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力主抗日，统帅后勤

中日交战

晚清以来，随着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日本再度滋生了侵吞朝鲜和中国的野心。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出兵台湾，这是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但日军最终被台湾军民打退。

光绪六年（1880年），日本利用中法战争和朝鲜宫廷政变之际，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取得了对朝鲜保护的权力。从此，朝鲜成了日本的半殖民地。

光绪十三年（1887年），日本制定了《征讨清国策》，计划用武力攻取中国沿海地区，并将其划归日本版图，然后进一步肢解中国，达到控制全中国的目的。

在这一计划的指导下，日本开始了疯狂的军事扩张。截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已经拥有6万常备军和23万预备军的海军舰队。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南部爆发了大规模的东南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镇压，日本认为这是一个侵略朝鲜、意图中国，继而吞并整个亚洲的绝好机会，于是同清军一道进军朝鲜，占领汉城。起义军被镇压之后，清军向日本提出撤军，可日本非但不撤军，还将军力增加到万余人，并强迫清军留在朝鲜，共同改革朝鲜内政。

日军此举就是要激起中日两国的矛盾，然后燃起战火，大战一触即发。

张之洞的忧虑

远在湖北的张之洞，一直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的变化。五月二十二日，他接到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发来的一封电报：日本已调重兵至朝鲜，有消息称，他们吃掉朝鲜后将从海上入长江登陆作战。不过这是谣传，你提高警惕就行了。

这虽是一个谣传，张之洞却深感大事不妙，他已经捕捉到了日本的战略意图，于是立即行动起来。首先，他把自己对战局的分析和应对的策略上奏朝廷，并力主抗战。同时，他又在长江流域积极备防，并电告台湾巡抚邵友濂（1841—1901年，浙江余姚人)和布政使唐景崧加强战备，以防不测。接着，他联系在天津的盛宣怀，询问有关情况，盛宣怀回复他：“皇帝主战，已安排翁同龢、李鸿章商议战事，朝野上下尚且同心。”

张之洞对盛宣怀的话不以为然，他深知翁同龢和李鸿章素有恩怨，政见不一，他俩不可能商量出统一的意见。

在当时的朝局中，翁同龢主持内政，李鸿章主持外交，两人一内一外，却互为仇敌，各事其主。李鸿章的主人当然是慈禧，以他为首的支持慈禧的党派被称做后党，代表人物有他，还有兵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孙毓汶。

慈禧虽然一直打压制衡李鸿章，却一直倚重他。李鸿章在对外战事上，向来主张妥协求和，而这时的慈禧正在筹办她的60大寿，对于打仗的事情，她根本不感兴趣。

翁同龢的主人当然是光绪皇帝，以他为首的支持光绪的党派被称做帝党。代表人物有他，还有李鸿藻。翁同龢虽然强烈主战，可他不掌兵权，而光绪皇帝也扭不过慈禧，因此张之洞非常担忧十年前的事情会再次发生。

开战

张之洞的担忧变成了事实。面对日军的挑衅，以李鸿章为首的后党妥协派，没有积极备战，而是请求俄、英两国对日本施加压力，迫使其停战。但俄、英两国并不买账，他们都想坐山观虎斗。

日本得知了俄、英两国的态度后，更加肆无忌惮。六月二十三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突然对中国舰队发起了攻击，击沉了中国运送士兵的“高升”号商船，船上700多名清军士兵和船员惨烈牺牲！此战史称“丰岛海战”。

日本终于挑起了蓄谋已久的战端！

直到这时，以李鸿章为首的后党妥协派，才认识到一味妥协求和，只会被动挨打。妥协，不适合日本。换句话说，日本不接受妥协，更不同情妥协。那么，只有一战！

七月初一，忍辱已久、饱受非议的清政府，无奈而艰难地作出一个决定：开战！

至此，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史称“中日甲午之战”（农历甲午年）。

布防

日军突袭清军后，张之洞紧急布防。他首先派湖北按察使陈宝箴赴江宁（南京，两江总督府所在地）与刘坤一会商长江联防，并令湖北水陆防营整兵操练，同时责成湖北枪炮厂加紧生产武器弹药。

接着，他命令湖北提督吴风柱、熊铁生，副将吴元凯率领21个营共万余士兵，北上抗日。同时，他密切关注前线战况，科学合理地分析战局，不断力促朝廷积极开战。随后，他同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取得了联系，想利用他们对日本施加压力。另外他还提议从智利、巴西等国购买军舰，招募一万洋兵，抄日本后路，奇袭东京，迫使日本撤军。

他的这个想法极其大胆、极富创意，堪称天方夜谭，也只有好莱坞的编剧们才能想得出来，但西方列强对待中国十分冷漠，他的这一奇计全部落空。

国际社会坐视不管，张之洞只好从省库提银42万两，从德、奥等国购买了上万支步枪、700万发子弹、30尊大炮、1 400发炮弹等轻重型武器，以支援前线。

至此，湖北省库空空如也，全省军械也搜罗一空，而张之洞也殚精竭虑，病倒于任上。可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已经宣战的清政府还是后劲不足。

黄海惨败

八月十六日，日本陆军对朝鲜首府平壤发起了进攻，清军大败而退。平壤失守后，日军又乘胜追击清军。这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1836—1895年，安徽庐江人），奉命率领定远、镇远、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和广甲等10艘军舰，护送清军赴朝作战。

十八日中午时分，丁汝昌返航途经黄海大东沟海面时，同日本水师舰队遭遇，双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激战，史称“黄海海战”。

丁汝昌执掌的定远号与镇远号是北洋水师从德国定购的两艘装甲战舰，其威力无比。而日军的松岛号旗舰，也是目前世界最强大的军舰之一。这两支装甲舰队的激战，也是世界海战史上装甲舰队的第一次决战，究竟鹿死谁手呢？

在激战之初，北洋水师凭借定远和镇远的巨大威力，先后击中日本的多艘军舰，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可日军舰队很快就改变了战法，他们集中火力攻打北洋水师头号战舰定远，定远招架不住，船身不断中弹起火，而丁汝昌也被打成重伤。

激战五小时后，北洋舰队受到重创。10艘战舰只剩下定远和镇远等4艘军舰，而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和广甲等军舰均被日军击沉或摧毁。其中执掌致远号的北洋水师中军副将、抗日名将邓世昌（1849—1894年，广东番禺人）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随他一起牺牲的还有另外250余名北洋水师官兵！

含泪送别了牺牲的战友后，丁汝昌率领千疮百孔、伤痕累累的定远和镇远等4艘军舰，晃晃悠悠地退回到北洋水师根据地——山东威海刘公岛。

夕阳西下，海面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却是血色一片。望着漂浮在海面上的军舰残骸和战友尸体，活下来的每一个官兵，心里都充满了悲凉和绝望。

因为经此一战，北洋水师的战斗力丧失了一小半！

未来怎么办？未来在哪里？活下来的每一个官兵，心里都没底。

再整军机

九月中下旬，在打败了北洋水师后，日本陆军又兵分两路从鸭绿江同时进攻我国辽东半岛，驻守在那里的清军一触即溃，九连城、安东等战略要地相继失守！

北洋水师的大败和辽东的失守，令清政府无比恐慌。危急关头，慈禧又调整了军机处的班子和前方主帅。

目前的军机处班子，还是十年前中法战争时组建起来的班子。一号人物醇亲王早在四年前就作古了，先他而去的有左宗棠，随他而去的有阎敬铭和许庚身。另外，大学士额勒和布因病刚被免除军机大臣之职。 剩下的军机大臣只有礼亲王世铎、大学士张之万、兵部尚书孙毓汶三人了。

不过在两个月前，军机处又新进了一个人：总理衙门大臣、吏部侍郎徐用仪(1826—1900年，浙江海盐人)。在这四人当中，世铎无为，张之万苍老，孙毓汶和徐用仪主和，他们都无心应战。而且他们都不是帅才，如果让他们坐镇京师，指挥前线作战的话，前线败得更快。因此，军机处必须换人，起码得补充两个人，这两个人必须是坚定主战派，否则大后方还是硬不起来。

在主战派中，户部尚书翁同龢和李鸿藻的声音最亮，声望最高。于是，慈禧又把他们调到了军处机。

十年前，翁、李两人同时被罢；十年后，这两人又同入军机，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但这帮人都太老了，办事不干练，还得补充一个年轻人。于是，慈禧便安排年富力强的刚毅(1837—1900年，满洲镶黄旗人）入参军机。

刚毅历任山西巡抚、江苏巡抚，因为积极主战，深受慈禧赏识，入参军机后，他还兼领礼部侍郎一职。至此，新的军处机班子组建起来了，成员分别是世铎、张之万、翁同龢、李鸿藻、孙毓汶、徐用仪、刚毅。

恭亲王复出

新的军机处班子虽然组织起来了，但其力量和阵容还是不够强大，特别是缺少一个核心的领袖人物。军机处领班大臣世铎能力平庸，他曾于光绪皇帝亲政时就请求辞职，但慈禧没批。他虽然有自知之明，但不能掌控全局，必须得安排一个位高权重的人来统领军机，就像十年前，醇亲王出山统领军机处一样。

这时候，慈禧想到了一个人：退野十年的恭亲王奕訢。奕訢刚过花甲之年，他虽然退野十年，但威望依旧在。

这十年，国家沧桑巨变，朝野物是人非。特别是和他暗战了一辈子的老七奕譞，最终没能熬过他。对此，他该没事偷着乐，可他不悲不喜。

毕竟，权力离他远去了，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是浮云。

这十年，他过得并不好，他晚景凄凉，家庭并不美满。他有四个儿子，长子载澄风流成性，却中年早逝；次子载滢倒还健在，却过继给了他的八弟钟亲王奕詥为嗣；三子载浚和四子载潢均不幸夭折，他最疼爱的二女儿也是先他而去。

白发送黑发人的滋味，奕訢受了好几个轮回，他真是太悲催了。悲催之余，他只好在恭王府花园，品茗、垂钓、抱孙子、抽大烟……

渐渐地，他淡忘了往日的浮华，收获的却是宁静和悲伤。

这十年，他能想到的事，就是在美丽幽静的恭王府孤独终老。可是，中日战火打破了他的这种宁静。他毕竟是爱新觉罗氏的子孙、光绪皇帝的亲伯父，如今朝廷有难，慈禧有请，皇帝有求，臣民呼唤，他不能坐视不管！

尽管他对慈禧有太多的怨恨和不满，但在国家和皇权受到威胁的时候，一种强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迫使他站出来放声大喊：我出山！

是啊，奕訢，你不出山，谁出山？纵观整个王朝，没有谁比你更有声望和威严。于是，退野十年的奕訢临危受命，出任总理衙门大臣，总理海军，统领军机处，督办军务，指挥前线作战。

但奕訢退野前就是妥协求和派的代表人物，十年之后，他能转变政见和立场与日本作战吗？

刘坤一的使命

作为后方统帅，面对李鸿章淮系军团的无能和溃败，奕訢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整山河，调兵遣将。

淮系军团下的北洋水陆师是国内最强大的军队，他们都如此不堪一击，又有哪支军队能代替他们与日军作战呢？奕訢思来想去，觉得目前只有湘军可以拼将一战。湘军的装备和战斗力，虽然不及北洋水陆师，但这是一支历史悠久的部队，奕訢对其情有独钟，深度依赖。因为他和湘军统帅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曾国荃、刘坤一等人，都有着不解之缘。

如今，淮军不行了，湘军统帅一个个撒手西去，奕訢该派谁统兵出征呢？还好，刘坤一健在。奕訢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在他的主张下，朝廷委任刘坤一为前线统帅，统百余营人马，驻守山海关，与日作战！

这是湘军最后的使命，也是刘坤一此生的最后一战。刘坤一，请记住你的使命，使命必达！

统帅后勤

刘坤一调走了，可他治下的两江是防务重地，总督府南京更是日本侵犯的目标，谁来补缺他的位置呢？毋庸置疑，张之洞是最佳人选。

且不说张之洞是坚定、积极的主战派，单凭他在十年前中法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就完全可以接替李鸿章执掌帅印，可他这几年净忙着干大事，无暇编练新军从而导致手下无兵，加上他的资历不及刘坤一，因此在军事方面，他只能排在刘坤一之后。

但在战争到来之际，张之洞在主战派中的表现是最坚定的，也是最积极的。因此，朝廷在对刘坤一委以重任的同时，也把张之洞调到了两江，接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同时出任江宁将军。

如果搁在平时，张之洞是绝对不会离开他经营正旺的湖北，他甚至从未想过离开，这里是他的根据地和自由王国，他要是离开了，一切都将化作乌有。

这一点可以理解。比如，十年前中法战争时，朝廷依张之洞所奏，命令李鸿章接任两广总督执掌帅印，可他却倚老卖老地拒绝了。原因只有一个：他不愿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直隶。但战争来临了，一切都要以国家利益为重，顾全大局。如果都想退居二线，安享其乐的话，那么谁来卫国御敌啊？国要是没了，你还安享个屁？

在这方面，张之洞毫不含糊，朝廷调令一下，他二话没说，抱着病体，立马出发！

他知道此去任重道远，时间却很短，只要战争一结束，只要刘坤一这把老骨头还没被战争摧毁，他就得退回湖北。一切又将在那时重新开始。但愿如此吧。

十月十一日，他抵达了南京。

如果说刘坤一是抗日战争前线统帅的话，那么新任两江总督、江宁将军张之洞就是后勤统帅。朝廷调他署理两江的主要目的，就是发挥他在中法战争中的特长，筹军筹械，筹粮筹饷，然后源源不断地将其运送往前线，再就是防守两江重地。

然而，两江的精兵强将和武器装备全都被刘坤一带走了，防务一片空虚。江南制造局倒是生产枪支弹药，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其产品尽是废铜烂铁，根本打不着火。在张之洞看来，如今的两江无异于十年前的广东。他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但他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必须拼将全力，顾全战局。

没有利器，就无法与敌作战。无奈之下，他又紧急筹措军费，先劝令盐商捐银100万两，然后向广东、江苏大款富户们借银200万两，再向德、英国洋行借款200万磅，先后定购两万多支快枪、170多尊大炮、600万发子弹和100万枚炮弹。

购买了这些军械后，他分给了刘坤一一半，剩下的则支援台湾、烟台、威海等防务重地以及北上抗日的部队。

在北上抗日的部队中，就有张之洞的清流兄弟、湖南巡抚吴大澂率领的3万湘军。他是主动请缨的，张之洞深为他高兴，并援助了他100多尊大炮。

这时，山东半岛遭遇日军威胁，山东巡抚李秉衡前来求援，张之洞闻讯立即派兵支援，并送去了1 300支快枪、100万发子弹和2尊大炮。

李秉衡原来是张之洞在山西任上的幕僚和属官，中法战争中，他又在张之洞的麾下听用，他见识了张之洞的大气和智慧。这次得到张之洞的解囊相助后，他满怀感激地说：“我公统筹大局，谋国之忠，与人之厚，深钦佩！”

张之洞此举不仅感动了李秉衡，也感动了他的政敌李鸿章，李鸿章特意发电感谢和赞美他：“你力顾大局，我感佩你的英名！”

张之洞很欣慰，但有一件事情让他忧心如焚：北上抗日部队行动不快，军械、粮饷更是运输缓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铁路没有修通。要是有一条贯通南北的铁路，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而这个问题，张之洞早在广东任上就提出来了，他主张修建卢汉铁路，朝廷也批准了，可在李鸿章的算计下，修路计划破灭了。直到战争来了，那些力阻修路甚至搞阴谋的人才悔悟过来，可为时太晚。

眼下，必须采取补救措施。于是，他立即在江苏扬州至辽宁锦州沿线设江南转运局13处，每处雇大车300辆，并租购了近20只轮船，分水陆两路向前线运送粮饷、军械。

在支援前线的同时，张之洞也紧急着手两江的防务。他首先调令老部将冯子材率军北上，驻守镇江。他相信冯子材的能力，也希望冯子材能再创镇南关大捷那样的辉煌战绩，可冯子材已是76岁的高龄了，只怕是今非昔比。随后，他全面巡视沿江各炮台，及时添置、改造炮台炮位，加强防守，严阵以待。

二、独撑败局，坚守唯美

求和

就在张之洞全力以赴统筹后勤、支援前线的时候，前线竟一次次传来败讯。

十月十日，日本水陆军攻占金州，随后又对大连发起了进攻，大连失守。

这一天，正是慈禧的60寿辰。她为了自己高兴，竟然不顾大连的沦陷而传旨听戏3天！

日军攻占大连后，又向旅顺进发，驻守在那里的淮军浴血奋战，怎奈手里的家伙不如人家，于是节节败退，丢城弃池，而刘坤一和吴大澂率领的湘军更是不堪一战。

刘坤一没能完成使命，就连张之洞派出的万余湖北军，也是一触即败。很快，旅顺失守。

慈禧、恭亲王、李鸿章担心东三省全部沦陷，于是再次想到了求和。恭亲王的政见和立场果然没变。他这次出山，毫无作用。此后几年，他一直默默无闻。

这次出山同以往一样，只要对方一硬，他就立马服软，于是请求英国和美国出面调停战争，并派驻美公使张荫桓(1837—1900年，广东南海人)和湖南代理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邵友濂刚从台湾巡抚任上调到湖南，他补吴大澂的空缺。原布政使唐景崧升任台湾巡抚。

张之洞对清政府的主动求和极其不满，他上疏反对道：“日寇无故向我开战，其狼子野心昭然若见，他们断不肯和。如果答应他们的条件，中国将不能立国。目前谈判，断不能成，张、邵此行，恐怕没有任何益处！”

事情如他所料，日本急于扩张，视谈判为扯淡，他们甚至还嫌张、邵不够格，拒绝谈判。但前线暂时安定了下来。清军稍稍喘了一口气，可日军却趁此机会，酝酿了一个更狠的侵略计划：悄然增兵，攻占山东威海，直捣北洋水师的老窝！

北洋水师覆灭

威海刘公岛是北洋水师的根据地。

光绪十四年（1888年）冬月十五日，水洋水师在威海刘公岛成立。成立之初，北洋水师的装备和战斗力排在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经过李鸿章多年的经营，水洋水师已拥有50余艘各类军舰。

这次日军进攻威海，就是要歼灭北洋水师。北洋水师是中国最强大的海军部队，只要歼灭了它，日军在中国将畅通无阻，所到之处将如入无人之境。

后来的事实证明，日军的如意算盘打对了。

且说丁汝昌退回威海后，被革职留任。在威海防务上，丁汝昌对清军陆军的作战能力表示担心，他建议炸毁陆路海岸炮台。

不料，这又成了他“通敌误国”的罪证，朝廷下令将他交刑部治罪。后来在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朝廷才同意在战事结束后，再将他解送刑部。丁汝昌当时所处的环境虽十分艰难，但他力图振作，积极备战。

腊月二十五日，日军水陆军在山东荣成登陆，并决定由陆军抄袭威海大后方。

第二天，朝廷命丁汝昌率领舰队夜间突袭日军舰艇，可丁汝昌在这时犹豫了：定远号要是被日军捕获了，反被日军用来打我北洋水师该怎么办？想到此，他没有执行朝廷的命令，而战机也就此消逝。

大年三十，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给丁汝昌送了一封劝降书，丁汝昌不为所动，他决心死战到底，并把劝降书上交李鸿章，以表明心迹。就在这一天，日军兵分南北两路进攻威海。战争就此打响，此战史称“威海卫海战”。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初五，北路日军夹攻南岸炮台。丁汝昌率靖远号等5舰在海上支援南岸炮台。但因众寡悬殊，南岸炮台失守。

正月初七，日军又攻击北岸炮台，丁汝昌率敢死队登北岸破毁炮台。但为时已晚，北岸炮台很快失守！南北炮台相继失守，坐困于威海港刘公岛的北洋舰队，便陷于日军海陆包围之中。

丁汝昌被困于孤岛之上后，立即请求山东巡抚李秉衡和朝廷派兵救援，但李秉衡和朝廷都未能及时派兵。此后，日本水陆两军合兵一处，利用已占领的陆路炮台，连日攻击北洋水师舰队。

正月十一日，日本鱼雷艇夜间偷袭定远号，定远遭受重创，丁汝昌便移督镇远号。然而，他的部下王平却率11艘鱼雷艇队集体逃亡，刘公岛的形势进一步恶化。

正月十五日，日军水陆两军同时向威海港内猛烈开火，定远号再受重创。第二天，代替丁汝昌执掌定远号的右翼总兵刘步蟾下令炸毁定远号，以免资敌。定远号沉没后，刘步蟾也自杀殉国。与此同时，丁汝昌的镇远号也严重损毁，于是他便移登靖远号迎战，不料靖远又惨中日军陆路炮弹。情急之下，丁汝昌欲与靖远共存亡，却被部下誓死救上了小船。

正月十七日，丁汝昌见李秉衡和朝廷援军还迟迟不到，便绝望地一声悲叹：“北洋舰队已被国家抛弃了！我也不想活了，我没有活路了！”当天晚上，他服毒自杀！

丁汝昌自杀第二天，他的部下威海营务处候选道牛昶炳在日军的怂恿下，盗用他的名义，同日军签订了卖国求荣的《威海降约》。

正月二十三日，日军大摇大摆地开进威海港，清政府和李鸿章花费上千万两白银，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舰队，至此全军覆灭！

因为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中国大败，朝廷便裁撤了海军衙门。海军衙门从组建到结束，只持续了十年时间。

败因何在

看到这里，相信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疑问：北洋水师不是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吗？怎么连小日本的水师舰队都干不过呢？

综合分析一下，我认为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北洋水师平时在战术训练上不够重视，在战略布局上不够科学，在战舰操作上不够精练。这些方面，日军都强过北洋水师，北洋水师必败无疑。

第二，日本自从光绪十三年（1887年）制定《征讨清国策》后，就疯狂地扩张海军装备。截至中日开战之前，日本水师的整体实力就已经超过了北洋水师。北洋水师的“世界第六，亚洲第一”已成为历史。

第三，北洋水师组建之后，没有再添置任何军舰，而军舰是不断更新换代的，七年的时间足以让日本迎头赶上。

北洋水师为什么没有添置军舰呢？原因在于慈禧和翁同龢。

慈禧的原因，前面作过交代：她为了修建颐和园，一共挪用了600万海军经费。整个北洋水师舰队造价是一千万两银，她挪用了那么多钱，北洋水师哪有能力更新军舰啊？

如此说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慈禧是罪魁祸首。

海军经费都被慈禧挪用了，李鸿章只好奏请朝廷拨款。因为日本水师舰队的突然猛进，也让他感到了一丝后怕，早在1891年，他就争取到了朝廷的500万拨款。

可是，这笔款子被户部尚书翁同龢死死地卡住了。《中国海军大事记》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四月（1891年），户部决定将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有银子解部充饷。”也就是说，李鸿章奏请的那500万拨款，被户部尚书翁同龢克扣下来充饷了，而他更新军舰的计划也被翁同龢推迟了两年。

后来，李鸿章再三力奏朝廷拨款，可翁同龢又从中作梗，他是死活不给钱，就连光绪皇帝也拿他没办法。最终，北洋水师一直没能更新或添置军舰，直到中日战争爆发。

翁、李之仇

翁同龢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他和李鸿章是死敌。翁同龢和李鸿章的仇恨由来已久。这要追溯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弃城逃跑被参劾的那件事。

本书前面提到参劾翁同书的人是曾国藩，其实代替曾国藩撰写奏折的人却是李鸿章。李鸿章的这道奏折写得非常给力，既锋芒内敛，又暗藏杀机，难怪朝廷要判翁同书死刑。

因为这道奏折，李鸿章得罪了翁家，也与翁同龢结下了怨仇。以后，只要抓到了李鸿章的把柄，或者看他不顺眼，翁同龢都要借机参他一本，两个人的成见和矛盾越来越深。

翁同龢对待李鸿章，比对待张之洞还要狠！他反感打压张之洞，但他和张之洞之间没有深仇大恨。他扣钱打压李鸿章，却是要把李鸿章往死里整。

《蜷庐随笔》中记载了翁同龢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由此可见，翁同龢早就算计好了李鸿章，他是想让李鸿章垮台。在他看来，克扣海军经费，就搞垮了北洋水师，搞垮了北洋水师，就搞垮了李鸿章。

他这个老糊涂在干这件事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搞垮了北洋水师和李鸿章，是不是就等于搞垮了大清国呢？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他还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

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光绪皇帝也告诫翁同龢：“朕知道当年因李鸿章弹劾令兄翁同书一事，你们结下宿怨。但你们都是朝廷的股肱之臣，总要和衷共济才好，千万不可因私而废公。”这句话虽然出自文艺作品，却源自真实的历史事件。

然而，翁同龢没有遵听光绪皇帝的告诫。他竟然把自己和李鸿章的私仇凌驾在国家利益之上。作为军机大臣，他没以大局为重，却处处为难李鸿章，甚至借日本人之手来报复一己之恨，结果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中国大败，实在是罪不容诛！

慈禧和翁同龢这对黄金搭档，一个挪用海军经费，一个克扣海军经费，他们一上一下配合得天衣无缝，北洋水师安能不灭？

北洋水师覆灭还有一个原因：山东巡抚李秉衡和朝廷调遣援军不力，援军行动迟缓，水陆两军配合失调，从而导致北洋水师陷入日军包围之中，覆灭已成定局。而朝廷调遣援军不力，援军行动迟缓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铁路，否则北洋水师的下场也不至于如此惨烈。

没有铁路的结果，再次敲打着清王朝统治者的心灵。他们也许很后悔，也许想到了张之洞，但一切都于事无补。

李鸿章再陷“卖国门”

北洋水师覆灭，也为日本侵略中国增添了更大的筹码。他们认为谈判时机已到，便点名李鸿章为中方的全权代表。因为他们深知李鸿章的对外主张和谈判特点，而且在谈判这方面，李鸿章是中国的一把手。

至于谈判地点，日本先是定于旅顺，后来又改为日本马关。总之，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打败仗的清政府只有卑服的份儿。

但张之洞坚决反对议和，他再三致电李鸿章：“议和不过是为了换取目前暂时安宁，其实目前并不安宁，这种深以为辱的谈判，还是不要谈！”然而，他的主张被李鸿章驳了回来。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在日本马关同日本签订了他有生以来最丧权、最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殖民地；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日本通商口岸；同意日军继续占领威海、刘公岛要塞。

这份条约签订后，朝野震惊，举国悲痛，全国臣民高喊拒绝，齐声痛骂李鸿章是卖国贼，并纷纷要求朝廷处死他！李鸿章再次陷入“卖国门”。

李鸿章怎评说

李鸿章究竟是不是卖国贼，这个争议一直持续到今天。今天，历史仍然没有给他一个完整而客观的评价。对于李鸿章，我也不好评价，但有几个问题，我要说明一下：

第一，中国战败和北洋水师覆灭的责任，不完全在他。他负有管理不善、训练无方、指挥无能的领导责任。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清朝统治阶级的黑暗腐败和大臣之间的相互算计，比如慈禧挪用海军经费，翁同龢公报私仇克扣海军经费等。

李鸿章早就意识到了日本水师舰队赶超中国的危害性，并致力于海防建设与发展，但由于慈禧和翁同龢的阻碍，中国海防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因此，板子不能打在他一个人身上。

第二，李鸿章正是意识到了日本海军装备和战斗力已经超出了中国，他才妥协求和，妥协求和是为了避免战争，避免战争为了保存实力，保存实力是为了徐图自强。从这一点上来说，妥协求和不能和卖国求荣画等号。而徐图自强这一战略思想，是李鸿章的一生的执政思想，虽然颇具争议，但也用心良苦。

第三，李鸿章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是代表清政府签字，其实清政府每一次同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都是他代表签字的，这见怪不怪。这次中日谈判之前，清政府已然答应了日本提出的条件。如果说他是卖国贼，那么他就是清政府的替罪羊。

当然，在这次谈判中，他也犯了严重的个人错误，那就是他没有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而导致宝岛台湾被日本侵占长达50年之久。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行为确实很卖国。但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既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也要进行一下角色互换。

假如李鸿章像张之洞那样立场坚定，据理力争，《马关条约》也许不会签订，但日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接着打，以中国当时的军事实力，肯定会接着败。败了之后再谈判，谈判的结果会怎样？不得而知。

假如谈判代表换成了翁同龢和李鸿藻那样的主战派，他们也会坚定立场，据理力争，但《马关条约》未必会改写，中日战争未必会停止，结果会怎样？也不得而知。

假如谈判代表换作兄弟你，结果会怎样？还是不得而知。

因此，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李鸿章面临的抉择，其实是很艰难的，他在签订条约的时候，考虑过生前事和身后名，但他必须作出选择。

我不是替李鸿章辩解什么，我只是强调：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站在历史的角度，结合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可以批评，可以警戒，但无须苛求，也无须谩骂。因为你苛求和谩骂很没用，一切已然发生。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因为背负的骂名太深重，全国臣民的怨愤太强烈，朝廷只好免了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先是令他入阁办事，然后又派他到世界各国游历了一圈。这既是朝廷对他的一种降职处理，也是对他的一种保护。

接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是原云贵总督王文韶（1830—1908年，浙江杭州人）。至此，李鸿章一共在直隶总督任上干了25年，他创造了清朝总督任职一地时间最长的纪录。

不久，他的哥哥李瀚章从两广总督的位子上退了下来，朝廷又命他接任两广总督。

警告太后皇上

好了。无论怎样，张之洞都很生气。他先后五次上疏反对条约，并致电总理衙门，逐条剖析条约的严重危害性，并在奏折中怒斥李鸿章：“但凡有点心肝的人，都不会同意这样的条约。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窥透皇太后、皇上与诸臣倭之心，恐怕连宋朝秦桧和明朝仇鸾的奸佞程度，也没到他这个份儿上！”

愤恨之余，他还力奏朝廷将李鸿章明正典刑，以谢天下。他的意思是让朝廷直接处死李鸿章！他和李鸿章的关系，因为国恨而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与此同时，他对慈禧和光绪皇帝的妥协求和，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坐视神州大地沦为异域，不知后世史书该怎么来书写太后和皇上（皇太后、皇上将如后世名书何）？”

张之洞的这些话说得很给力，也很牛气，他不仅要求朝廷处死李鸿章，还批评指责警告慈禧和光绪，实在是胆大包天。

但这是一个忠臣和名臣正常的反应，尽管很二、很清流。面对国家主权丧失，一个大臣如果没有一丁点儿反应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真的就要完蛋了。因此，时人赞他“直言敢谏，不避权奸，一时无两”。

痛骂了李鸿章，警告了慈禧和光绪后，张之洞又建议朝廷拒绝条约，迁都太原，与日再战，他很自信地说：“关内援军和器械会越集越多，200余营士兵，十几万人马，怎么不能与日一战？”

但无论他怎么愤恨，无论他怎么主战，《马关条约》已签字生效，他无力回天。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阻碍《马关条约》的施行，尽量挽回一些国家主权。

力争主权

《马关条约》签订当天，张之洞就致电他的门生、驻俄公使许景澄(1845—1900年，浙江嘉兴人)，要求他敦请俄国出面阻止日本割占辽东，让他告诉俄方：日本占据辽东，控制了东方海面，其实对俄国不利。

不几天，许景澄回电：俄方已联系法国和德国劝日本减让，意在争回辽东。接到许景澄的回电后，张之洞又立即电告正在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王之春：“你去找法国外交部密商，如果法国能出兵助我威胁日本废除条约，我一定以厚利相报。”不久，王之春回电：法国、俄国正联合德国合力施压日本，相信会有好的结果。

张之洞大喜过望，他一边将情况上奏总理衙门，一边同许景澄和王之春保持密切联系。后来，他的努力终于起到了作用。迫于俄国、法国、德国的施压，日本终于同意放弃占据辽东半岛，但清政府须另赔三千万两银。

虽然损失了一大笔银子，但这比割让辽东半岛要好得多，张之洞功不可没！

《马关条约》规定苏州、沙市、重庆等城市为日本通商口岸，须在半年内开放。但张之洞不想让他治下的苏州成为日本的租界，于是令江苏及苏州官员先行占领繁华商业区，当日本代表前来征地时，张之洞只同意日本把租界开在距苏州城六里之外的荒芜之地。

日本代表气坏了，然后大加威胁，张之洞不为所惧，他淡定地说：“不能让就是不能让，谁怕谁啊，大不了再干一仗！”最终，在他的强硬坚持下，日本只好同意在苏州城六里外的地方开设租界。此举也让意图强占其他繁华商业区的西方列强望而却步。

《马关条约》还规定日本可以在通商口岸从事生产制造，这是以往所有不平等条约从未出现过的条款，这将严重损害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流通。为了限制日本在中国的生产经商活动，张之洞拟定了十九条补救办法，奏请朝廷贯彻执行，并号召官绅商民合力抵制日货。

为了更有力地抵制日货，他还借洋款支持两江商民购机办厂，并把湖北定购的纺织机器低价转让给张謇在江苏南通开办大生纱厂。几经发展，大生纱厂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纺织企业。

抗割台湾

在争取主权方面，张之洞干的最给力的事情就是死保台湾。因为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不能让祖国的宝岛陷入日本之手。

早在中国对日宣战前，张之洞就电告台湾巡抚邵友濂和布政使唐景崧加强战备，以防不测，邵、唐二人深以为然。

不久，邵友濂调任湖南巡抚，唐景崧升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唐景崧受张之洞的指派进入越南招安刘永福，他和刘永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中法战争后，唐景崧授台湾道，随后升任布政使。

这次日本大兵压境，唐景崧深感台湾兵力不足，于是奏请朝廷调令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率领黑旗军进驻台湾。刘永福进驻台湾后，却同唐景崧产生了种种隔阂，两个人的关系越闹越僵。最后，唐景崧竟然处处排挤刘永福。

张之洞闻讯心急如焚，他深知将帅不和乃兵家大忌，于是发挥老领导的作用，极力调和两人和衷共济。在他的多番努力下，唐、刘二人终于和好如初，齐心抗日。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清政府请求英、美出面调停中日战争时，日本就提出过占据台湾的条件，张之洞得知后立即电奏朝廷“台湾万不可弃”，朝廷却置之不理。后来，他径直询问李鸿章，李鸿章竟推说不知情。

张之洞预感到了一丝不祥，他反复致电唐景崧加强防守，防止日军偷袭。果然，第二年二月，日军就进攻澎湖列岛。张之洞闻讯，立即调拨1 600余支枪、100万发子弹及若干军饷运抵台湾。遗憾的是，澎湖列岛还是被日军攻陷。

中日谈判前夕，张之洞又得到了一个消息：日本决意占据台湾，清政府已然同意。

张之洞崩溃极了，他觉得清政府无可指望，于是大举联络清政府驻各国公使，募集洋兵，购买战舰，保卫台湾，但列强的态度依然是坐山观虎斗，他的设想还是没能实现。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决定放弃台湾，并电令唐景崧撤防。张之洞极力反对，他一边紧急联络国际社会，一边鼓励唐景崧、刘永福留守台湾，团结台湾军民，与日死战。

为了解除唐景崧的后顾之忧，他还把唐景崧的老母亲接到南京赡养，并电告唐景崧：“你为国尽忠，我替你尽孝，你就不担心你母亲了。”唐景崧听后感动得哇哇大哭，他当即和刘永福向张之洞表达了死守台湾的决心。可是，清政府再三逼令他俩撤回大陆。

四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再次下达撤防令，唐景崧和刘永福非常难办，而台湾民众却把他们当作救命稻草一样死死地留住了，因为谁也不愿意做侵略者的殖民。

唐景崧和刘永福被深深地感化了。蓦然间，他们作出决定：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留下来。即使被朝廷剁了脑袋，也在所不惜。杀人不过头点地，砍头不过碗大的疤，怕啥呀？作出决定后，唐景崧就电奏朝廷，表达了他不能离开台湾的苦衷，并致电各省请求援助。

张之洞大力肯定唐、刘二人的留台决定，为了支持他们抗日，他又拨出30万两银子，从香港汇丰银行转汇台湾。但他的这一切举动，被一个人尽收眼底——李鸿章。

李鸿章一直担心他破坏条约，于是派人在厦口港口搜集内地支援台湾的情报，张之洞的所作所为，他都了然于胸。

四月二十四日，他向朝廷告状：“在背后指使台湾民众拒绝条约的人，就是张之洞！”

五月初五，朝廷电令张之洞：“台湾的事你不要再过问了，也不要再给台湾拨解粮饷军械了，免生枝节。”

朝廷的态度还算客气，但就在这一天，朝廷竟然派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1855—1934年，字伯行，安徽合肥人，原为李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后过继给李鸿章为长子)赴台湾基隆与日本代表签订了台湾交割文件。

这爷儿俩挺有意思，老子谈判，儿子签字，真是子承父业。但台湾军民不买账，他们质问李经方，你是谁啊？你有什么权力把台湾交给日本？

官二代李经方很不高兴，只听他大声咆哮：“我爸是李鸿章！”

李经方的这声大吼石破天惊，令大家胆战心惊：哎呀妈呀，吓死我们了，赶紧撤吧。

台湾就这样沦陷于日本。

张之洞闻讯，立即电告唐景崧：“不要惧怕日军，台湾地广山险，日军兵少不易进攻，你们只要坚守三个月，国际社会必然会出头管这事，我也会不遗余力支持你们！”

朝廷得知张之洞的态度后，再次电令他不得援台粮饷军械，并命令他在各海口严查私运粮械资台作战的行为。朝廷玩这一手还算高明，张之洞确实很难办，但他的立场依然不变。

台湾沦陷后，台湾军民的抗日**空前高涨，在台湾抗日义军的拥戴下，刘永福自任军事统领，会同台南镇总兵杨泗洪留台抗日。随后，他们在新竹、苗栗、彰化、云林等地与日军开展了激烈的战斗，一共歼敌5 000余人。

遗憾的是，唐景崧最终没能顶住压力，抗日决心全然丧失。不久他弃守台湾，撤回大陆。

唐景崧撤了，台北很快沦陷，清军守将及当地官员四处逃散。这时，只有刘永福的黑旗军和台湾义军在台南抗战。于是，张之洞只好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刘永福的身上。

可刘永福弹尽粮绝，台湾要地接连失守，他连连致电张之洞求援：“天下只有老首长您一人顾全大局，痛哭流血。可我这里更流血啊，我求您速速设法救援，我和台湾是生是死，全靠您一人了，您可一定要信守诺言啊！”

听了刘永福的这番话，张之洞的心真的在流血。他毅然不顾朝廷的禁令，一边同闽浙总督边宝泉商议援台事宜，一边密令部属以私人的名义筹款援台，很快募得3万两银。

然而朝廷和李鸿章一直严防着张之洞，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李鸿章的监视之下。清政府唯恐得罪日本而吃不了兜着走，便再次严令张之洞不得接济台湾！

事不过三，作为臣子，张之洞不敢再违抗命令了，否则不仅会丢官帽，甚至会掉脑袋。

无奈，他痛苦而悲伤地电告刘永福：“老刘，你毅然守台数月，虽未大功告成，但也名垂千古，我深感敬佩。如今我回天无力，是去是留，你自便吧。鄙人我不敢再过问这事了，也不敢再支援你粮饷军械了，朝廷给我下了三道严令，我不敢再违抗了，也只好对你说声对不起了，务请原谅。同时也对台湾人民说声对不起，也请原谅！”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没有了张之洞的支援，刘永福还打什么仗啊！

九月初四，随着台南最后一个抗日据点失守，弹尽粮绝的刘永福被迫撤回厦门。至此，台湾全部沦陷日本。

直到民国三十四年七月初八，公元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宣布无条件投降，被侵占了50年之久的台湾，才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遥想当年，张之洞虽然没能保住台湾，但他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和一个王朝抗衡，特别是一个极其窝囊腐朽的王朝。

在前线炮火弥漫中，在清军节节败退中，在朝廷卖国求荣中，张之洞始终在大后方苦撑着，抗争着，拼命着。但战争的结局，他无法改写，他唯有苦撑。对此，我们不免有这样一种感觉：在败局和卖国已定的情况下，张之洞一个人在坚守着国家主权的底限。

一个人坚守一个国家的底限，注定是孤独而失败的，但也是唯美动人的，可歌可泣的。

尽管时光远去了百年，但每每联想起他当年那踽踽而行的孤影以及他那像人像猫又像猴的身形，我们会心酸，会温暖，也会感动……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到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他这样的精神和力量。

这是一种民族精神！需要振兴，更需要传承！