯，声称这一旧习正是导致这种疾病风暴的祸根之一。另外，其他那些著作医书的作者们都声明，任何一种药物都无一例外地含有有害物质，若这些治病的药都对人体有害，更何况那些不论缘由就服用药物的事例。
就我看来，那些厌恶药剂的人，若是在某个不恰当的时机违心地服用药物，即便没出什么大事，也难免会埋下许多危险隐患；我认为，这无异于给予一个急需休息的病人强烈的冲击，只会让他的体质更弱。此外，因为许多疾病都是由一些微小且难以捉摸的因素引发的，所以，若是在吞服药物时稍有差错，就会给我们带来不小的损害。
对每个人来说，医生的误诊或失算，无疑是一种危险的错误，是十分糟糕的事，因为医生很容易一错再错；正确的对症下药需要建立在各种症状、情绪、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之上；他必须准确地掌握病人的性情禀性、性格嗜好、行为风格、念想和希望，还必须了解外部条件、空气、自然、时间、星辰位置及其影响；他还要仔细诊断疾病的发作起因、发展趋势和征兆表现；要清楚地了解药的剂量、用途、效力、出产地及出产时间、外观；他还要善于平衡调节这些因素，以便能够最完美地发挥效用。倘若他稍有参差，在某一点上有所失策，就足够让我们承担风险了。上帝很清楚，要完成这所有事情会有多困难，既然每一种疾病都有那么多种症候，你又如何保证自己能分清每种病的典型症候？单单一项尿液分析，他们就会得出多少种结果，又会产生多少争论！人们总是看见他们不停地争论，讲起各自对疾病的认知便永无休止，这又从何而来？他们甚至常常把貂说成狐狸，这种低级的错误我们从何而谈原谅？每次当我染上什么疑难杂症时，就从来没有三位医生的诊断是一致的。
在这里，我更愿意讲述一些颇有感触的事例。近来，巴黎有一位贵族在接受了医生的诊疗后，决定谨遵医嘱动了手术，而**里哪有什么结石，完全同掌心一样光滑干净。
那儿还有我的一位好朋友，是一名主教。他找了许多医生为他看病，大多数都劝他动手术，以取出结石，我信了那些人的话，也开始劝他。后来，在他逝世后，经解剖发现，他仅仅是腰上有些问题。结石是用手就能摸到的，这种误诊完全没有可以原谅的余地。相比之下，外科显然要靠谱得多，因为无论是哪种检查，都是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部位。医生并没有利用各种器械来观察脑部、肝脏或肺部，因此也就少有个人的推测和臆断。
医学上的许多保证实在很难让人信任。医生们经常会面对两种完全相反的病情急需处理，而这相互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比如肝火太旺、胃寒过重；他们就拿来药方，然后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这个药是去肝火的，那个药是暖胃的；这个药直接经过肾脏，甚至直达**，在这一输送过程中不分散任何药力，即便沿途遭遇阻碍也不会遗失药性，直到抵达它应发挥效力的部位，它才会展示出威力来，而那个药是保持脑部清爽干燥的，还有一剂药是滋润肺部、使两肺保持湿润的。用这各种各样的原料制成的混合型药物，指望药物中各个原料的药性还能分头行动，去寻找各自的归属地，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我甚至还禁不住担心，这些药性会不会跑错了地方，搅乱了身体原本的平衡性，或者是混淆得乱七八糟，完全失去了效力？在这种不断流动的混乱状态下，谁能保证每种效力不会互相抵触，甚至相互损害，形成更大的危害性？另外还有一点，这份药方的配制还得由另一名药剂师来完成，这岂不是将我们的生命再次交入别人的手中？
在着装穿戴方面，我们拥有专门的裁缝师和鞋匠，他们的技术更专业，做工也更精致、省时，每个人各司其职，不像服装师傅什么活都揽，所以，我们更乐意选用他们那周到的服务；有许多大户人家十分重视饮食，所以也会雇佣厨艺超群的大厨师为他们烹饪，同样也是各色技艺应有尽有，烤肉师傅负责烤肉，蒸肉师傅负责蒸肉，要是只雇一位什么都能做的师傅，他必然没有自己的特色绝活。同理，在医学领域里，埃及是不承认包揽所有疾病的万能医生的，他们把医疗分为不同的科是十分合理的做法；针对不同的身体部位，针对不同的病，他们都有各自专门负责的医生，每个医生只擅长于自己的科目，治疗当然也就更专业内行，误诊则更少了。医生们并没明白，什么都会治的人，实际上就是什么都治不了的庸人，人体这个世界虽小，却有大学问，就他这一个人，怎么可能全面通透地掌握一切！一位患了痢疾的朋友去求医，医生要治疗他的痢疾，却又怕引发高烧，结果这位朋友硬生生地被折腾得丧了命，即便有再多的医生，也抵不上这位朋友的性命。他们不把重点放在眼下的病情上，却盲目地去猜测去推断病况；想治愈头脑的问题，又担心对胃部造成损伤，就胡乱开药，仅凭臆想去用药，结果胃也坏了，脑袋还更糟糕了。
从理性上来看，这门学科所表现出的软弱性和不稳定性，比任何学科都要严重。打个比方：对结石病患者来说，经常食用润肠的食物是有好处的，它可以适当扩大食道，推动形成结石的黏稠物，带走肾脏内的沉淀物及硬化物。但同样也可以说，结石病患者食用润肠的食品是不利的，它可以扩大肠胃道，推动形成结石的黏稠物，而这些物质就更容易被肾脏吸收，那些被推动过来的黏稠物就更容易被储留在这里；另外，若是遇到某些体积较大的食物难以通过肠胃道，它就必须排出，而黏稠物又会将其送入狭窄的血管，就会引发血管堵塞，这必然导致一种极其痛苦的死亡。
他们采用了同一种坚定态度，来劝诫人们采用何种生活制度：“多排小便对人体是有益的，因为根据经验我们得知，水分长期留在腹部，就会让排泄物排出，这就导致了肾脏内极易形成结石。不频繁小便对人体是有益的，因为若要排出尿液中沉积的废物，就不得不用力，据经验我们知道，河道会被急流冲刷得干干净净，这一点是缓流无法做到的。同理，多行**是有益处的，因为这会让排泄器官打开出口，让尿沙和结石得以排出去；多行**是有害的，因为这会让肾脏持续释放热量，极易导致衰弱或疲劳的状态。泡热水澡是有益处的，这会让一部分尿沙和结石变得软化，松动，易于排出；泡热水澡是有害的，因为这种来自于外部的持续热量，会让滞留在肾脏内的黏稠物加速硬化，促进结石的形成。泡温泉的人少吃晚餐是有益的，这样的话，他在次日清晨饮水时，几乎空无一物的胃部能更好地吸收水分，若是午餐也吃得少则更有益处，因为水分就可以完全发挥它的作用，沐浴之后胃部的负担也不会突然加大，胃在夜间也就更容易完成消化，白天再多的身体和精神活动，也比不上夜间的消化作用。”
从以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翻来覆去地颠倒事理，企图叫我们相信他们；就这些事理来看，任何一条我都能从中找出背道而驰的一面来。
不过，也没必要在他们背后指手画脚，反正他们自己本就不明不白，只是任凭感觉的指引，到哪一步算是哪一步，这也算情有可原。
过去我屡次外出，基督教国度的温泉站我几乎都走遍了，最后也开始尝试温泉浴。通常，我还是相信沐浴对健康是有益的；过去几乎所有的国家，现在也有很多国家的人每天都沐浴，但时至今日，这一习惯已渐渐消失，我想，这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我们的健康。我始终都认为，每天蓬头垢面、四肢不洁，这实在是有失颜面。
说到矿泉水，首先我要申明一点，我并没有天生就厌恶它的味道；其次我要说，它是一种源于自然的单纯的资源，不管有没有益处，至少是无害的；饮用矿泉水的人群极其庞大且遍布各行各业，这一点足以证明以上的论述。即便我没见过它发挥什么神奇的效果，但我也没听说它让谁加重了病情，温泉站曾有个说法沸沸扬扬，出于好奇，我也做过一番仔细的调查研究，后来发现这纯粹是一些胡编乱造，人天生就对自己渴望的希冀有种莫名的信任感。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出于恶意地否认矿泉水的一些好处，如促进消化，增大食欲，振奋精神等。除非人本身就已虚弱不堪，我奉劝你一句，这种情况下最好别那样做。矿泉水自然不能将一座倒塌的大厦重新扶起来，但若是有所倾斜，它还是可以给予支撑的力量，防止进一步恶化出现。
通常，风景优美的地方才会设有温泉，若是前去享受温泉的人本就极其虚弱，无法加入疗养者的队伍中散步或锻炼，那他的确无法从中受益，至少很难获得最可靠、最好的那部分疗效。出于这一原因，迄今为止我所选择的疗养地，都是一些景色宜人、环境舒适、饮食丰富、伴侣融洽的温泉站，比如像法国的巴涅埃尔温泉，最常去的还是德国和洛林交界处的勃隆皮埃尔温泉，瑞士的巴登温泉，托斯卡纳的卢卡温泉，主要还是德拉维拉温泉，我在不同的季节分别去过好几次。
至于温泉地的风俗习惯，温泉疗法的规则和规定，每个国家都不尽相同，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看法；据我的经验之谈，我觉得它们都是大同小异的。德国人从不喝矿泉水，他们一旦生病，不论是什么病，都会将自己整天泡在水里，像个青蛙一样。意大利人则要坚持喝九天的水，三十天以上的沐浴，饮用的矿泉水中通常还会掺入某些药物以加强疗效。法国的医生要求我们用散步的方式吸收矿泉水；其他时候要一直待在**，在**喝水，喝完以后也不能下床，这样能让手脚和胃部始终保暖。德国人的做法则更为不同，他们常常在浴池中拔火罐和放血；意大利人也有一套自己的沐浴法，用管道将热水引进浴室，然后冲洗自己的头部、胃部，或其他有需要的身体部位。一个月为一个疗程，一天两次，早晚各一小时。其他不同的地方还有各不相同的疗法和习俗；更精确地来说，每个地方都是不同的。
我仅仅只认同医学中的这部分疗法，其他的姑且不论；不过，即便它最不虚假做作，但也难免同其他的医学疗法一样，充满了不稳定性和混乱性。
无论是什么话题，诗人都要将其蒙上一层夸张的美丽面纱，以下两首讽刺诗足以证明：
昨天，阿尔贡触碰了乔维斯的神像，虽然神像是大理石制成的，但也阻挡不了医生的威力！你看，虽然他是石头做的神，今天大家还是从老庙中把他抬了出来，埋进了土里。[8]
——奥索尼乌斯
第二首诗是：
昨天，安特拉哥拉斯兴高采烈地同我们一起沐浴，还兴致勃勃地一起吃饭；今天早晨，他就被发现猝死家中，福斯蒂纽斯，你要追究他猝然死亡的原因吗？因为他的梦中出现了赫莫克勒蒂兹大夫。[9]
——马尔希埃
提及此处，我记起来还有什么其他的故事。我们故乡的山脚下有一块大面积的封地，这块地叫作拉翁坦。夏洛斯的德·科班纳男爵和我，对这块地都拥有使用权。这块土地上的居住民是从安格鲁涅山谷迁徙而来的。他们的服饰特色和风俗习惯与众不同，也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代代相传的风情和族规也极具特色，对于祖上的遗训，他们本本分分地谨遵其行，绝不屈从于别处的管束。这个小地方的生活简单幸福，民风古朴，压根不需要附近的法官劳神费心，也不需要有什么律师前来提点或劝诫；不需要找一个外地人来处理纠纷，也从没有任何一个居民被迫沦落到乞讨的境地。他们从不与外界联姻或做生意，以此维护他们自己的民风。直至有一个人破坏了这一切——据说父辈那一带还对他这件事情耿耿于怀——那位村民偶然心血**，想要飞黄腾达，命令他的儿子学习法律，去相邻的城镇注册入学，最终让他当上了村里所谓的公证人——体面的法律人士。而当这个人的地位日渐增长时，便开始看不起家乡的旧风俗，不断地向居民们灌输说外面的世界有多繁华多美好。起初，他的一名同乡只是丢失了一头羊，他就一个劲地劝他去大城镇，去找大法官来为他评断；就这样，他从这件事一直说到那件事，最终把一切都弄砸了。
在这件败坏风气的事情发生之后，据说又发生了一件更严重的事。有一位外来的医生，有意要迎娶村里一名少女，婚后还落户于此。自此时起，他开始教人们认识心脏、肝胆、大肠的位置，并向他们解释感冒、发烧、脓肿等医学名词的含义，让他们接触这些原本遥不可及的知识。从前，他们只懂得用大蒜来治疗百病，不管多么难以下咽，那都是祛病的良方，而现在，医生让他们服用奇怪的复合药剂对付伤风感冒，利用他们的身体蒙蔽他们，甚至利用他们的生命来大作交易。这些居民们发誓说，自从这个医生来了以后，他们才开始觉得饮酒过度有害健康，黄昏的湿气会让人头重脚轻，秋季的风比春季的风有害；也是自打他们开始服用药剂时，才觉得自己的精力大大减弱，浑身都是各种各样的怪病，寿命也大打折扣。我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如此。
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是，在我患上结石症之前，许多人都十分重视羊血，甚至将它视为几个世纪以来上天赐予我们的吗哪，认为有了它，人类的生命才得以延续；许多智者在谈起羊血时，也不断地称赞其为包治百病的万灵之药，是神奇的灵丹妙药；而就我而言，我也认为，人生难免会遭遇种种厄运和不测，所以年轻力壮之时，也愿意随身携带一个护身符，于是，我便下令家中依据书中的方法去养一只羊。盛夏之时，将它隔离开来，只让它进食增大食欲的青草和白葡萄酒。杀羊的当天我恰好赶回家中，仆人跑来对我说，厨子发现羊胃中赫然呈现出两三只大球，被胃里的分泌液和食物紧紧地包裹起来。我十分震惊，便叫人带我去看看那羊的内脏，亲自解剖给我看。他从中取出了三大块结石，表面上又粗又硬，但拿起来却轻如海绵，仿佛是空心的一般；有一块同滚石一样圆溜溜的，还有两块不圆的仿佛还在生长中。我询问了那些常常解剖动物的人，得知这类事情并不寻常。它体内的结石同我们人类的极其类似；倘若果真如此，那还能期望一头死于结石症的动物之血能够治愈一个结石病患者？若是硬要说血液不会受其感染，不会对疗效产生影响，那还不如直接说，身体各个器官能在相互作用的情况下生成新物质；虽然人体各个器官的功效有大有小，相互间的作用也十分复杂，但人的身体始终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可知，这头羊身上也可能含有形成结石的某些因素。我热衷于这类实验并非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出于对未来的恐惧。只是因为我自己以及其他许多的家庭中，女主人难免都存有形形色色的小药丸，随时准备用同一种药剂来对付几十种不同的病。她们从未检验过药丸的功效，而一旦哪天发挥了效力，便禁不住得意一番。
不过，我对于医生的敬重，并非是像箴言[10]说的那样有求于他（这位哲学家的这本著作里还提到一个反例，谴责阿萨国王[11]在死前向医生求助，而不是去求助于神灵），而是在于他们的为人——我见过的许多医生都是令人尊敬的正人君子。我之所以不满，不在于他们本身，而是在于他们的工作：即便他们时常利用我们的无知和愚蠢来谋利，这也不值得大加斥责，每个人几乎都是如此。比医生更好或更坏的职业大有人做，而其存在的基础本就是群众的迷信和愚昧。我不幸患了病，恰巧他们近在咫尺，他们听到我的呼唤，便走过来陪伴我，服侍我，而后接受我提供的报酬。他们在我的要求下，将我严严实实地裹起来，让我能发热出汗。他们可以让我喝莴笋或洋葱汤，也可以要求我饮用白葡萄酒或红酒，只要是对我的胃没什么影响，与我的习惯也不相冲突的事，他们都可以试着做。
我很清楚，对他们来讲这算不上什么事，因为苦涩、辛辣这种怪异的味道，才是药物固有的属性。斯巴达人一旦生病，利库尔戈斯就命令他们饮酒。原因何在？这是因为斯巴达人本就滴酒不沾，以此来保持健康的身心，这就正如我的一位贵族邻居，他生性厌恶酒味，倘若在他发烧生病时，酒就能十分有效地治疗他的寒热。
我们看到，他们的队列中有很多人与我们的想法相同。他们过得自由自在，完全不去遵循他们给我们的那些劝诫来生活，更不愿意用药物治疗自己的疾病。难道这还不够说明，他们完全是在利用我们的无知和单纯吗？我们的身体和生命又不比他们高贵，倘若他们并不知晓这些治疗的虚假，他们没有理由不去照做。
我们如此盲目无知，因为我们对死亡充满了恐惧，对恐怖和疾病极为不耐烦，对痊愈和健康充满了期盼；就在这种纯粹的怯懦之下，我们的信仰变得软弱无力，任人摆布。
医学被多数人接受，但并不被他们信任。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像你们一样抱怨，对医学议论纷纷；然而最终他们还是会说：“不这样的话，我们又能怎样呢？”好像耐性还不如急性更加有效。
许多被束缚的人默认了自己的可悲，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被别人骗来骗去。只要有人信誓旦旦地保证可以让他痊愈，他就不由自主地任他宰割。
在巴比伦，人们把病人抬出来让路人察看；每个市民都是医生，出于一种情谊和人道主义，每一个路人都会上前询问一番，依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提出宝贵的医疗建议。我们的做法也极其类似。
若是针对一个头脑简单的女士，咒语或护身符之说就屡试不爽了；如果要我接受的话，以我的性情，我想我更愿意接受这种疗法，因为至少不必担心它会对我造成什么伤害。
据荷马和柏拉图的说法，埃及的每个人都是医生，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能用这种说法；每个人都禁不住吹嘘自己手握秘方，试图在邻里身上试一试它的效力。
某一日，我同大家在一起时，有一位可怜的同命人带来一个消息，说有一种神奇的药丸由上百种材料制成，可以带来意料之外的令人惊喜的舒适。这种轰击，怕是连岩石也经不起吧？然而，之后听那些试用过的人说，就连最小块的结石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在结束本章之前，我还要讲述一件事，他们向我提供了许多进行过的试验，试图以此证明他们的药物有多可靠。在我看来，大多数药物——至少三分之二——其疗效都取决于草药的内在效力或精华成分；而真正的精华只有使用后才能得知其功效；这种本质原因并非是靠理智就能得来的。
医生说，魔鬼为许多证明提供了灵感，这点我还是乐于接受的（因为我不愿与奇迹扯上关系）；同样，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发现某些物品具有不同寻常的新用途：比如用来御寒的羊毛制成的衣物，它还具备干燥作用，对脚跟皲裂的治疗十分有效。还有我们食用的辣根菜，它能刺激人的食欲，具有开胃作用。盖伦说有一位麻风症患者是喝酒治好的，因为有一条蝮蛇钻进了那个酒桶里。这些事例可以让我们看到与那种实验类似的做法，医生也坦言动物给了他们不少启迪。至于其他的众多经验，他们则声称完全是源于偶然机缘的指引，我认为进步的这种说法实在是不可思议。在我的想象中，周围一切的植物、动物、金属等等，都被人们尽收眼底，时刻关注。我不知道他从何处着手进行他的实验。当人们因为驼鹿的角首次展开遐想时，这种信任度必定是不深刻也不稳定的，所以这并没有让他的第二步工作变得容易多少。面对数不尽的形形色色的病、各式各样的环境，在人们对自己的经验深信不疑之前，人就拿自己的感知觉没办法了；在眼花缭乱的事物中，他要找出哪个是鹿角，在成千上万种疾病中，要找出那种是癫痫；在无法言语的众多感情中，要找出何种是忧郁；在变化莫测的季节中，要找出哪个是冬天；在众多复杂的民族中，要找出哪个是法兰西；在这么多的年纪中要找出哪个年纪是老年；在高深莫测的天体运行中要找出金星与土星的会合；在大大小小的身体部位中找出哪个部位是手指；这一切都不依靠任何论证、猜测、举例或者神的指引，而仅仅受命运的指引，并且这一命运还是完全人为的、有条有理且由浅入深的。
一个人的疾病若是突然痊愈，又如何判断究竟是疾病走到了尽头，还是出于偶然的机缘，或者是他那天吃了什么、碰了什么，甚至是他的祖母的祈祷终于见效？除此之外，一旦这一证明完美无缺，它所做的证明又能反复进行几次？让这些偶然机缘，这些不确定性拼凑在一起，组成一条长龙，从中得出一条规律？
那么，当这条规律得出后，又由谁来记录呢？在数百万人中，负责记录他们的实验的也就只有三个。而命运是否能在适当的机缘下与其中一个相会？倘若有其他的某个人甚至是上百人做了相反的实验，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倘若我们得知全部人类的判断和推理，可能还会看到希望的曙光。然而，就只让三名医生和三个证人来做出判断，为整个人类订立规则，这是从何而来的道理：除非让最广泛、最神圣的人性来做出选择，选择他们，推举他们，郑重地宣布他们作为全部人类的代言者。
致德·杜拉夫人[12]
夫人，您近来探望我时，我正提笔于此处。因为终有一天这本拙作会落入您的手中，我诚恳地期望它能够证明您给予作者的恩惠让他十分感激，并且感到极其荣幸。您若在此书中碰见他，依然保持面谈时的那种神态和举止。我或许可以装作与平日不同，打扮得更为高贵一些，但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唯独希望，您在阅读这些文章时，脑海中浮现出的我依旧是当年我的本色模样。夫人，您过于珍视我的才能，给予我分量极重的礼节，我希望它们能够（完完全全、原原本本）在一个更坚实的载体上重现，多在这个世上停留几日，以便在将来的某一日，您突发奇想希望温故一番，还能在这书中寻觅踪迹，不需费尽心思苦苦回忆，那太不值当了呢。我希望，以往或今后，您都能一如既往地喜爱我。不过，我并不追求人们在我死后对我的尊敬和爱戴比在世时要多。
泰比里厄斯性情十分古怪，不过这也很常见。许多人都同他一样，并不在乎生时周围的人们予以他何种评价，反倒更在意死后自己的名声如何，是否备受人们的尊崇。
倘若我也有幸站在被世人称颂的那一队列中，我倒希望世人在我生时赞扬我，让我伴随着这些赞颂声安然离世。我期望听到的称赞，不需多广泛只需集中，不需多持久只需丰盈；它们大可以在我消失之后同样消失，反正这些温柔美好的声音，我也不可能再听见了。
现在，我正欲放弃与他人的交往，却还招摇地扬着新的箴言警句，这个想法难道还不愚蠢吗？我绝不会瞎编乱造自己从未做过的好事。不管我这个人究竟如何，我也绝不愿意仅仅只是在笔下活成那个样子；我的特长可以通过我的学识和努力发挥出来；学习并非是为了写作，而是为了真正地做人。培养我自己的人生，这才是我所有奋斗的最终目的。我的工作以及所完成的成就，也就是上述这些了。不管做些什么，总比著书立说要好得多。我并不奢求为我的后代留下富足的财产，我只求能把眼下的生活过得舒舒服服，至少也要勉为其难地过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