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革图强，编练新军

民族觉醒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进一步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人民从此过着更加水深火热的生活。

这是天大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起点。全国上至慈禧、光绪，下至全体臣民都深刻地意识到：这个国家要是不变革发展，那就真的完蛋了。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也活该挨打。

就连翁同龢和李鸿藻那样的顽固守旧派代表人物，他们的口号也从“打打打”、“杀杀杀”变成了“变变变”、“干干干”。变什么？变革图强。干什么？干洋务实业，走富国强民之路。

力主变革

作为晚清后期洋务派首领和“富国强民”路线的实践者，张之洞很欣慰地看到民族的觉醒和顽固守旧派的思想变化。而中日战争的失败，更加刺激了他的神经，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二十七，他给朝廷上了一道《吁请修备储才折》。

在这道奏折中，他科学合理地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的形势，旗帜鲜明地提出九条变革措施，如练陆军、练海军、修铁路、设枪炮厂、广开学堂、讲商务、多派留学人员等。其实，这些改革措施，早在中日战争之前，张之洞就在湖北大力实施了，只是朝廷不够重视，顽固守旧派极力反对，没在全国普遍推行而已。这次，他的折子上奏后，得到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并作为执政变革的行动纲要。

编练新军

在这九条改革措施中，张之洞最注重的就是编练新军，在湖北没能编练新军，一直是他的缺憾，他要补上这一课。

中国之所以大败于日本，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创建的湘、淮两军，已远远不能满足近代化战争的要求。湘、淮两军虽然大大地优胜于传统的旧式军队，但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近代化精锐部队，还是不堪一击。比如，李鸿章的淮军从朝鲜到辽东一败千里，北上抗日的刘坤一、吴大澂所率领的十几万湘军，还没同日军交手，就全线崩溃，丢城弃池。

淮军、湘军是清朝的精锐之师，在日军面前如此无能，可见他们也该寿终正寝了。因此，张之洞奏请编练一支从本质上区别于湘、淮的新式军队。

张之洞的主张得到了朝廷和光绪的赞同，光绪还在诏令中指出：“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在此之前，朝廷也表明了效法西方，编练新军的决心和行动。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有两支新军应运而生。一支是广西按察使胡燏芬编练的定武军，另一支就是张之洞编练的江南自强军。

光绪二十年（1894年）年底，朝廷命令胡燏芬按照西方国家的章程，在天津马厂编练10个营的定武军，后来练兵地点又移至天津以南的小站。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按照西方标准编练的新式军队。第二年年底，这支新军就交给了另一个清末政坛风云人物——袁世凯编练。

袁世凯发迹史

袁世凯（1859—1916年，河南项城人）的人生从这里起步。在清朝最后的十年里，他异军突起，接替了李鸿章的位置，同张之洞南北并立。

袁世凯年轻时非常仰慕李鸿章的权势地位，于是发愤图强，修文练武，决心投奔李鸿章。可李鸿章的幕僚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袁世凯仅是一个无名的拔贡，学历太低，于是他便退而求其次，于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带领数十部众，投靠李鸿章的部将——山东登州提督吴长庆。

第二年，朝鲜发生宫廷兵变，国王李熙请求清朝派兵平叛，清政府遂令吴长庆率兵征讨，袁世凯随军作战。在这次战斗中，袁世凯冲锋在前，英勇果敢，很快平定了兵变，斩获首功。

因为军事才能出众，清政府便委派袁世凯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的身份驻守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这一年，他23岁。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再次发生宫廷政变，驻朝日军趁机挟制王室，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了日军，也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并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日军因此恨透了袁世凯，多次派人暗杀，都未取得成功。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战争中，清军节节败退，袁世凯随军撤回天津，后被授予浙江温州道。

第二年，袁世凯得知朝廷采纳张之洞编练新军的建议后，立即进京求见军机大臣翁同龢，大谈自己的练兵计划与设想，从而博得了一个“知兵”的美名。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在李鸿章等人的举荐下，朝廷命袁世凯督练“定武军”，并将其扩编为新建陆军，扩编后的新建陆军达7 000余人。

袁世凯就从这里发迹。而一代枭雄也因为一场战争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湖北新军的使命

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之前，张之洞就已在南京编成了他的江南自强军。他计划编练万人规模的军队，但因为经费短缺，最后只从原卫队、护军营中选拔2 600名精兵，编成步队8个营，炮队2个营，马队2个营，工程队1个营，每营100人至250人不等。

江南自强军完全仿照作战能力强悍的德国军制，以马、步、炮、工程诸兵种合编而成。为切实提高军队战略战术水平，以适应近代化战争要求，张之洞特地从德国高薪聘请了35名教官，教练自强军。

在德国教官卓有成效的训练下，自强军无论是从作战实力，还是从气势风貌上，都远远优胜于湘、淮等旧式军队而远近闻名。张之洞精神大振，为进一步加强军力，他奏请在南京创办了陆军学堂，并决定在半年之内练兵5 000人，半年后扩充至万人。但半年时间未到，新军计划人数未练到一半，他就被调回湖北，继续担任湖广总督。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张之洞离开南京时，把他编练好的自强军拱手交给刘坤一，他只带走了护军500人，作为湖北新军的种子。

回到湖北，张之洞接受了盛宣怀的投诚，一边奋力督建卢汉铁路，改制汉阳铁厂，扩建枪炮厂和湖北四局，创办各类新式堂，改革教育，发展工商业，大搞市政建设；一边大规模地编练湖北新军。

这年五月，他的湖北新军就扩编成两个营和一个工程队，共1 000人，由总督衙门护卫都司张彪（1860—1927年，山西榆次人）统领。

这个张彪可是一个传奇式人物。前面提到过他的名字，他身体健壮，武艺超群，张之洞担任山西巡抚时，他就是一名武举人，还曾救过张之洞一命。事后，张之洞发布寻人启事，把他招进幕府做贴身护卫。

张彪很上进，光绪九年（1883年），他还入京参加会试，中武进士，张之洞更加看好他，还把自己府上的一名侍女嫁给他，他也因此获得了一个雅称：丫姑爷。此后，他就跟着张之洞出生入死，戎马一生，而张之洞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他带在身边。

前面说过，在文职幕僚中，张之洞最倚重的人是梁鼎芬，而在武职幕僚中，张之洞最倚重的人则是张彪。正因为此，张彪后来成为湖北新军的统领，升任湖北提督，官居从一品。

湖北新军扩建起来后，依然仿照德制，依然由德国教练。为了军队的军事文化素质，张之洞还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年初开设了武昌武备学堂。

截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已基本练成，全军共9 500余人，分为护军左右两旗步队8个营，马队1个营，炮队1个营，工程队1个营；武建军左右两旗步队8个营；武恺军步队4个营，步防军步队4个营，护军铁路营4个营。至此，湖北新军在训练水平、装备与作战实力等方面，与袁世凯督练的新建陆军同居全国一流水平。

但湖北新军和新建陆军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张之洞是文人出身，他是个大学问家，重视文化教育与建设，而袁世凯则是一个大老粗，一身的军阀气息，在文化教育方面远逊于张之洞。因此，湖北新军的文化素质要优胜于新建陆军。

还有，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是清政府的中央军，给养来自朝廷；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则是他自行编练的地方军，给养来自湖北。可后来，袁世凯把新建陆军变成了他的私家军，成了他后来复辟帝制的政治和军事资本。其实，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晚清重臣都把他们创建的湘军和淮军，变成了他们的私家军，他们俨然就是晚清时期的大军阀。正是感受了他们的威胁，慈禧才一直打压制衡他们。

在这方面，张之洞的气度、胸襟和眼光要远远超过他们。张之洞自己筹款，自己编练新军，虽是维护地方统治，但他把自己军队看做是国家军队。要不然，他离开两江时，也不会把编练好的四五千江南自强军，拱手交给刘坤一；要不然，他后来离开湖北，入参军机时，也不会把他苦心经营多年的湖北新军，留在湖北。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制定新军军制，计划在全国编成新军三十六镇（师），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编成北洋六镇；张之洞的湖北新军被编为陆军第八镇，镇统（师长）为张彪，以及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协统（旅长）为黎元洪（1864—1928年，湖北黄陂人）。

黎元洪也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他原来投身北洋水师，甲午中日战争中，他在广甲号战舰上与敌作战，可广甲号统领吴敬荣临阵逃脱，他受到了牵连，被关了几个月监禁。出狱后，他投奔到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幕府，受到张之洞的器重。从此，他和张彪一道编练新军。

在湖北新军，黎元洪的地位仅次于张彪，但他比张彪知兵爱兵，张彪是一介武夫，而他却是一个新时期全才式将领。他精明能干，善于练兵，而且能屈能伸，湖北新军能够走在全国前列，他功不可没。

辛亥革命爆发后，黎元洪被革命党人逼着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临时副总统。此后，他又连着两任大总统，两任副总统，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的人。他的传奇就体现在这里，这样的传奇无人可比。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之洞离开湖北，入参军机时，第八镇官兵达11 200余人，第二十一混成协官兵达4 900人，其规模仅次于北洋六镇的中央军。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张之洞的湖北新军，有三分之一的力量都参加了武昌起义，是武昌起义的主力部队。也就是他编练的这支部队，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彻底推翻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和三百来年的满清王朝！

自己编练的军队，推翻了自己效命的王朝，这并不是张之洞的夙愿，但作为这支军队的缔造者，他是知道革命党人在军队中的存在和活动的。

对此，他很矛盾，也很纠结；他打压过，也放任过。因为他既是一个新政的推行者和坚定的改革者，也是一个封建王朝的卫道者。但最终，革命党人还是在他的半推半就之间发展壮大了起来，并推翻了封建社会和满清王朝。

这是湖北新军的历史使命，张之洞虽然没有赋予它这样的使命，却孕育了这样的使命。他，实质上是清王朝的隐形掘墓人！

因此，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深有感触地说：“以南皮（张之洞）造成楚材（湖北新军），颠覆满祚（满清），可谓为不言革命之革命家！”

二、趋迎维新，拉拢打压

政坛新势力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除了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力主变革图强外，还有一股新的政治势力，也极力主张变法维新，这一政治派别就是维新派。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初八，康有为联合1 300多在京参加会试的各地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马关条约》的严重危害，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建议光绪皇帝先下罪己诏；然后将首都迁往陕西，扼守险关；再编练强兵劲旅，做到有恃无恐；最后变法图强，走富国强民之道。

这道千人联名的奏书，史称“公车上书”。奏书虽被都察院以条约已签，无法挽回局面为借口拒绝，其内容却广泛流传，并得到了民众的热烈响应。其实，康有为早就是一个力主变法的积极分子。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失利，他觉得科举制度不好玩，该死，就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并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的三条纲领性主张，但遭到了顽固守旧派的坚决阻击。

回到广东后，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大名鼎鼎的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广东新会人）也就是在这时成为他的弟子。在此期间，康有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书，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

在前一部书中，他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写成伪造的文献；在后一部书中，他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力主政治体制改革，并倡导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民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而顽固守旧派却认为他的两部书为异端邪说，并严厉打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终于在会试中中了进士，被授为正五品的工部主事。“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又接二连三地上书光绪皇帝，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张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度。

君主专制就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而君主立宪制则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共和的一种政治体制。

康有为提出的变法尺度有点大，却深深地触动了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虽然是傀儡，可他毕竟是年轻的一代人，康有为的某些思想和他不谋而合。特别是经历中日战争失败后，他越来越倾向变法图强，以固国本。也正是有了光绪皇帝的默许，维新派的势力才茁壮成长起来。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成立了强学会，主要成员有梁启超、杨锐、张仁权、袁世凯、徐世昌、丁立钧、沈曾植等20余人。

北京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主要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李鸿章等主和派的卖国投降行为。

康有为在成立强学会的同时，还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梁启超任主笔，其宗旨和强学会步调一致。因为强学会主要是跟李鸿章等后党主和派对着干，它又得到了帝党主战派的翁同龢、李鸿藻、孙家鼐、张荫桓、张謇、汪康年、黄遵宪等人的大力支持。

说到党派的问题，这里插叙几句。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如果再以主战派和主和派，来称谓帝、后两党那就有点过时了。中日战争结束后，原来帝党主战派和后党主和派的性质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一种挺有意思的变化。

原来帝党那些顽固守旧的主战派，在战后因为力挺维新派，而从顽固守旧的主战派摇身一变成为维新亲密派。他们的思想变化太大了，脱胎换骨了好几个轮回，简直让人认不出来。

原来后党那些不怎么顽固守旧的主和派，在战后因为抵制维新派，而从不怎么顽固守旧的主和派，演变成了顽固守旧派。他们的思想倒退了，退回到了战争以前。

也就是说，帝、后两党的人因为中日战争而角色颠倒。挺有意思吧。这样一来，整个朝野就形成了四种派别，即维新派、帝党维新亲密派、后党顽固守旧派，还有就是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

趋迎维新

张之洞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他对维新派及其强学会表示出了极大的好感。要不然，他的大儿子张仁权和门生杨锐也不会成为强学会的发起人。张仁权和杨锐加盟强学会，肯定是得到了他的指令。

同时，他对康有为这个有为青年，也表示出了极大的好感。因为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内容，同他上奏的《吁请修备储才折》如出一辙。

张之洞向来拉拢和自己政见一致的人，出于对年轻人的爱护和扶持，他还给北京强学会资助了5 000金办会经费。事实上，张之洞扶持资助康有为的初衷并没这么单纯，他有着自己的深谋远虑。

他不是早把杨锐安插在北京作为他的卧底吗，杨锐果然不负他的厚望。京城和皇宫发生的一切动态，杨锐都及时密报于他。康有为的举动以及光绪皇帝的态度，都在杨锐的观察之中，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当他得知光绪皇帝默认并鼓励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时，就密令杨锐和儿子接近康有为，参加强学会，他是这么考虑的：

只要接近了康有为，就有机会接近光绪皇帝；只要接近了光绪皇帝，那么我就能和他搞好关系了。到那时，我就能游刃于帝党和后党之间，两头都受倚重，两头都很吃香。

毕竟，慈禧老了，余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过去她论天过，现在就该论秒了。她要是眼睛一闭不睁，大清王朝还不是由光绪皇帝说了算？

想到这里，张之洞开始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如果我一味地力挺慈禧，势必得罪光绪，他完全执政后，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如果我一味地力挺慈禧，倒是会越来越受到她的倚重，可这会引起光绪的猜忌。她死后，我的日子照样不好过。因此，当务之急我要找机会力挺光绪，拉近和他的关系，让他充分意识到我重要性，让他同样倚重我。只有这样，我才能左右逢源，后顾无忧。

光绪是一个力主变革维新的上进皇帝，他既然支持维新，定然支持洋务。我搞洋务这些年来，一直颇受非议，频遇阻力，这下有他撑腰了，那我就可以大踏步地搞了。只要我多搞一些洋务，多干出一些实绩，那我的政绩和口碑也就扶摇直上了。到那时，他一定会给我升职加薪，并让我做宰相，入军机，从而位极人臣！

这是一个绝好的途径和机会，只要我努力运作，一定就会成为现实。想到这里，张之洞便大力扶持资助康有为和强学会。

康有为傍大腕

张之洞的慷慨解囊虽然包藏着很多目的，却获得了一片赞誉。

谭嗣同说：“今天下衮衮诸公，有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达权变，讲求实绩者，唯张香帅一人也。”

张謇说：“今天下达官贵人，能知言，且可与言者，无如南皮。”

……

在这些年轻人的一片赞誉声中，张之洞美美地笑了：我的第一步成功了，银子没白花，手段没白使，呵呵。

张之洞只是以为他在利用维新派，拉拢自己和光绪皇帝的关系，发展自己的前途，殊不知维新派也在向他暗送秋波，暗怀心机。维新派讨好他，主要想借助他的权势和名望，推动维新事业的发展。直白地说，康有为这是要傍大腕。

中日战争结束后，张之洞因为力主抗日，统率后勤，死保台湾，其权势和名望直线上升。加上他在湖北干出的洋务实绩，使得他已然取代了李鸿章的洋务派首领位置。相比之下，李鸿章因为签订《马关条约》而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其权势和名望直线下降。战争结束后，他每一天都过得很忐忑，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希望他死。

北京强学会成立之初，李鸿章也要捐款，可强学会这帮人愣是将他拒之门外，他好生尴尬，但他也只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如今，要是给天下督抚来一个排名的话，那么张之洞肯定位列第一。

李鸿章已经从直隶总督的头把交椅上下去了，他已经泄气了，他过时了。接替他的王文韶名不见经传，根本无法和张之洞比。

刘坤一虽然还会坐两江总督的二把交椅，虽然他比张之洞有资历，但他太老气了，加上他刚刚大败于日本，他的名望与实力也是一落千丈，也无法和张之洞比。

李鸿章和刘坤一都无法和张之洞比了，其他人等也就别提了。

张之洞继续会在湖广总督的三线位置上干下去，但凭借他现在的名望和他在湖北创建的洋务实绩，他绝对无愧于天下第一督抚之称！因此，对于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来说，只要傍上张之洞这位天下第一督抚和政坛大腕，得到他的扶持和资助，维新事业就不愁不发展。

于是，康有为就开始投靠他了。恰巧，康有为和张之洞的首席幕僚梁鼎芬是好友，有梁鼎芬牵线，康有为的投靠显得名正言顺。

投靠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康有为到达南京，谒见张之洞。对于这位他充满好感的年轻维新者，张之洞热情款待，礼遇有加，两人一见如故。

康有为在南京待了20多天，每隔一天，张之洞都设宴招待他，每次他们都要聊到深夜。这段时间，张之洞的心情特别不好，因为他刚刚死了二子张仁颋。

张仁颋是张之洞第二任妻子唐氏所生，现年24岁，一年前同吴大澂的女儿结成了夫妻。新婚不久，父亲就调任两江，随后他也来到了这里。在康有为到南京前的一个晚上，他在总督府遛弯儿时不慎跌入水池中溺亡。

张之洞中年三度遭遇丧妻之痛，晚年又遭遇丧子之痛，他真的有一种要崩溃的感觉。尽管他后来娶的侧室李氏、秦氏等人又给他生了张仁侃、张仁实、张仁乐、张仁蠡等11个儿子，但张仁颋和后来的这些孩子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从小就没了娘的孩子。

无论怎样，张之洞还要强忍悲痛，强作笑颜接见康有为。康有为这次来南京的目的，就是敦请张之洞出面，以他的名义在上海设立强学会。张之洞欣然应允，他立即捐银1 500两作为办会经费，并同意以自己的名义刊发康有为撰写的《上海强学会序》。

分歧

这20多天来，康有为和张之洞的关系相当融洽。但在“变法”理论方面，两人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最后直至反目。

张之洞接受的是儒家教育，信奉的是孔孟之道，厌恶的是公羊学说，而康有为却信奉公羊学说，大谈孔子改制。他的孔子改制，就像他写的《孔子改制考》那样，把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一个满怀进取精神、力主政治体制改制、倡导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的人。他的变法思想，与张之洞传统的儒家思想背道而驰。

况且，他的这种改制思想和学说是伪造的，张之洞极其反感。为了更好地合作办会，张之洞再三劝他放弃从公羊派学来的孔子改制说，正儿八经地推行维新事业，可康有为却说：“孔子改制，大道也，岂能因为你两江总督的供养而改变？”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俩人也就不欢而散了。但张之洞对康有为还是很宽容的，毕竟，他们有着共同的志向：变革图强。

十月中旬，康有为离开南京，到上海创办强学会。张之洞对他有些不放心，于是派幕僚梁鼎芬、黄绍箕等人陪同而去。张之洞此举就是在监视康有为，监控他宣传孔子改制学说。

但对于创办强学会，张之洞还是公开支持的。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幕僚、维新派知名人士黄遵宪、汪康年、张謇、章太炎等人纷纷入会。就连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也托人引荐加入张之洞幕府。可见，张之洞当时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有多么强大。

上海强学会创办的同时，《强学报》也出版发行。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月二十八日，《强学报》第一期创刊号面世，主要刊载了上海强学会章程、上海强学会序、京师学堂会序等。为了宣传孔子改制说，康有为在报头日期设置上，没有采用中国传统的农历纪年法，而是采用孔子纪年法。

这显然违背了张之洞的意愿，张之洞劝过康有为，可第二期《强学报》很快又这样出版了。张之洞虽然很不快，但没有和康有为闹僵，在表面上，他和维新派还是同路人。

上海强学会刚刚成立不久，北京强学会就因为屡屡批判李鸿章等后党卖国投降行为，而被后党分子杨崇伊以“结党营私”为由参劾。慈禧怒不可遏，立即查封了该强学会，并关闭了《中外纪闻》。

慈禧查封强学会，关闭《中外纪闻》轻而易举，因为强学会和报社及其记者都在她的眼皮子底下，她根本用不着大老远地进京抓记者。

北京强学会及其所属报纸都被查封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还能办下去吗？肯定不能了！张之洞担心惹怒慈禧而引火烧身，于是立即停办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

康有为很郁闷，他因此抱怨张之洞：“江宁（南京的张之洞）处处掣肘，即使没有杨崇伊参劾，上海强学会也办不下去。”张之洞没有回应，但俩人的矛盾第一次公开呈现。

幕后办报

不久，张之洞回到湖北。因为慈禧查封了北京强学会，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出面干这种冒险的事了，于是派心腹幕僚、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汪康年（1860—1911，浙江杭州人）同黄遵宪一起接管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他则退居幕后，坐观其变。

汪康年到上海后，依张之洞的指令，聘用原《中外纪闻》主笔梁启超改版《强学报》，改版后的强学报更名为《时务报》。汪康年任报馆总经理，主管财政人事大权，梁启超则任主笔，主管编辑撰稿工作。

光绪二十二（1896年）七月初一，《时务报》第一期出版，此后每旬出版一期。《时务报》相当于政论性、评论性报刊，针砭时弊，激发士气，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张之洞非常看好这份报纸，认为其“宗旨正大，议论切要，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他不仅捐了500两银办报经费，还带头在湖北搞摊派发行，规定湖北各级政府机关、部门、学院、工厂等都要订阅《时务报》。

在张之洞的带动和影响下，湖南、山西、安徽、浙江、江苏、贵州、江西等省各级部门都纷纷订阅《时务报》。《时务报》一时间成为这几个省的官报，发行量飙升万余份，是晚清维新运动期间影响最大的报刊。

另一个维新人

《时务报》办得好，全赖于主笔梁启超。梁启超在维新派中的地位仅次于康有为，他以文笔见长，其笔锋犀利辛辣，擅长讥讽时政、宣传变法、鼓吹民权、鞭挞专制，他简直就是维新派的一柄利剑。

张之洞非常爱惜梁启超的文才，他有一个想法：这么有才的一个人，如果一直当报纸主笔实在太可惜了，我要是能把拉拢过来，当我一个人的主笔，岂不是妙哉？我真的特别需要一个私人记者，我在湖北干了这么多大事，要是有一个人专门来宣传报道我该多好啊！

想到这里，他就给梁启超写信：“卓老，你来武昌待几天呗，我有事找你商量。”

“卓”是梁启超的字，梁启超还是一个23岁的毛头小伙子，年近六旬的张之洞竟称他为老先生，真是雷死人不要钱，但这足以表明张之洞对梁启超的器重与厚爱。

梁启超也有意思，他还没见过张之洞的面呢，就“吾师”长“吾师”短地叫上了。

说起来，梁启超和张之洞还颇有渊源。梁启超在很小的时候就阅读了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编著的《书目答问》，这部书对他起到了启蒙教育作用，从这时起，他就把张之洞视作师长。不久，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在广东大力兴办洋务与教育事业，作为广东学子，梁启超是洋务教育的受益者，他自然更加敬重张之洞。

光绪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乡试中举，但次年他赴京参加会试却名落孙山。回到广东后，他投奔到康有为的门下，成了康有为的大弟子。

这时，张之洞已调任湖广总督，但梁启超一直是他的粉丝，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他。当张之洞争取到卢汉铁路的主修权后，梁启超就给他的好友、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写信：“张香帅，今世之大贤也，其权位虽然不及北宋名相王安石和明朝万历首辅张居正，但论才能，他比这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因为独撑败局，力争主权而众望所归、名声高涨。梁启超更加敬重他，另外，北京强学会全仗张之洞扶持资助，这么说来，张之洞也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因此，每每谈及张之洞，梁启超总是感触颇深地说：“当今海内大吏，论通达西学，深知精髓者，莫过于吾师；论博古中学，精研体要者，莫过于吾师……” 还没见面呢，就称人家是“吾师”了，可见梁启超对张之洞有多么敬重。

收买未遂

既然吾师盛情相邀，那就得去拜见吾师。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腊月十六，梁启超从广东返回上海时，特意到武昌拜见张之洞。

梁启超清楚地记得，他拜见张之洞的日子，正是张之洞侄子大婚的日子。张之洞为了接见他，竟然撇下前来府上祝贺的亲朋好友，大开中门及暖阁迎接他。

他嫌这还不够档次，于是问随行幕僚：“要不要鸣炮相迎啊？”

幕僚回答道：“哎呀妈呀，这太骇人听闻了！只有朝廷钦差大臣和外国使臣来了，总督大人您才可开中门和暖阁以及鸣炮迎接啊，梁启超才几斤几两，他连一个七品芝麻官都不是，您怎能给他这么高的礼遇呢？”

张之洞恍然大悟：哦，我的天，我真是太能搞了，太不讲究了，那就免了吧。

尽管张之洞没用最高礼遇迎接梁启超，但他却极其盛情地款待了梁启超。这天晚上，两人倾心交谈，直到深夜二更才分手。

张之洞找梁启超谈话的目的很直接：邀请梁启超出任两湖书院时务院长，并进入他的幕府，成为他的幕僚。至于年薪则高得惊人：1 200金。

梁启超只是一个举人，抑或是一个撰稿人，他没有任何名分，竟然得到天下第一总督的如此器重和礼遇，他真是受宠若惊，恐慌不安。惊恐之余，他正式和张之洞以师生相称。

面对张之洞的恳切邀请和高薪**，梁启超要是没动心那是假的，没动心那是傻子，但通过这次深谈，梁启超深深地明白：他高价聘用我，其实就是买断我。买断了我，也就买断了我的维新思想和政治生命。我是一个**不羁的人，我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只有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宣传维新思想。而我要是被他买断了，就无异于成了他的笼中鸟而任他摆布、听他使唤，甚至成了他的狗腿子。

还有，他和我们这帮维新人并非高度同心同德。尽管他力主的变革和我们推行的变法，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他毕竟是洋务派首领，他代表的是近代封建主义改革派；而我们则代表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维新改良派。他改革的是除政治以外的其他领域体制，而我们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政治体制，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他和我们是两个不同的阶级。

当然，他比那些顽固守旧派要先进，而我们又比他要先进，新阶级总是要替代旧阶级。但这不会轻而易举，中间肯定会有政治斗争，甚至会有流血牺牲。因为历史无数次证明，新阶级取代旧阶级的过程，都是极其漫长、艰难和惨烈的过程。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他和我们会斗得头破血流，甚至你死我活。梁启超深有自知之明，于是他拒绝了张之洞的收买。张之洞也不便勉强，只好一声叹息。

冲突

然而，回到上海后，梁启超就和张之洞产生了冲突。因为梁启超的言论思想，严重违背了张之洞的意愿，并侵犯了他的个人名誉。

首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时，公开批评宋代学家倭仁误人误国，又批评大清第一才子纪晓岚，张之洞平生推崇宋学汉学，而纪晓岚的后人和他的家族多有通婚，他对其极为不满，并指示汪康年：“发表无益而有损的文章，要在报纸上公开检讨！”

梁启超非但没有检讨，反而效仿康有为大写孔子改制的文章，这更加惹怒了张之洞。直到这时，张之洞才明白，康有为和梁启超这帮人，真的和我不是一路人。

其次，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大力倡导民权，反对专制。在第四十期《知耻学会叙》的文章中，他无情地批判封建官场现状：不学军旅却敢于掌兵，不谙会计却敢于理财，不习法律却敢于司法……这帮人都是瞎子、聋子、跛子、残疾，还老不死（瞽聋跛疾，老而不死）！

更大胆的是，他还把慈禧比作暴君夏桀，并诅咒她多行不义，必然自毙！

梁启超这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他跟我作对倒也罢了，竟然诅咒慈禧姐姐，难道他不怕掉脑袋吗？他掉脑袋倒是小事，可这会连累我的啊，因为我才是《时务报》的幕后总编，慈禧要是知道我在操纵《时务报》，指使梁启超诅咒她的话，她还不得要了我的脑袋？

想到这层厉害关系，张之洞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于是，他立即电令汪康年要严把审稿关，并警告梁启超不要因言获罪，误入迷途。随后，他又电令新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梁启超这人太二了，思想太悖谬，看了他的文章，人人惊骇，恐招大祸。因此你们要告诉送报人，千万不要再送《时务报》了。”

陈宝箴、黄遵宪是张之洞的属官和幕僚，张之洞的命令，他们不得不听。这是张之洞第一次对《时务报》进行封杀，可梁启超并没有知难而退。

不久，他又在《时务报》上直接抨击张之洞：江南自强军聘用西洋（德国）教官，“半属彼中兵役，而攘我员弁之厚薪”。梁启超的意思是说张之洞昏庸无能，崇洋媚外，让洋教官挣走了我们国家大把大把的钱。张之洞看后非常不快，于是再下封杀令：从明年起，湖北不再订阅《时务报》！

在此之前，张之洞是《时务报》的第一发行人，他要是带头封杀的话，其他各省还能订吗？因此，《时务报》面临着生死存亡。

梁启超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他的上司汪康年是张之洞的幕僚，而汪康年总是依照张之洞的指令，处处对他进行打压和限制，他很不爽，于是和汪康年也闹翻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梁启超一气之下辞职跑到湖南，接受黄遵宪的邀请，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

裂痕

梁启超离开后，汪康年接办《时务报》。他又依照张之洞指令对《时务报》进行了全新改版，改版后的《时务报》腔调大变：攻击康、梁的孔子改制说，推崇张之洞的明智思想和洋务实绩。这样一来，《时务报》就成了张之洞个人宣传报道的工具，他想不火都很难。

在张之洞的控制下，上海、湖北的维新运动并没有掀起太大的狂澜，但湖南的维新运动，却因为有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的带动，而呈星星点火之势，迅速燎原。

梁启超赶到湖南之前，陈宝箴、黄遵宪、学政江标、继任学政徐仁铸、维新骨干谭嗣同和唐才常等人，就已创办了时务学堂、南学会和《湘学报》，其学会和学报的性质与宗旨，同北京和上海的学会与学报是一样一样的。

起初，张之洞很支持湖南办学会和学报，并认为《湘学报》是讲求经济和时务的好报，但当梁启超加盟《湘学报》，再次宣传孔子改制时，他就立即对其封杀。在他的干预下，《湘学报》后来也停办。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湘学报停办之前，唐才常又在湖南创办《湘报》。《湘报》和《湘学报》是一个腔调，张之洞看后又大加干涉。陈宝箴不敢抗令，而唐才常又是张之洞器重的门生，因此没过多久，《湘报》也停办了。

至此，张之洞同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产生了一道难以愈合的裂痕，只不过，双方并没有撕破脸皮，因为做官老到、处事机智的张之洞在静观其变。

三、机智劝学，避祸趋利

光绪的心思

杨锐一直潜伏在皇权中心。宫廷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都及时密报张之洞。这也是张之洞一直没有同维新派撕破脸皮的原因，他清楚地知道，光绪皇帝以及帝党分子一直在支持维新运动。他还知道，因为他对维新派的慷慨资助和大力扶持，光绪皇帝已对他表示出深切的好感和倚重之情。

其实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光绪皇帝就对他充满了这份情意，但因为翁同龢等顽固守旧派的阻挠和打压，光绪皇帝无法向他表白什么，只好把这份情意深埋在心底。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光绪皇帝更加敬重张之洞。因此，当张之洞上奏《吁请修备储才折》后，他立即批准推行。但心里话还是没说出去，他一直在等待，他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再向张之洞表白。

张之洞的判断

光绪皇帝的心思，张之洞根本不用猜。因此，他一直在坐观事态的发展和变化。但维新派这帮人，大多都是60后、70后的年轻人，张之洞又不得不防。在他们身上，张之洞似乎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激进、愤青、二愣、冲动，说话胆大包天，做事不计后果。

在他看来，这帮年轻人绝对比当年的清流还清流，当年的清流主要是上书言事，参劾权臣；而这帮年轻人，却要改革政治，参劾皇权，真是胆大包天。

对此，他真的想不明白：社会发展变化就是再快，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就是再潮，也不能拿政治和皇权开玩笑吧？难道他们就没读过历史吗？远的不说，就说近代的清流党吧，在清流党，除了我张之洞早早地转型，成功做了洋务派首领外，其他人哪个有善终？

上书言事都没有好下场，改革政治、参劾皇权还不得掉脑袋？更何况，清流派的上书言事，其宣传范围仅限于朝廷内部；而维新派的改革政治、参劾皇权，却通过报纸满世界地发，这事可就闹大了。

这事绝对要掉脑袋，甚至株连一大片。且不说历史曾无数次证明，就说慈禧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她能容忍这帮年轻人如此兴风作浪？

维新派的思想是先进，是新颖，政治改革也可以推行，但凡事总有一个过程，要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千万不要激进、不要冲动，冒冒失失总会撞墙。

等着吧，这帮年轻人早晚会吃亏的，一场血光之灾很快就会降临！

潜伏成功

正是有了这种老到敏锐的意识，以及洞若观火的判断能力，张之洞在扶持维新派的同时，又打压、控制他们，并和他们划清了界限。而且，他还指示绝对服从于他的儿子张仁权、门生杨锐、幕僚汪康年等人：头脑要冷静，立场要灵动，不能绝对维新，也不能一点儿都不维新，要在帝、后两党之间摇摆，做帝、后两党都倚重的红人，这样即使出了事，也不会殃及自身。

姜还是老的辣，杨锐等人对恩师的教导深以为然，并作为行动指南。凭借在维新派中的影响和张之洞的操纵，杨锐很快接近了光绪皇帝。这源于一件事情。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德国强占山东青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为期99年的租界条约，并取得了山东境内的铁路修筑权和矿产开采权。在德国的影响和带动下，俄国、法国、英国群而起之，纷纷强租了广州、威海、旅顺和大连等重要港口城市。至此，中国更进一步沦为帝国列强的殖民地，在帝国列强的侵占和瓜分下，中国甚至有一种亡国灭种的气息。

值此危难之际，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皇帝变法图强。这次上书，他还提到了开国会、定宪法的政治主张。光绪皇帝深以为然，于是令康有为详细陈奏变法事宜。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七，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建议光绪皇帝效法日本明治天皇，领誓群臣，诏定国是，推行维新变法。作为康有为的搭档，杨锐表现得十分卖力。三月二十二日，他和康有为一起在北京成立了保国会，从而引起了光绪皇帝的极大关注。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同时召见康有为、梁启超，并授予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专门办理新政，实施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农历戊戌年）。

军机章京是军机处办事人员，相当于军机大臣的助理，被称为“小军机”。虽然只有四品衔，却能掌握实权和朝廷机密。

与其说谭嗣同和杨锐等四人是军机大臣的助理，还不如说他们是光绪皇帝的助理。因为在此之前，光绪皇帝根本没有什么实权，凡事都要请示慈禧。可是自从变法之后，很多事情他都敢擅自做主了，有什么旨意就直接通过这四个人去执行办理，直接绕过了慈禧及其后党官员。

光绪对这四个人的重用，深深地触动了慈禧，这个权欲熏天的女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皇帝小儿长大了，翅膀也硬了，他想架空我，没门！我得对他留一手，哼！

请注意这四个军机章京，除了谭嗣同是坚定的维新派外，杨锐是张之洞的心腹门生，刘光第是张之洞托陈宝箴举荐的维新人士，林旭曾在中日战争时期做过张之洞的幕僚。

也就是说，在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张之洞一手安插的，可见他当时的势力和对维新运动的影响有多大。而杨锐能够入军机，且成为光绪皇帝的助理，除了他设身处地靠近皇权中心的原因外，也有张之洞四处活动保举他的因素。但张之洞的身份太敏感，他不能直接干这事，而是密令陈宝箴出面保举。

无论怎样，杨锐终于完成了张之洞交给他的潜伏任务，正是通过杨锐的卧底和努力，张之洞一直游刃于帝、后之间，而且他始终都是帝、后倚重的红人。

入参军机流产

戊戌变法前，慈禧和光绪同时作出了一个重要的人事决定：召张之洞进京，入参军机！

促使慈禧作这个决定的人是大学士徐桐和兵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荣禄等人。徐桐(1820—1900年，汉军正蓝旗人)早年加盟南清流党，因为同样受到慈禧的倚重，他对张之洞也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二十七日，徐桐等人奏请朝廷调张之洞入参军机，充军机大臣，得到了慈禧和光绪的一致同意。

慈禧同意张之洞入军机的原因很简单：张之洞是她钦点的探花，是绝对效忠于她的疆臣和心腹，这次提拔重用他，他会更加效忠自己。再说无论是名望、资历，还是能力，张之洞都有资格入军机，只要有他在朝廷，她就可以放心地休养。另外，慈禧特别讨厌光绪身边的翁同龢，调张之洞入军机，正好可以打压、制衡他，何况他俩素有矛盾。

较之慈禧，光绪皇帝同意张之洞入参军机的原因则有点复杂。

首先，他知道张之洞是慈禧的人。即使他不同意，慈禧也会同意。只要慈禧同意，他就是不同意，也得同意。因此，不同意还不如同意。何况事实上，他很同意。

其次，他敬重张之洞，早有倚重之意。后来见张之洞一直扶持资助维新派，他就觉得张之洞是“言新者领袖”。他还觉得，张之洞要是振臂一呼，就足以呼风唤雨。

如果调张之洞入参军机，主持维新变法的话，那他肯定能担当统领大任，压倒各方，从而有力地推动维新事业。因此，在光绪皇帝看来，张之洞是主持新政的不二人选。

第三，调张之洞入军机，可以借助他和慈禧的深厚关系，调和帝、后两党之间的斗争，融洽两党之间的关系。只要两党关系融洽了，帝、后也就一条心了，那么新政也就能顺利推行了。光绪皇帝很明智，这年四月，他非常痛快地下了一道诏令，令张之洞进京“辅翊朝政”！

张之洞接到朝廷的晋升令后，欣喜万分，感慨万端：我都61岁啦，终于当上军机大臣啦，太不容易啦！虽然我一向自命清高，只推崇干大事，没把虚头巴脑的军机大臣放在眼里，可这毕竟是位极人臣的职位啊，谁不向往？谁不惦记？

俗话说得好，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臣子：不想当军机大臣的臣子不是好臣子。原来，我只推崇干大事，办洋务，搞实绩。可现在我不办洋务了，我要去办国务。国务大于洋务，我张之洞应当大材大用才是。再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这就往高处走了。

就这样，张之洞立即收拾行装，把湖广总督一职交给谭继洵署理，而他则踏上了赴京任职的征程，他兴致勃勃，信心满满。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刚刚抵达上海，就接到了朝廷的又一道诏令：湖北沙市发生教案，你回湖北处理去吧，不必来京了！

张之洞当即傻眼了：朝廷这不是拿我张某人开涮吗？难道这是愚人节的玩笑？让我上来就上来，让我下去就下去，以为我是电梯啊？太不拿我当回事了，这叫啥事啊？

那一刻，他的心拔凉到了极点。从来没有人如此伤透他的心，这太让他跌份儿了。

那一刻，他好像受到了极大的愚弄，哭笑不得，而又非常无语。但朝廷的诏令又不得不执行，于是他只好返回湖北，处理沙市那桩见怪不怪而又非常蛋疼的教案。

翁同龢使坏

回湖北的路上，张之洞想明白了一个问题：光绪皇帝突然变卦令我打道回府，绝非偶然，也绝非是他的主意，这肯定是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擅长公报私仇的翁同龢从中作祟。

除了他，没有别人。张之洞猜得没错，就是翁同龢坏了他的好事。

原来，光绪皇帝的诏令下达后，翁同龢心里一直不安，他担心人气正旺的张之洞入参军机后，会抢占他的风头和位置，于是再三怂恿光绪皇帝，把张之洞支回去。起初，光绪皇帝的立场还很坚定，可他大小事都听翁同龢的，架不住翁同龢的一再磨蹭，他也就违心地借沙市教案，真把张之洞支了回去。

张之洞第一次入参军机就这样流产了。他郁闷极了，但很快他又庆幸极了。

慈禧的行动

张之洞惨遭翁同龢算计，心里自然很难过，但慈禧很快给了他一个巨大的安慰。就在光绪皇帝诏定国是的第四天，也就是四月二十七日，慈禧就以“揽权狂悖”为由，迫令翁同龢开缺回籍！

慈禧此举颇耐人寻味。她是给失意的张之洞一个安慰，替他打击报复翁同龢吗？

是，也不完全是。慈禧一直讨厌翁同龢，早就有让翁同龢收拾铺盖卷走人的想法，一直没动他，主要是考虑他位高权重，且主管内政，动他不易。虽然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有他在，至少可以制衡各方，比如可以用他来制衡李鸿章，还有其他朝臣和疆臣，当然也包括张之洞。

慈禧现在动翁同龢，主要是他成了帝党推行新政的核心人物，加上他向来能左右光绪皇帝的思想和决定，因此必须得动他。动了他，顺便也给了张之洞一个安慰，好让他更加记住她的好。

慈禧此举，真可谓是一箭三雕：把翁同龢“雕”走了，把帝党的势力“雕”下去了，把张之洞的心“雕”来了。

不难想象，张之洞得知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的消息后，肯定会拍手称快：“苍天啊，大地啊，慈禧姐姐给我出了一口恶气啦！这太给力了，也太解气了！”

正在张之洞得意洋洋之际，慈禧的另一个举动，却令他感到一丝后怕！即在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的同一天，慈禧命兵部尚书荣禄（1836—1903年，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京师兵权。原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被授予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入参军机。

慈禧此举目的很简单：令荣禄执掌京师兵权，镇压维新变法。荣禄向来效忠慈禧，也是慈禧倚重的统军将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他还被授予总理衙门大臣，加上他一直反对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慈禧便把镇压维新派的重任交给了他。

看来，慈禧这是要对帝党及维新派人士动手了！甚至包括光绪皇帝！

醒悟

这一切早在张之洞的预料之中，他并不觉得意外，可他曾扶持资助过维新派，并和帝党及光绪皇帝关系暧昧，慈禧要是将帝党一网打尽的话，岂不是也会殃及他？

想到这里，张之洞心里陡然敞亮了许多，他为自己没有入参军机而深感庆幸：我要是入参军机，主持新政的话，肯定就成了光绪皇帝的人。我成了光绪皇帝的人，势必就成了慈禧的敌人，慈禧势必就会派荣禄来镇压我！

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完了，一切都彻底完了！现在不要紧了，现在我没入军机，没有主持新政，也就不是光绪的人，慈禧就不会把我当敌人了，我可以松一口气了。

不过，这一切得感谢翁同龢，要不是这个老东西搞破坏，我还真是吃不了兜着走。

翁同龢，虽然你很阴险，但从现在起，我决定不恨你了。你故意而为的一次破坏，却保全了我的政治生命，抑或是躯体生命，我谢谢你啦！你的使坏，也让我大彻大悟：有些时候，敌人并非绝对是敌人，敌人的敌意之举并非绝对伤害你，也许能成全你。因此，对于敌人，不必嫉恨，更不必设法报复，有些时候，敌人也许能转化成恩人。

是的，张之洞，你不必再嫉恨翁同龢了。因为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后，又被慈禧革职且永不续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直到光绪三十年，他孤老死去。放心，他永远都成不了你的敌人！

好了，一切都化为乌有了，张之洞也就不再惦记入参军机的事了。通过这件事，他也有一种深深的感悟：军机大臣虽然位极人臣，但这个官并不好当，是个烫手的山芋，谁要是当军机大臣，谁就是被架在火炉上烤。谁当上了军机大臣，谁就要处于皇权斗争的中心。整天在慈禧和光绪的眼皮底下工作和斗争，既不好玩，也有掉脑袋的风险，倒不如做个地方总督安全自在。总督虽然远离朝廷，但远离朝廷，就意味着远离了是非和斗争，在地方干大事，经营自己的天下不是挺好吗？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入参军机的机会，哪怕是让我去军机处当领班大臣，我也会微微一笑，绝对不去！

一辞军机

张之洞真有种！可他没想到，他很快又碰到了这样的机会。因他入参军机被忽悠，朝野很多人都替他鸣不平和惋惜。不久，又有人站出来举荐他，陈宝箴和袁世凯就是其中的代表。

陈宝箴举荐张之洞那倒没说的，袁世凯举荐张之洞，这倒有点意思。袁世凯上奏光绪皇帝说：“变法一定要选对人，必须要选那种真正明达时务而又老成持重的人，就像张之洞那样的人。只有让他来主持新政，皇帝陛下您的圣意才能顺利推行。”

远在湖北的张之洞得知袁世凯要举荐他的消息后，立即去电阻止：“老弟你举荐我，我很感激你，可我‘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

张之洞此时拒绝入军机，其实是想和帝党保持距离，避免引火烧身。

袁世凯举荐张之洞也不算什么稀奇事，稀奇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核心人物伊藤博文也举荐张之洞。伊藤博文来华访问交流维新工作时，发自肺腑地对总理衙门说：“变化如不从大远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唯张香帅一人耳！”

总理衙门和朝廷不可能不重视伊藤博文的主张与建议，可张之洞心意已决，他对军机处已不感任何兴趣了。

未雨绸缪

张之洞力辞军机，其实是想明哲保身，可毕竟他扶持资助过维新派，他不得不顾虑慈禧。出于防范，他进一步密切了同杨锐的联系，详细交代杨锐若干注意事项，并设法应对慈禧。

早在他预料到维新派人士会有血光之灾之前，他就想好了应对措施。他没干别的，只是埋头写了一本书——《劝学篇》。

《劝学篇》始写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正值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维新运动风头劲爆、帝后两党斗争白热化阶段。这时，湖南的《湘学报》和《湘报》也正在大力宣传孔子改制和维新变法，张之洞深感维新派人士这么干下去会坏事，甚至会殃及自己，于是他便潜下心来，书写一部属于自己政治主张的书籍，以同维新派划清界限。

晚清第一畅销书

这段时间以来，张之洞精心准备，数易其稿，终于写成了长达四万字的《劝学篇》。

《劝学篇》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务本，正人心，包括同心、教忠、明纲、宗经、正权、守约等9篇；外篇务通，开风气，包括益智、留学、设学、学制、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等15篇。

《劝学篇》是张之洞一生学术思想的结晶，也是他一生兴办各类洋务实业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林则徐、魏源等前辈思想的总结。《劝学篇》系统、深入地提出了“会通中西，权衡新旧”的中心思想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学理念。

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指中国读书人，要先通中学，中学为内学，然后再循序渐进学习西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张之洞认为，如果一个中国读书人，他连中学还没通，就先学西学了，那他就像不知自己名字的人，就像没有缰绳的野马，就像没有舵手的船只一样完全失去方向。这种人懂得西学越多，就越敌视中国，越弃祖忘根！

他还强调，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热爱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学好中国文化。在此基础上，你才可以研读西学。

研读西学，主要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艺、学术思想、经济理论与模式，但不包括政治体制。因为西方是资本主义社会，而当下的大清则是封建主义社会。

一方面，《劝学篇》除了教中国人应该怎么读书外，还立场坚定地批判顽固守旧派的自我闭塞、死抱祖宗家法不改、顽固不化、抵制洋务和西方技艺、视洋务和西方技艺为奇技**巧等现象。另一方面，他还严厉批评了维新派的公羊学说和孔子改制说。

其实，张之洞写《劝学篇》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旗帜鲜明地同维新派划清界限，从而寻求自保，依附慈禧，继而收获一片仕途蓝天。

事实上，他做到了。因为纵观整部《劝学篇》，其忠君爱国思想、封建卫道思想、改革而不改制的思想贯穿始终。既然是忠君爱国的，又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那慈禧肯定不会把它当做反面书籍而封杀。

张之洞既对《劝学篇》的政治色彩进行了恰当定位和把关，也对市场行情作了充分评估。他觉得这本书绝对能一炮打响，走红书市，于是选择在维新变法进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隆重推出，震撼上市！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初，策划运作成熟后，在《湘学报》上连载完毕后，张之洞把《劝学篇》交给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再由黄绍箕将其转呈给光绪皇帝。黄绍箕是张之洞的门生、幕僚和侄女婿，他在北京也没少向张之洞密报情况，但后来他被张之洞揪住熬夜聊天耗死。

黄绍箕将《劝学篇》呈上后，光绪皇帝“详加披览”，认为其“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当即令军机处刊印40部副本，发给各省督抚深入学习，并要求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杜危言”。

随后，光绪皇帝又令总理衙门加印300部，作为维新教科书，全力推广发行。

光绪皇帝绝对是《劝学篇》的第一发行人，皇帝搞发行，这动静和影响力可不是一般的大。没过多久，张之洞的《劝学篇》就刊印发行了200余万册！凭借此等发行实绩和销售洋码，《劝学篇》绝对荣登晚清畅销书排行榜榜首！ 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晚清第一畅销书作家！

不可思议的是，《劝学篇》还畅销海外，先后被译成英、法等不同版本的文字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其中，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本，还将其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可见，中国版权走向世界，不是近些年的事。早在100多位年前，张之洞就吃了这个螃蟹。

遗憾而八卦的是，我们至今都无法考证他当年拿了多少版税。

《劝学篇》在上市之前，书名暂定为《强学篇》，这个“强”字有点激烈，而且有提倡变法的嫌疑，得知慈禧对维新派人士的态度后，张之洞又灵机一动，把“强”字改成了“劝”字。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柔和多了，意义不一样了，也深得慈禧青睐。

无论怎样，《劝学篇》从创意、策划、写作、包装、宣传、发行等各个环节，张之洞都操作得相当成功，他再一次把自己炒红了，他是大红大紫，紫得发光！而他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学理念，不仅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和教育纲领，也成为他“立言”的标志而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